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的功勋们 | 张可礼

1983年，我时任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协助牟世金等同志成立中国《文心雕龙》学会(以下简称“学会”)。如今“学会”已过“而立”之年，“学会”成立的一些情境，常常萦绕心中，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学会”的成立是在1983年8月，不过在此前经历了一个酝酿的过程。其中特别重要的是1982年。这一年的10月下旬，在中共山东省委的关怀和支持下，全国第一次《文心雕龙》讨论会，由山东省文联、省文化局、省出版局、山东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等单位联合发起，由山东大学主办，在济南召开。全国各高等院校、研究单位和出版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业余研究者、老干部等一百二十多人参加了讨论会。会议提交了五十多篇论文，展示交流了《文心雕龙》研究的新成果。会议期间，各组在讨论时一致认为，为了推进《文心雕龙》的研究，把研究者组织起来，成立“学会”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行的。会议成立了“学会”筹备小组，由王元化、孙昌熙、祖保泉、牟世金、任孚先等五位同志组成，一致推举王元化同志任组长，以山东大学为基地，进行筹备工作，并由王元化、王运熙、王达津、周振甫、徐中玉、詹锳等15位同志，联合向中央有关部门申请成立“学会”，编辑《文心雕龙学刊》，由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由于成立“学会”的筹备工作是在党的十二大闭幕后进行的，全国呈现出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很快得到了各方面的肯定和支持，再加上参加筹备工作的各位同志辛勤的工作，周全的考虑，筹备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经过十个月的筹备，成立学会的条件成熟了。1983年8月8日至13日，“学会”成立大会在青岛黄海饭店召开。这是一次盛会，有一百二十多人参加。当时的交通很不便利，有些是远道来自云南、新疆、内蒙古、黑龙江、广西、福建等地。新疆的老干部、《文心雕龙》的研究者马宏山同志，就是一个人坐了四天四夜的火车赶到青岛，参加会议的。中国文联主席周扬、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光年、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王元化、山东省政协副主席余修和青岛市的领导等同志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学会”章程，选举产生了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第一届理事会。推举周扬为名誉会长，聘请郭绍虞、朱东润为顾问。选举张光年为会长，王元化、杨明照为副会长，牟世金为秘书长，理事30人，常务理事10人(按姓氏笔画为序)：王元化、王达津、牟世金、李庆甲、杨明照、张光年、周振甫、祖保泉、徐中玉、詹锳。会议决定，“学会”秘书处设在山东大学，成立《文心雕龙学刊》编辑组和《文心雕龙》学会情报资料组。

从大会推举的“学会”负责人来看，特别突出了“学会”学术研究的宗旨。周扬同志为名誉会长，张光年同志为会长，实至名归，也是多年来《文心雕龙》研究者和爱好者的愿望。这不仅是因为他们长期以来是文艺界的“大人物”，更重要的是，他们多年来一直重视《文心雕龙》，关注《文心雕龙》的研究，在“龙学”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周扬同志在长期负责领导全国文艺工作时，十分看重中国古代文论，特别是《文心雕龙》的研究。1958年6月1日，他在《红旗》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一文中，特别提到了《文心雕龙》，说一千多年以前，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用‘酌奇而不失其真，翫华而不坠其实’这样两句话，来探索屈原诗歌的风格，可以说是我国关于文学中幻想和真实相结合的最早的朴素的思想”。20世纪60年代初，周扬倡导建立中国式的马克思文艺理论批评，在他和何其芳同志共同创建的中国人民大学文研班里，提倡学习《文心雕龙》，并亲自请名师为文研班学员上课。“一九六一年，毛主席提出文风问题，周扬同志当时也倡导对古代文论包括《文心雕龙》要加以重视。”我的老师陆侃如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集中研究《文心雕龙》，也是在一次会议上，受到了周扬同志的启示。60年初，当时还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王元化同志，也开始集中研究《文心雕龙》，陆续写出了部分《文心雕龙柬释》。周扬同志得知此事后，看到了王元化同志研究成果的价值，把其中的两篇交给刊物，让其发表。《文艺报》1962年第3期刊登的王元化同志的《〈明诗篇〉山水诗兴起说柬释》，就是其中之一。时过二十多年，周扬同志又热心为《文心雕龙学刊》题签。当他知道要成立《文心雕龙》学会时，十分高兴，特别翻阅了陆侃如和牟世金的《文心雕龙选译》。记得在“学会”开会的前一天晚上，牟世金同志和我陪同王元化同志到青岛八大关疗养院去拜见周扬同志和张光年同志，交谈中，周扬同志也谈及了研究《文心雕龙》的重要性。在第二天举行的大会开幕式上，周扬同志尽管身体不好、走路困难，但还是亲临会议，发表了讲话，论述了《文心雕龙》的重要价值。他指出，文艺理论方面，要建立具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我们中国的文学艺术有自己的特点，我们的文艺理论也有自己的特点，《文心雕龙》就在许多方面体现了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会议闭幕的当天，周扬同志又接待了《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的记者，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再次论述了《文心雕龙》：

