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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晓东往期精选程章灿｜学术翻译的软肋——对欧美汉学论著之中译诸问题的思考重磅！2023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评选揭晓！

System来拼写姓名，有的采用其他的一些拼写方案，最难办的是，有时他们并不依据普通话（国语）读音，而是根据方言（粤语、客家话、厦门话）等读音，发音不易，还原更难。如著名汉学家兼翻译家刘殿爵（D.

河西汉简所见“胡译”“羌译”“羌胡译”“匈奴译”傅有德（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翻译与文明互鉴：从文化学的视角看一波（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哲学系）中国的话语权：翻译在当代中国的意义

|《文史哲》2024年第1期，第126-136页扩展阅读同源异流：东方墨家与秦墨

L.Shaughnessy），芝加哥大学教授论“乐府”作为文体概念的确立——从挚虞到刘勰摘

邹晓东往期精选国剧运动对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想象与实践悖论｜周琦陈怀宇：中国史学走向世界——1956年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附新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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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晓东往期精选陈怀宇：中国史学走向世界——1956年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附新书后记）卢振华自费为《文史哲》发稿费｜姜宝昌

编者按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缘起于20世纪上半叶，对传统中国社会形态的定性与分期研究，关乎着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探索与抉择。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与争鸣完全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框架下全方位展开。1956年中国大陆学者参加在巴黎举办的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中国大陆学者有效地向国际学界介绍了基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分期理论。其时适逢欧洲学者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也热衷于经济社会史研究思路，遂引发了国际大论战。这次论战参与者包括当时欧美地区知名中国学家如蒲立本、史华慈、傅吾康、白乐日、齐赫文斯基等，甚至连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等也注意到这次大论战，可谓20世纪学术史上中国史学影响最为广泛的一次国际大讨论。这样的大论战不仅是学术全球化的结果，也是冷战初期欧美知识界深受左翼思潮影响的必然产物。陈怀宇《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以1956年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为中心》一文对此进行了高屋建瓴的述评。作

人物简介卢振华（1911-1979），字南乔，湖北黄冈人。1937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6年北上青岛，到山东大学执教，历任山东大学副教授、教授，历史系亚洲史教研室、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文史哲》编委。新中国成立后，卢振华参加了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为《南史》和《梁书》整理点校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卢振华作

邹晓东往期精选从职位到官位：以魏晋南北朝的中正为例｜刘啸新世界：抗战初期“晋察冀”的叙事生产与地方言说

Indias）就是彼时西班牙负责海外行政、司法和立法事务的最高权力机关。从《献词》中我们解读到，门多萨编著《中华大帝国史》时的身份是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FelipeII

Ebrey）曾从《朱子家礼》入手，将朱熹等人的礼学活动归纳为儒学的“下行思想”（lower-order

邹晓东往期精选陈来｜《文史哲》：一份值得信赖的古典学术名刊“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非功利初衷与功利化困境

编者按在2021年《文史哲》创刊70周年纪念会上，著名学者陈来先生代表学界致词，表示“七十年来，《文史哲》以学术问题为导向，秉持主旋律与多样性、时代性与历史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办刊理念，推陈出新，与时俱进，所刊出的系列优秀论文在学术史上都具有标志性和里程碑意义”。陈先生这一评价，可以说代表了新中国数代学人的心声，对于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办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更是巨大的鞭策。作

邹晓东往期精选2023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评选活动开启！“北齐张谟墓志”辨伪

导语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为及时发现和总结人文学术领域的新现象、新问题和新进展，推动人文学术研究进一步繁荣与进步，提升社会公众对人文学术的认知度和关注度，自2014年始，《文史哲》杂志与《中华读书报》联袂开展“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评选活动，迄今已逾十年。自举办以来，“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评选活动始终立足人文学术研究的前沿，关注人文学术发展的走向，注重发掘具有时代意义和学术史价值的学术热点，得到了人文学界和社会各界的积极反馈与鼎力支持，取得了良好的学术与社会效果。为进一步提升热点评选活动的权威性和客观性，承续此前评选活动的成功经验，2023年度的热点评选活动，除邀请人文领域知名学者参与推荐外，我们继续欢迎对人文学术感兴趣的广大读者参与到热点条目的推荐活动中来。兹将2023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评选活动的相关信息公布如下，期待您的参与。一、评选宗旨1.弘扬中华文化，繁荣学术研究2.彰显人文热点，引领学术潮流二、推选原则1.人文性。热点条目限为人文学科领域的话题或事件。2.宏观性。热点条目应具备跨学科的公共性或覆盖面。3.思想性。热点条目应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见解深度。4.学术性。热点条目应具有学术史尺度上的价值和意义。5.前沿性。热点条目应反映学术研究的最新突破和进展。6.关注度。热点条目应具备一定的社会认知度和影响力。三、评选程序1.点击下方链接获取推荐表。填写热点条目、推荐理由及联系方式后，发送至

