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王坟外交部宿舍十号楼旧事（之十六 下） 在国外出生的外交部子女及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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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京生  外交部第一代外交人员的子女，父母都是1950年调入外交部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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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出生的外交部子女及起名（中篇）》提到“许文益的大女儿许咪娜后来改名叫许芳”有误，应为“许咪娜后来改名叫许峰”。特此更正！

——孟京生

竺际春的女儿竺聆出生在挪威生的。

任友苏（左）与哥哥毛毛的合影

六号楼的王威也是挪威出生的。

谢启美的女儿谢燕出生在瑞典。谢启美是外交部最早一批年轻干部，是副外长章汉夫的弟弟，1949年入部，后来作为随员翻译跟着耿飚出使瑞典，之后转去英国，在驻英代办熊向晖、临时代办沈平手下工作。谢启美是文革中极少数坚持在国外使馆工作的干部，1968年回国后在对外友协工作。中美关系建立后，谢启美跟着黄镇、韩叙、冀朝铸等，到美国任参赞、公使衔参赞。在部里当过美大司司长，又出任过中国驻联合国使团的副代表。

1985年，谢启美接替毕季龙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这个职位是中国外交官在联合国出任的最高职务，工资水平仅次于秘书长，属Ｄ2的级别。当时的工资加上地区补贴，交际费（3万美元）和各种补贴，年收入约30万美元，比当时中国驻美联络处所有人的工资加起来还多。联合国工资分D、P、G三大类，几十个等级。谢启美在外交事业上的成就是外交部干部中最成功者之一，尽管他没有出任过驻外大使。

我们十号楼一单元的邻居贺万林的女儿贺平也出生在瑞典。贺平比我小一岁，还有个妹妹，不知是不是国外出生的。

郝德青的儿子郝小青是在匈牙利出生的。郝小青与我同岁，是育英同学。郝德青也是外交部的老资格，1927年的老党员，出任过驻匈牙利、朝鲜、挪威、荷兰、伊朗五国大使，后任外交学会会长。据郝小青说，二零零几年他到欧洲去旅游，专门去了一趟匈牙利，找他当年出生的地方，到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自己出生的医院附近时，感觉到有一种强烈的心灵感应，说不出来的莫名激动。

我是在北京东单附近栖凤楼胡同出生的，从那里路过至少大几千次，没有任何心灵感应。可能是经常路过的原因，皮了，心灵感应不灵了。

高有年的幼子高振基出生在阿富汗。

我们十号楼的邻居张林德的儿子张海森是50年代末期在缅甸出生的。

黄华的儿子黄宾是在加纳出生的。加纳独立前叫“黄金海岸”，是非洲独立比较早的国家，首都阿克拉，又称“科宾”。黄华大使夫人生了儿子，取“宾”字为名。黄华继乔冠华之后出任外交部长，当过三届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顾委常委。

50年代中期，中国驻外使领馆有二三十个。欧洲国家主要是苏联、东欧、北欧国家，西欧、南欧极少有建交国家，好像就是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驻苏联使馆最大，人员最多，在苏联出生的孩子也最多。当时基本上每个使馆都有十个八个孩子出生，叠加起来得有小二百人。

那时中国除了英国，还没有和西方主要国家建交。英国、荷兰这些国家虽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外交关系限制在代办级别。英国是个例外，承认新中国主要是为了稳住自己在香港的利益。中国与西方国家全面建交是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之后的事情了。文革时期中国外交基本停顿了，驻外使馆仅留下几个看摊儿的低级别的外交官。到此，再也没有在国外出生的外交部子女了。

有些外交部的孩子的名字极为清楚，以地名为名，例如豫王坟八号楼的陈内瓦，瑞士日内瓦出生的，我们从小就叫他“瓦片儿”。他身体的协调性特好，倒骑自行车飞快，一绝。

“瓦片儿”倒骑自行车

瓦片儿他爸是香港亚洲贸易公司的经理。80年代后，外交部各驻外使领馆的工作人员买“大件儿”都是通过亚贸公司采买的。

还有四号楼的张千的儿子张华沙，一听名字就知道跟波兰首都华沙有关。汉语中男孩子名字结尾很少用“沙”字，有女性的味道，但用华沙地名则不显。我们从小管他叫“玛莎”。

外交部还有些孩子虽然不是在国外出生，但名字有强烈的时代色彩，与中国外交息息相关，如任以沛的儿子“小不点儿”，正名任友苏，1955年出生，取中苏友好之意。

任以沛与儿子任友苏

任友苏（左）与哥哥毛毛的合影

一号楼吕成义原在苏联使馆工作过，从事礼宾工作。儿子吕苏，女儿吕联，中苏闹掰之后，改名吕军、吕红。

七号楼的沈苏苏，名字也是苏联之意。

何方宋黎敏的两个儿子何黎、何宁，是为了纪念巴黎公社和列宁。何方在张闻天直接领导下工作多年，理论水平高，文字能力强，文革后离开外交部到社科院去了，研究涉猎极广，政治、历史、国际问题等，成为很有影响力的大学者。