他还指出：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文心雕龙》，“现在古文论的研究也存在着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它脱离历史条件，违反科学来进行批判。所以，古文论的研究，要进一步发展，要提高，必须贯彻批判继承的方针。这一点很重要”。

与会者听了周扬同志的讲话，看到了他的答记者问，受到了鼓舞，提高了认识，开阔了胸怀，坚定了方向。

作为诗人、文艺理论家和中国作家协会主要负责人的张光年同志，早在二十来岁时，就很喜欢阅读《文心雕龙》，其中的许多篇章，尤其是“下编”的大部分，都能够背诵下来，从中受到了很大的教益。1961年，他任《文艺报》主编时，给《文艺报》和作家协会的一些编辑同志讲《文心雕龙》。他利用休息时间，用骈体白话文翻译了《文心雕龙》中的十几篇。早在1927年10月，浙江湖州五洲书局就出版了冯葭初编的《文心雕龙》。此书原文与白话译文对照，有眉批，流传极少。但用骈体文翻译《文心雕龙》，光年同志是首创。他开拓了用骈体白话文译《文心雕龙》的新领域。当时他的译文没有公开，但还是不胫而走，传播较广。光年同志首任中国《文心雕龙》学会会长后，虽年逾古稀，但不负众望，认真负责。1986年4月，他参加主持了在安徽屯溪举行的“学会”第二次年会。在会上，对《刘子集校》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1988年11月，他到广州，主持由“学会”和暨南大学联合主办的《文心雕龙》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会上，他以“优秀文化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为题致开幕词。1990年11月，光年同志赴广东汕头主持了“学会”第三次年会。这次年会之后，他主动辞去了会长的职务，被推举为名誉会长。他担任名誉会长期间，仍然十分关心“学会”的工作，为“学会”的重新登记以及向中华文学基金会申请资金，付出了许多心血。“学会”刊物《文心雕龙学刊》改为《文心雕龙研究》，他亲自手书了刊名。光年同志晚年体弱多病，但仍顽强地坚持工作，终于把《文心雕龙》的主要部分译述完毕。在他88岁高龄时，《骈体语译文心雕龙》于2001年3月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王元化同志说：“他的今译，笔势酣畅，传神达旨，在目前各译本中，可谓独树一帜。”

“学会”推举周扬、张光年等同志为负责人以及他们在会上的讲话，从组织上和指导思想上，为“学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学会”守正出新，有活力，能健康地发展。

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的成立引起了媒体的高度重视。《文史哲》1983年第2期发表了《〈文心雕龙〉学会今秋在山东召开成立大会》；《光明日报》1983年8月11日发表了《全国文心雕龙学会成立》；同日，《大众日报》发表了《文心雕龙学会成立》，《青岛日报》发表了《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在我市举行成立大会》、《文汇报》发表了《文心雕龙学会理事会产生》；《人民日报》1983年8月23日发表了《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成立》等通讯。当时，全国成立的学会很多，而像中国《文心雕龙》学会这样引起了这么多媒体的迅即报道，的确是比较罕见的。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人们对“龙学”的重视，对“学会”成立的关注。

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的成立，在中国“龙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义。“学会”成立以来，一至两年举办一次学术讨论会，至今已经举办了十一届，并先后在上海、广州、深圳、北京等地举办了多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出版会刊《文心雕龙学刊》七辑，后又改名《文心雕龙研究》，已出版八辑。还编辑出版了《文心雕龙学综览》《文心雕龙资料丛书》等。会员相继出版和发表了数以百计的论著。镇江图书馆中国《文心雕龙》资料中心，在“学会”的大力支持下，制作完成了《文心雕龙全文数据库单机版》和《文心雕龙资料全文数据库》项目工程。上面列举的部分事实说明，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的成立，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龙学”的发展，实现了周扬同志在“学会”成立时的预言：