|《文史哲》2023年第6期，第131-140页扩展阅读五行究竟是单线起源还是多重起源？|

Balfour）所写的《道教论》。顺便可以提一句，这位巴尔弗曾经早在十年前也就是1884年，就写了一本《道教典籍：伦理、政治与思想》（Taoist

传说与史迹：故事眼光下史学的转向——“古史辨”对中国现代史学的推动（一）扩展阅读五四运动为何会突然爆发？|

《文史哲》与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周末悦读|学术翻译的软肋——对欧美汉学论著之中译诸问题的思考当今国际小说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莫莱蒂（Franco

137本文由“壹伴编辑器”提供技术支持中国文论研究以“虎”赋形背后的汇合与分叉——海子和布劳提根的死亡意识比较研究黄潇

。与会的东方的东方美学研究们者对国际美学界的这一现状并不满意，闵周植在文中介绍说“与会代表取得的共识是：处在世纪之交的转折关头，我们作为东方学者，有着阐释东方艺术精神、进而弘扬东方文化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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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流转”的完美逻辑与道德心态——传统中国“命运”信念的社会学阐释扩展阅读为什么中国人的“公德”与“私德”会产生反转？|

胡厚宣与中国上古史的重建之路——以《甲骨学商史论丛》为中心的考察扩展阅读丁山：“耿介拔俗”的一代史学巨匠！|

Boldaq），意为七孤山，是曲雕阿兰地域的七座山丘。失勒斤扯克（Silginčeg）是山名，田清波释silgin为草本植物山芸香，加构词后缀-čeg，义为生长山芸香的山丘（la

|《文史哲》2023年第6期，第28-37页扩展阅读如何生活：一个广义的哲学问题

人文学术名刊——《文史哲》《文史哲》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山东大学主办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由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编辑、出版，通过全国各地邮局和国际书店发行。刊号CN

黎虎（1936-2022），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原

人物简介路遥，原名吴松龄。1927年生，著名历史学家，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自20世纪

者：李向平，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席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胡厚宣与中国上古史的重建之路——以《甲骨学商史论丛》为中心的考察摘

