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哲〉编年》入选“丝路书香工程”外译项目
1952年，《文史哲》第一届编委会合影
自打《文史哲》创刊，就把“扶植小人物”当成自己的学术使命，大力发掘和推举学术新秀。社长华岗规定，《文史哲》每期要尽可能推出一个新作者，每期至少要有一篇与现实相关的文章。在《文史哲》的识拔和鼓励之下，一批青年学者脱颖而出，从《文史哲》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李希凡、蓝翎、李泽厚、汝信、庞朴、张传玺、葛懋春、汤志钧等著名学者的成长足迹均在《文史哲》的历程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他们或在《文史哲》上发表了处女作，或在《文史哲》上发表了成名作，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的中坚力量，构成了当代中国学术中具有特殊标记——由《文史哲》推出——的一个学术群体。改革开放以后，《文史哲》杂志继续恪守“扶植新人”的办刊方针，又培植了大量学术新秀，把包括山东大学大量青年教师在内的一大批学术新秀推到了不同学科的前沿地带。《文史哲》杂志以善于扶植学术新人、识拔“小人物”而闻名于学界。“延揽大学者”也是《文史哲》从创刊就形成的优良传统。《文史哲》甫一创刊，就展露出大刊气象，一大批著名学者，像王亚南、吕振羽、顾颉刚、周谷城、杨宽、罗尔纲、黄药眠、陈登原、陈直、杨超、陈子展、齐思和、严北溟、周汝昌、程千帆、日知（林志纯）、阴法鲁、任继愈、季羡林、何兹全、傅振伦、谭丕模、孙作云等先生都慷慨赐稿，把自己的得意之作，首选在《文史哲》发表。70年来，这一传统一直为《文史哲》所执守，成为《文史哲》质量的保证。1998年，季羡林先生曾不无感慨地说：“全国有关人文社会科学的杂志为数极多，但真正享有盛誉者颇不多见，山大《文史哲》系其中之一，在上面发表一篇文章，顿有一登龙门之感。”引领重大学术论争是70年来《文史哲》最重要的学术品格。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文史哲》就以“预”学术潮流为使命，不断发掘新的选题，展开大规模的争鸣，并因此而蜚声于海内外。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史学发展主体的“五朵金花”讨论（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讨论、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至少有“三朵”（古史分期、农民起义、资本主义萌芽讨论）是由《文史哲》播下种子并盛开在《文史哲》杂志上的，这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中可谓笑傲天下，独领风骚。肇端于《文史哲》的“红楼梦研究”大讨论，更因毛泽东主席的关注而成为一场重大的意识形态事件、学术史事件。
改革开放以来，《文史哲》在新的学术语境下不断深耕中国古典人文研究，通过一系列颇具识别度的选题策划与议题设置形成了兼具厚重性与时代气息的古典学术风格。1984年第1期所组织刊发的《文化史研究笔谈》，被学界视为1980年代“文化热”之肇端。1998年第3期邀约张岱年、季羡林、蔡尚思、郭齐勇、张立文、李申等著名专家学者就“儒学是否宗教”展开讨论，所达成的关于儒学终极关怀功能的重叠共识如今已经成为学界常识。著名学者蔡尚思曾评价道：“《文史哲》致力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因而繁荣学术，功不可没！”山东大学之所以形成“文史见长”的学术传统，与《文史哲》的创办密不可分。
近十余年来，《文史哲》杂志的古典学风格逐渐由原来的自发状态而表现为某种自觉意识。2006年创办的“疑古与释古”栏目，为讨论夏商周断代工程引发的一系列中华文明溯源问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高端平台。2013年创设的“重估儒学价值”栏目，不温不火地针对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反传统”思潮，敞开着探讨传统儒学与中国现代化之路之间关系的新一轮空间。2020年发起的“公私德之辨”讨论，当年即成为学界关注的热门议题。此外，《文史哲》编辑部还通过举办高端论坛、与《中华读书报》联袂评选发布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等方式，发挥议题设置与引领作用。2010年举办的“秦至清末：中国社会形态问题”人文高端论坛，以焕然一新的面目接续了“十七年”史学的相关讨论，高规格聚拢、激发了当今学界对“传统中国社会形态”的最新认识。2014、2017、2018年三度举办的“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人文高端论坛，则旨在激励中国古典人文学界在未来人类社会应该如何组织的问题上有针对性地释放本土传统智慧。
正如当今著名学者陈来先生在《文史哲》创刊七十周年纪念会上所言，“七十年来，《文史哲》以学术问题为导向，秉持主旋律与多样性、时代性与历史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办刊理念，推陈出新，与时俱进，所刊出的系列优秀论文在学术史上都具有标志性和里程碑意义”，不但“是中国高校文科学报的一个传奇、一面旗帜”，而且“在海外也有着广泛的学术清誉，是西方汉学家最为看重的少数几家中国人文学术杂志之一”。