“学会”之所以能取得多方面的成绩，是与“学会”成立时树立的学风、会风以及开放的研究视野密切相关的。

学风是“学会”的灵魂。《文心雕龙》学会成立时，就树立了以学术为本位的学风。《学会章程》明确规定：要把“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的研究深入下去，开创新局面，从而促进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特点与规律的探讨，为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会员应坚持科学态度。在“学会”成立大会上，有许多同志提出，要把《文心雕龙》作为一门科学，倡导扎实、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

会议强调，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做好关于《文心雕龙》文本的整理工作。张光年同志在讲话中指出：对《文心雕龙》作文字词句的考证工作很重要，“这是基本功，是我们得以前进的基础”。由于长期的极左思想的干扰，改革开放又来得急迫，不少研究者特别是一些青年学者的学养知识的积累严重不足。针对这种情况，王元化同志在讲话中指出，一些研究者在“训诂、校勘、考证和版本研究的基本功方面，底子薄，根基浅，有的不仅茫然无知，甚至加以轻视”，提出“应该学一些乾嘉学派的著作，加强自己的基本功。可是我认为，我们又不能停留于乾嘉学派。我们的时代毕竟不是乾嘉时代，我们是新时代的学术工作者，我们理应在继承乾嘉治学方法的同时，对这一方法予以发展”。杨明照同志在讲话中，鉴于至今《文心雕龙》“并无一部完善的校注本”，希望并且想身体力行编一本“能荟萃众家之长，会校会注于一编，集腋成裘，兼采为味”的新的校注本。他从“定底本” “加标点” “勤校勘” “慎注释” “详附录”五方面，提出了整理《文心雕龙》的设想。他的设想，不仅是他自己要遵循的，同时也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会议指出，对《文心雕龙》的解读，应当坚持科学的方法。张光年同志强调：研究《文心雕龙》应当把它使用的概念搞清楚，“一千四百年前刘彦和用的概念，不能随意比附，把它现代化，跟今天的概念等同起来”。要用科学的分析的方法，既要看到《文心雕龙》“总结了一千多年文学史上的光辉成果，发前人之所未发”，也要看到它的局限性。王元化同志也强调：“研究《文心雕龙》，首先的一个问题，是弄清基本概念(或范畴)的问题。”谈到研究《文心雕龙》的思想体系问题时，他认为要注意两点：“一、不能用简单的语汇类比法，即这一著作出现了另一著作曾运用过的词语，就认为这一著作属于另一著作的思想体系。”二、《文心雕龙》是以前人和他同时代的思想资料为前提的。“我们不能采取‘抽刀断水’的方法，把各种思想因素截然分开。一部著作的思想体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以形而上学的方法孤立看待。但作为思想体系，重要的是要搞清其中的骨干和精髓，即指导思想。”

《文心雕龙》不仅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至今还有生命力，有现实意义，研究《文心雕龙》应当有现实的眼光，应当从不同的方面、或多或少地落实在与我们切近的当代的精神世界上。这一点，周扬同志在上面的讲话中作了阐释，张光年、王元化等同志在讲话中也都有所强调。张光年同志谈到，他自己在1961年之所以用骈体文翻译《文心雕龙》，目的是为了配合当时的改进文风的号召。他十分赞赏有些同志的“研究工作注意同今天的创作实际结合起来，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结合起来”。他希望“《文心雕龙》的研究，对建设具有时代独创性、阶级独创性、民族独创性和个人独创性的我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学理论批评和文学史这样的基本建设工程，发挥更大的助力，作出更大的贡献”。王元化同志指出：“研究古代文论，研究《文心雕龙》，在今天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揭示这部书里蕴涵的意蕴，探讨其中的文学规律，从而为建立具有我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作出一定的贡献。”

20年代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思想解放，十分活跃，但也不乏清谈、说大话、浮躁、偏激、僵化等不良倾向。面对这样的态势，前面摘引的周扬以及光年、元化和明照同志的讲话，从不同角度强调了《文心雕龙》的重要价值，提出了应当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科学地、历史地、扎实地研究《文心雕龙》。他们的讲话，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学会”确立了正确的学风。