邹晓东往期精选“复古”青铜罍与“半月形”边缘地带的华夏认同

近日，丝路书香工程办公室发布了2023年“丝路书香工程”项目名单，《〈文史哲〉与中国人文学术编年（1951-2021）》（波斯文版）一书入选。《〈文史哲〉与中国人文学术编年（1951-2021）》一书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郭震旦教授编撰，全书按时间顺序，系统梳理了《文史哲》自创刊以来七十年的发展历程，全面介绍了期刊自身的重大事件、与期刊密切相关的重大文化事件以及每期杂志所刊发的重要文章，重点展示了《文史哲》杂志的发展脉络。《文史哲》创办于1951年5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办最早、影响最大的高校文科学报和人文社会科学杂志。创刊伊始，《文史哲》就以“百家争鸣”为办刊原则，勇于引领学术风尚，在波澜壮阔的当代中国学术画卷中绘就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作为20世纪后半期至21世纪前20年文史哲领域各种学术思潮的引领者和参与者，《文史哲》杂志见证了当代中国学术的风风雨雨和起起落落，更以其卓然不群的学术水准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界最具影响力的领军刊物。《文史哲》杂志的历程，最能折射出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轨迹。新成立的《文史哲》杂志是同人杂志，由华岗任社长，杨向奎任主编，文、史两系著名学者如陆侃如、冯沅君、高亨、萧涤非、杨向奎、童书业、王仲荦、张维华、黄云眉、郑鹤声、赵俪生等构成了最初的编辑班底。“那时，数以十计的文科骨干教师，都是《文史哲》的热心发起者、组织者、撰稿者。他们写稿不取稿酬，有的甚至拿出自己的薪金，为刊物代付校外作者的稿酬，还无偿地承担刊物的审稿、改稿、校对、发行等一系列工作。靠着文科广大教师热爱刊物的一颗心，《文史哲》才得以顺利地降生和茁壮地生长起来。”（萧涤非：《总结经验，继续前进》，《文史哲》1986年第5期）1952年，《文史哲》第一届编委会合影自打《文史哲》创刊，就把“扶植小人物”当成自己的学术使命，大力发掘和推举学术新秀。社长华岗规定，《文史哲》每期要尽可能推出一个新作者，每期至少要有一篇与现实相关的文章。在《文史哲》的识拔和鼓励之下，一批青年学者脱颖而出，从《文史哲》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李希凡、蓝翎、李泽厚、汝信、庞朴、张传玺、葛懋春、汤志钧等著名学者的成长足迹均在《文史哲》的历程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他们或在《文史哲》上发表了处女作，或在《文史哲》上发表了成名作，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的中坚力量，构成了当代中国学术中具有特殊标记——由《文史哲》推出——的一个学术群体。改革开放以后，《文史哲》杂志继续恪守“扶植新人”的办刊方针，又培植了大量学术新秀，把包括山东大学大量青年教师在内的一大批学术新秀推到了不同学科的前沿地带。《文史哲》杂志以善于扶植学术新人、识拔“小人物”而闻名于学界。“延揽大学者”也是《文史哲》从创刊就形成的优良传统。《文史哲》甫一创刊，就展露出大刊气象，一大批著名学者，像王亚南、吕振羽、顾颉刚、周谷城、杨宽、罗尔纲、黄药眠、陈登原、陈直、杨超、陈子展、齐思和、严北溟、周汝昌、程千帆、日知（林志纯）、阴法鲁、任继愈、季羡林、何兹全、傅振伦、谭丕模、孙作云等先生都慷慨赐稿，把自己的得意之作，首选在《文史哲》发表。70年来，这一传统一直为《文史哲》所执守，成为《文史哲》质量的保证。1998年，季羡林先生曾不无感慨地说：“全国有关人文社会科学的杂志为数极多，但真正享有盛誉者颇不多见，山大《文史哲》系其中之一，在上面发表一篇文章，顿有一登龙门之感。”山东大学（青岛）文学馆《文史哲》杂志诞生地20世纪50年代的山东大学以推动学术界向马克思主义学术转变而著名，这一特征也鲜明地体现在《文史哲》杂志上。《文史哲》创刊后，发表了大量阐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和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具体历史问题的文章，并在一系列重要历史问题上展开争鸣，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1951年初秋，华岗同志作为山东大学上任不久的校长，他应华东局和华东军政委员会邀请，曾到上海‘述职’。陈毅元帅在一次宴请会上，曾盛赞《文史哲》开风气之先，各高等院校都应当仿效。他还语重心长地说：一个综合性大学就是要做到教学与科研并重，并随时将成果公之于众，而校刊、学报正是传播的最好工具。”（罗竹风：《回顾以往，激励未来》，《文史哲》1986年第5期）正是因为受到中央高层的关注，当时的《文史哲》引起了日本学术界的注意。郭沫若赴日考察时，应日本方面的要求，曾专门携带50本《文史哲》进行交流。1955年12月，高教部来函要求山东大学赠送《文史哲》给苏联科学院图书馆，以代表国家进行书刊交换。1956年2月，高教部同意山东大学与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交换《文史哲》。同年，高教部又来函要求山东大学以图书馆的名义向日本名古屋大学文学部古川道雄等学者赠送《文史哲》，并同意山东大学以《文史哲》与越南的《文史地》及日本《中国年鉴》等进行学术交流。在当时文化领域相对隔绝的时代，《文史哲》充当了国际汉学界了解中国文化的一扇窗户，为中国文化步出国门、让世界了解新生的共和国在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文史哲》对繁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学术起到了巨大作用。