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王坟外交部宿舍十号楼旧事（之五）豫王坟外交部宿舍区及十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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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京生  外交部第一代外交人员的子女，父母都是1950年调入外交部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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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王坟外交部宿舍一共14个楼，建造的时间有先后。第一批是1-6号楼，这几栋楼是1959年兴建的，沿东大桥路由南往北排开，五层的单元宿舍楼，平顶黄色。其中2、3、4号楼是连着的，成凹字形。

1960年豫王坟概图（作者孟京生手绘）

1966年豫王坟概图（作者孟京生手绘）

5、6号楼与4号楼之间隔着一座小学——豫王坟二小。外交部的孩子都在二小上学。一小、三小没有外交部的孩子就学。5、6号楼成L形。说是6座楼，看上去实有3座。住房有两间一套的，也有三间一套的。4号楼有几户是四间一套的。

原豫王坟第二小学（二小），现是中国公共外交协会。（杨克明之子杨西虎供图）

之所以沿街展开，是因为当时豫王坟非常荒凉，到处都是窑坑，大大小小的得有十好几个。以后外交部宿舍继续盖7、8、9、10号楼时，都是避开窑坑，见缝插针地盖。

这四栋楼基本是同时建造，也是五层的单元房，样式基本一样，略有变化。7、8、10号楼颜色灰白。7号楼和10号楼是四个单元，8号楼和9号楼是五个单元。9号楼是红砖的。样式是7号楼与10号楼同，8号楼与9号楼同。7号楼和10号楼的一单元是凹进去的。8号楼和9号楼的一二两个单元是凸出来的，别无差异。

1号楼

2号楼

3、4号楼，横是3号楼，竖是4号楼。

4号楼（现光华西里7号楼）

5号楼

7号楼，建筑规格和材料完全与10号楼相同。

8号楼

豫王坟外交部宿舍10号楼，现在这的门牌是光华里22号楼。

紧挨着10号楼西侧的11号楼

12号楼

13号楼照片两张

我家于1967年-1969年底住2单元2层。

（杨克明之子杨西虎供图）

我知道在8号楼住过的有韩旭、陈辛仁、王栋、刘英仙、熊德兰、苏希禄、朱烈、李玉池、袁对松、林晨、廖和叔等人。有些住户只认识孩子，大人叫不上名儿。

8号楼的孩子们，左起邱小农、林宪、申捷、陈内瓦。

7、8、9、10这4栋楼因为地形的原因，不是有序排列的。7号楼在最北面，北邻工人宿舍区，西邻外交部东郊幼儿园，东侧是一块空地，就是8号楼的后面。

外交部幼儿园，即前外交部东郊幼儿园。

（杨克明之子杨西虎供图）

8号楼与7号楼错位排开。在7号楼东南二三十米处，8号楼前面二十多米就是9号楼。两栋楼前后排开。

两栋楼之间的西头是一锅炉房，冬天烧煤供暖的地方，后来豫王坟一带接通了热电厂的供暖管道后就弃用了。我们小时候还爬过这个锅炉房的大烟囱呢。那时候小男孩胆子贼大，“上房揭瓦”是家常便饭。“谁不爬，谁是狗” ，胆小者在男孩子的群体中受欺负，自然规律。

10号楼在9号楼东南200米处，并不是正对着。10号楼正北偏东是豫王坟一小。9号楼与10号楼之间原来是连串的窑坑。从10号楼到9号楼，得绕个大圈儿才能走到。

这样的分布，使得豫王坟外交部宿舍的10栋楼形成了一个大大的倒U字形，哪儿哪儿都不挨着，按楼号找人常常搞乱，找不到。1至6号楼在最西边，临马路；7、8、9号楼在北边；10号楼独悬高挂，在最东边。

那些窑坑在1963到1964年前后逐步被填平。10号楼后面的窑坑从60年代初就有工厂的卡车运来炉灰渣，卸倒进去，最后开来了推土机推平。我们小孩儿特喜欢看推土机干活。工人师傅告诉我们这是苏联制造的斯大林牌推土机，印象很深。

人民日报宿舍

（杨克明之子杨西虎供图）

豫王坟一带窑坑填平后，人民日报社盖了一个院，用铁栅栏围着，盖房的规格和标准一点儿也不比外交部差。人民日报社本身是部级单位，与外交部平级。

这个楼一共五个单元。因为要照顾的对象多，设计时有五间一套的房子，依次有四间、三间、两间一套的。

人民日报社里面住的都是社里比较大的人物。据知，人民日报副总编安岗在那里住。副主编是副部级干部。而豫王坟外交部宿舍没有副部级的干部住。有名一点儿的记者或文学家有王若水、何匡、胡思升、袁鹰等。