会风是一个学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根基。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成立时，就奠定了一个良好的会风。“学会”章程明确规定：“贯彻党的双百方针”，“鼓励不同的学术观点开展深入的探讨，互相尊重，避免意气用事，通过切磋琢磨，共同提高，增强团结，推动学术研究健康发展”。王元化同志在讲话中也特别谈到了会风问题。他说：“我们提倡在‘两为’方针的指引下，开展百家争鸣、自由讨论。讨论中不要带有人身攻击，意气用事，而要以追求真理为指归。”要“求同存异”。“不要由于观点不同，发生争论，就彼此相轻。应把争论当作探索真理的必然途径，推动学术发展的正常手段，我们不要以己之长攻人之短，而应提倡心平气和互相磋商、取长补短的具有宽阔胸襟的科学态度。至于说到在学术上的‘求异存同’，我认为没有必要大家都讲一样的话，人云亦云，千篇一律，这种文章还有什么价值？科研工作者必须在理论长河中增添新的一粒。”这次成立大会，与会者来自四面八方，其中有老一代的著名专家学者，有已经做出成就的中年学者，还有不少青年学者。在整个会议的学术讨论和在酝酿选举“学会”负责人时，大家为了发展“龙学”，探求真理，都能彼此尊重，各抒己见，相互切磋，同无妨异，异不害同。大会从指导思想和具体实践的结合上，树立了一个好的会风。这种好的会风得以延续，并且受到国外学者的称赞。1984年11月，在上海举行的中日学者《文心雕龙》学术讨论会就是一个明证。王元化同志在这次讨论会的总结发言中特别指出：这次会议体现了很好的会风，就是在每次发言后，在座的可以自由提出问题来，让发言者答辩。大家共同研究，心平气和。“纵使彼此十分尊重、基本看法一致，但仍尽量找出值得商榷的问题，提出来讨论。我们在做学问方面就应该有这种求异存同的态度和锲而不舍追求真理的精神。”会后《日本代表团致王元化先生的感谢信》也特别首肯了这一点，信中说：这次讨论会，日中学者“亲切地促膝交谈，互相交流近来的研究成果，通过相互批评，深入地探讨了共同关心的问题，这种尝试差不多还是第一次。现在回想起来，那热情洋溢的会场上相互之间的直率讨论和深厚情意，还感到非常难忘，将长久地铭刻在我们的心里”。

优秀的文化成果，不仅具有民族性，还具有世界性和普世价值，会融入世界文化中。《文心雕龙》就属于这样的成果。20世纪之前，国外知道《文心雕龙》的人不多，但到了20世纪，《文心雕龙》传到了英、法、美、日、俄、朝鲜和南洋诸国，有许多学者研究它，并出版了一些研究论著。以前，我们对国外的研究情况了解得很少，这很不利于我们的研究，不利于文化交流。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欠，“学会”成立前，1983年4月，齐鲁书社出版了王元化同志选编的《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收录了日本著名学者吉川幸次郎、斯波六郎、兴膳宏、目加田诚等人的论文11篇，其中有户田浩晓撰写的《〈文心雕龙〉小史》和冈村繁撰写的《日本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况》。7月，齐鲁书社出版《的文心雕龙学刊》第1辑刊载了王元化同志撰写的《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序》和日本釜谷武志撰写的《日本研究〈文心雕龙〉简史》。“学会”成立时，关注国外的研究，更加自觉。“学会”章程明确提出：“组织力量，译介国外研究《文心雕龙》的有关论著和资料。”并作了具体的组织安排。研究《文心雕龙》，知中国也要知外国。“学会”确立的研究视野的开放化，在会后得到了贯彻，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不仅体现在注意引进、消化、吸收国外的理论观点，译介了不少国外研究“龙学”的重要论著，还开始自觉地把《文心雕龙》及其研究成果“送出去”。1983年9月，王元化同志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委派的《文心雕龙》学者访问团团长，率团访问日本。他在日本的京都、九州、广岛、东洋等七所大学发表演讲，向日本学术界介绍了中国《文心雕龙》研究的成果。此后，1984年在上海举办了中日学者《文心雕龙》学术讨论会，1988年后，又在广州、北京、镇江、深圳、台湾等地举办了多次《文心雕龙》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些国际讨论会，交流了国内外新的研究成果，促进了《文心雕龙》及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向国外的传播，使“龙学”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部分，在世界学术平台上，开始占有一席之地。现在，我们研究《文心雕龙》，不能仅在国内圈子里打转，只懂得《文心雕龙》本身是不够的，还应当具有开放的视野，放眼世界，研究国外的文化，扩大对国外文化的认知。以前我们闭关锁国，很少有域外文化作参照，识见局限，原非得已。现在对外开放，五洲变通，我们应当多吸收借鉴域外知识，以作参照。域外文化知识愈丰富，对《文心雕龙》的认识会愈精深。这是一种难以达到的境界，但我们应当努力践行之。这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