《文史哲》创刊之时，正值新生的共和国百废待举之际，一大批民国时期的杂志纷纷停刊，在新形势下应运而生的学术杂志只有1949年创刊的《新建设》《学习》以及1951年1月创刊的《新史学通讯》等少数几家。在学术界有着广泛影响的《历史研究》要迟至1954年才创刊，《学术月刊》是更后面的1957年创刊，《北京大学学报》是1955年创刊，《文史哲》创刊时学术杂志可谓寥寥无几。而新意识形态在学术领域的流布与贯彻、新研究方向的开辟、新学术成果的交流、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人才的培养都亟须高水平的学术杂志作为支撑，对民国旧学术的改造，更使刊行新学术杂志成为当务之急。所以，《文史哲》甫一问世，就超越山东大学的围墙，迅速聚拢了全国学术界的力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范围内的一个学术中心，从而一举奠定了《文史哲》在现代中国学术杂志的领先地位。“它在当时是与北京的《新建设》、上海的《学术月刊》鼎足而三的。”（罗竹风：《回顾以往，激励未来》）这一点从《文史哲》不断攀升的发行量上也可以得到充分体现。创办时期，邮局不给发行，编辑部只得依靠朋友和同行推销。1953年后，销路大增。1954年时，印数已达13万册。1955年，这一数字又激增至27万册。到1973年，竟演出《文史哲》发行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幕：邮局征订数飙升至70多万册（但因纸张供应不足，仅限量发行24万册）。“文革”结束后，发行量长期稳定在3万至4万册。迄今，《文史哲》发行量仍居全国同类社科期刊之首。引领重大学术论争是70年来《文史哲》最重要的学术品格。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文史哲》就以“预”学术潮流为使命，不断发掘新的选题，展开大规模的争鸣，并因此而蜚声于海内外。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史学发展主体的“五朵金花”讨论（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讨论、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至少有“三朵”（古史分期、农民起义、资本主义萌芽讨论）是由《文史哲》播下种子并盛开在《文史哲》杂志上的，这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中可谓笑傲天下，独领风骚。肇端于《文史哲》的“红楼梦研究”大讨论，更因毛泽东主席的关注而成为一场重大的意识形态事件、学术史事件。改革开放以来，《文史哲》在新的学术语境下不断深耕中国古典人文研究，通过一系列颇具识别度的选题策划与议题设置形成了兼具厚重性与时代气息的古典学术风格。1984年第1期所组织刊发的《文化史研究笔谈》，被学界视为1980年代“文化热”之肇端。1998年第3期邀约张岱年、季羡林、蔡尚思、郭齐勇、张立文、李申等著名专家学者就“儒学是否宗教”展开讨论，所达成的关于儒学终极关怀功能的重叠共识如今已经成为学界常识。著名学者蔡尚思曾评价道：“《文史哲》致力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因而繁荣学术，功不可没！”山东大学之所以形成“文史见长”的学术传统，与《文史哲》的创办密不可分。近十余年来，《文史哲》杂志的古典学风格逐渐由原来的自发状态而表现为某种自觉意识。2006年创办的“疑古与释古”栏目，为讨论夏商周断代工程引发的一系列中华文明溯源问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高端平台。2013年创设的“重估儒学价值”栏目，不温不火地针对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反传统”思潮，敞开着探讨传统儒学与中国现代化之路之间关系的新一轮空间。2020年发起的“公私德之辨”讨论，当年即成为学界关注的热门议题。此外，《文史哲》编辑部还通过举办高端论坛、与《中华读书报》联袂评选发布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等方式，发挥议题设置与引领作用。2010年举办的“秦至清末：中国社会形态问题”人文高端论坛，以焕然一新的面目接续了“十七年”史学的相关讨论，高规格聚拢、激发了当今学界对“传统中国社会形态”的最新认识。2014、2017、2018年三度举办的“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人文高端论坛，则旨在激励中国古典人文学界在未来人类社会应该如何组织的问题上有针对性地释放本土传统智慧。正如当今著名学者陈来先生在《文史哲》创刊七十周年纪念会上所言，“七十年来，《文史哲》以学术问题为导向，秉持主旋律与多样性、时代性与历史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办刊理念，推陈出新，与时俱进，所刊出的系列优秀论文在学术史上都具有标志性和里程碑意义”，不但“是中国高校文科学报的一个传奇、一面旗帜”，而且“在海外也有着广泛的学术清誉，是西方汉学家最为看重的少数几家中国人文学术杂志之一”。《文史哲》素被学界称为“高等学校文科学报之王”，现今已发行至3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发行量一直高居国内学报界之榜首，2008年海外订户高达545家，世界著名大学图书馆大都有订阅、收藏《文史哲》，哈佛大学更将《文史哲》与《历史研究》《考古》《文物》列为所推重的四家中国大陆学术期刊。