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王坟外交部宿舍十号楼旧事（之六）十号楼的住房分配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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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京生  外交部第一代外交人员的子女，父母都是1950年调入外交部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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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北京的机关宿舍都是按级别建造的，住房分配也是按级别分配的。司局长住的楼，房间就多一些，一般有三间和四间一套的。处级干部基本上是与司局级干部混住。处级以下普通干部住的宿舍楼基本都是两间一套的。

有些单位普通工勤人员比较多，还专门盖了工勤人员居住的楼，条件比较差，设施比较简陋，如我们外交部宿舍的邻居——人民日报社宿舍就是这样。人民日报社宿舍的干部宿舍楼比外交部的还要好一点儿，其院子北边紧挨着盖了三座简易楼。条件和设施应该是豫王坟一带最差的。

外交部盖豫王坟宿舍区时，似乎没有充分考虑司局级干部的特殊住房需要。这一拨干部大都是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抗日战争末期或解放战争初期结婚生子，家庭的子女人口比较多，哪家都得有四五个孩子，有男有女，房子少了住不开。好像只有4号楼有几套四间一套的住房，7、8、9、10这四个楼都是两居室一套的，底层一楼是三间一套的。

1961年初，我们第一批住户搬进10号楼时，既有司局级、处级干部，也有普通的科员、年轻干部，还有普通的工勤人员，如锅炉工、厨师等。其他的7、8、9号楼也一样，混住。只是司局级的干部家中人口多的，一家两套。我家就是这种情况。

当时副司长一级的都是给两套。专员一级的通常住一层，三间一套的。副司局级干部主要集中在一、二单元。副司级干部在驻外使馆中基本是当参赞，只有梁上苑例外，他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副社长，搞情报工作的，级别基本上是十级、十一级的干部。按国务院的干部任用规定，正司级为八级、九级干部，副司级为十级、十一级。

插一句说，外交部担任副司长的干部特别多。1964-1965年，外交部从全国各地各部门调入一批干部，准备外派出任大使，其中有不少人是九级干部，甚至更高。如：

焦若愚（沈阳市委第一书记）

韩克华（湖北省副省长）

陈枫（南宁市委第一书记）

周伯萍（粮食部副部长）

吕志先（浙江省委秘书长，杭州大学党委书记校长）

王越毅（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

陈坦（铁道部办公厅主任）

马子卿（铁道部计划局局长）

杨守正（辽宁省委副秘书长）

冯于九（交通部远洋运输局长）

李云川（全总国际部长）

岳欣（公安部八局局长）

史梓铭（武汉市委书记）

孟钺（一机部第一设计院院长书记）

曹痴（湖南政协副主席）

刘放（石油部副部长）

王若杰（浙江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少将）

樊作楷（湖北省政府秘书长）

刘溥（鞍钢冷轧厂长兼书记）

彭光伟（四川省全总主席）

崔健（大连工学院党委书记）

曹春耕（北京市计委副主任）

李超（湖北省外事处长，外办副主任）

杨伯箴（北京师范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等一大批干部

其中有一些出任过副司长，但实际不怎么管事，学习熟悉一下外事工作就直接外派当大使去了。

再早一点儿，50年代末60年代初，调入外交部当大使的还有：

李一氓（大连大学校长）

朱其文（辽宁省副主席，沈阳市长，国务院一办副主任）

罗士高（重庆市委书记处副书记）

谢甫生（海军少将，海政保卫部部长）

白认（副省长，外贸部部长助理）

许建国（公安部副部长）

王森（中国科学院615设计院副院长副书记）

柴泽民（北京市委工业，交通部长）

谷小波（河北省委工交部长）

谢邦治（上海市委秘书长，上海交大校长兼书记）

谢克西（江苏科委党组书记）

刘春（少将，炮兵政治部主任）

张海峰（贵州省委书记处书记）

60年代困难时期后调入外交部的干部同50年代初进入外交部的干部有很大不同。

50年代进入外交部的干部多在部里机关和驻外使馆任过职，有些大使是经历两任参赞和部机关任职才提的大使。就外交业务和经验上来讲，这一拨50年代入部的干部要强些。

60年代国际风云变幻，大批亚非拉国家纷纷独立并与我国建交。这在客观上要求外交部要派出更多的干部到新建交的国家去开展工作，于是就有了调入的干部学习熟悉几个月就走马上任的情况。50年代没有这种现象。文革时期，这部分干部的介入度比较低。70年代初，这一拨干部最先任用，出任驻外使节。