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的成立及“龙学”的发展，不仅是学术问题，更可视为改革开放在学术上的一种体现。“文革”结束后，长期被禁锢和压抑的学者自觉地顺应了改革开放的潮流，解放思想，沉潜探讨，并努力从学术方面推进改革开放。在这一潮流中，许多《文心雕龙》的热爱者、研究者为《文心雕龙》学会的成立和发展，满腔热情，尽心尽力，持之以恒，令人感佩。就我个人的直接接触和感受来说，尤其值得怀念和学习的是王元化同志和牟世金同志。

王元化同志在学术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不仅是国内外知名的“龙学”专家，而且是改革开放以来“龙学”繁荣的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他担任过一些行政职务和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但他并不热心官职。他不喜欢人们称他“王部长”。称他“先生”或“教授”，他反倒很高兴。他是把学术视为自己的生命和思想。对于学术，他常常强调：“理论不仅是求知，学问不仅是博闻，更重要的是人格力量，燃烧自己，让学问溶化到思想中去，让生命放出光来，这才是求学的真谛。”他认为治学应当做到：“根柢无易其固，裁断必出于己”、“为学不作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这些也充分地体现在他长期在“龙学”建设上所做出的努力。

1982年，元化同志到北京参加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他从北京直达济南，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文心雕龙》讨论会。在会上，他根据党的十二大的精神，就如何开创《文心雕龙》研究的新局面，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意见。他建议并且热心筹备成立中国《文心雕龙》学会，被推举为筹备组组长。1983年8月，他从上海乘船到青岛，自始至终地指导、参加了“学会”成立大会，并请周扬同志参加了开幕式，发表了讲话。

80年代中期以后，元化同志研究的重心已经不是文学和文学理论，他更关注的是文化史、思想史上的一些重要现象，撰写了一系列有关文化史、思想史方面的论文和札记。因为他在1955年被错打成“胡风分子”，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加上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在学术研究上超负荷的工作，他经常失眠，身体比较虚弱。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在任“学会”副会长和名誉会长期间，一直关心“学会”的工作，重视国内外的《文心雕龙》研究。他热心、积极参加“学会”的活动，先后参加了1988年在广州、1995年在北京、2000年在镇江举行的《文心雕龙》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在会上致辞。他对“龙学”研究如何深入和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1984年在中日学者《文心雕龙》学术讨论会上，他指出，日本学者“对工具书是很重视的。他们出版了许多索引、引得一类的工具书，比如冈村繁先生的学生就以老师为榜样，编了许多索引，以此做为基本功。我觉得这个方面我们做得还很不够”，应当向日本学者学习。同时，他“主张跨学科地进行一些问题的探索”，提出了综合研究《文心雕龙》的方法，指出：“需要开拓我们的领域，把中国各种艺术综合起来进行考察，找到它们之间的共性，这样，就可以把我们民族的艺术特点揭示出来。”2000年在镇江举行的《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他认为要开拓研究的新领域，就是“怎样运用《文心雕龙》里面所揭示出来的艺术观、文学观、艺术方法、文学方法，来探讨我们中华民族的艺术传统、艺术理论里面的一些美学原则”。元化同志诸如上述的建议，对“龙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富有建设性。

资料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基础。元化同志十分重视和关心“龙学”资料建设工作。1988年，在广州举行的《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他同其他同志为了总结近一个世纪“龙学”的研究成绩，共同协商，决定编纂出版《文心雕龙学综览》。从组织编纂者、拟定体例，到筹集款项和出版，元化同志付出了很多心血。由于他和其他各位同志的共同努力，历经六年多，这一大型的、综合性的“龙学”著作，于1995年6月由上海中国书店出版社出版。《综览》是由海内外七个国家和地区的七十多位学者参加撰写的，全书六十多万字。这在当时的大陆是一个创举。

元化同志身体力行地支持镇江中国《文心雕龙》资料中心的建立。据初步统计，他赠送给中心的自己的著作有：《文心雕龙创作论》《文心雕龙讲疏》《文学沉思录》《清园论学集》《清园文存》《清园书简》等十余种，以及他收存的德文稿等。

元化同志的为人和治学，持有一种谦谦之风。这一点也体现在他的“龙学”研究和对“学会”的建设上。1960年初，他开始集中研究《文心雕龙》时，曾虚心向郭绍虞先生请教。他曾将自己所写的几篇《文心雕龙柬释》呈送郭先生，请他审阅。他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1983年，他在日本九州大学作关于《文心雕龙》的演讲，讲到《文心雕龙》与佛教的关系时说：