2010年，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第三批名刊工程座谈会讲话中将《文史哲》作为高校学报国际化的典型予以嘉许。由原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于友先、副署长梁衡主编的《新中国期刊五十年》赞扬《文史哲》是“求实求真的学术名刊”。于友先在《百刊风采：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巡礼》（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的序言中还对《文史哲》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说：“可以理解一本《考古》或《中国社会科学》《文史哲》等对一个学术文化工作者的重要意义。”《文史哲》创刊号《文史哲》侧重于中国古典学术研究，古典性和高端性是其所着力打造的特色；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其一贯的办刊风格，尊奉“昌明传统学术，锻铸人文新知，植根汉语世界，融入全球文明”则是其始终不渝的办刊宗旨。《文史哲》的最终目标，是传承本土人文研究的学统，进一步深入世界汉学学术圈，跻身世界汉学名刊之林。作为共和国期刊的一份子，《文史哲》不但是70年中国人文学术的见证者、参与者，更是引领中国人文学术发展的方向。70年来，伴随着国情的巨变，中国学术的时代课题屡屡阶段性发生大幅度转移，而在这一过程中，《文史哲》一直当仁不让地站在前排。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从民国学术向共和国学术的范式更新，还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绵延至今的传统文化复兴运动，抑或是21世纪以来中国学术“走出去”的热潮，在这些开风气之先的学术主流的转换过程中，《文史哲》都是当之无愧的领军刊物。70年间，在《文史哲》上所展开的此起彼伏的论战和争鸣，堪称了解当代中国学术旨趣及思想气候变化的最佳指南。“丝路书香出版工程”是中国新闻出版业唯一进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大项目，于2014年12月5日由中宣部批准立项，是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总体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实施丝路书香工程，旨在加快推动中国精品图书在丝路国家的出版发行。丝路书香工程每年公布一批重点翻译资助项目名单，这些项目发挥了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版交流合作，成为我国文化事业对外交流合作的重要助推力量。《〈文史哲〉与中国人文学术编年（1951-2021）》的入选，使《文史哲》杂志的身影出现在熙熙攘攘的“丝绸之路”上，有助于进一步扩大《文史哲》杂志在海外的影响。《〈文史哲〉与中国人文学术编年》前言纪伯伦曾经写道：“假如一棵树来写自传，那也会像一个民族的历史。”对于一家历经70年岁月洗礼的学术期刊来说，它的传记也会同样扣人心弦。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办最早、影响最大的高校文科学报和人文社会科学杂志，创刊70年来，《文史哲》秉承“百家争鸣”的办刊方针，以“昌明传统学术，锻铸人文新知，植根汉语世界，融入全球文明”为宗旨，在波澜壮阔的当代中国学术画卷中绘就了浓墨重彩的篇章。70年间，在这家杂志上，既有观念的冒险，又有思想的低徊；既有新知的突破，又有传统的坚守；既有广场上的鼎沸，又有空谷里的足音。余英时曾嘉许《文史哲》杂志“一展卷数十年人文思潮之起伏尽收眼底”，这是对《文史哲》70年发展历程最贴切的写照。学术期刊对学术发展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好的刊物不仅是学术的载体，更能引领学术发展的方向。享有盛誉的《经济与社会史年鉴》不仅被公认为世界史学的重要阵地，围绕着它还形成了一个开启学术新时代的年鉴学派。这是学术期刊带动学术发展的最佳例证。70年来，伴随着国情的巨变，中国学术的时代课题屡屡阶段性发生大幅度转移，而在这一过程中，《文史哲》一直当仁不让地站在前排。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从民国学术向共和国学术的范式更新，还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绵延至今的传统文化复兴运动，抑或是21世纪以来中国学术“走出去”的热潮，在这些开风气之先的学术主流的转换过程中，《文史哲》都是当之无愧的领军刊物。70年间，在《文史哲》上所展开的此起彼伏的论战和争鸣，堪称了解当代中国学术旨趣及思想气候变化的最佳指南。在诸多学术史书写形式中，“编年”或许是最朴素的一种。一方面，它能以较大容量保存学术发展的原生态；另一方面，它又能以清晰的时间轴来从整体上反映学术发展的草蛇灰线。它更像一座知识的博物馆，琳琅满目地陈列着那些灵光闪现的思想和智慧。意象派大诗人埃兹拉·庞德有一首脍炙人口的短诗《在地铁站》，其中写道：“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这部《编年》中的许多硕学鸿儒，就是当代学术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不过他们的面孔绝对不会像“幽灵一般显现”，而是被永久地印刻在学术发展史上。假如这部《编年》能似树木的年轮，真实地记录下《文史哲》70年间所经历的风风雨雨、起起落落以及它所有的光荣和梦想，就算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往期精选戊戌神话：“局内人”建构的戊戌叙事体系

