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怎么全面提升我们讲中国故事的能力，扩大国际传播影响力？来华留学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群体。2024年1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北京交通大学肯尼亚留学生及校友代表，指出留学生及校友代表“是中肯和中非友好合作的见证者、受益者，更是建设者和传播者”，并强调“希望你们学好专业知识，赓续传统友谊，投身两国合作，讲好中非友好故事，为推动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自2020年5月至2024年1月三年多的时间内，习近平主席先后5次给来华留学生群体回信，均从不同角度提及他们是国家间友好合作的见证者、受益者，更是建设者和传播者。拓宽国际传播渠道，破解“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困境通过外籍人员拓宽国际传播渠道、准确表达中国真实情况和塑造中国形象取得良好效果的事例并不缺乏。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被译成20多种文字，用确凿事实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的作用，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影响。来华留学生校友如埃塞俄比亚总统穆拉图、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等人促进国家间合作的贡献众所周知。当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三、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地国，这些年积累的校友数量更为可观。来华留学生及校友的主体是青年，他们熟练运用新媒体、乐于在新媒体平台分享。一位来华留学生创作7分钟视频短片《新中国之歌》讲述中国国歌的故事，上线15天内，海外超过300家媒体和社交账号关注，覆盖121个国家，累计覆盖海外人群超过6亿。2021年底，对外经贸大学希腊校友玛丽安和索菲亚自发拍摄制作原创视频宣传北京冬奥会，因其视频视角独特且内容精彩得到中希两国网友关注，相关视频号粉丝总量接近150万。这些均表明叠加其“本土文化”背景的“转述”，更有说服力和影响力。国际传播要更多聚焦来华留学生及校友，他们真实的发展故事，更具有感召力，更容易增信释疑、引起价值共鸣。我们要梳理各级各类国际传播资源，针对不同国家不同项目特点，面向来华留学生及校友群体构建丰富的内容库与话语库，提供他们“喜欢听”“听得懂”且“愿意转”的传播内容菜单，帮助他们实现从“阅读者”到“讲述者”的转变，以便在他们各自的生源国、“朋友圈”进行多方阐释。这将有助于实现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扩大国际传播主体，充分发挥来华留学生见证者和受益者的优势我国来华留学生年增长率目前还低于世界平均值。数据显示，2018年时来华留学生年增长率已下降至0.62%，远低于21世纪初以来全球1%-7%的国际学生年增长率。我国来华留学生人数占高等教育机构学生数的比例为1.2%左右，而该比例的世界均值为2.38%左右，北美和西欧地区更是高达7.33%。且我国留学生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美欧等国家来华留学生人数少。如何在更大范围吸引更多高水平来华留学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阶段的工作重点。根据当前共建“一带一路”工程项目建设需求，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把国外优秀青年“请进来”，完成体系完整的教学培养、开展形式多样特别是与其生源国在建项目关联度大的实习实训活动，提升他们对共建“一带一路”的感性认识，加强他们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现场体验”，做到“知识传授”和“情感培育”并重。特别是对于技术依存度较高、人员需求集中的行业，要有针对性地培养行业领军人才和优秀技能人才，切实落实“授人以渔”理念，为涵养国际人脉和扩大国际传播主体打好基础。深化国际传播内容，引导国际社会客观、公正地看待“一带一路”建设的成果与贡献近年来，我国“一带一路”海外工程建设取得一系列显著成果，为所在国经济发展和繁荣作出重要贡献，为项目所在国带来完善基础设施、优化投资环境、增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发展等诸多切实利益。“中国制造”的影响力不断扩大。鲁班工坊、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民生项目持续惠及共建国家民众的日常生活。来华留学生及校友依托“一带一路”共建项目获得发展的故事，可以引导国际社会客观、公正地看待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成果与贡献。要切实发挥外籍人才的作用，在其培养过程中须实现政府引领、企业主导、高校实施的联动，引导各部门建立定期信息沟通机制。北京是我国大部分央企和其他大型国企的总部所在地，这些企业又是“走出去”的主力，项目的顺利推进和后期维护都离不开属地人才的支持，企业宜主动对接人才培养单位，将项目建设与项目所在地人才培养同期规划。高校应密切关注来华留学生毕业归国后投身“一带一路”海外工程项目建设的发展情况，通过就业服务、校友寻访、项目合作等多项举措，与归国留学生保持密切联系，确保其学有所用。（作者为北京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近年来，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在标识性概念、理论范式、学科研究方法等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离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及其人类文明新形态相适应的自主知识体系的目标还有较大的差距。要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实现从“低阶政治”向“高阶政治”的跃升，需要我们回到政治的本质、政治制度体系的本质、政治学的本质三大原点问题，并作出体系化与原创性兼具的科学回答。超越权力论与利益论，回到政治的本质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原点问题现代西方国家对政治的本质的理解，往往是将其视为对公共权力的争夺、对权谋与权术的运用以及利益的追逐与妥协、利益的博弈与分配等方面，停留在权力论与利益论的层次，比如，“政治是肮脏的”，“政治是不讲道德的”，“金钱是政治的母乳”，“政治是一种游戏，本质是妥协和交易”等。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低阶政治”的理解。马克思主义诞生后，首先将政治视为一种为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人类伟大解放等目标而生的一种形态与手段，它具有权威性、工具性与过渡性的特点；其次将政治视为促进社会生产、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而生的一种制度安排，它具有生产性、功能性与秩序性的特点；最后将政治视为有理想使命和责任担当的核心政治主体——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国家、社会、人民和人类社会的一种承诺与责任，它具有先进性、发展性和高尚性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理解是一种“高阶政治”的理解，它超越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和世界上其他形形色色的传统主义国家政治的限度，进入到一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最高境界。基于“低阶政治”与“高阶政治”的比较理解，我们可以超越权力论与利益论的窠臼，回到政治的本质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这一原点问题，并将当代中国政治的内涵界定为——政治是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政府和人民为核心的主体力量，运用公权力调配资源，促进社会生产，公正分配利益，增进社会团结，以实现人民不断过上更好日子（美好生活）目标的过程。超越分权论与维权论，回到现代政治制度体系的本质是实现“四公目标体系”的原点问题现代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体系设计的理论与实践原理，承认人性是自私的，公权力是恶的，这种人性恶与公权力恶的“双重恶”属性决定了对公权力必须进行有效制约，实行委托-代理制，建立有限政府，形成消极公权力能量观。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体系设计的理论与实践原理，存在着明显的利益与价值取向差异：首先，它承认有基于一国全体人民意志和利益的整体利益的存在；其次，它认可有基于一国全体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代表性政党的存在；最后，它相信以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为根本取向的执政党在追求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与人类伟大解放目标的过程中，是可以将本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连通在一起的。而以英美等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制度体系的制度设计原理，虽然也承认有国家利益的存在，但不相信有能够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政党的存在。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体系超越现代西方国家政治制度设计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一个偏狭的只是局限于“公共权力有效制约”与“公民权利有效维护”的消极分权论与维权论，而是一个集“公共权力有效制约与积极行使”“公民权利有效维护与责任担当”“公共利益有效分配与社会生产”“公共精神有效提升与共同进步”的“四公目标体系”于一体的积极公权力能量观与整体合力哲学观，进而形成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三治一体制”制度框架体系。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体系设计的“四公目标体系”之原点问题，成就了一种合力发展导向的新型政治文明观，开创了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新道路。超越单一程序论与选举合法性论，回到政治学的本质是回答“六人问题”的原点问题现代西方政治学将研究重点置放于现代政治的权力论与利益论、现代政治制度体系的分权论与维权论以及现代民主国家构建的单一程序论以及选举合法性论等基础上，不仅大大简化了现代政治学研究的系统化内容体系，而且异化了政治学的本质是系统回答“六人问题”这一原点问题的真相。所谓政治学的“六人问题”本质，是指政治学是将人命、人性、人生、人口、人世、人心这“六人问题”作为其根本的内容体系，其目标指向在于涵盖人的美好物质生活和高尚精神生活在内的美好生活，其所构建的关于“六人问题”的主体关系、制度安排、价值取向以及秩序建构等，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要议题和基本框架，更是人类政治学学科发展的新方向与新路径。政治学“六人问题”之人命问题，是关于政治的本质、政治制度体系的本质以及政治学的本质的思考，都要将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安身立命”这一人的最宝贵的生命的维护与传承之上，放在“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政通人和、国泰民安，天下为公、四海一家”的美好政治共同体建设之上，这是所有问题的“总开关”与“总钥匙”，舍此别无他途。政治学“六人问题”之人性问题，是要承认人性既有自私的一面，又有良善的一面，更有利他和大公无私的一面，这需要通过具备先进性纯洁性以及自我奉献精神自我牺牲精神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领导、引领与激发，尤其是通过先进组织的改造与示范，在全社会倡导一种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的理想情怀。政治学“六人问题”之人生问题，是要顾及人的不同成长阶段所肩负的使命、所遭遇到的考验、所要承担的责任、所面临的需求及其满足等任务的多元性、差异性、综合性、复杂性与艰难性等特点，由此思考政治与政治制度体系对于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所在，进而将人的一生与政治共同体的兴衰荣辱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政治学“六人问题”之人口问题，是要思考不同种族平等权利的保护、规模化人口需求满足、社会发展目标选择的优先次序平衡等问题，尤其是思考和探索究竟何种政治制度体系更适合超大规模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与治理问题。政治学“六人问题”之人世问题，是要明确人类尽管生活在同一个星球，却面临“多制并存”“多样存在”“多需竞争”等发展现实，在世界多样化、国家差别化、发展差距化、价值多元化、矛盾冲突化等情形下要走出一条和而不同的发展道路，需要凝聚世界各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政治学“六人问题”之人心问题，这是政治本质、政治制度体系本质以及政治学本质的集大成问题，关涉人的主体尊严、发展的进步程度、社会的共荣状况以及人心的安定等问题，集中表现为“人情事理”与“世道人心”两大命题，目标指向直指人们对国家政权形态的认同程度、共同体生活的美好状况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美好图景等。政治学“六人问题”涉及以国家为基本发展单元的现代政治体系是否永续发展问题，其核心奥秘在于执政党能否从人民、民族、国家和世界的需求出发，有机平衡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本国与世界的多种重大关系问题，这既关涉到一个国家有尊严地立足于世界民族国家之林的“国格”问题，又关涉到一个国家在地球上发展的“资格”问题。这就需要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积极构建新型政治文明观、新型精神文明观、新型物质文明观，最终开创人类社会“良心+良制+良治”的新型现代化与新型文明形态的发展之路。（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二级教授）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革命文物工作是我国文物和博物馆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新时代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主管文物工作的国家文物局非常重视革命文物工作。2020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将“革命文物”作为单独的文物类型，不再隶属于“近现代文物”，而是与之并列。2022年初，国家文物局和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的通知》，提出切实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革命文物的总体要求。一切都表明，革命文物事业的发展已进入新的阶段，这是我们当前讨论革命文物的特点、保护与利用等问题的前提。可移动革命文物工作面临的几个问题革命文物包括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和可移动革命文物。2018年国家文物局印发的《关于报送革命文物名录的通知》中指出，不可移动革命文物，是指各级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革命文物和经县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登记公布、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可移动革命文物包括国有可移动革命文物和非国有可移动革命文物。2012年，可移动文物迎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文物普查。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的通知》，普查工作从2012年10月到2016年12月，工作时间约四年。可移动文物的普查范围包括：我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所有国有单位收藏保管的可移动文物，主要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等四大类单位收藏保管的可移动文物。不难看出，这并未将非国有可移动文物纳入普查范围。作为革命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工作深入推进和大量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的上马，可移动革命文物的需求量势必会迅速增长，目前关于可移动革命文物的普查工作还无法满足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的内在要求。可移动革命文物的研究要做到器物研究和革命属性及其时代性研究的有机结合，二者同等重要，缺一不可。可移动革命文物与历史文物的研究方法有所区别，除了还原文物本身在具体时空语境下的本来面目之外，还要对其内在的精神价值和时代价值进行不断地重新解读与诠释，从而深入挖掘和彰显文物的革命属性。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新的文物形态对文物研究方法、路径提出了新的要求，具体体现在对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要有全局性的把握，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以及现实重大问题有深入的学习和了解，追寻文物所凝结的革命精神意志，所蕴含的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同时兼具文物研究本身的科学严谨性和自身规律，从而有效地为博物馆的展陈利用实践工作服务。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可移动革命文物的分类和保管是当前革命文物工作面临的另一难题。革命文物的时代下限延展至今，如2023年9月通过的《河南省革命文物保护条例》第三条明确规定革命文物包括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以及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彰显革命精神、继承革命文化的实物遗存。目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保管普遍采用的是传世文物27类的分类方法，而后三个历史时期的可移动革命文物在存在形态、质料、功用、属性、来源、价值等方面不能完全套用传统的保管分类法，很多高科技、由新材料构成的新式文物具有前沿性、综合性的特征，这就要求我们的分类保管方法必须有所创新，在具体的时空范围内体现出实物遗存的革命性和代表性。代表性方面，要注意避免文物命名出现一物多名或一名多物的情况。加强非国有可移动革命文物资源的利用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文物征集工作的历史实践表明，可移动革命文物的特点是散存于广大人民群众手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可移动革命文物大量散存在革命根据地和革命老区的群众手中，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可移动革命文物亦有大量散落在个人手中。在党和国家重视革命文物工作、全社会兴起红色文化热潮的新形势下，可移动革命文物的需求日益增长，重视非国有力量、激发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建设革命文物事业是亟待解决的工作任务。笔者通过调研发现，不少革命类中小型博物馆、纪念馆、陈列馆依然采用大量的图片、文字和宣传资料进行展陈，缺少生动的实物支撑，参观人数稀少，影响到宣传和教育效果。另一方面，民间收藏界关于票证、徽章、契约、刊物、美术品乃至货币等革命时期不同类型实物的交易流通热度不减，市场持续升温，古玩城、文玩地摊售卖的近现代实物随处可见。个别市场人员往来频繁，甚至成为地方的城市文化景观。这两种反差鲜明的情况提示我们，应充分重视非国有可移动革命文物的管理和利用。引导和吸收非国有力量积极参与革命文物保护工作，首先要保障非国有文物的所有权。现有地方政府出台的革命文物保护条例，虽然鼓励非国有收藏主体通过投资、捐助、捐赠、志愿服务、技术支持等方式参与文物保护工作，也着重强调了革命文物的保护管理责任，但并未明确提出对文物所有权的保护。这种单纯强调保护义务与责任却不明确所有权的状况，极大挫伤了非国有收藏者公开展陈利用文物的积极性。他们既负有保护和保管文物的责任，又担心所有权得不到保障，显然与引导鼓励非国有力量积极参与革命文物工作的目标背道而驰。这对可移动革命文物的影响尤其严重。另一方面，非国有力量由于保管条件的限制，导致一些可移动革命文物得不到妥善保护；同时也因其专业知识的缺乏，不能准确挖掘和评估这些可移动革命文物的价值，只能靠自己的力量自说自话，或在小圈子里流通传播，难以真正发挥革命文物的价值。有鉴于此，非国有可移动革命文物的所有权应得到必要且充分的保障。在保障所有权基础上，要利用新技术手段形成博物馆、纪念馆等展陈单位与非国有收藏者的良性互动，有效发挥可移动革命文物的作用与价值。近年来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保护和利用发生跨越式的发展，同时各地新建了大量与革命文物有关的大中小型博物馆和纪念馆，甚至未列入保护单位的农村地区在红色旅游和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也大力发展革命文物事业，全社会对可移动革命文物的需求缺口极大。吸收和引导非国有力量加入势在必行。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引导和鼓励私人力量发展文博产业通常采取税费减免、政府补贴、民间资金支持等方式。但革命文物的性质与特征决定了在常规的保护补偿机制之外必须要有所创新。改革开放之前，学界认为文物是属于社会主义全民的宝贵财富，文物保护法的客体主要是文物的国家所有权。改革开放以后，文物的所有权逐渐过渡到国有、非国有的多元主体阶段。但革命文物有其自身的特殊属性，除文物本身的历史真实性和审美艺术价值之外，还具有强烈的政治属性，凝结了党和国家的革命意志，蕴含着革命的精神谱系，因此不能放任私人随意阐释，必须经由党和政府来认定与管理。对非国有可移动革命文物而言，必须做到国有经营。在解决革命文物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问题上，创新技术（如区块链3.0等）可以为新时代的革命文物事业提供助力，促进革命文物信息、资源、价值的流通和有效配置。具体而言，展陈单位确立非国有力量的所有权，革命文物的命名、认定、保管、利用由党和政府部门负责。对非国有收藏者来说，可移动革命文物的等级认定及其精神属性决定了他收藏该文物的价值。国有展馆与其签订保管合同，既节省了收藏者的保管成本，又使革命文物具备更好的保管条件和安全性。国有文博展馆更具研究性与审美性的展览展陈，能更大程度地发挥这些可移动革命文物的宣传与教育作用，同时也弥补了展品不足的缺口，可谓是一举三得。（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邓小平同志的历史功勋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是深刻的、长远的。”邓小平是当代中国政坛上一颗璀璨的智慧之星，不仅为国人景仰，而且为世界瞩目。邓小平的智慧特别突出地表现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照辩证法办事的领导方法上。解放思想的领导方法邓小平是新时期解放思想、锐意进取的领航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正是由于解放思想及时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我们党才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解放思想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认清中国处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这个实际出发，只能搞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总结民主革命的经验，强调了“中国式”“中国特色”“走自己的道路”的重要性。1979年3月，他提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他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解放思想才能认清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仅表现在生产关系上，更表现在生产力上，社会主义必须发展生产力，摆脱贫穷。怎样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提出把全党工作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把发展科学技术放到战略位置上；支持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自此，农民甩开膀子发家致富，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能工巧匠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农产品丰富起来。