傅作义之女傅冬菊

我不怎么认识那儿的人，只知道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在那儿住，因为她女儿周小宣在日坛中学，和我是同班。她家是三姐妹，没有男孩儿，好像都在美国。周小宣她妈解放后用傅冬这个名字，嫁给了人民日报社国际部的记者周毅之。周毅之曾任人民日报驻香港的首席记者。

人民日报国际部的名人之后很多，如满洲国总理郑孝胥的孙子、张治中的外甥女、梁漱溟的儿子、陈寅恪的侄子等。傅冬菊1946年从西南联大英语系毕业后到天津《大公报》当编辑，受共产党组织的指派到傅作义身边工作，为和平解放北平立了大功。周小宣她妈后来在人民日报任北京组组长，局级待遇离休。她去世后，听说孩子把房子给卖了，不回来了。

人民日报宿舍只有一个楼孤独单立在外交部的楼群之中。那个院的孩子不多，漂亮的女孩子却不少，每每出来进去的，成为外交部宿舍男孩子们议论和评价的对象。以后还真有几个外交部的孩子追人民日报的女孩子成功了，喜结良缘，拜了天地。

今日日坛中学

（杨克明之子杨西虎供图）

与人民日报社宿舍一路之隔的是日坛中学。这两家占据了豫王坟的最中心地带。日坛中学也是在填平的窑坑上建起来的，大概是1964-1965年才启用的。所以外交部子弟子女文革前在日坛中学上学的人极少，没几个。

文革后，北京所有中小学实行就近入学的政策。从69届开始，各届都有上百外交部的孩子在日坛中学就读。日坛中学的学生人数暴增，特别是72届入学的学生，一个年级有12个班。这种情况持续到1969年11月，因为战备疏散，办五七干校，日坛中心的学生一下子少了近1/4，很多学生跟着父母去五七干校了。

十号楼  格局

我们家是1961年初搬到10号楼的，是10号楼盖好后的第一批入住居民。那时我已经上小学了。楼里很快就差不多住满了，空房还有，但不多了。

10号楼的外表是灰白带一点浅红。五层楼高，四个单元，二层到五层每层三套，都是两间一套的。居中的那一套是眼镜形，两间屋子都朝南。一层是底层，只有两户，每户三间。一层信箱对面有一间无窗户的房间，是停放自行车的车库。整个单元共可容纳14户，每个单元都一样，整栋楼理论上可以住56户。

单元门是木框玻璃门。单元门口两边是有宽边的花池子。平时老人、小孩儿都喜欢坐在花池边说话、玩耍。传达室设在最东头的4单元412。由左大爷负责传达室业务和卫生清洁工作。

十号楼 设施

现在看来，10号楼是一栋平凡无奇的普通居民楼，但是在10号楼落成时，则属于北京市最高水平的机关宿舍楼。50年代末，北京市到处大兴土木，盖了不少机关宿舍楼。10号楼的样式新颖，结实实用，每户都有阳台。东西两户是前后阳台。中间的那一套阳台上有一个小花池，可以种花。阳台的面积在当时算是挺大的。我们入住后，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家家都在阳台上搭鸡窝，养几只鸡。    

我们搬入10号楼时，就有现成的暖气，银白色，用生铁铸的那种暖气片。可是暖气的温度不高，冬天还是有点冷。60年代的北京，冬天还是挺冷的，零下十几度。

做饭没有煤气灶，大家做饭都用蜂窝煤。豫王坟商店后面有一家煤场。我们小时候常常去那儿看工人轧蜂窝煤，挺好玩儿的。

那时在煤铺买了煤，人家负责给运到家。通常都是平板三轮送到楼下，然后煤工用木板托着送到各户去。一般都存放在后阳台上，有些存放在楼道里。

 大约是在1963年，政府给豫王坟一带所有的楼都配备了管道煤气，火力很旺，烧一壶水几分钟就开了，远远超过烧蜂窝煤炉子，既干净又火旺。

与此同时，冬天供暖也由各单位烧锅炉改成热电厂集中供暖，室内温度得有二十七八度，可以只穿单衣。夜里睡觉要把窗户开个缝，屋里放一盆水，因为又热又干燥。

60年代初期的居民楼还比较少，多为机关宿舍。能同时有管道煤气和热电厂集中供暖的居民宿舍楼还是很少的。在西城区那边的机关宿舍区或大院，冬天供暖靠单位自己烧锅炉，温度远不如热电厂集中供暖。北京市管道煤气和集中供暖是从朝阳区这边开始的。这边工厂多，工业用度大。