Beresford）会谈。康有为称其“誓死以救我皇上”，但根据贝思福的记录来看，此说不实。10月6日，康有为接受《中国邮报》（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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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晓东往期精选从楚竹书看先秦“世系”类材料如何流传？|

会议日程时间：2023年6月3日地点：维景大酒店五楼5号会议室6月3日上午开幕辞（8:30-8:45）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典教授学术发言第一场

者：西山尚志，日本埼玉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准教授往期精选如何写好学术文章？——章开沅对话《文史哲》编辑古史辨：一场牵动全局的学术革命！

章开沅（1926-2021），安徽芜湖人，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华中师范大学荣誉资深教授、美国奥古斯坦那学院荣誉法学博士、日本创价大学与关西大学名誉博士。李平生教授作

“层累说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研讨会会议现场视频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独特地位。百余年来，学术界围绕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积极推动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相关问题进行阐释。2021年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中指出：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两周年之际，《文史哲》编辑部主办的第十一次人文高端论坛“层累说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于2023年5月7日在济南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教育大学、日本琦玉大学、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山东大学以及中华书局、中华读书报社、中国新闻社山东分社等海内外高校、科研与出版机构的近三十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讨论。围绕会议主题，与会嘉宾从“层累说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多向度推进”“上古史重建的路径与方法”以及“顾颉刚与中国现代学术”等不同角度，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典教授在开幕词中交代了举办本次论坛的初衷：2023年5月9日，是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两周年的日子；5月6日与5月8日则分别是顾颉刚先生提出层累说一百周年和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的纪念日。这三个时间节点不仅在日期上接近，而且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如何理解和阐释中华文明。在今天看来，层累说仍然是中华文明范畴内的重要学术命题，其提出刺激、推动了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整体研究。从这一意义上讲，以顾颉刚为代表的那一批学者，在材料并不充足的情况下，对与中华文明有关的问题进行了系统、彻底的清理，厥功至伟。在此背景下，我们选择将“层累说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作为主题，欢迎学界同仁各抒己见。层累说的提出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全面展开的重要标志。历经百年发展，无论是在选题的广泛性还是内容的深刻性上，今日之研究均远超其上。那么，层累说在当下是否还具有指导、借鉴意义呢？作为一个百年前提出的学术理论，层累说难免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对此，大家已有清醒的认识。如汪荣祖教授（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台湾中正大学）客观地指出了层累说所导致的疑古过头现象。王震中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也认为层累说所带来的最大问题便是学术界常说的疑古过度，具体表现为在古籍年代的考辨和古史生成的判断上存在简单化、绝对化、虚无化等倾向。在成祖明教授（南京大学）眼中，层累说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层累的造成”更倾向于“层累的伪造”；二是受方法论的局限，研究过多地依赖于学术史的方法而缺乏现代文本学和哲学社会学的分析理论和工具。即便存在种种不足，但层累说的贡献也是显而易见的。与会学者无不认同这一点。如陈淳教授（复旦大学）所言，顾颉刚将现代科学的文献批判精神引入了古史研究，从而为科学考古学引入中国铺平了道路。