自此，创办深圳等四大特区，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在吸收外来资金的同时吸收海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式，经济发展的大潮涌动起来。解放思想才能认清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邓小平在1979年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后来，他又强调：“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正是从这时起，中国共产党在重视政府管理作用的同时，越来越重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开始转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建立起发展目标明确和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放思想才能看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能急躁冒进、急于求成，而要从实际出发，有目标、有步骤地前进。邓小平认为步子迈得太快太急，就会欲速则不达。他提出了百年图强、三步发展的“发展战略的‘三部曲’”，即：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基本解决温饱；第二步，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此后的中国就是按邓小平提出的目标和步骤稳步前进的。实事求是的领导方法解放思想是为了摆脱本本主义和条条框框的束缚，从发展变化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的思想路线，要求主观服从客观，离开实事求是就会脱离实际、处处碰壁。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正是在邓小平引领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工作在思想指导上转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邓小平提出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在认识论上就是依据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提出来的。他综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出国考察得出的认识，深感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国民经济走到世界前列，讲了大话，不符合实事求是。1979年10月4日，他指出：“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正是从这样的实事求是的认识出发，这年12月6日，他提出中国二十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29日，他又对来访的外宾说：我说所谓四个现代化，只能搞个“小康之家”；既要有雄心壮志，也要脚踏实地。80年代中期，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目标，第一步到二〇〇〇年建立一个小康社会。雄心壮志太大了不行，要实事求是。”可以说，小康社会建设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与邓小平在思想路线上坚持实事求是密切相关。晚年邓小平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坦率地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是在邓小平引领下“实事求是”的成功。走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有民主氛围，要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邓小平认为，“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邓小平做决策，处理问题，总是顺民心、聚民智，先听意见，后作决断；总是强调民生，让人民摆脱贫穷，过上小康、富裕的生活；总是重视民主，重视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把坚持党的领导和充分发扬民主统一起来。民心是民之所想，民生是民之生活，民主是民之地位。三者是统一的。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群众路线从直接的意义上说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邓小平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组织工作中的根本问题”“党的领导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晚年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在群众实践中提出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出来，加以提倡。”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与他善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密切相关。群众路线从更广的意义上说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反映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和宗旨。邓小平指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他反复强调，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和作出决断的出发点和归宿。新时期邓小平所有重大决断都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作出来的，前面所说“小康社会”的目标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在东北考察时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主导的政策就是一门心思搞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先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再解决人民的小康问题。他对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忧心如焚，果断地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到处要求一心一意搞建设。他说：“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强调：“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982年11月16日，邓小平和王震会见日本社会党朋友时讲了这样一段话：“我们现在就是做一件事情，使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摆脱饥饿和贫困，达到小康状态。”这段话集中体现了邓小平提出“小康社会”的人民立场、人民情怀。可以说，没有邓小平这么深的人民情怀，这么坚定的人民立场，是提不出“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的。“照辩证法办事”的领导方法“照辩证法办事”，是邓小平一个突出的领导方法。毛泽东多次称赞邓小平照辩证法办事。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共产党处在如何对待毛泽东的政治遗产，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是邓小平坚定地照辩证法办事，使国家步入飞速发展的康庄大道。照辩证法办事，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那样的站在毛泽东的背后去看问题和解决问题，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那样的离开毛泽东的基础去看问题和解决问题，而是站在毛泽东的肩上去看问题和解决问题。不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走封闭僵化的路，就不能摆脱贫困和落后；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全盘西化，就只能做西方大国的附庸，也不可能发展起来。是邓小平引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反“左”防右，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照辩证法办事，邓小平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这是邓小平对正确处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理论的娴熟运用；是邓小平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走自己道路所取得的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是邓小平在生产力水平低不能满足搞马克思所描绘的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根据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低的实际，以发展生产力为第一要务所进行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指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旗帜。照辩证法办事，邓小平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都是经济手段”，突破了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而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理论框框和认识局限，把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辩证统一起来。重视市场手段就要重视放开。正是放开，使农民发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改革先在农村拉开帷幕，使市场成为指导农民经济活动的基础，并推动着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和越来越重视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邓小平指出：“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是不是重视市场就不要计划、规划了呢？邓小平向来反对走极端，提出“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他在重视市场的同时，重视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有计划有目标地前进。邓小平又重视将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促改革。正是因为将计划与市场、改革与开放辩证统一起来，才使中国经济既充满活力，又能隔几年就上一个台阶、有目标地前进。照辩证法办事，邓小平将雄心壮志与脚踏实地、战略目标与战略步骤结合起来，提出了到20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和三步发展百年图强的奋斗目标。在邓小平引领下，中国既确立了现代化发展的战略目标，又找到了脚踏实地的现实步骤。（作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到改革和法治相统一，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及时把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次三中全会特别提到了未来的中国要强调法治的作用，这是看到了中国经济问题的实质。如果法治不完善，各种生产要素就很难发挥作用。有这样一个故事，银行问客户取钱干什么，客户就说，取出来的钱再存到对面的银行去。银行又问为什么要存到对面的银行去？客户说因为对面的银行送我一桶油。这家银行就说，我也给你一桶油，能不能不取？这可能是一个笑话，但也是种奇怪的现象。这种行为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我们当然要问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完善的法治是现代社会的标配，是文明社会的标志。我们要实现现代化，首先从法治开始。一个国家有了完善的法治，有了基本的社会秩序，有了低成本的税负，同时还有一个能够激励人们前行的制度，这个社会一定会繁荣发展。社会的繁荣与发展不是由坐在办公室里的人想出来的，而是制度的作用，在法治和制度的指引下，每个人都会趋于理性。每个人理性地为增加自己的收入而努力，企业也理性地努力增加利润。就如亚当·斯密所说，这可能是一株有毒的花，但结出的却是美丽的果。我们还是要深刻理解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有人或许会想当然地认为，人们的主观意志可以非常强大，强大到可以摆布经济运行，但我始终不这样认为。中国经济持续繁荣的源头来自于完善的法治，来自于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原则的制度。在我的底层逻辑中，特别重视法治和制度的作用，政策是在法治和制度的框架下起微调作用。但凡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政策不能决定一切。当一个国家的经济是由政策的频繁调整来影响，实际上这个国家的经济一定会处在波动之中，这种波动当然不是周期因素引起的，我在很多场合讲过，中国经济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不具有经济周期特征，这正是经济政策频繁调整难以达到理想状态的深刻原因。不能光靠政策去刺激消费、刺激投资。很多的投资和消费，存在一个预期的问题。有了预期以后，杠杆才起作用。当没有预期或预期很弱时，杠杆的效力就会大幅度下降，政策就会失效。这就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一定要尊重法治和制度的基石作用。尊重法治和制度的作用，实际上就是尊重市场的作用。这里并不是说宏观政策调控不起作用，在现代社会，从大周期来看，经济会有一些失衡，所以有一些必要的宏观调控政策，需要给经济和市场一些宏观指引，这非常重要，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有这方面因素的重要贡献。但是，我们不要迷信它，以为它能解决一切问题。要依靠法治和制度的作用，推动中国经济焕发出新的生机。这其中，包含了重视外部需求的作用。内部需求很重要，内部需求的扩张需要就业的增加、收入的增长以及存量财富的增值，这三个因素是内部需求增长的重要因素，有一个因素实现了都可以有效扩展需求。如果居民收入没有增加，但存量财富增值了也可以推动需求。如果存量财富没有增值，收入又在减少，就业有很大困难，消费是不可能增长的，这是经济学常识。对中国来说，外部需求特别重要。千万不要认为中国经济规模扩大后，靠自己消费就可以实现平衡。内部需求很重要，但不能替代外部需求。外部需求不仅仅是需求总量的扩展，更重要的是引入更高的发展标准。实际上，我们在很多领域还没有形成国际性标准，很多领域依然依据国际性标准来运行。所以，扩大开放很重要的是要按照国际标准，提高中国经济的质量。只有不断地融入国际社会，才能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好的作用。很多人觉得中国强大了，外部不重要，这是没有看到开放对中国的巨大作用和深远意义。开放是伟大而深刻的改革。中国社会只有加强与国际社会合作，才可以更有效地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家一级教授）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党的二十大明确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等问题作出全面阐释，对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战略部署；2023年2月，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从“理论体系”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深邃内涵、深刻思想及其恢宏视界、政治意蕴作出系统阐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作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战略性判断，着力探索如何把中国式现代化战略部署落到实处，如何把中国式现代化蓝图变为现实，在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上，从系统集成的深度和广度上，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的新要求。“系统集成”突出的是对改革整体谋划、系统布局，使各方面改革相互配合、协同高效；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系统集成”的新境界。这一系统集成，首先是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六个必然要求”决定的。在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六个必然要求”是对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必然性的深刻把握，同时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系统集成的内在依据和根本要求。从中国式现代化系统集成的角度看，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这一系统集成的内在要求和根本规定；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是这一系统集成的主导路向和重要根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是这一系统集成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导向；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是这一系统集成的战略谋划和根本保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赢得战略主动，是这一系统集成的天下情怀和世界眼光；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建设更加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这一系统集成的本质特征和政治保证。这一系统集成，是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为基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指导思想的阐释中提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这些重要论述坚持系统观念这一科学思想方法，是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全局发展和整体布局上，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的发展动力和活力、系统的制度和体制保障的重要指南。这一系统集成，是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决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七个聚焦”，阐明了到202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0周年时要完成的改革任务。总目标的“七个聚焦”，都要求在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上“强化系统集成”，突出的就是加强对改革整体谋划、系统布局，使中国式现代化各方面的改革和发展相互配合、协同高效。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集成，集中体现在二十届三中全会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等方面改革的战略布局和方略部署上。要把这些战略和方略落到实处，把中国式现代化蓝图变为现实，就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完善和发展各方面制度、体制和机制，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集成。（作者为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学术顾问）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我理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坚持了三个导向：一是问题导向，针对中国现在体制机制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党中央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的解决方案。二是目标导向，党中央面向2029年、2035年、2050年这些重要的节点设立了一系列的目标，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使中国式现代化真正达到预期的目标，也就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三是人民导向，以人民为中心，建立以人为本的这样一个国家现代治理体系，具备相应的治理能力，要解决一些政府的随意性、任意性、随机性和形式主义等问题，全面深化改革其实是刀刃向内，重在解决自身发展面临的问题，自身体制机制存在的问题。所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300多项改革措施，需要尽快制定具体方案，尽快把党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部署落实到位。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体制机制制度和管理创新，未来中国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思想革命和制度创新应该走在社会发展的前面，应该具有引领性和前瞻性。我认为，资本主义理论已经难以解释当今世界的很多问题，西方国家遇到的很多问题实际上是体制性、制度性、机制性问题。从深层次上说，即使现在的所谓原创理论，很多都跟不上变化的时代了。只要我们不被错误的理论和说法带节奏，不被暂时的现象所迷惑，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努力，没有创造不出来的奇迹。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到2029年、2035年，中国将会发展成什么样呢？第一，中国会成为一个开放型的大国，在开放中成为开放型世界的建设性、领导性力量。如何深化中国的开放？这次三中全会提出总体部署，有关部门正在研究推进，比如对标高标准的经贸规则，比如对最不发达国家实行单边开放等，都在抓紧制定具体实施方案。一个国家的开放程度与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以及自信程度紧密相关，作为一个先进的大国，首先要实行全面开放，中国现在实行144小时过境免签和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未来将可能对更多的国家实行免签，扩大对不发达国家甚至中等发达国家的单边开放，中国将在开放的世界中成为全球最开放的经济体。第二，到2035年中国离经济强国会越来越近。2035年是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标志着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冲刺阶段。2035年中国经济体量会更大，中国GDP规模将达到200万亿元以上，这是很令人振奋的。200万亿元，从2020年算需要年均增长4.7%，从现在算需要年均增长4.3%。2035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指数将有较大幅度的提升。第三，2035年中国将成为创新大国，将从在世界位列11位的创新大国迈向前5位。这些年美国如果不遏制、不打压，中国企业可能会安于既有的经济全球化布局，既有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工，全球正常的分工和贸易，就不会这么发奋努力。现在创新是中国发展最快的领域，是追赶最快的领域，已经取得了结构性突破。可以说，在数字经济方面，我们已经和美国并列第一梯队，美国原创性技术比我们强，或者说我们在原创性技术方面和美国有很大差距，但是在创新技术应用特别是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经济的产业化、深度纵向发展方面，我们在美国之上。特别是中国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发展，不仅在美国之上，也在其他国家之上。