相比之下，北京城里的胡同里住平房的人家绝大多数还得是自家生火烧炉子，做饭兼取暖，弄得室内灰尘很大。记得七八十年代，住平房的人们为了弄一个煤气罐要托人，找路子，特别难。日常生活要花费很大的精力来对付煤气罐的事儿，隔三差五地就得去煤气站换罐、买罐装煤气。马路上时时能看到人们骑着自行车，后面驮个煤气罐、行色匆匆而去的街景。

还有就是上厕所要到公共厕所去，特别不方便。北京市胡同里面的公共厕所奇臭无比。

自来水现在家家都有，拧开龙头就有水。60年代北京城里胡同住院落的人家很多都是在院子里安上公共水龙头，大家洗衣、洗菜都在院子里。冬天来到时，自来水管要用草绳等保温材料包起来，防止冻裂。下水处冻成大冰疙瘩，一不小心就会滑倒，对老年人和小孩子的安全是个威胁。此外，还有用压水机的。住平房的居民很多人家都备有水缸。这些生活条件比起住楼房的住户来，真的差了很远。

茅盾故居院内的水缸（图源：他就在那里）

等到改革开放后，北京市大规模地拆迁城里的胡同，居民们都很拥护，一是房间面积比以前增加了，二是居住条件好了很多。现在有不少人骂北京市大规模的拆迁，使得北京的胡同文化几乎消失了。其实，北京的胡同院落大都是破烂的危房，有保留价值的不多。现代化的进程无情地碾压着北京传统的胡同文化。再让那些住惯了高楼大厦的人回去住那些又破又烂的胡同房子，他们绝对不干。

随便举个例子，90年代中后期，朝阳门外盖了新的外交部办公大楼，拆迁了一大片旧民房，几乎找不到有保留价值的四合院，都是破破烂烂的平房，加上各种私搭乱建的棚屋。北京市的胡同有达官贵人居住的深宅大院，也有近乎于贫民窟似的草根百姓居住的大杂院儿。

北京的胡同胡同文化的传承基本上依赖于草根百姓，而不是深宅大院里的达官贵人。语言的流传和创造是普罗大众的事。富人们到了北京解放的时候，住深宅大院里面的没几个是北京人。地域文化是人民创造的。老北京的文化是由草根阶级的社会底层的人民大众创造的。

尽管北京地域语言中带有一些满人的味道，但主流是我们曾经感觉到的老北京的特点。中华文化的历史特点是，不管什么时期，外族入侵或占领中华大地一定会被中华文化所同化。

历史上有北魏鲜卑族入侵，就有了著名的“孝文改制”。元朝的建立也是北面游牧民族统治中华大地。听听成吉思汗、忽必烈这些名字就知道不是汉人，或者说不是中国人（那时国家的概念和范围与今天不一样）。外族入侵占了江山就必须用中华文化的文字和规制，否则无法统治中国，满清也不例外。不管什么族占了北京城，就得讲北京话、用中国字。

北京这座城市在同化外族的作用上，在中国是首屈一指的。同化外来民族本身就是对中华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中国官方语言“普通话”就是建立在对北京语言的改造上的。

扯的有点儿远。

我们能住上有卫生间、自来水、煤气炉、热电厂供暖的楼房可以说是当时北京市最好的条件了。我们这些住户是北京市第一批用上管道煤气的居民。托外交部的福，把宿舍区建造在东郊。那时的东郊是现在北京CBD的中心。我们这些豫王坟的第一代居民见证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体验了城市从荒芜落后到顶级现代化的巨大变化。

10号楼室内的地砖在当时来说是挺有特色的带暗红颜色的花朵小方砖，美观大方，显档次。2018年，我去原8号楼找人，进门后看到与小时候自己家一样的地砖，感到特别亲切，很多儿时的记忆一下子就回来了。

住在这里倒垃圾也很方便，楼道里两层之间的拐弯处有到垃圾的翻口，日常生活垃圾直接就倒掉了，保持自家的清洁。倒掉的垃圾有人负责清扫运走，不用住户操心。那时也没有什么物业费，清洁的费用是由公家支付的。冬天供暖的费用也是公家全付的，个人不用付钱。做饭使用的煤气费是需要各家自己支付的。

记得10号楼安装煤气管道时，全楼各户和楼道给粉刷了一次。因为以前烧煤做饭，楼道里堆放蜂窝煤，挺脏的。那时还没有涂料之类的东西，就是喷的白浆。干了以后，一蹭在衣服上就是一片白。喷过白以后，10号楼显得漂亮了许多。

从入住10号楼开始，每年都种树，绿化环境，树苗都是公家提供的。困难时期还用铁丝网在楼前围了一个圈，沿铁丝网种了一圈小树。我们小孩也见缝插针地种了一些蓖麻。

- 未完待续 -

 文字 | 孟京生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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