与此同时，这种科学的文献批判精神应当成为古史重建的首要前提，且真正的古史重建并不限于证经补史，更是建立在当代科学理论和方法之上的独立探索。仲伟民教授（清华大学）非常赞同陈教授的看法，认为应当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充分肯定顾颉刚学说的贡献，而层累说则是中国现代学术史绕不过去的高峰，堪称中国版的“后现代”。郭立新教授（中山大学）也对层累说中所蕴含的了解、辨识文献中的地层，在历史脉络中思考文本的形成过程、文本书写的动机、文本书写的时代背景等问题的史学方法在今日的价值与意义给予了肯定。成祖明教授谈到，迄今为止，并没有出土简牍能够动摇层累说，所有批评均指向顾颉刚先生的某些具体考证观点，而无法推翻其建立的总体框架。层累说提出之后，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一大特点是研究路径与方法探索的多样化。顾颉刚、胡适以及傅斯年等学人强调通过对文献、考古资料加以整理和考辨来探索文明起源的真相，而郭沫若、吕振羽以及侯外庐等学人则尝试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引入对文明起源的研究之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科研项目的启动，以及学术界有关“疑古”与“走出疑古”争论的进行，关于文明起源以及上古史研究与重建路径、方法的反思形成了一个高潮。本次论坛中的部分讨论即此高潮的续篇。汪晖教授（清华大学）以《古史辨》与鲁迅《故事新编》这两部经典文本对于古史与故事的不同处理为线索，通过比较、分析鲁迅的“拟古史”叙述与顾颉刚等人的层累说分析框架，阐述了在不同时间观和历史观中神话、传说、史实的位置，分析了截断众流的古史观所依据的历史概念及其与欧洲、日本近代史观的关系，可谓独具慧眼。孟祥才教授（山东大学）针对学术界将考古遗址与古史传说相对应的风气，一针见血地指出与其期望通过考古发掘证实三皇五帝的神话传说为信史，还不如结合考古发掘资料，在寻找疑似对应中破解神话传说背后反映的历史真实，珍视神话传说作为历史叙事和历史认识的永恒魅力。王震中教授则对上古史重建问题提出了三点看法：一是整合多学科在一些具体问题研究上取得新进展和新突破；二是做出理论创新，三是在前二者的基础上重新撰写中国上古史。成祖明教授为古史辨走出现代之困设计了具体路径，即在观念上，认识到经典的价值不在经典之外；古史研究应走出二重证据法，使经学与史学各自独立，建立现代新经学与新儒学。若要在层累说的基础上继续探索文明起源以及上古史研究与重建的路径、方法，可以跟随郭立新教授的脚步，认清文献中所记载的天下、华夏、戎夷蛮狄等族群所反映的是战国秦汉时期大一统背景下的族群认同观念，并不适用于标识周及周以前的族群或地域文化，因此如果要复原上古历史，需要回到一手资料，用一手资料复原历史框架；在此框架中辨识文献中碎片信息的真实性、可信度。陈泳超教授（北京大学）立足于民俗学、神话学，认为首先应当对上古史的整体话题分析出不同的知识系统，才能更有秩序地考察层累说的层次关系。在具体研究层面，立基于古史与神话的交叉视角，陈教授谈到“感生”与“帝系”或可视为两个关键的知识系统，其转换是上古神话最关键的转折，也是汉代以来今古文经学乃至信古与疑古分野的标准之一，这一问题尚有研究空间。在反思层累说与积极探索上古史重建的路径、方法的过程中，部分学者对顾颉刚先生的诸多学术观点表示了不同看法，并对此进行了补充、更正。汪荣祖教授从学术史、文献学的角度梳理了关于《左传》真伪问题的讨论，并从实证出发，主张《左传》不伪，古史可信，倡导走出“疑《左》时代”。在此基础上，汪教授赞成何炳棣先生所持的中国文明土生说，认为何炳棣先生以科学、考古、训诂为验证，从农业、陶器、铜器、祖先崇拜以及汉文字等方面证明中国文明本土起源，这是据理雄辩，可为信据。沈长云教授（河北师范大学）则提出三皇五帝并非人为编造，乃客观历史之存在，我们完全可以在这一框架之下，解释清楚古史的发展脉络。其中，三皇代表了上古人们所经历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五帝则是其后人们所经历邦国时期的五个重要族邦集团首领，三皇五帝恰恰是中华早期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体现。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顾颉刚先生观点的修订，与彻底否定层累说而回到信古时代是两回事。正如曹峰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所言，我们不能苛求前人，尤其不能因为古史辨结论的失误而否定其所运用的方法。今日的学术研究遵循的依然是古史辨派制定的规则，即在没有新证据之前，要尊重依据尽可能多的资料和尽可能严密的推导所得出的结论。由此来看，层累说作为一种基础学说无法否定，但须加以优化。由于文明起源研究自带的综合性特征，使得顾颉刚在解决中国古史层累问题的同时，也连带做出了一系列具有本土原创色彩的学术贡献。比如建立了民间故事研究的经典范式，奠定了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基础，推动了历史地理学科的创建等等，李政君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上述概括可以说是较为全面了。