《文史哲》素被学界称为“高等学校文科学报之王”，现今已发行至3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发行量一直高居国内学报界之榜首，2008年海外订户高达545家，世界著名大学图书馆大都有订阅、收藏《文史哲》，哈佛大学更将《文史哲》与《历史研究》《考古》《文物》列为所推重的四家中国大陆学术期刊。2010年，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第三批名刊工程座谈会讲话中将《文史哲》作为高校学报国际化的典型予以嘉许。由原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于友先、副署长梁衡主编的《新中国期刊五十年》赞扬《文史哲》是“求实求真的学术名刊”。于友先在《百刊风采：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巡礼》（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的序言中还对《文史哲》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说：“可以理解一本《考古》或《中国社会科学》《文史哲》等对一个学术文化工作者的重要意义。”《文史哲》创刊号
《文史哲》侧重于中国古典学术研究，古典性和高端性是其所着力打造的特色；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其一贯的办刊风格，尊奉“昌明传统学术，锻铸人文新知，植根汉语世界，融入全球文明”则是其始终不渝的办刊宗旨。《文史哲》的最终目标，是传承本土人文研究的学统，进一步深入世界汉学学术圈，跻身世界汉学名刊之林。作为共和国期刊的一份子，《文史哲》不但是70年中国人文学术的见证者、参与者，更是引领中国人文学术发展的方向。70年来，伴随着国情的巨变，中国学术的时代课题屡屡阶段性发生大幅度转移，而在这一过程中，《文史哲》一直当仁不让地站在前排。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从民国学术向共和国学术的范式更新，还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绵延至今的传统文化复兴运动，抑或是21世纪以来中国学术“走出去”的热潮，在这些开风气之先的学术主流的转换过程中，《文史哲》都是当之无愧的领军刊物。70年间，在《文史哲》上所展开的此起彼伏的论战和争鸣，堪称了解当代中国学术旨趣及思想气候变化的最佳指南。“丝路书香出版工程”是中国新闻出版业唯一进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大项目，于2014年12月5日由中宣部批准立项，是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总体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实施丝路书香工程，旨在加快推动中国精品图书在丝路国家的出版发行。丝路书香工程每年公布一批重点翻译资助项目名单，这些项目发挥了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版交流合作，成为我国文化事业对外交流合作的重要助推力量。《〈文史哲〉与中国人文学术编年（1951-2021）》的入选，使《文史哲》杂志的身影出现在熙熙攘攘的“丝绸之路”上，有助于进一步扩大《文史哲》杂志在海外的影响。
《〈文史哲〉与中国人文学术编年》前言纪伯伦曾经写道：“假如一棵树来写自传，那也会像一个民族的历史。”对于一家历经70年岁月洗礼的学术期刊来说，它的传记也会同样扣人心弦。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办最早、影响最大的高校文科学报和人文社会科学杂志，创刊70年来，《文史哲》秉承“百家争鸣”的办刊方针，以“昌明传统学术，锻铸人文新知，植根汉语世界，融入全球文明”为宗旨，在波澜壮阔的当代中国学术画卷中绘就了浓墨重彩的篇章。70年间，在这家杂志上，既有观念的冒险，又有思想的低徊；既有新知的突破，又有传统的坚守；既有广场上的鼎沸，又有空谷里的足音。余英时曾嘉许《文史哲》杂志“一展卷数十年人文思潮之起伏尽收眼底”，这是对《文史哲》70年发展历程最贴切的写照。学术期刊对学术发展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好的刊物不仅是学术的载体，更能引领学术发展的方向。享有盛誉的《经济与社会史年鉴》不仅被公认为世界史学的重要阵地，围绕着它还形成了一个开启学术新时代的年鉴学派。这是学术期刊带动学术发展的最佳例证。70年来，伴随着国情的巨变，中国学术的时代课题屡屡阶段性发生大幅度转移，而在这一过程中，《文史哲》一直当仁不让地站在前排。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从民国学术向共和国学术的范式更新，还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绵延至今的传统文化复兴运动，抑或是21世纪以来中国学术“走出去”的热潮，在这些开风气之先的学术主流的转换过程中，《文史哲》都是当之无愧的领军刊物。70年间，在《文史哲》上所展开的此起彼伏的论战和争鸣，堪称了解当代中国学术旨趣及思想气候变化的最佳指南。在诸多学术史书写形式中，“编年”或许是最朴素的一种。一方面，它能以较大容量保存学术发展的原生态；另一方面，它又能以清晰的时间轴来从整体上反映学术发展的草蛇灰线。它更像一座知识的博物馆，琳琅满目地陈列着那些灵光闪现的思想和智慧。意象派大诗人埃兹拉·庞德有一首脍炙人口的短诗《在地铁站》，其中写道：“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这部《编年》中的许多硕学鸿儒，就是当代学术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不过他们的面孔绝对不会像“幽灵一般显现”，而是被永久地印刻在学术发展史上。假如这部《编年》能似树木的年轮，真实地记录下《文史哲》70年间所经历的风风雨雨、起起落落以及它所有的光荣和梦想，就算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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