现在中国5G基站已经完成350万个，北斗卫星已经覆盖到2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140个国家和中国签署了合作协议。现在中美科技创新正在发生技术分岔。美国在搜索革命、脑力延伸上加快发展。中国正在依靠占全球30%的制造业规模和人工智能、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取得重大突破。第四，2035年中国将在建设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具有重大提升。在迈向中国式现代化中成为具有示范意义的大国，将对世界上发展中国家、中小国家起到一定的带动作用，特别是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将使全世界看到中国的方案、中国的理念、中国的力量，这使中国显著提升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所以，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会越来越大，中国的国家综合实力和整体竞争力会越来越高。当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遇到的困难是事实，也是绕不过去的坎儿。存在的问题、存在的矛盾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有序或者较快地解决这些问题，正是落实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的要求。（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全会决定对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进行了部署，强调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一种新型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集中体现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上。首先，科学的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确保经济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平稳健康发展。宏观调控通过财政、货币、产业等政策工具，对经济运行进行适时适度的调节，以实现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经济目标。为此，必须完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和执行机制，提高政策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配合，形成政策合力，提高政策实施效果。建立健全宏观经济监测预警体系，及时发现和应对经济运行中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其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应主要承担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职能。经济调节主要是通过制定和执行宏观经济政策来影响经济运行；市场监管则是维护市场秩序和公平竞争；社会管理旨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公共服务则是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保障民生。政府应全面正确地履行各项职能，既不过度干预市场运行，也不放任市场无序发展。在经济调节方面，要注重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在市场监管方面，要加强执法力度和监管能力；在社会管理方面，要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和方法；在公共服务方面，要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第三，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是提高政府效能和治理能力的关键。这包括调整政府机构设置、优化职能配置、理顺职责关系等方面。通过精简机构、合并职能相近的部门、推行大部门制等方式，可以减少政府层级和部门数量，提高政府决策和执行效率。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有助于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政府应加强自身建设和管理创新，提高公务员素质和能力水平。同时，政府还应加强与社会各界的沟通和协作，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方共治的良好格局。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要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实施科学的宏观调控，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经济手段，调节社会总需求，实现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制定和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合理的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防止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促进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补短板、强弱项，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其次，要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加大对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领域的投入，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推广“互联网+公共服务”，提高服务效率和便捷性。加强基层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升基层公共服务能力。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服务供给。推动公共服务多元化、个性化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需求。加强公共服务监管和评估，确保服务质量和效果。第三，要保障公平竞争。完善公平竞争制度，建立健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防止出台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促进各类企业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简化审批流程，降低企业成本。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打击侵权行为，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高经营主体的诚信意识和自律能力。第四，要加强市场监管。提高执法水平，加强监管机构的人力资源培养和专业技能提升。建立完善的执法制度和标准，提高执法效率和公正性。创新监管方式，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高监管的智能化水平。加强跨地区、跨部门合作，形成监管合力。鼓励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构建多元共治的监管格局。第五，要维护市场秩序。打击违法行为，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产品、发布虚假广告、进行价格垄断等违法行为。加强对食品、药品等重点领域的监管力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加强消费者教育，提高消费者的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建立健全消费者投诉和维权机制。第六，要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清洁能源发展。加大对清洁能源的投资力度，推动能源结构优化升级。推广节能减排技术和产品，降低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加强环境保护，制定和实施严格的环保法规和政策措施，加大环境监管和执法力度。推动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环境保护的良好氛围。第七，要促进共同富裕。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健全更加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第八，要弥补市场失灵。加强政府干预，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应加强干预和调控。通过提供公共产品、调节收入分配等方式，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为人民群众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和协调，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综上所述，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要从多个方面入手，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作者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二级教授、博导，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二级研究员、国家发改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原所长）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现代化研究起步于20世纪，有人说在六七十年代，也有人说在50年代就起步了，不过基本上是从西方起步的。当时，现代化研究的中心在美国，美国出现了一个新的学术趋势，即对人类社会的现代转型进行研究，如何从“传统”转变到“现代”。这个趋势后来传播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欧洲、日本，“现代化研究”由此成为国际性学术领域。现代化研究从一开始就带有非常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作为一个领域，现代化研究为什么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出现？这里有一个时代背景，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夺取了世界霸权，需要有一种理论去支撑它在全世界的活动，使其获得合法性依据，换句话说，需要有一种意识形态帮助它去控制世界。但仅靠“自由”“民主”这一类口号好像是老生常谈，特别是对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的新生国家而言，这些口号没有吸引力，它们更关心的是独立后国家的发展，特别是向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题。多数新生国家曾经是西方强国的殖民地，对以前的殖民宗主国心存疑虑。因此，如何去理解、认识新生国家以及如何去引导这些国家今后的发展，对西方国家尤其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在这个背景下，就出现了一个新学科领域，那就是“现代化研究”。必须说明的是，这个领域一出现就得到美国政府在财力物力方面的大力支持，这大大地推动了现代化研究。现在有些人有一种错觉，以为美国的学术行为是民间自发的，政府不参与。其实这只是一种错觉，美国（欧洲国家也一样）表面上看起来是纯民间的行为背后都有国家的参与和推动，如果深究其民间组织和非政府基金会，会发现其中多有政府的支持，包括大量经费投入和人员配备甚至直接指导。对美国来说，现代化研究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如何认识“二战”结束后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如何认识新独立的国家。美国希望主导战后世界秩序，指导新独立国家今后怎么办——这就是美国推动现代化研究的基本历史背景。现代化研究的出现，和当时社会主义苏联的强大也有直接关系。因为西方国家（首先是美国）需要有一种意识形态能够和苏联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抗，以遏制苏联的影响力。如果我们把当时苏联对抗资本主义、弘扬社会主义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那么就能清楚地意识到，为什么现代化研究突然在西方兴起，因为它是一种意识形态，是对抗社会主义、对抗苏联国际影响力的一个工具。现代化在美国出现时针对性非常强，时代感也非常强，主要是针对“二战”结束后大量出现的新兴国家的，目的是向它们说明：如果想成为现代国家就必须向美国学习、向西方学习，以美国和西方为榜样构建国家。这显然是在和苏联争夺“二战”以后的新世界，为苏联的共产主义设置另一个意识形态标杆——也就是美国意识形态。修正现代化理论认为传统和现代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在现代化过程中相互作用现代化理论经历过若干阶段，最早出现的现代化理论后来被称为经典现代化理论或古典现代化理论。经典现代化理论最大的特点是把传统和现代进行对立和“二分”，即把某种情况说成是传统的，另一种情况说成是现代的；现代化的任务就是把传统的东西全都抛弃掉，然后把现代的东西逐一树立起来。在最早从事现代化研究的学者们的观念里，传统和现代不可兼容，只要是传统的就肯定不是现代的，要完成现代化就必须抛弃传统、转向现代。后来人们发现情况不完全是那样，特别是当人们把现代化研究从泛泛而谈的理论转向微观的现实时，也就是从“普适”角度转移到对一个一个具体国家的研究上时，就发现传统和现代不是清清楚楚地可以“二分”的，有些学者对巴西、印度和日本的情况作了微观和细致的研究，结果发现传统和现代其实经常是不对立的。印度是一个典型案例，这个国家长期被英国殖民统治，直到1948年才获得独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印度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它和过去的传统，包括殖民时期的传统并没有完全分开。虽然现代印度完全不是古代印度，也不是殖民时期的印度，但传统并没有消失，相反仍在起作用。研究现代化的学者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西方人认为“民主”就是多党竞选，以这个标准判断印度它好像是个“民主”国家；但竞选的关键是拉选票，谁拉的选票多谁就获胜。恰恰在这个关键点上学者们发现，“传统”在印度被保留下来了：印度的竞选是依靠种姓拉选票的，政党利用种姓的力量动员选民，拉到一个种姓，就意味着拉到了一批选民，因为同一个种姓都会投同样的票。这与西方的选举不一样：西方竞选要依靠“纲领”，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益诉求，政客需要计算哪些纲领能吸引多少选民，因此选举是与利益集团挂钩的，这就是西方“民主”的“现代性”。但印度选举建立在种姓的基础上，而种姓恰恰是印度文化中最“落后”的传统，是最不被“现代”所认可的，却被保留下来了。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传统不仅可以不与“现代”对立，而且还可以为“现代”服务。发现这个现象后，现代化理论就开始发生变化，出现了一种修正的理论，即所谓的“修正现代化理论”。修正现代化理论认为传统和现代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在现代化过程中相互作用，所以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非常重要——处理得好，传统能助力现代化；处理得不好，则阻碍现代化。最早的现代化研究都是针对后发展国家的，现在人们则发现：先发展国家，也就是西方国家，也曾经历过“现代化”；并且在西方那些“现代”国家中，传统的影子也随处可见。比如，在英国这个“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传统”和“现代”就随处交织。至此，把“现代化”（即西方的榜样）作为规训发展中国家发展方向的“诱饵”便开始不起作用了，发展中国家纷纷走上自我发展的道路；而“现代化研究”也不再是西方国际政治斗争的有用工具，非西方国家也开始运用这个工具检视本国的发展，以及与其他国家（包括西方国家）之间的异同优劣，取他国之长、避他国之短，以该项研究服务于本国发展。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起步的，迄今已推出了一系列重大成果。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和西方的现代化研究的目标和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和西方的现代化研究究竟有什么区别？应当说，区别很大。西方的现代化研究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是为西方（主要是美国）的国际战略服务的，因此它的研究是针对别人的。西方学者不承认西方有过现代化过程，尤其是美国完全不承认自己经历过现代化，相反坚称：美国从一开始就是“现代”国家，它没有古代，也没有中世纪，只有现代。美国人的研究紧紧盯着非西方国家和不发达地区，目的是把美国的榜样推销给它们，让“美国化”变成那些国家的现代化。美国学者写的书，都在指点别国的现代化，告诉“落后国家”应该怎么做，却不讨论美国自己的“现代化”以及美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和过失。后来，当美国也有现代化过程成为人所周知的事实时，现代化研究热潮居然在美国开始消退，美国现代化转而变成了一个比较政治学问题。随着作为综合研究的现代化学术领域被分解成单项政治学课题，现代化这个全方位转型的过程也就被悄悄地弱化了。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可以回溯到20世纪30年代。但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救国图存的激荡之中，关于“现代化”的讨论显然不是当务之急，因此现代化的学术研究就被延宕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明确提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但是在当时一些不良思潮的影响下，现代化研究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国不可跟随。因此在学术层面上，现代化研究就停滞了。中国现代化研究的高潮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那时，中国现代化建设如火如荼，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同时，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急需在理论层面上加以理解和阐释。中国现代化应该走哪一条路、向哪个方向发展？这个问题摆在学者们面前。作为“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如何学习其成功、规避其失误，这些都需要现代化理论研究加以探讨。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现代化研究在中国步入高峰，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等多种学科学者纷纷加入现代化研究的行列，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推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其中不乏优秀之作。至今，中国现代化研究仍在继续，并且深入。有人说，现代化研究在国外已呈颓势，中国也无需进行了。但学术是为现实服务的，只要中国现代化实践仍在持续中，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就是必要的，就应该继续深入。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和西方的现代化研究很不相同，两者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西方的现代化研究是针对别人的，是高高在上、训导别人的，是把西方价值观灌输给别人；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则是为了解决中国自己的发展问题，为中国的现代化“敲门问路”。所以这两者目标是完全不同的，性质也是完全不同的。今天我们仍然需要研究现代化，因为我们仍然处在完成现代化目标的过程中，那就是要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具有强烈的目标指向，就是为中国现代化服务。我们不去指手画脚告诉别人怎么做，只专注于做好自己的事，这是中国现代化研究和西方现代化研究的本质区别。（作者为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邓小平领导探索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道路，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开拓者。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运筹帷幄、集思广益、博采众长，主导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的要务。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阐述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直接历史条件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首次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此后，他一再强调，我们要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坚持的“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条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相信，这条道路是可行的，是走对了。”如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成为规范性表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怎么来的？邓小平强调这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并且充分阐述了形成这条道路的直接历史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以下四件大事。一是取得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1976年10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和党中央，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果敢行动：“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粉碎“四人帮”是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首要直接大前提。没有这一伟大胜利，就没有此后的一切历史。二是批评“两个凡是”，强调完整地准确地把握毛泽东思想。1982年9月，他回顾粉碎“四人帮”出现“两个凡是”现象这段历史时指出：“粉碎‘四人帮’后，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坚持‘左’的政治路线，又提出了错误的思想路线，叫做‘两个凡是’。”这表明，“两个凡是”不是简单的提法问题，而是代表了“错误的思想路线”。它与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是相悖的。只有反掉“两个凡是”，才能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三是支持和倡导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两个凡是”社论发表后，社会上出现了关于什么是真理标准的争议。影响最大的是1978年5月中旬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6月下旬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两篇报纸特约评论员文章。12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尖锐地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的重要谈话和讲话，对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展开、否定“两个凡是”起了决定性作用，也为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政治动员。四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历史转折。