这一拨干部的子女与我们这些老的“坐地户”互相熟悉的不太多，有些互为同学或居住为邻的还熟悉一点儿，说起外交部的事儿来有些对不上口。

那时，豫王坟宿舍还没有任大使的干部。进入60年代，外交部曾经出任过大使的干部共有50多位，大都是正司以上的干部。其中有一批，十几个人，离开了外交部，到它处就职，如王稼祥、吉雅泰、王任叔、曹祥仁、冯炫、乔晓光、何伟、刘放等。回军队任职的有倪志亮、彭明治、谭希林等。这三个回军队的干部，于1955年军队授衔时均被授予中将军衔，待遇比在外交部好多了。

一般来讲，从外交部出去的干部任职都比当大使要高，如：冯炫离开外交部任调查部副部长、国务院副秘书长、人大副秘书长等职，乔晓光任广西自治区委书记，何伟河南省委书记、教育部部长，刘放任六机部副部长等。

各单元住户

一单元有莫燕忠家（四个子女）、徐明家（四个子女）、梁上苑家（六个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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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家照片

全家2015年在北京聚会。莫燕忠夫妇现依然健在。

五个子女，左起：莫晓露、莫建明、莫广明、莫娃宁、莫海明。

1977年11月，中国新任大使莫燕忠向缅甸吴奈温总统呈递国书。

莫燕忠大使向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呈递国书后进行交谈。

1984年8月，莫燕忠到侨办工作后，即逢35周年国庆阅兵典礼，海外数十个华人华侨代表团回国参加观礼。1984年9月，赵紫阳总理会见来华参加观礼的泰国商会代表团。右为赵总理，中为莫燕忠（侨办副主任），左为泰国商会主席黄作明。

注：莫家的照片由莫燕忠女儿莫娃宁提供。

徐明董瑶琳之子徐开山

梁上苑家孩子也多，五男一女。老大梁钜泰，以下是凯泰、女儿南朗、北泰、建泰、劲泰。梁上苑长期在香港搞统战和情报工作，家中由老大钜泰照顾几个弟弟妹妹。钜泰中学就读于101中学，是干部子弟成堆的地方。他以优异的成绩保送哈军工，学习最尖端的导弹专业7年；毕业分配到中国最尖端的导弹研究所，后来调到上海工作，再往后受父亲问题的影响从军队转到地方，一直是普通人，而且身体不好，于2023年1月在上海因新冠去世。在此我深切悼念钜泰大哥，附上梁家兄弟和妹妹的纪念文章、照片和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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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大哥梁钜泰

我们的大哥梁钜泰于2023年1月7日8点40分因感染新冠病毒在上海去世，享年86岁。

他一生命运多舛，并且平实无华。大哥的童年充满了艰辛，父亲当时积极投身于抗日战争，远在他乡，母亲带着年幼的大哥和二哥在乡下渡过了十分困苦的一段岁月。

新中国成立之后，父母到外交部工作，大哥在北京101中学完成学业，以政治保送和学业优异的双重资格，进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从事导弹自控专业学习。但这大好前程却突然暗淡了，大哥在一次滑雪训练中不幸头部摔伤，整整两个小时昏迷不醒，这场事故为他留下了影响一生的脑震荡后遗症。

虽然脑子受伤，大哥仍然以坚强的意志去努力克服病痛，完成了7年的专业学习，顺利毕业，获授中尉军銜，分配到北京国防科委所属的研究机构，从事导弹尖端研究工作，该机构成为后来七机部的核心研究单位，也就是现在的航天部。在此期间，由于父母赴香港工作，大哥同时也承担起“长兄如父”的责任，认真照顾还在上中、小学的弟弟、妹妹的生活和学习。