我们十号楼的邻居冯贤弼两个儿子，哥哥叫南亚，弟弟叫非亚，有强烈的国际地理概念。

我家兄弟起名字也是遵循类似的方法，没有按照传统孔孟姓氏的六十个字起名。按孔孟姓氏的排名，我爸那辈是“传”字辈，到我们这一辈应该是“继”字辈。我家起名没有按祖制走。我大哥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出生的，我妈跟着部队到达山东临沂时生的我大哥，起名“达临”。后来我哥嫌”“临”字不好写，上中学时自己改为“林”，那时父母不在国内。

我二哥是1949年出生的，那时我爸在新海连（新浦、海州、连云港）警备区任副政委。当天出生的三个男孩子都起名“新海”——孟新海、杨新海，还有一个什么新海给忘了。

我三哥是1951年7月1日出生的。“七一”是党的生日，1921年到1951年正好三十周年，就取名“大庆”。

我四哥是1952年9月出生的。那时中国正在进行抗美援朝。取“保家卫国、爱好和平”之意，因此名字叫“和平”。

轮到我，Made in Beijing之意。那个年代叫“京生”的孩子特别多。记得小时候得了盲肠炎，育英小学医务室把我送到复外儿童医院手术。接诊的医生说，今天我已经看了六个“京生”了，印象深刻。

外交部的家长给孩子们起名与那个年代机关干部和军队干部一样，都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和职业特点。军队的干部子女叫建军或什么什么军、什么什么兵的特别多。任何一所有军队子弟上学的学校，准有好几个叫什么什么军的孩子，几成定律。另外，以地理为起名依据的也特别多，例如川北、蜀北、湘南、冀东这样的名字也很普遍。

外交部的家长给孩子起名时，很多也是以自己任职的国家的某个地名为孩子命名。前面讲过、陈内瓦、曹索菲、康德里等，也有取某个字的，如袁印生、马孟玲、赵罗生一类的。这种名字看上去是非常地道的中国名字，但实际则有国外之意。

还有一些特别直接地含有外国味儿的名字，如许米拉、许丽娜、邵卡佳、姚丹娜、徐米尔等。一般来说，女孩子起洋名的比较多 ，外交部这样的孩子挺多的。大家叫惯了，也不觉得有什么洋味儿。但外交部范围之外的社会人士看外交部子女，则是觉得特别有洋味儿。

与时代背景有关的名字在50年代特别多，不像现在，有了孩子千方百计得起个儒雅大气的名字。那时叫跃进、国庆的孩子特别多，现在极少有人再起这一类的名字了。

50年代初中期，中国外交的主调是社会主义阵营，中苏友好。外交部子女起名与此有关的也不少。50年代末，赫鲁晓夫当政时期，中苏关系恶化，进入60年代矛盾就开始公开化了。外交部再也没有人给孩子起名与苏联有关了，有些有外国名字的孩子也改了名。

历史就是从变化中走过来的，人们无法改变，只能顺应、适应。人们可以从外交部孩子起名的变化中感受到国际关系、中苏关系的变化。

50年代末，外交部对驻外人员子女在国外抚养生活有了新规定，所有在国外的孩子全部都被送回国内，一个不剩。以外国为起名的依据作为历史符号停止了。但历史的印记还存在于我们这一代孩子当中。当步入老年时期的我们回过头来看自己的幼年时光，回味历史，咀嚼童年，给我们带来了快乐，至少在精神上使我们愉悦、年轻。特别是与发小、邻居、同学们共同回忆一起走过的过往，真是人生一大快事。

撰写此文，希望能唤起我们这一代孩子的回忆，也希望那些小一些的孩子们能了解和知道外交部孩子们过去的故事和足迹。

- 未完待续 -

 文字 | 孟京生  图片 |  除有标注外均来源于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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