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极大地推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党内外要求加快拨乱反正步伐、大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呼声非常强烈。邓小平对此积极支持，提出尽快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他强调：“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紧接着中央工作会议而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系党和国家前途的改革开放历史性决策，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老同志重新恢复了在中央的领导职务，由此确立了邓小平在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核心地位。这次会议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又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启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征程。为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作出重要政治理论准备开辟道路，理论先行，清障拆篱，规划破局。披荆斩棘，首先是要在思想理论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当年，对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起了重要指导作用的，主要有以下四大“利器”。一是首次整体性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春，极少数人掀起一股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诋毁毛泽东思想的思潮。邓小平发表讲话指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次年，他还指出：对于这四项基本原则，“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动摇，并且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这四项基本原则，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由邓小平首次提出并且作了科学阐释，并被载入党章和宪法，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基础和根本准则。二是破天荒地提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1980年8月，邓小平发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指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是，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包括组织制度、干部制度，还存在不少弊端。如果不坚决革除这些弊端，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要改革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特别是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这是革除各种弊端的关键。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则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他告诫全党：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浩劫，“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他还明确指出：要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这篇讲话，对于建设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具有顶层设计意义，也是指导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纲领性文献。三是主持制定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明辨了重大历史是非。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称《决议》）是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这一“历史决议”有四大历史性贡献：第一，对党的历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作了科学总结，实事求是地评价了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决议》指出：党在新中国成立后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第二，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决议》强调，既要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罪恶区别开来，又要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同“文化大革命”十年这段历史区别开来。第三，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他的正确思想即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指出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第四，第一次对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基本点作了包括关于社会的主要矛盾、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目标和建设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等10个方面的概括，初步明确了在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规划了总体框架。《决议》的制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也使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有了基本遵循。四是指导制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这个决定，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初步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它首次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破把全民所有同国家机构直接经营混为一谈的传统观念，提出“所有权同经营权是可以适当分开的”。这是党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全新认识。邓小平高度评价《决定》并指出：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它“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不是说四个坚持吗？这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上述四大“利器”，对于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定海神针般的指导作用。为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施一系列“大政策”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双向展开的。在明确政治思想和宏观理论层面问题的同时，还要在实践层面努力寻找突破口。邓小平在改革开放起步时提出的许多“大政策”，可视为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突破口。其中的三个“大政策”，对于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最具开创意义。第一个“大政策”，就是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走向共同富裕。这个政策是邓小平在被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讲话中最早提出的。他说：“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后来，他继续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他明确指出：解决贫富差别扩大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作贡献，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什么时候突出地解决这个问题呢？“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第二个“大政策”，就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支持发展乡镇企业。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安徽、四川等省农民自发地实行与那时政策相抵牾的包产到户等，被视为“异端”。邓小平支持这样的“异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邓小平指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八亿农民获得对土地的经营自主权，加上其他政策调整，使农业生产摆脱了长期停滞的困境，农村经济向着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方向发展，农民生活渐渐好起来。邓小平讲述这个进程时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他还说：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带动下，科技、教育、文化等体制，乃至政治体制的改革陆续展开。“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如果将农村改革比喻为改变中国命运的第一支火炬，那么它引发的全面改革就是燃遍中国的熊熊火焰。神州大地在开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烈火中获得新生。第三个“大政策”，就是倡导兴办经济特区，推动形成全国对外开放大格局。邓小平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他首先倡导兴办经济特区。1979年4月，广东省委领导提出在深圳、珠海、汕头开办出口加工区的建议后，邓小平指出：“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随后，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针对国内外对兴办经济特区的纷纷议论，他两次亲到特区作调查研究，指出：深圳特区是个试验，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都可采用。深圳搞了七八年，由内向型转为外向型，变成工业基地，并能够打进国际市场，这是个很大的成绩。“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到1985年，中央在确定开放沿海14个城市后，又批准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划为沿海经济开发区。由此，我国形成了多层次、有重点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上述三个“大政策”，既是提出最早的，又是影响最大的。正是实施了这一系列新的正确政策，在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才信心满满地说：改革过程中的一系列革命性变革，“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基于此，完全可以说，上述三个“大政策”对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披荆斩棘的意义。（作者为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完善管理监督体制机制，增强各有关管理部门战略协同，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进一步确立了国资国企分类改革的原则。第一个分类改革是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国有经济分为公益类和商业类，其中商业类又分为一类和二类。原则上，公益类企业由政府经营，商业二类企业主要处在自然垄断行业，国有资本要占据控制地位，而商业一类企业处于竞争领域，应进行市场化改造。按照这种分类，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有各自的功能定位，要明确主业和主责。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国有资本重点投资的领域：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些重点布局领域大多属于非竞争性领域。在这些重要领域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而在竞争性领域，应全面推行市场化改革，坚持公平竞争和透明化管理，特别是取消财政补贴，使国有和民营企业在这些领域公平竞争。按照我的理解，国有资本有所为、有进的就是主业，即上述提到的三个重点领域；有所不为、有退的则是这三个领域之外的竞争性领域。通过分类改革原则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优化，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就能够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发挥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优化，国有资本、国有企业与民营经济之间不是“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的简单对立，而是可以实现“国民共进”，即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共同发展。第二个分类改革涉及产业内部。我们一般将产业分为竞争性和非竞争性，在非竞争性领域又分为公共产品部门和自然垄断性产业。一般认为自然垄断行业通常会存在市场失灵现象，同时需要实现国家的特定目标，国有资本在此类行业中需保持控制地位。根据此次三中全会的决定，自然垄断行业作为国家重点投入部门，国有资本应占据主导地位，但自然垄断行业可分为两部分：垄断环节和竞争性环节。根据分类改革原则，自然垄断行业中的垄断环节应独立运营，国有资本保持支配地位，这是主业中的核心部分。而在垄断行业的产业链中，下游应为竞争性环节，需进行市场化改革，应该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垄断行业的竞争性环节。改革实践证明加快垄断行业竞争性环节的市场化改革可以大幅提高经营效率与供给效率。例如，电力行业可分为电网、配电和发电三部分，其中电网属于垄断环节，国有资本独立运营，配电侧既有垄断环节，也有竞争性环节，过去配电侧的市场化改革有所推进，发电侧属于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成效显著。此次会议进一步提出，要推进能源、铁路、电信、水利和公共事业等行业的自然垄断环节的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的市场化改革。这样的改革不仅会提高自然垄断行业的运营效率，也为民营资本的发展提供更好的空间。第三个分类改革是完善国有企业的分类考核评价体系。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完善国有企业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开展国有经济增加值核算”。既然国有企业类型不同，其功能也各不相同，就不能用同一个标准来考核所有企业。国有企业有多种功能和多元目标，包括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承载主体、弥补市场失灵、为经济发展提供基础性条件、在国际竞争中体现国家意志、追求市场效率实现利润最大化等。以上目标尽管都是重要的，但事实上单一企业难以同时实现和承担以上所有功能，需要有不同类型的企业相互配合来实现以上众多目标。如果对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实行不同的考核标准，就可以在不同的企业中分别承担相关功能，从而在整体上实现以上多元目标。国有企业有多种类型，如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和国有参股企业，这些企业不能按照同一个考核标准来评价，而应根据其所处行业的不同、股权结构不同及所承担的功能不同实施不同的考核标准。由于股权结构不同，这类企业的治理框架和治理逻辑也各不相同，考核指标也应有所区别。即使是国有独资公司，其集团下企业也呈现不同的类型。如中石油和中石化，集团层面是国有独资，集团控制了许多子公司、孙公司甚至曾孙公司。这些子公司和孙公司不仅股权结构不同，有的是国有独资子公司，但许多是产权多元化的子公司，同时这些子公司有的分布在主业中，属于垄断环节，但也有许多子公司分布在辅业中，属于垄断行业的竞争性环节，或者直接进入了竞争性领域，直接与民营企业竞争。因此，针对这样的央企，集团总部与子公司、孙公司之间的考核指标应有所不同。例如，母公司中石油控制的主业子公司，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有资本应占据主要地位，考核应参照集团公司的考核指标；如果控制的是竞争性环节的子公司，在混改中民营资本应更多参与；如果控制的是纯粹的竞争性领域的子公司，那么国有资本可以控股、参股甚至可以退出，考核指标就应该更多体现市场化要求。总的来看，此次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分类改革的三个方向：一是以分类改革为原则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二是产业内部的分类改革；三是完善国有企业分类考核评价体系。这种分类改革的原则能够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为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它不仅落实了“两个毫不动摇”的原则，还解决了民营经济当前发展中的困难，同时坚持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内容非常丰富，涉及面非常广。要学习贯彻落实好全会精神，既要全面学，又要有重点。办法是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决定》的说明，不仅要总体领悟这次全会及其通过的《决定》提出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总目标、原则，还要深刻领悟这次全会提出的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和未来5年重点部署的300多项重大改革举措的特点。我认为，特点之一是突出重点攻坚，注重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特点之二是突出创新发展，注重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特点之三是突出系统思维，注重全面改革；特点之四是突出总体安全，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特点之五是突出政治保障，注重加强党对改革的领导。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中国式现代化也是一个系统工程，紧扣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更是一个系统工程。这就决定了我们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时，必须恪守习近平总书记一贯坚持的系统思维，增强改革发展的系统性，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要统筹协调改革、创新、治理、发展四个方面工作我们看到，当以制度建设和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线的改革，同首要任务是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相遇相联时，在中国新一轮改革的大舞台上，悄然登场的四位主角分别是“改革”“创新”“治理”和“发展”。它们必将在中国大舞台联袂演出一场有声有色的中国式现代化大剧。“改革”“创新”“治理”和“发展”这四位主角中，“发展”是作为“新时代硬道理”的高质量发展。如果把中国式现代化比作以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的高速列车，那么，“创新”就是通过对列车的动能和动力系统的技术创新、工程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集成创新，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改革”则是清理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的各种障碍，破除束缚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形成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治理”则在改革进程中制定列车的行程规则、道路标准并设置红绿灯等，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怎么协调“改革”“创新”与“治理”，使之达到“发展”的最佳效果，考验着这个系统工程的操作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由此决定了，提高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统筹协调“改革”“创新”“治理”“发展”四个方面工作，驾驭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能力，是我们新时代改革开放事业再创新的辉煌的关键。正是基于这一道理，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要打造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的领导干部首先要有大局意识和战略思维能力，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战略全局上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的改革决策落到实处。同时，在领导这场情况非常复杂、头绪非常多、涉及面非常广、举措非常多且具体的改革时，更要坚持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和恪守的系统思维，学会统筹协调“改革”“创新”“治理”“发展”四个方面工作，学会统筹协调各个领域改革。要统筹协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我们要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而中国式现代化是“五位一体”全面推进的现代化，因此，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定也涉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方方面面。我们强调要紧扣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能不分轻重、眉毛胡子一把抓，也不能因突出重点而顾此失彼、影响全局。尤其是，我们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要增进人民福祉，更要按照“五位一体”的要求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的成果。比如按照“五位一体”的要求，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这就是一篇涉及千家万户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大文章。做好这篇大文章，既要突出就业优先导向，促进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又要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同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这就需要我们学会统筹兼顾的系统思维，把工作做实做深做细，不让人民群众失望，不辜负人民群众希望。