文革前大哥调到了上海，不幸遇到了婚姻与事业上的双重打击：先是在新婚之前，未婚妻惨遭他人杀害；之后又在重重压力之下，被迫调离单位，进入地方工厂。大哥为人低调谦和，虽然历经磨难，平时从不与人诉说；昔日的校友和同事后来大都是党、政、军界的精英，他也从不提及或攀附。以后的工作和生活虽然清贫如水，却也平和安顺，结婚育儿，妻贤子孝，家庭和睦，也算是命运对大哥的补偿。

退休之后，大哥因病导致膝盖以上的一条腿被截肢，虽然得到大嫂的精心照顾，生活质量仍是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大哥的这种状况也引起了当年校友的关注，他们看望后心中十分不忍，在感概之余也为大哥呼吁，最终在上海一些身居高位的校友们的支持下，为大哥调整了一套带有电梯的较新楼房，从此告别了居住几十年的简陋老式旧楼，这是命运对大哥的再次补偿。

大哥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是艰辛的一生，也是不幸中幸运的一生，天堂没有苦难，愿大哥的在天之灵得以安息！

《浪淘沙•悼大哥》

                                  ——北泰

大哥去天堂，

缘何匆忙？

拳拳肺腑神黯伤。

袅袅青烟一柱香，

天人茫茫。

往事诉衷肠，

件件桩桩。

如父兄长一肩扛。

来世还做兄与弟，

手足情长。

弟：梁凯泰 梁北泰 梁劲泰

妹：梁南朗

学生时代的梁钜泰

“哈军工”时的无衔士官生，时称“板尉”，光板尉官也。

英姿勃发的青春军人

在杭州岳飞墓前

老军工

1963年父亲回京述职，下榻北京饭店，大哥带着两个弟弟去见父亲。

1966年文革大乱，不放心弟妹，赶回北京看望。

1971年从上海回北京看望三个弟弟。

1971年，在六国饭店新楼楼顶露台。

1971年，在六国饭店新楼楼顶露台。

80年代，北京报房家中。

八十年代，北京报房家中。

退休后梁钜泰的一家

注：梁家照片、文章、诗词由梁上苑之子梁劲泰（小六）提供。

二单元有温宁家（三个子女）、胡成放家（四个子女，后来又添了一个）、我家（五个子女加保姆的孩子）、李钧家（两个子女）。一共七八家都是分配的两套房。住在底层三间一套的有土金璋、施谷、王彭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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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家照片

胡成放与夫人黄穗

1972年，胡成放大使向伊拉克贝克尔总统递交国书。

1977年，邓小平出席华侨总社国庆宴会。邓小平与白衣者中间是胡成放。

1973年，胡成放与夫人黄穗在巴格达大使馆前留影。

1978年，胡成放与夫人黄穗在智利圣马丽亚山留影。

1980年，胡成放与夫人黄穗在智利新大使馆前留影。

智利总统想胡成放大使授予智利最高荣誉勋章——奧斯金斯勋章。

注：照片由胡成放之女胡杭茜提供。

三单元和四单元没有住两套的干部，处级干部有不少，也有一些新婚的干部。新婚干部有些是两家住一户的，有些不愿意自住一套，还要多付一份房租。那时干部工资比较低，能省就省。我们单元五层的新婚夫妇——金桂华何君霞就是只住一间。另一间空着。我二哥得肝炎，需要与家人隔离，就住了另一间。后来怕传染给别人，就借了一层212房独住。

金桂华是外交部培养的第一代科班出身的外交官，参加过抗美援朝，在志愿军代表团当翻译，后来进一外英语系上学，毕业后到外交部新闻司工作。后来在湖南五七干校时也经常见到他。因为以前是楼上楼下的邻居，所以有印象。后来金桂华在联合国干过，当过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90年代在马来西亚、泰国当大使，后来在外交学会当副会长，著书立说颇多，成就大。夫人何君霞是全国妇联的干部。