元化同志不喜欢标榜自己，对年长的学者非常尊敬。80年代初，学术界有人称钱钟书和王元化是中国比较文学的代表，并有“北钱南王(元化)”之说。对此，元化同志明确表示：“此说不妥，钱是前辈，在学术上我不能和他相比，我是晚辈，决不好这么提。”1995年7月，在北京举行《文心雕龙》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前，他特别建议派专车去接王利器、周振甫等几位老学者与会。

元化同志热心奖掖后进，关心后学。他热心支持牟世金同志。1983年9月，他率团访问日本，团员有牟世金同志。世金同志于1989年病逝后，元化同志特别关心他的夫人和子女。他曾让我转告世金同志的夫人，不必守旧，如果有合适的对象，应当组成新的家庭。我本人在同元化同志的交往中，也深受教益。他称我这晚辈为“老朋友，也是好朋友”(我愧不敢当)。1982年10月在济南举行第一次《文心雕龙》学术讨论会时，他题字赐我由他翻译的歌德等著、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文学风格论》。2000年，他又题字赐我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跨过的岁月——王元化画传》。这两本大著，我一直视为珍宝，置于案几，时常拜读。2000年在镇江举行的《文心雕龙》国际学术讨论会期间，我曾同元化同志同乘一个游艇，游赏扬州的瘦西湖。游赏时，我曾向他请教了一些问题，他总是和颜悦色地回答我的请教。

牟世金同志热爱《文心雕龙》。他从60年代初开始，就在陆侃如先生的指导下，潜心“龙学”，与陆先生共同出版了多种论著。陆先生辞世以后，他继续研究《文心雕龙》，先后出版了一些有分量的、在国内外有影响的著述，如《文心雕龙译注》《刘勰年谱汇考》《文心雕龙研究》。他和王元化等同志为了把《文心雕龙》的研究者组织起来，积极倡议成立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学会”成立前后的许多复杂、具体的工作，都是他承担的。他做事思考周全，认真负责，几乎是事必躬亲。在“学会”成立前的1982年，他组织举办了全国第一次《文心雕龙》学术讨论会，同时做了大量的“学会”筹备工作。他为了申报成立“学会”，先后五次到北京，同时拜访了周扬、张光年等同志。他拟订了“学会”章程草稿，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学会”负责人及理事的候选人。由于筹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使“学会”在青岛得以顺利成立。

世金同志重视“龙学”成果的刊布和史料的积累。早在“学会”成立前，他积极支持丛甫之等同志的《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选》的编辑和出版，并为此书写了一万五千多字的序。同时他多次到齐鲁书社，请齐鲁书社出版《文心雕龙学刊》。《学刊》虽然有一个编辑组，但从编选到审稿等许多具体的工作都是世金同志承担的。世金同志生前，《学刊》共编印了五辑，选录的各类文章计有136篇，总字数达145多万字。大约在1986年，世金同志又代表“学会”，开始主持选编《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集》。这是要耗费大量精力的一项学术工程。《论文集》从七十多年来发表的一千余篇论文中，选录了47篇，大体反映了研究《文心雕龙》全书各方面有代表性的成果，兼顾了各个时期各种不同观点的论文和研究的主要成就。《论文集》最后附有世金同志和曾晓明同志编纂的《〈文心雕龙〉研究论著索引》(1907-1985)。世金同志还为此书撰写了三万五千多字的《序——“龙学”七十年概观》。《论文集》全书近62万字，1990年8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令人叹惋的是，天不予时，世金同志没有能看到此书问世，就病逝了。

世金同志生前一直担任《文心雕龙》学会的秘书长。他特别重视组织“学会”的年会，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学会”成立的第二年(1984年)，他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中日学者《文心雕龙》学术讨论会。1986年，他参加了在安徽省屯溪市举行的第二次“学会”年会。1988年在广州召开《文心雕龙》国际学术讨论会前，他患癌症，已到晚期，但他坚持参加。为了不加重病情，他的亲属和我，曾多次劝慰他，不要参加会议，但最后他还是坚持，在其夫人的陪同下，自始至终地参加了会议。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龙学”会议！

世金同志于1989年离开了我们，元化同志于2008年又离开了我们。逝者已矣，风范长存。他们为中国《文心雕龙》学会付出的心血和开创之功，他们的赤诚和奉献，他们的高度的责任感，他们所体现出的人格的力量，不仅在“龙学”史上增添了新的篇章，同时也是留给我们的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启示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