又比如按照“五位一体”的要求，我们要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同样既要学会统筹兼顾的系统思维，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又要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而不伤害人民群众感情和利益，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也就是说，无论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还是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都要按照“五位一体”原则统筹协调，并从制度和法律上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要统筹协调稳与进、立与破的辩证关系改革，不可避免会涉及体制机制的评估取舍，涉及体制机制背后复杂的利益关系，做好改革这篇大文章不仅要解放思想、精心谋划，还要审时度势、因地制宜，正确处理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尤其是，我们国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还很大，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必须认真面对。因此，党中央一再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在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时要把握好时度效，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今天，我们在抓住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遇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时候，既要从国情国力出发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又要发挥我国传统制造业的优势，而不能犯美国等国家在推进科技革命时“去工业化”的错误，努力促进传统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同时，还不能放松农业发展，把14亿多人民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中。这就需要我们在坚持系统思维时，把改革发展的系统性原则与实事求是原则紧密结合起来，脚踏实地地做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每一篇文章。要统筹协调中央各个部门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我们在“两个大局”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启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既要充分发挥各部门各地方的积极性，又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国一盘棋”。尤其是，我们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多措并举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既要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又要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各部门各地方都要和中央保持一致，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我们还要持续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确保债务高风险省份和市县既真正压降债务，又能稳定发展。这一切，都需要我们不仅在本领域本地区统筹协调各方面改革和现代化举措，还要服从大局和全局需要统筹协调各部门各地方改革发展重大举措，并且从制度上保障全面深化改革同步推进。在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候，我们要努力把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和各地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确定各地的改革发展目标和任务书，扎扎实实落实全会通过的《决定》。习近平总书记历来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历来强调“要有钉钉子精神”。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更要按照《决定》第60条的要求，发扬钉钉子精神，“一张蓝图绘到底”，久久为功，持之以恒抓落实，到202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0周年时完成这次全会提出的改革任务。我认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能不能贯彻落实好，能不能收到实效，关键在党，关键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驾驭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能力。我们要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充满信心、凝心聚力，以更大魄力、更优能力和务实行动，奋发进取，谱写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篇章，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辉煌。（作者为原中央党校副校长）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中华思想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当前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与互鉴时，面临着译介与传播上的诸多障碍，除了文化因素与思维方式的差异外，在彼此的对接与译介上，存在着许多的差异。这就需要我们从两个方面入手：其一是将古老的中华思想文化内容从术语、范畴、关键词方面加以整理与研究，转化成现代形态；其二是将其术语化，以利于与各国文明与文化上的互鉴。中华文明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它善于吸纳外来文化的自信与能力历史上的每一次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与进步，都伴随着思想文化术语的翻新与代谢。20世纪初，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中指出：“近年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已。”中华文艺术语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吸纳外来的思想文化，进行翻新与创造。今天，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在传播过程中，一方面会影响域外，另一方面也必然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形成新的术语内容。中华文明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它善于吸纳外来文化的自信与能力。现在我们所说的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实际上是中外合流的产物，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标准化与古典学术相结合的思想文化产物。如果没有对术语与范畴的现代整理与诠解，以古释古，那就无法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实现文明互鉴。另外，中国古代的文艺术语，受到文艺创作本身特性的制约，加上中国文化惯于采用情感与意象的描述，存在许多神秘与模糊的思维方式，因此，运用现代术语对之进行研判与定位，往往接近于现象描述而无法精确地将本质与现象全部加以反映出来。这一点与自然科学的术语的描述完全不同。因此，我们对于文艺术语的撰述与解读，应当留有充分的空间与余地。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我们比较一下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库与西方思想文化术语库，可以发现一个基本的事实：自孔子之后，历经先秦两汉、魏晋六朝，再经唐、宋而至元、明、清，中华思想文化体系中的术语不断发展与丰富，生生不息，形成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宝库，无论是其数量还是内涵的丰富性，都是西方文艺术语所无法比拟且难以望其项背的。现在我们已经收集与整理出版的成果就相当可观。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整理与研究要考虑中国固有的学术形态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从目录学分类来说，分为经、史、子、集，大体上对应于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文、史、哲。四部的形成可以溯源到魏晋时期。《隋书·经籍志》的编撰，便采用了经、史、子、集的分类方式，自唐代以至清朝，经、史、子、集一直是我国古代目录分类的主要形式。关于集部的区分，《隋书·经籍志》分为楚辞、总集、别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分成楚辞、总集、别集、诗文评、词曲。这是发展变革的产物。中国古代文艺术语除了集部之外，还大量保留在经部、史部与子部之中：儒家的十三经之中，有许多文艺术语，比如美刺比兴，风教、乐教与诗教，温柔敦厚，中和为美等；子部中的《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淮南子》《吕氏春秋》《抱朴子》中也有大量精彩的文艺术语；史部中的《文学传》《文苑传》《礼志》《乐志》，还有各种文学家传，如《宋书·谢灵运传》等，都留存有许多文艺论述与术语、范畴。现在我们编的许多古代文论与古代美学资料选，大都采自这些典籍。由此，我们可以断定中国文艺术语是通贯经、史、子、集的，也是融入现代学科领域文、史、哲三科的。从目录分类的角度回顾中国文艺术语的存留状况，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的益处。其一，它提醒我们，研究中国固有的文艺术语，应当跳出西方思想文化的樊篱，不要以西方的学科尺度来看待中国既有的思想文化，尤其是文艺术语与范畴。其二，中国原有的经、史、子、集分类，虽然可以对应现代从西方传来的文、史、哲分类法，但是我认为它是貌合神离的。中国古代的文艺思想，与哲学思想、史学思想，以及宗教思想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更强调内在的有机联系，这种思想特色与分类标准，在《文心雕龙》这部号称体大思精的文艺学经典中得到彰显。所以，有人经常称中国古代文艺学是一种大文学视野与杂文学观念。国学大师章太炎在他的《国故论衡》《国学讲演录》中阐述得最清楚。它可以提醒我们，不要将中国文艺术语从整个中国思想文化中割裂开来，要从整体上去看待中国文艺术语的思想文化内涵。它是与政治哲学、人生哲学密切联系起来的。整理中国思想文化中的文艺术语，有助推动整个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传播中国思想文化中的文艺术语，相对于其他领域的术语，具有以下功能与特点。第一，它可以洞悉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意绪，从而了解这个民族中的人们的想法，了解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诗言志、诗缘情的术语，无论是言志还是缘情，都认为人们最内心深处的想法，不是哲学观念，不是高堂讲章，而是通过言志缘情的诗歌与其他文艺形态得以抒发与表达。孔子曾说，诗可以怨。所谓怨，就是通过诗歌的方式来怨刺上政，即对统治者进行批评与讽刺。后来，这个怨还包含人生的各种不幸与痛苦。我们可以说，中华思想文化的奥秘，恰恰在于文艺心理与文艺术语，例如兴寄、寄托、荒寒、疏野、冲淡、旷达，这些奇特的文艺术语，相对于性、理、天理、人欲等这些理学术语，更能折射出封建士大夫的内心世界。第二，文艺相对于其他领域的思想文化来说，直接表达出我们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与性格特征。中国文艺讲究“温柔敦厚”，以“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思无邪”为中和之美，既有其合理性，也有其缺陷。鲁迅先生在《摩罗诗力说》中，就对这种“思无邪”的诗教说进行过批评，认为其表现了中国人保守落后的思想性格。因此，整理这些文艺术语，有助于我们对中华思想文化进行全面的分析与反思，推陈出新。第三，重新整理与阐释这些文艺术语，有助于全面了解它与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之间的联系，从而推动整个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传播。（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中国发展的奇迹不能仅停留在经验层面，要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通过经济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表达出来。要从话语层面丰富现代化话语表达体系，提炼出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新概念、新理论和新方法，为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根本遵循。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它确立于资本主义时代，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核心。在私有制条件下，资本主义制度既无法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也无法解决市场经济带来的分配不公，更无法克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引发的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相较之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效保证了市场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来看，中国打破了传统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建立起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推翻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错误结论，破除了“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相互对立”的传统观念。公有制及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市场经济的显著区别，也是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制度支撑。从收入分配制度来看，中国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格局，超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片面强调按资分配和效率最大化的收入分配理论。我国采取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克服了资本主义分配方式的弊端，促进了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调动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从市场经济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统一。马丁·雅克指出：“中国拥抱了市场经济，但它避开了西方式自由”。今天看来，中国经济的腾飞与奇迹，离不开经济体制改革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辩证统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不是简单参照西方“正统经验”的市场化，也不是刻板遵循“华盛顿共识”的自由化，而是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建立起的公平、高效、可持续的市场经济，既发挥了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高效，也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宏观调控的优势，实现了市场和国家的良性互动。中国改革发展的成功，是对新自由主义理论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颠覆和重构，更是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从需求管理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和需求的关系是市场经济中最基本的经济关系，同时也是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基础。我国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首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供给与需求的辩证统一和动态平衡，以“长期结构性调控”超越了供给学派的“短期总量调控”。供给学派片面将供给当作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强调供给而忽视需求，强调供给管理而忽视需求管理，造成了供给与需求“决裂”，根本无法揭示隐藏在供求关系背后的生产关系问题。相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解决的是结构性问题，强调供给与需求相互配合、协调推进。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提高供给质量和服务，满足消费需求，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其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发挥政府与市场两方面的优势，强调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超越了供给学派“绝对自由市场”的主张。西方供给学派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极力推崇政府无为，强调减少政府干预与福利支出，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加剧了社会不平等。相反，中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改革”代替了“完全市场化的体制改革”，在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也强调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保证了国民经济转型升级和稳步发展。最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共同富裕为目的，超越了供给学派以资本为中心，以资本积累为目的的价值导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针对我国供需错配的现状，从供给侧入手，以“三去一降一补”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更好地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比之下，供给学派倡导减少税收、缩减社会福利，降低了社会的保障水平，加剧了贫富差距与社会的不稳定。从市场均衡到共同富裕西方主流经济学通过对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和生产者“利润最大化”原则的分析，提出了“市场均衡”理论。该理论认为，当消费者和生产者都在追求自己的最大效用和最大利润时，市场会自动调整供求关系以达到市场经济的最优状态，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事实上，不管是一般均衡还是局部均衡，都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理性经济人”假设以简单的、理性的、利己的经济人代替了复杂的、非理性的、利他的社会人，本质上是为私有制条件下的劳资对立和两极分化披上了一层合理的外衣。就现实而言，共同富裕“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理性代替了西方“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以劳动逻辑代替了西方的资本逻辑，以长期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代替了西方经济短期的效率和利益。从范围和领域来看，共同富裕是全民富裕和全面富裕，既强调“一个都不能掉队”，也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有效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避免了社会两极分化，推动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相反，在私有制和“理性经济人”的前提下，“经济的稳步扩展，往往使某些被剥夺了各种权力的下层群体和阶层的命运恶化、并降低它们有效地接近这个新框架的可能性”，从而拉大了贫富差距，加速了两极分化，加剧了社会动荡。从实现方式来看，共同富裕是共创富裕和渐进富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在充分发挥公有制经济“维护国家安全、改善人民生活”作用的同时，也强调非公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了民营经济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创业就业、推动技术创新、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的作用，增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我们强调的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同时富裕，而是鼓励先富带动后富的、分阶段进行的逐步富裕和渐进富裕。从个体主义到系统观念个体主义方法论一直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方法论原则。无论是以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还是以信息不对称和有限理性为假设前提的西方经济学家，大都采用以“个体行为”为基本分析单元的个体主义方法论。不可否认，社会现象是由个体行为和互动构成的，从个体的角度出发，可以更好地了解社会现象的复杂性，深入分析社会现象的本质和产生原因。但是，个体主义方法论在现实中并不总是成立，它的缺陷决定了其适用性必然受到限制。首先，个体主义将个体视为经济行为的决策者和承担者，忽略了群体行为和社会规律的存在，容易导致对社会现象的解释不够全面和准确。其次，个体主义将经济行为简单地看作是个体自我利益的追求，忽略了历史变迁、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对个体行为和决策的影响。最后，个体主义偏重于短期和局部效应，忽视了长期和整体效应。事实证明，个体脱离不了整体。但如果片面强调整体，就容易忽视个体的多样性和创造性，限制个体的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因此，为更好地把握经济发展规律，应坚持系统观念，“从整体着眼，从个体着手”，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功经验基础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这深刻揭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重要原因。当前，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为更好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更需要强化系统观念，协调各方关系和利益，坚持问题导向、协同发展、整体推进、利益共享、开放包容，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从而赢得发展主动权，推动现代化建设取得更大成就。总之，从个体主义方法论到系统观念的转变和发展，反映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和发展，既为更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同时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统筹布局提供了参考和借鉴。庞大的经济体量和丰硕的历史成果，证明了中国已具备构建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现实条件和能力。在全球化及金融危机中出现的新问题将全世界带入一种徘徊或迷茫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学所要担当的历史责任就是解开全人类“认识上的枷锁”，更好地引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长。