还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干部后来成长为外交部的顶梁柱式的人物，如：三单元一层的张龙海，成为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二层的杜攻，出任国家问题研究所所长；三层的胡健，任外语学院的党委书记；五层的李道豫，任驻联合国大使、驻美国大使，国家荣誉勋章获得者；四单元的王厚立，任国际条法司司长。还有一些人出任过驻外大使、参赞。

家具

家具都是国家配发的，桌椅板凳、床、柜、脸盆架都是发的，每月要交一两块钱，人口多的多用多交。每件家具上都钉一个小铁牌，写着“外交部”的字，下面还有编号。外交部总务司有很详细的规定，什么级别的干部配沙发、大衣柜、钢丝软床，都是有具体的本本规定的。

像我爸这样级别的干部是可以配沙发的。那时外交部的沙发都是大面包式的厚牛皮沙发，每月交10块钱的租费。我爸妈不在国内时就退了，可以省租费。

我家自己买的家具是搬入10号楼时买的一张红木的中式写字台加四把硬木椅子，花了200多块钱，用了一辈子，那写字台现在还在呢，尽管几经折腾，有点破损。

收入、洋货

虽然大家都是国家干部职工，每家的经济状况有区别。一般来说，出过国任职的干部收入高一些。尽管50年代以来驻外使馆人员的工资下调了几次，但还是比国内的工资高。60年代的规定是拿双份，国内发一份工资，国外再照国内工资标准发一份外汇。三年困难时期，国外回来的干部多带回些衣物、食品之类的能救急的东西。

国外回来的干部大都买国外的手表、照相机什么的。外交部有照相机的干部不在少数；那时还没有买电视的，买了也不能看，制式不一样；也有买自行车的。

我家男孩子多，父母50年代末在国外任职时买回两辆24的苏联自行车，倒轮闸的那种。后来车胎磨平了，没有的换，废了。国内买自行车要工业券，我家没有那么多。我就是在1966年夏天用自家的自行车学会骑车的。还买过几双溜冰鞋，有大有小，都是花样刀。

再有就是一些衣物。男孩子长得快，穿衣服特费，衣服常年打补丁。我妈就买些衣服给我们穿。我们都不怎么喜欢，国外的衣服都是料子衣裤，穿起来怪怪的，兜屁股。记得我有一件冬天穿的大衣，绒领子，豹皮内衬。在学校看见同学穿棉猴，可以顶在头上，穿戴方便，很羡慕。回家跟我妈说，要穿棉猴。我妈说，穿不起，没布票。作罢。

50年代，中国被西方国家封锁禁运，建交的国家多是苏联、东欧和亚洲周边国家，因此出国带回来的洋货也多是苏联、东欧国家的东西。

后来外交部在香港成立了一个公司——亚贸公司，专门为外交部驻外人员采买外国商品。80年代始，外交部驻外人员采购也转为彩电、冰箱、收录机等大件儿了。没人再买衣物、食品了。买所谓的“大件儿”，都是驻外使领馆的人员省吃俭用攒几个钱，通过外交部驻香港的亚贸公司采购而来的。

外交部总务司供应处提供给各使领馆的东西不多，主要是香烟等日常用品。

70年代是驻外干部收入最低的时候，国内工资照发，国外只发少得可怜的津贴。像黄镇这样的最高级别的大使，每个月也只发35美元的津贴，基本上是每天有1美元的津贴。

使馆包所有的吃住行费用。绝大多数的使馆，都是使馆人员住在使馆里，吃饭有食堂，不用交费。外出通常两人以上，由使馆派车。个人穿衣是百分之百自费，出国前国家已发置装费，热带国家少一些，寒带国家多一点儿。后来外交干部工资改革了几次，每次都有上涨。现在驻外大使，特别是重要国家的大使，每月的工资加补贴能比国内工资高不少。

外交部驻外干部的工资自70年代末开始了多次改革，主要是提高驻外人员的工资，最后到了今天的高度。我曾经问过外交部财务司的人，现在驻外大使的工资是多少、怎么定的，对方答曰：保密，不得外漏。作罢。

- 未完待续 -

 文字 | 孟京生  图片 |  除有标注外均来源于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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