作为顾颉刚先生在历史地理研究领域的再传弟子，葛剑雄教授（复旦大学）指出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科是在顾颉刚先生的学说指导下及其求实学风指引下才发展起来的，更重要的是，顾颉刚先生高尚的品质与人格对于学科的发展也大有助益，而且对于学人提升自己的学术境界以及培育优良学风、培养下一代等方面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陈学然教授（香港城市大学）所说，在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以及现代学科体制的建立的过程中，人类学、考古学，或科学史观、歌谣运动等涉及民族起源与文化特质探讨的社会科学学科、理论与方法，无不受到层累说的影响，甚至自身即源自层累说。除就层累说以及顾颉刚先生的学术成就进行了充分、热烈的交流外，部分学者还针对文明起源研究中所涉及的具体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徐建委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以战国秦汉之际的政治制度革新和两汉之际社会文化的嬗变为问题背景，探索了学术文化在物质文明和政治社会变迁中观念体系的发展轨迹、思想特征和深层动力，认为两汉时期是中国社会文化的深度转型时期，而中国之所以在这一时期未能产生宗教性思想，是因为武帝之后，中国思想的根底并非儒学，而是复兴的墨家和阴阳家。陈学然教授还谈到顾颉刚学术思想的变化受到了战争、时局的影响，这一影响直接关系到他对民族起源问题的认识，从中可以看到中国经世传统对现代知识人群体的强大影响力。西山尚志副教授（日本琦玉大学）则对日本史学家白鸟库吉与津田左右吉研究古史、神话的学术方法及所持学术观点进行了对比分析，指出他们二人都认为日本神话与中国神话相同，皆非历史事实；无论日本、中国、韩国，其神话都是后世思想的反映。同时，也提到二人观念不一致的地方在于日本神话是否受到了中国思想的影响。西山副教授的视角同样有助于我们反思自己的古史研究。方辉教授（山东大学）从考古学与古史重建的角度，强调考古遗迹、遗物在文明起源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并就如何运用区域系统调查法寻找“文明社会的概括”——国家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罗志田教授（四川大学）从“整齐故事”这一问题出发，谈到从孔子删《诗》《书》到司马迁删除不雅驯的叙事，是一脉相承的祛魅努力。在此倾向当道之时，出现了顾颉刚所说的战国“疯狂造伪”时代，各种“神话”在那时被整合成一元化的帝王统系，即傅斯年所谓“全神堂”。发生在晚周秦汉时期的祛魅取向与所谓“全神堂”取向之间，显然存在着某种紧张状态，双方的竞争及“全神堂”的实际获胜，这种现象需要得到解释。在这里，前者表现出某种理性的意味，而后者则并不那么理性，很能表现那个过渡时代的特殊风尚。郑吉雄教授（香港教育大学）梳理了崔述《考信录》所使用的怀疑方法及其论《易》的七个证据、钱穆《论十翼非孔子作》的具体观点、古史辨派关于《易》的态度等，并借助托马斯·库恩的“典范转移”理论，为重新理解《易》学史上经传分离问题提供了新的角度。李长银研究员（山东大学）指出，顾颉刚破坏《诗序》并打破《诗经》“圣经”地位，还其本来文学面目的举动，不仅在现代《诗经》学领域有着深刻持久的影响，也是实践其民间文学主张的重要体现。王学典教授在总结会议时指出，本次论坛从文学、哲学、历史地理学、民俗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各方面呈现了顾颉刚先生的治学面貌，充分说明顾颉刚先生在百年前发起的不仅仅是一场史学革命，更是一场具有全局性的学术革命。而今日在论坛上的百家争鸣，既是对顾颉刚先生学术志业的回顾总结，更是我们继续推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方式之一。《文史哲》杂志自创刊伊始即重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便刊发了童书业、杨向奎、日知、吴大琨等知名学者讨论中国古代史分期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等关涉到文明起源重大理论问题的文章，在海内外引起了重大反响。21世纪以来，《文史哲》杂志积极回应学界乃至社会各界对中国文明起源相关问题的关切，通过设置“疑古与释古”专栏，针对“走出疑古”思潮和“夏商周断代工程”展开了较大规模的学术讨论与争鸣。此次“层累说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人文高端论坛的举办，有助于推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深入开展。在本次论坛上，《文史哲》杂志与《中华读书报》联袂发布了2022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这也是两家机构第八次进行此一评选活动。“植根自身经验与历史文化传统，‘中国式现代化’成为统摄全局的重大命题”“远古历史无法仅凭考古‘自证其身’，中华文明探源仍需多方发力”“叙事史学受到公众热捧，历史撰述呈现多元化取向”等人文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成功入选。及时总结人文学术领域的新进展、新现象、新问题，推动人文学术研究的繁荣与进步，提升公众对人文学术的关注，始终是此项活动的宗旨。为纪念层累说提出一百周年暨顾颉刚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也为了悼念离世不久的顾潮女士，《文史哲》杂志与中华书局合作，特地举行了《顾颉刚殷履安抗战家书》新书发布会。在发布会上，中华书局副总编辑俞国林先生讲述了他与顾潮女士的学术交往以及编辑此书的经过，让我们对这本书充满了期待。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