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时代的呼唤，更是历史的选择。（作者分别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生）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阐明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旗帜、发展理念、总基调和总要求以及必须坚持什么意识、抓住什么重点、采取什么方式等根本的、管总的问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完整准确理解这一指导思想，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主题，将改革向纵深推进。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有生机、有活力的体制。“高水平”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本刊邀请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唐任伍教授作答。问：什么是“高水平”的基石？答：有效激励的产权制度是“高水平”的基石。产权的清晰，使得资源的配置更加合理。在关系着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国有经济方面，资源的配置始终围绕服务国家战略，保障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重点基础设施、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支持创新发展前瞻性战略产业，提高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民营经济，与市场具有天然的亲和力，相关资源的配置重点是围绕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为民营经济提供政策支持、制度保障，减少非市场化干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问：什么是“高水平”的保障？答：要素自由流动是“高水平”的保障。劳动、土地、资本、管理、技术、信息、数据等生产要素，是社会财富创造的物质基础和源泉，其要素流动的自由度、灵活度高低，直接决定着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有效性”高低，从而决定其激发社会财富创造能力的高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水平”的象征。要素自由流动的便捷性是高效配置资源的前提，“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市场经济体制，内在地要求生产要素流动“自由度”必须“高”“无障碍”和“有限管制”，大力打破行政分割壁垒，建设有利于要素自由流动的统一开放大市场，实现人才、资本、技术、信息、数据等各类要素的自由流动，规避“虹吸”和“被虹吸”怪圈，降低要素流动交易成本，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提升供应链、价值链、产业链的韧性。问：什么是实现“高水平”的前提？答：价格反应灵活是“高水平”的前提。价格被称为市场经济体制的晴雨表、风向标和指示器，对市场变化的反应最敏感，是最有效的调节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起了完善的价格调节机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充分释放和激发了市场活力。市场经济具有平等性、法制性、竞争性、开放性的特征，市场确定的价格天然具有平等性、竞争性，其涨落能及时、灵活、准确地反映市场供求变化，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传递供求信息，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同时也更有利于厘清政府和市场边界，将政府对价格的干预有效地限制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以及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问：什么是实现“高水平”的关键？答：竞争公平有序是“高水平”的关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清除一切妨碍公平竞争的藩篱，营造各类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参与竞争，同等受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厘清政府和市场边界，处理好政府的产业政策与市场的竞争法则之间的关系，在充分发挥市场竞争规则的基础上，加强和改进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微观干预，辅之以有效的产业政策引导；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强化竞争规则，营造一流营商环境，联通国际国内产品消费市场和要素供给市场；破除要素配置的区域、所有制等各种人为限制，推进完善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和配置高效公平。问：什么是实现“高水平”的路径？答：企业优胜劣汰是“高水平”的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优胜劣汰、选优汰劣的机制，净化了市场环境，催化了产业转型升级，保证了要素实现最优配置，促使“僵尸企业”“空壳企业”市场化地有效退出，助力企业提质增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优越的市场环境，为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保驾护航：法人的财产权和独立经营权得到真正的保障，出资人和用资人的市场关系要明确，政资、政企、政商要分开，资产的保值增值目标的实现要有规范的市场化运行做保障；生产资料和生产要素充分、自由流动，以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劳动力流动和退出，以免造成社会震荡；保障公平、公开、公正竞争秩序法律法规逐步完善和健全，新型的企业家管理机制逐渐形成。问：实现“高水平”的手段有哪些？答：科学的宏观调控是实现“高水平”的手段。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体制。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依托社会主义新型举国体制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寻求经济及社会发展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最佳结合点，使市场无形之手与政府有形之手有机结合。有效市场就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各类要素的最优化利用，充分发挥各类要素的积极作用，做大做强“蛋糕”；有为政府就是发挥政府在矫正市场失灵中的干预作用，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和过度滥用，通过有效的公共政策，实现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培育新动能，延伸产业链、提升创新链、稳定供应链、畅通物流链。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事业是历史接力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和“继续”，明确了新征程的新要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逻辑是，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在两个“相适应”基础上，提出“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坚持、创新和发展，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原理性理论、作出的原创性贡献。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是指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以使其满足人的需要的实际能力和水平。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体现了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分配的形式，体现了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成就充分验证了改革开放特别是全面深化改革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性作用，深刻揭示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是我国改革的基本逻辑。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新征程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近年来，我国新质生产力方兴未艾，形成了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光伏等一批优势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低空经济、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发展呈现积极向好态势。面向未来，我们要继续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形成一批新兴支柱产业，不断增强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这就要求我们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好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健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体制机制，完善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坚实支撑高质量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动实现物的不断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基础是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它包括所有制形式、交换形式和分配形式，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社会经济总量规模、结构关系与经济运行能力。上层建筑是社会意识形态及相应政治法律制度、组织和设施的总和。它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其中，前者居于主导地位，其核心是国家政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性质与变化发展，上层建筑服务于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意识形态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中介。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适应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来推进社会发展。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态度。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总体设计、系统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调整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完善上层建筑。”社会基本矛盾总是不断发展的，所以调整生产关系、完善上层建筑需要相应地不断进行下去。进一步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当今时代是政党政治时代。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推动社会发展是其治国理政的题中之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时间表，制定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和施工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作为稳大局、应变局、开新局的重要抓手，把准方向、守正创新、真抓实干，在新征程上谱写改革开放新篇章。”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有坚实根基，即新时代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的重大成就，突出表现在：巩固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根本制度日益巩固，基本制度不断完善，重要制度创新取得丰硕成果；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推动我国经济迈上高质量发展之路；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推动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有一系列重要改革举措，即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对各领域各方面改革全面部署，都是涉及体制、机制、制度层面的内容，其中有的是对过去改革举措的完善和提升，有的是根据实践需要和试点探索新提出的改革举措。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有明确的原则遵循，即必须贯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系统观念等原则。这些原则，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宝贵经验的科学总结。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及其矛盾运动规律认识的深化，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坚持和运用、创新性丰富和发展。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国最大的政治，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并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最生动的实践，“三个更好相适应”是衡量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否实现的尺度，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内容新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既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续篇，也是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篇，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以史为鉴”是中国传统史学的核心理念之一，意即通过学习历史，总结前人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为现实提供某种指导，体现的是史学的社会功能以及社会对史学的要求。中国古代史学彰扬“以史为鉴”，号召“多识前言往行”，其实也是人类掌握自己命运的一个手段，充满了人本主义的理性精神。具体而言，有五个方面的内容值得关注。其一，人类认识的局限性使“以史为鉴”成为必要。传统史学“以史为鉴”观念所展示的最鲜明的理性精神就是古代史家意识到人类在认识和推动社会发展时存在诸多不足，“以史为鉴”是弥补这种不足的手段之一。《荀子·解蔽》就指出：“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人总是会被事物的某些方面所蒙蔽，从而产生认识上的缺陷。夏桀、商纣有“人君之蔽”，亲小人远贤者，导致国家灭亡；唐鞅、奚齐有“人臣之蔽”，争权夺利，导致身败名裂。正因为古代史家意识到人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着诸多认识上的盲点和误区，故而才会对远逝的历史情有独钟，“疏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通其度”。由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蔽”随时都会产生，“以史为鉴”便是“解蔽”的手段之一，因为借鉴历史可以使人们产生“超越成见的认识”。人类认识能力和治政能力的局限性程度，决定了“以史为鉴”的有效性程度。其二，重人事的观念是“以史为鉴”得以展开的基础。古代史家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折射的全都是人的所作所为。要想总结出有用的历史经验和沉痛的历史教训，必须关注人的行为，必须从人与人的关系中去寻找历史兴亡、王朝盛衰、个人升降甚至历史运动发展变化的原因，而不是将历史的变化、人事的沉浮归之于天。正因如此，从司马迁、刘知几、杜佑、司马光、郑樵至马端临、王夫之等，几乎所有具有理性精神的古代史家都对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等神意史观进行了深刻批判。他们认为国家兴衰与“天命”“灾祥”无关，不可用天命论、灾祥论去解释国家的兴盛衰亡。历史上的王朝兴替、国家盛衰、个人事业成败，都是人事的作用，“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惟命而言，则其理悖矣”。如果将历史变动归因于天命，就无法揭示出历史的真相，更遑论总结出有益于后人的经验和教训，“以史为鉴”就成了一句空话。可以说，重视人的行为是传统史学“以史为鉴”得以展开的基础，也是理性精神不断发育在史学上的表现。其三，历代王朝内部政治文化结构的相似性使“以史为鉴”成为可能。在整个专制社会，由于人们所赖以生存的外部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变化不大，各王朝内部基本的政治文化结构极为相似且相通，这种王朝内部社会结构的相似和相通以及王朝的周期性危机，被古代史家所感知。他们认识到古代王朝之间社会结构的相通性，认识到历史变化的周期及规律，认识到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观能动性。所有这些都说明前朝经验教训完全可以用在当朝，史可以鉴且鉴之有用。历史学家吴怀祺先生曾指出，历史是变化的，是不可重复的，但历史的变化与不可重复中又蕴含着重复性和常规性的内容，这使得“以史为鉴”得以可能。而且，古代史家还认识到人的愿望和要求能够在历史发展中发挥作用，所谓“生人之意”可以成“势”。凡此种种，均推动古代史家遵循“以史为鉴”的理念，撰述大量历史著作，希冀后人能通过借鉴前人的经验教训去治国理政、立身处世，顺应历史并把握其趋向，以达到控制人类自身命运之目的。其四，直书精神和信史原则是“以史为鉴”发挥作用的前提。传统史学重视直书，反对曲笔，要求撰写的史书应当是信史。在古代史家看来，史书失去“直”和“信”，也就失去了所有的价值。古代史家清楚地认识到，史学要发挥“以史为鉴”的功能，前提必须是信史，捏造和歪曲历史事实的史书，是无法让人借鉴的。在古代史家的心目中，史家犹如历史的审判官，秉持不虚美、不隐恶、善恶必书的态度审视历史上的一切，经过考证辨析，将历代统治者的治绩好坏、善恶是非都曝光于史书之中，以供后人取鉴。古代史家对直书和信史的追求，既体现了“以史为鉴”的社会价值，又体现了史学不完全受统治者所左右的相对独立性，其中的理性精神值得重视。其五，历史境况的复杂性使“以史为鉴”具有历史性。古代史家在充分肯定“以史为鉴”的作用的同时，对如何“以史为鉴”以及“以史为鉴”的原则也有清醒的认识。他们认识到，历史的经验教训具有历史性，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此之下，“以史为鉴”也就有了历史性，而非机械地照搬前人的做法。贾谊和司马迁都认识到“以史为鉴”必须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绝不可泥古。对此，王夫之说得更加明白，他以历史上各种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为例，明确指出“善于彼者，未必其善于此也”，并提出了“以史为鉴”的基本原则：“而善取资者，变通以成乎可久。”也就是要以“变通”的思想考虑“以史为鉴”，而非拘泥于一事一物的借鉴。更为重要的是，王夫之指出，在总结历史得失以为借鉴的时候，不仅要思考其得失之原因，还要思考在变化了的历史场景下如何承得救失，所谓“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王夫之关于历史借鉴的一系列看法，具有尊重客观历史事实及其进程的历史理性，达到了中国古代“以史为鉴”观的理论顶峰。可以看出，古代史家讨论“以史为鉴”，涉及历史、史学、人事、现实等诸多问题，对历史发展变化、王朝兴衰治乱、史学求真致用进行了深入思考，充满了理性精神。（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专制政体被推翻，在文化学术方面独尊儒家的局面被打破，学术思想呈现出相当活泼的景象。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下，中国许多学者致力于中西学术的会通与融合，形成了各学科社会科学化的潮流。为此，商务印书馆组织学者编撰《百科小丛书》，李大钊应约撰写了《史学要论》，于1924年5月出版。这一著作是为了把古老的史学推向适应时代需要的社会科学化的一种努力。提出从个人史到人类史为核心的新模式在《史学要论》中，李大钊提出的历史学体系是一个全新的体系，它打破了传统史学以帝王将相为核心、以王朝史为核心、以政治史为核心的体系，提出了从个人史到人类史为核心的新模式。在这个新模式里，既包括微观层次也包括宏观层次的史学研究，同时还包括若干的中间层次。对个人的研究，在李大钊看来就是个人史或称传记，而对于个人生活的普遍现象的研究就是关于传记的一般理论，可称为个人经历论或比较传记学。李大钊这里所说的“个人史”并不一定是指传统史学中的帝王将相，从大体的途径来看，任何对历史有影响的个人，其经历都有某种普遍的形式，但具体看来则千差万别，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气质、教育及在社会上的位置、职业及与之交往的人物、所在的国家及社会的状况都是千差万别的，而探讨这些内容的史学就是个人经历论。李大钊的史学体系的另一端就是人类史，对人类史总体经历的研究就是人类经历论。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必然会形成对整个人类经历总体的、理论的研究，这就是人类经历论。这种人类史与现在所谓的“世界史”是不一样的。所谓的“世界史”，不是叙述个别国家的历史，就是叙述各国关系的历史。而所谓的“人类史”，不是把世界各国的历史总和在一起，而是要探讨整个人类是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的历史。它是整个历史学系统最后形成的部分。北京李大钊故居馆藏文物《史学要论》把记述历史与历史理论看成两部分同等重要的内容在李大钊的历史学体系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把记述历史与历史理论看成两部分同等重要的内容。仅仅记述历史，还不能算完成了历史学体系。李大钊认为，记述历史与历史理论之间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所以，唯有把历史理论的系统建立起来，才有可能对历史过程的具体情况以一定的理法作出充分的解释与说明，也就是说，给记述历史以不可或缺的理论阐释，从而使记述历史能够成为科学的记述。反过来，记述历史的研究能够愈益精确、充分，就能使历史理论的建立有坚实的事实基础，有更多可依据的材料，从而使历史理论不断丰富、发展。“二者共进，同臻于健全发达的地步，史学系统才能说是完成。”这就表明，在李大钊看来，仅有记述的史学而没有相关的历史理论研究是不可能成为完整的历史科学体系的。在整个《史学要论》中，强调历史理论的重要性，是贯彻始终的核心观点之一。认为历史科学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李大钊认为，除了从个人史到人类史的历史研究，还有很多特殊的社会现象也应该作为历史研究的内容，纳入历史学的体系中。例如，政治史、法律史、道德史、伦理史、宗教史、经济史、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等内容，都是属于人类的特殊社会现象的历史，它们的内容与普通历史所分科出来的个人史、氏族史、社团史、国民史、民族史、人类史有所不同。普通历史所考察研究的对象是人或人群的经历，而政治史、法律史等所考察研究的对象是某一种社会现象本身的经历。虽然两者不能完全分割开，就是说在考察研究人或人群的经历为主的普通历史时不可能不涉及这些特殊的社会现象，比如研究国民史就必然会涉及国民的经济生活、宗教生活、伦理生活等，但是，这种研究绝不是要以研究经济现象、宗教现象、伦理现象本身为主体，而是要说明这些现象与国民史的关系。对这些特殊社会现象的历史学研究，如政治史、经济史、法律史等，在李大钊的历史学系统中称之为“特殊历史学”。在李大钊最广义的历史学体系中，把政治学、经济学、法理学、伦理学、宗教学等社会科学统称为“人文学”或“文化学”，也都包含在特殊历史学的范围之内，是最广义的历史学的一部分。因为这些社会科学本身都有其自身发展史，也都可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研究。从这个“最广义的历史学”体系的设想中，可以看出李大钊把历史学看作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的思想是非常明显的。李大钊在100年前推出的《史学要论》是中国学者探索建构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的开端。时至今日，他对这个体系的构想，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价值。（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取决于诸多重要实践性经验和由此积累的卓越智慧，其中包括秩序与活力的平衡性。中国曾经因是一个“一盘散沙的社会”而动荡不安，共产党革命的一个伟大成就是将国家重新组织起来；但又因计划经济、人民公社等组织形式而使社会失去活力，不得不进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改革。因此，改革开放前后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秩序与活力的平衡度上，它可以视为衡量国家治理成效的一个指标。这个指标同样可以用来衡量比较历史视野下的国家治理。目前，很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发展，是因为国家组织不起来，无所谓“国家自主性”，社会“一盘散沙”，有组织犯罪猖獗，这样的国家缺少的是秩序；而有秩序的社会如果组织化过度，整个国家又会失去活力和竞争力，这是苏联的并不久远的故事。戈尔巴乔夫病急乱投医，“公开化、透明化、民主化”改革虽然唤醒了社会，但是活力变成了失序。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苏联也输在“秩序与活力”的平衡度上。中国实践和比较政治发展的图景已经给了我们关于国家治理的心智启示，其实，在大历史脉络上看“秩序与活力”的关系，我们更能提炼出有价值的历史政治理论，这样的理论反过来有助于国家繁荣，防止国家衰败。组织的赋性：组织化程度、组织形式的好坏决定了国家的兴衰“秩序与活力”是一种现状性或结果性状态，就国家治理而言，秩序与活力的载体无疑是作为最大组织的国家，国家组织之内又有无数个性质不同、功能不同的次级组织，诸如包括政党和政府的政治组织、经济活动主体的企业组织、科学研究和教育类的事业组织、自治性的自组织。因此，秩序与活力其实是国家的组织化程度的表现，而国家的组织化程度又来自次级组织的组织化程度、次级组织的功能的确定性及其互动状态。现代性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功能的分殊性。如果不同属性的次级组织的功能趋同化，行为标准单一化，组织运行的结果必然表现在秩序与活力的关系上，要么是无序状态，要么是活力式微。比如，进入封建制后的欧洲以经济权力-军事权力为行为标准，结果就是战争状态的千年乱世；一个共同体以文化权力为标准，一种结果可能是宗教化“无我”，谈不上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如果以获取政治权力为最高人生法则，比如中国历史上的“官本位”，也只能是“资本主义萌而不发”。因此，作为最大组织的国家的秩序与活力，其中的次级组织的功能的多元性、分殊性至关重要。在某种程度上，人类历史就是通过组织化形式而演绎的，组织化程度、组织形式的好坏就决定了国家的兴衰。在大历史视野下，“组织化悖论”是解释国家兴衰的一个重要概念，而组织化悖论一方面体现的是组织化优势即组织化红利，一方面是组织化劣势即组织化陷阱。组织化红利：组织得越早，国家就越领先；组织化程度越高，国家就越强大直到16世纪中国为什么都能长期领先于世界？一个直观的历史事实是，中国是最早的组织起来的国家，而且是把广土众民的社会组织起来的国家。组织化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其重要性远非科学技术上的“四大发明”所能比肩。组织化国家决定了社会的稳定性，稳定性保障了恒心和恒产，进而促进了国家的强大。当然，这种国家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16世纪之后，一种新型的国家组织开始出现，那就是以商业-军事为基础的民族国家在欧洲的诞生。三个世纪后，两种形式不同的组织化国家相遇，农业文明的组织化国家败于商业文明的组织化国家。但是，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组织化程度超越了商业文明，新中国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打造出“中国式现代化”国家，中国再次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这个国家兴衰的大历史告诉我们，组织化是衡量人类文明进程的一个标志，组织得越早，国家就越领先；组织化程度越高，国家竞争力就越强，国家就越强大。我把这种早组织化、强组织化的历史称为“组织化红利”。19世纪和20世纪的两百年世界历史即现代化史，其实就是大国之间竞逐富强的历史，也是组织化强度和组织化形式的竞争。组织化陷阱：在集权式和分权式的治理结构中都有可能出现人类通过组织化而一路走来，有些国家拥有“组织化红利”这份优质资产。但是，制度变迁中绕不开的“路径依赖”规律又可能把优质资产变为不良资产，从“组织化红利”掉入“组织化陷阱”。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规律决定了组织化红利有可能演化为组织化陷阱，这在集权式治理结构和分权式治理结构中都有可能出现。在分权制衡的美国，分权是其“组织化红利”，但分权却意外地无限制地强化了利益集团的权力，它们甚至制造了天量的“GDP”。2022年美国GDP为25.4万亿美元，其中医疗费占19.7%，律师费占15.7%。天量的医疗费并没有提升美国人的人均寿命，巨额律师费恰恰说明所谓的“法治”已经变成了律师业的牟利工具。这些天文数字更反映了利益集团的组织化程度和权力——靠繁密的外界看不懂的法律去维持着，国家权力被这些强势利益集团瓜分了，形成事实性“否决型政体”，国家难以制定人民需要的公共政策。这样，国家自主性受到严重打击，而号称“社会”的强势利益集团则会利用其组织优势进一步巩固其优势地位。分权本来是其立国之本的“组织化红利”，但路径依赖强化了作为分权象征的利益集团的权力，国家和人民掉入“组织化陷阱”而不能自拔。比较而言，集权式治理结构更容易出现“组织化陷阱”，因为组织化本身就意味着集权化。这个过程是通过政策完成的。随着环境的变化，几乎所有的组织都会有运用政策手段而拓展领域并扩张权力的冲动。长此以往，以政策工具编制的组织化网络就愈加稠密。任何组织的基础都是原子化个体，组织化网络越密集，个体的思维空间和行为空间就越有限，直至处于停滞状态。历史上，开国王朝总是实行黄老哲学式的“让人民自由”，但几十年后都是规范越来越密集，制度成本越来越高，庸员增加，出现财政危机，最终殃及政权。对此，明末思想家顾炎武早就指出，规章制度过密，会使官吏“忽大体，谨小法”，“法令日繁，治具日密，禁防束缚，至不可动，而人之智虑自不能出于绳约之内。故人材亦以不振。”庸政懒政怠政是“组织化陷阱”的必然结果。在“组织化陷阱”状态下，官吏丧失了能动性，他们只对法规和政策负责，而法规和政策又不会自动地发挥作用，整个社会和国家因此而处于“空转”的停滞状态。创造“秩序与活力”平衡的制度环境，摆脱“组织化悖论”人类历史就是组织演化史，组织化带给人类进步和强大，人类享受着这种“组织化红利”。但与此同时，路径依赖规律又会强化着各种组织的组织化程度，组织化网络日益稠密，国家运转的制度成本日趋高昂，也极大地限制了作为组织的原始基础的个体的能动性，人类进入“组织化陷阱”状态。“组织化陷阱”招致国家治理失效，甚至危及政治安全而导致革命式变革。变革后的组织被赋予新能量新活力，“组织化红利”大放异彩；但是岁月的流逝又让人类自觉不自觉地进入“组织化陷阱”之中。这似乎是人类难以摆脱的死结——“组织化悖论”。发现并指出“组织化悖论”并不是对人类的无望，而是为了掌握历史主动性。当年毛泽东在“窑洞对”中阐发了避免王朝兴衰律的第一个办法即让人民负起责任，激活人民的能动性；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发现了第二个办法即“自我革命”，目的是规范官员的行为。但是，如何激活人民的能动性，尤其是在规范官员的同时让他们依然积极有为，这就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其重要内容就是彻底清除那些阻碍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一切障碍。如果说头两种方法针对的是人，即动员人民的责任心和约束官员的行为，那么“全面深化改革”则是针对组织本身——优化组织形式和组织化程度。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底什么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治理现代化应该创造“秩序与活力”平衡的制度环境，行为者因此有责任、有动力去致力于治理的政治宏业。世界已经进入“大争之世”，国家竞争力说到底取决于国家的组织形式和组织化程度，而平衡的“秩序与活力”又是衡量组织形式优劣和组织化适度性的一个重要指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澄海全球发展与安全高等研究院院长）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发展政治学是政治学的重要分支，也是当下政治学研究的重点领域。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政治学已经形成了一系列丰富的研究成果。它们主要是由西方主导的，是在美国政治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它们大多以自由民主理论为基础，以现代化理论为框架，并且以民主转型理论为核心。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的解体、“两极”格局的瓦解，世界各国越来越快地融入新的国际体系。同时，中国的崛起为发展政治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作为独特的案例，中国的发展打破了西方学术界对政治发展的一般理解和思考。为此，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学者亟须深刻把握政治发展的多重维度，构建出新的发展政治学。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发展政治学最重要的维度现如今，学术界已经普遍认识到，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并非线性的关系，经济的发展未必能够推进政治的民主。基于此，发展中国家应当将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作为两个目标进行推进。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可以以经济的发展带动政治的民主化。另一方面，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建设民主政治，经济富裕绝不能取代政治民主成为发展的唯一目标，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还要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建立起让民众知情、表达、参与的制度平台，唯有这样，才能切实提高人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现如今，中国已经围绕经济发展形成了“发展型政府”和“中国模式”，创造了“中国奇迹”，同时，中国也不断致力于推进民主化进程。一方面，中国不断推进政府创新和政府改革，并以政府创新推动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形成了一个以发展为导向、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庞大政府体系，推动中国的全面发展升级，中国政府不仅制定了明确的产业政策以引导经济发展，同时，还与时俱进地制定了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全面发展的规划。中国已经形成了发展型治理的模式：在发展中求治理，在治理中谋发展。同时，中国政府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提出后，中国不仅构建出了自己的民主理论和话语体系，也为世界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借鉴。政治民主和政治稳定的关系也是发展政治学的重要维度发展政治学前期注重的是政治民主研究，并将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和民主转型作为其主要任务。现如今，政治民主话语也出现了不同的版本。其中，西方的政治民主话语强调单过程的选民民主，坚持选举的程序机制以及竞争和制衡的原则；中国的政治民主话语则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人民为主体，坚持合作和一致的原则和标准。总之，民主的版本是多样的，民主的指标也是极其复杂的。发展中国家决不能像西方那样将民主简单地等同于竞争和选举，而是要追求多样化的、符合本国国情的民主化发展道路。同时，政治秩序的构成要素也是多元的，其不仅包括国家主权和政权的稳定、政府和政策的稳定，还包括社会和政治秩序的稳定，以及社会政治心理的稳定。政治发展不仅意味着政治的民主化，同时还意味着要将不稳定的状态转变为稳定的状态。在统筹推进民主发展和政治稳定方面，中国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既注重治理，又注重稳定，实现了长期稳定、高速发展、人民认可等基本目标，形成了使命型政党领导、发展型政府组织、包容性制度保障、创新型政策推动四条重要经验，并最终形成了稳定的“中国道路”。其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确保中国民主政治稳定发展最重要的条件。“民主化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而有序民主化是由共产党指挥设计并领导实施的成功的政治发展策略。”中国共产党通过发展党内民主、推进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有机统一，不断增强国家能力，为有序民主化提供了坚强的保障。社会发展与国家治理的关系也是发展政治学的重要维度伴随发展政治学的不断深入，学者们逐渐发现，政治发展不仅要推进政治民主化，还要维持政治秩序的稳定，确保政府能够实现良善的社会治理。现如今，如何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建立起协同合作的关系，又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发现，政治发展绝不是国家和社会单方面的发展问题，它要求国家能力与社会能力的共同建设，以及国家与社会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其中，国家要有足够的能力，对外维护国家主权与尊严不受侵害，对内实现有效管理，同时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社会也要有足够的能力，确保民间力量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具有较强的自主性、自立性和自助性；在公共事务的治理过程中，国家权力机关、政府、政党组织、社区和社团组织等不同的主体还要各守本位、各司其职，形成良性互动、彼此分工协作的局面。在国家能力和社会能力的建设方面，中国也积累了诸多经验。为了改善治理绩效，中国政府推进了管理导向、服务导向、自治导向、协同导向的改革，营造了政府机制、市场机制、社会机制相结合的“协同治理”格局：一方面，中国充分开发了既有的正式制度和机制的潜力，让政党、政府等权力机构以及传统的群团组织发挥新的机能；另一方面，中国还不断激活企业、社会组织和社区的功能，让新型社会主体和要素在社会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努力实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力量的对接，并最终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民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社会需求和政府供给的关系也是发展政治学研究的重要维度基于对已有民主理论的反思，学者们越来越强调实现一种真实的、实质性的民主，这就对政治民主的结果提出了要求。现如今，学者们普遍认为，民主不仅要有程序，更要有结果，要取得让人民群众满意的制度效果。那么，如何确保人民群众满意呢？这实际上就涉及政府供给能否满足社会需求的问题。政府供给既包括制度供给，也包括政策供给。其中，制度供给是社会秩序的决定性要素，也是解决社会需求变化的根本方案。亨廷顿认为，制度供给决定国家治理的水平。而政府又是制度或规则的主要供给者，因此，政府能否适应社会需求并不断地进行制度供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政治的现实状况和未来走向。当然，政府并非制度的唯一供给者，尤其是在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社会组织和团体作为社会参与者提供的制度供给可能比政府所能提供的制度供给更加有效。因此，制度供给的未来思路是打破一元供给的格局，建立多元复合的供给模式，以满足社会的多样化需求。政治民主和国家能力的关系也是发展政治学研究的重要维度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经济、社会事务日益复杂，国家的治理能力不断遭受挑战。学者们也开始讨论民主与治理的关系问题。其中，通过对民主政体治理绩效的考察，福山惊奇地发现，很多民主政体的治理绩效都不尽如人意，这是因为“民主化过程中的社会动员提出了善治的要求，而国家却没有能力跟上”。实际上，民主与善治是政治发展的两个独立目标，它们有着不同的内涵、机制和价值。同时，民主与善治之间还存在着张力：民主使一些在非民主条件下很简单的事务变得相对复杂和烦琐，从而增大政治和行政的成本；民主还需要反复协商和讨论，常常会使一些本来应当及时做出的决定，变得悬而未决，从而降低行政效率。治理往往又会排斥公民参与，它更多地以结果为导向，而非以过程为导向，它的提出对民主也造成了挑战。因此，能否处理好政治民主与国家能力的关系，直接决定了政治能否实现长期、稳定发展。总之，发展与治理是未来的政治发展必须考虑的内容，这两者之间的互动直接影响到政治发展的成败以及质量。发展带来变化，而治理应对变化。同时，发展不断增强社会能力，治理不断提高国家能力。发展涵盖了经济发展、科技发展、社会发展、教育发展等各个方面内容，治理则强调制度化、法治化、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同时，治理的应变也体现在多个层面：不变性应变，以不变应万变，建立完备有效、富有权威的法治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创新性应变，与时俱进，不断革新治理方式。总之，发展与治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直接决定了政治发展的基本状态。（作者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办好新时代改革开放这个大事，关键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条宝贵经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其中第一条就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我们要深刻领会、科学把握。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使命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中国共产党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领导一切的。作为执政党，领导全面深化改革责无旁贷。“促改革”与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是党执政的核心能力。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改革开放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次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历史证明，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也是我们党最鲜明的旗帜。坚持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和根本。党的全面领导极为重要的就是要抓住改革这个“关键一招”。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体现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谋划中。党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在法治轨道上持续稳步推进，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部署改革开放以来最大规模的机构改革，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描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图谱，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对继续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作出重要部署。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体制机制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是我们党历史上首次在党中央层面设置专司改革工作的领导机构。党的十九大之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改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这个全面深化改革的强有力的领导“中枢”，自上而下形成党领导改革工作的体制机制。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不断增强。习近平总书记以强烈的政治气魄和历史担当，既挂帅又出征，亲力亲为谋划指导改革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为改革提供了最坚强有力的领导保障。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根本原因。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人民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坚定信心，锐意进取，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啃下了不少硬骨头，闯过了不少急流险滩，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放眼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和政党，能有这样的政治气魄和历史担当，敢于大刀阔斧、刀刃向内、自我革命，没有哪个国家和政党，能在这么短时间内推动这么大范围、这么大规模、这么大力度的改革，也没有哪个国家和政党，能在改革进程中取得这样的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因应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形势和任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势越复杂，挑战越严峻，任务越艰巨，越是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必须坚持党中央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力量。必须坚持用改革精神管党治党，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不断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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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经过十余年的蹄疾步稳与坚毅前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从“全面深化改革”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一词之增，意蕴丰富，境界日新，既体现着改革决心与意志、改革方向与方式的一以贯之，又反映出改革原则与经验、改革内容与重点的与时俱进。认真领会“进一步”所蕴含的新时代意蕴，对于我们更好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是很有意义的。“进一步”意味着更高水平的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是站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基础上的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经过十余年来的全面深化改革，我们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宣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独特优势，为当代中国下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十余年的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了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从推进经济社会领域改革到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从具体而鲜活的摸着石头过河到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也正是有了这样的高起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仅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续篇，也是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篇。“进一步”意味着崭新内涵的全面深化改革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十余年，我们先后实施了2000多个改革方案，涉及衣、食、住、行等各个环节，覆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这些改革深刻改变中国、深刻影响世界的同时，也深刻改变着改革的方式、路径、形态乃至改革本身。日趋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带来的人民群众新期待，等等，都对今日中国的改革提出新的要求。就国内改革发展来看，我国低成本资源和要素投入形成的驱动力明显减弱，需要依靠新的改革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社会发展面临人口老龄化、消除贫困、保障人民健康等多方面挑战，需要依靠新的改革来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生态文明发展需要依靠新的改革来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生物安全、国防安全等风险压力不断增加，需要依靠新的改革来保障国家安全，等等。就国际发展环境来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站在了十字路口，世界范围内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逆流”，一些国家想实行“脱钩断链”，构筑“小院高墙”，逆历史潮流而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有为的担当为变化中的世界注入正能量，为不确定的世界赋予确定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提高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水平，充分表明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内涵、重点、方式、方法的新变化。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我们讲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讲的也是这个道理。我们不仅要对改革开放前的旧体制、旧模式继续进行彻底的改革，还要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够科学、不够公正的体制模式、行为习惯进行再改革，这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进一步”意味着更高要求的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要有根本遵循，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也总结出了宝贵经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提出了“六个坚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系统观念。改革从来不是为改革而改革，改革也不能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始终把握住改革的大原则、大方向、总目标，才会有真正的“进一步”。我们要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要明确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改革一切的逻辑起点和价值旨归都是为了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变成现实；要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突出问题导向，在新的起点上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和其他各方面创新；要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要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到改革和法治相统一，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及时把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要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概而言之，我们推进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所以，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改革无论怎么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等绝对不能动摇。“进一步”意味着更加注重突出重点的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指向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贯通起来作为全会主题，使得全面深化改革更有针对性，重点更突出，这就是以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改革绩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创造性地提出了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这一系列重要论断充分表明我们对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的认识更全面、对中国式现代化规律的认识更深刻、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路线图与时间表更清晰。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依赖于对制度对象与任务的把握，对制度对象与任务的认知越深刻，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越有效。正因为我们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越来越深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就更加有针对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七个聚焦”：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聚焦建设美丽中国，聚焦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聚焦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按照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特征进行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构成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在生活世界和学术界中为学科“立法”，是学科元理论的重要任务。一门学科的存在和发展必须具有其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来自政府、学术界和学科内部三个层面的认可。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而言，党和政府的承认是基本前提，表明其可以在生活世界中进行学科体系构建和理论的传播；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承认是重要标志，表明其在学术界有着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范畴、研究方法和学科发展史；社会学界内部的承认是最终表征，表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社会学大家庭的一员，甚至在各社会学流派中占据主导地位。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社会学因其学科特点，同政治的关系极其密切而复杂”。当代中国社会学在改革开放之初的特定历史背景下恢复重建。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调整以及客观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是学科恢复重建的宏观背景。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合法性上首次得到政府承认是在1979年3月。这年的3月15日－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在北京召开“社会学座谈会”，胡乔木同志代表党中央为社会学恢复名誉。同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作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明确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至于补课的原因，费孝通先生理解得至为清晰：“帮助党和国家解决一些急迫的社会问题，为社会主义建设减少一些前进中的障碍，使社会的各方面都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顺利地向前发展。这是我们在这时候急切需要开展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原因。”这就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会也无法代替社会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社会学赢得了党和政府的承认，获得快速发展的契机。当代中国社会学学科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如何定位自己？这一问题在学术界是由于光远先生和费孝通先生来解决的。但是，于光远先生主要是一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具体的社会学研究涉猎不多；费孝通先生作为民盟主要领导人、社会活动家和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领导者，其工作重点主要在国家的社会活动、当代中国社会学的“五脏六腑”的重新搭建上，对于专业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恢复重建，论述相对较少。而论证这一学科在社会学学科中的地位，则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由郑杭生先生（1936年—2014年）领导逐步完成的。明确“维护建设”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要特征郑杭生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两种基本形态，革命批判性形态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扫清道路，间接地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维护建设性形态则直接地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郑杭生先生强调，革命批判性形态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全部，甚至不是它的主要表现形态，只是一种过渡性、预备性形态，维护建设性形态才是主要形态，是本初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未来我们主要是致力于建立和发展这种维护建设形态的社会学。这一观点突破了孔德的维护资本主义社会型社会学和马克思的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型社会学的两分法，也打破了涂尔干、韦伯和马克思分别开创的实证主义、人文主义和批判主义三大社会学传统这一西方社会学叙事，厘清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革命性与建设性的辩证关系，促使人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是发展动力”这两个基本前提下思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存在价值。从生活世界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论是对于光远先生和费孝通先生两人观点的进一步发展。从学术界看，两种形态论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群中赢得了合法性空间。明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如果说“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中国社会学努力的方向，那么维护建设性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急需解决的社会学元问题之一。郑杭生先生主张，对这一元问题的界定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出发，从中国自古就有的群学传统出发。通过详细分析，郑杭生先生认为，严复先生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世”理想和西方科学主义的方法，首次提出要用科学方法探究社会治乱兴衰的规律；而进一步回顾“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便可发现，如果没有适当的干预，社会极易陷入衰乱状态。社会学的目标，恰恰应当是赋予这种干预正确的方向和方法。为此，郑杭生先生提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这一研究对象的提出，既是郑杭生先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的一种努力，也明确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维护建设性”的具体表现形态。书写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史“史、论、法”是社会学知识体系的三大支柱。其中学科史，既是对学科发展历程的权威叙事，也在一定程度上定义了现在的学科并指引着学科发展的方向。清代学者龚自珍曾指出：“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这从反面提醒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必须突出其学科的发展史，进而全面准确地书写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程。为此，郑杭生先生与刘少杰、李迎生等老师合作出版了《中国社会学史新编》《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还发表了大量有关社会学本土化的学术成果。郑杭生先生明确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社会学存在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即马克思主义学派。他着重分析了旧中国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而引入社会学的目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创办和主导的社会学学科发展情况，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分析、农民问题分析、农村社会调查等方面的开创性研究，等等；郑杭生先生还对新中国成立后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一些社会科学被取消的原因进行了客观而公允的分析。所有这些工作共同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奠定了丰厚的学科史基础。编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典范教材基本教材在一门学科中具有符号性的标识意义。社会学知识体系化最为直接的载体就是教科书。郑杭生先生编著了一系列经典教材。其中，郑杭生先生主持编写并于2011年出版的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批重点教材《社会学概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教材的典范之作。这部教材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代表中央组织编写并给予指导，由当时中国社会学界最强的教研力量合力编写完成。教材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为社会学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使社会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是当代中国社会学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教材全面系统地总结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特点，即坚持实践的原则、坚持科学的分析视角、坚持辩证的思维方式、坚持研究方式的批判性、坚持理论视野的开放性。可以说，这部教材全面呈现当代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旧中国社会学的异同之处，全面展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独特理论品格。[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当前，我国知识界学术界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进一步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我谈四点体会和认识。卓越的实践创新呼唤原创性理论创新改革开放以来的46年，我们经历了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向高收入迈进的不同发展阶段，经历了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波澜起伏的改革过程，经历了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这个充满挑战的转变过程。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伟大成就世所罕见。这些都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多样事实和丰富数据。多年来，不少国外学者用他们的视角观察和分析中国问题，不断做出停滞、危机甚至崩溃等预言，但中国却持续大步向前走了46年。近些年来，国内外有愈来愈多的学者探索解释“中国之谜”提出不同的学术理论体系，诸如“权威政党与可信承诺”用于解释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稳定政治环境对于长期投资与发展的重要性，“注重发挥市场作用的政府干预”用于解释政府与市场两只手同时发挥作用的制度优势，“央地关系变迁与地区间发展竞争”用于解释中国独特的中央地方关系以及所产生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大范围协调能力与大规模供需同步”用于解释举国体制办大事、生产消费同时拓展互为条件的重要性，“要素秉赋失衡与高度开放体制”用于解释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提供的增长潜力等等，这里有很多是从中国特色的典型实践中抽取出来的原创性自主性学术范畴和理论概念，是理论界用学术语言讲述中国故事的尝试和努力。总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展现出传统理论体系无法解释的多种形态，并以非凡的实践成就质疑和冲击传统体系的解释力和包容性，实践呼唤理论创新。理论创新要努力建构完整的自主知识体系学术研究不能止步于讲故事，而是要有分析框架，有内在逻辑，让我们非凡实践提供的独特信息能被合理地还原成理论要素，在知识体系中进行合理安置和组合，既能解释过往也能预判未来，预判和前瞻能力是理论体系的基本要求和基础力量。此外，无论是目标导向还是问题导向的研究，都需要知识体系的支撑和评判，否则就成为“就事论事”的对策研究了。打个比方，无体系的研究只能寻求局部均衡，即A变化对B的影响；而有体系的研究追求一般均衡，即A变化对N个相关因素的影响及这些因素的相互影响，所谓体系就是要为这诸多影响如何产生和在什么条件下产生提供分析框架和重要参数。在中国特色理论创新中，对中国特色实践因素及各种因素之间关系的理解，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和关键因素。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要体现时代特征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有着清晰的时代烙印，映射出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特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矛盾的分析、西方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应用等莫不如此。当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类型是实证研究，即以数据为基础推断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但经济活动是一个动态复杂系统，小样本数据量和少数测量维度难以真实描述经济活动的本质。进入数字时代，数据规模和实时性、数据深度和广度等有极大提升，算法和算力也极大改进，有可能帮助人们揭示高度复杂的经济关系，发现数据间隐藏的复杂关联，并由此更好理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的规律和特色。近些年来，我国经济政策特别强调解决“信心和预期”问题，这涉及心理、意识、情绪等因素的感知和互动关系判断，在以往，上述因素是一类重要但难以定量加以研究的问题。如今，对多模态数据特别是文本数据的处理能力，提供了许多与创新投资相关的情绪和预期等实时信息，支持对经济社会问题进行更接近“真实过程”的分析研究。及时吸纳技术进步生发的新能力，能够帮助人们建构出既符合中国发展实践又具备更强分析能力的高水平自主知识体系。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要致力于国际学术交流互鉴我再次回到学术界，最深刻的感受之一是国内国外学术界相对关系的变化。2004年我离开学界时，我们总体上还处在“学习”“模仿”“跟跑”之中。近些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实践吸引了全球关注，很多国外学者希望了解、研究和比较借鉴。据我有限的了解，全球范围内，研究长期增长问题、创新问题、城市发展问题、环境生态问题、全球价值链问题、社区治理问题等，不考虑中国这个因素，就不会被认为是主流研究和前沿研究。中国实践中蕴含的丰富学理价值，能够为全球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提供重要的学术增量。我们应该有自信，在全球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中，我们在从多年的跟跑为主，向并跑并在有些领域领跑这个方向不断努力。在这个过程中，借鉴现有知识体系的有益元素和分析工具很重要，世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史也是人类文明结晶的一个组成部分，各国对相关问题的思考并不是一部错误层出的思想史，不适宜不等于无借鉴价值。建构既体现我们特色又有广泛包容性的自主知识体系，能够推动全球社会科学体系不断丰富内容和升级版本，在更宽广的视角下呈现中国经验的历史地位和普遍意义。（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我常说，做人要求同存异，做学问要求异存同。学术发言和学术发表总要给人以人所不知的新知识新思考。众所周知和人所共知，难以称为有独创性的学术研究。当下，学术成果数量急剧增多，但有独创性的成果较少，而且正在成为一种常见的现象。一些人的研究长期停留在中层，往上上不去，往下下不去受“中等收入陷阱”提法的启示，我提出了“中层研究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再难以提升，从而长期徘徊。“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不是收入问题，而是结构问题。同样，“中层研究陷阱”不是研究问题，而是结构问题。所谓“中层研究陷阱”是指人们的研究长期停留在中层，往上上不去，不能将研究提升到更具有普遍性的层次上，从而产生更大影响；往下下不去，不能深入到事物的内部和底部，发现事物的内在性的复杂因素。就从我熟悉的基层治理领域看，大量成果是一种外部性研究，很少有人进入到基层政府和基层社会内部去发现其中的构造。这种研究很容易停留在一般层面，你知我知，难有新知。如黑格尔所说“熟知非真知”。我个人也有类似经历。刚进入学界时，我主要做中层研究。当时精力好，人也勤劳，生产率较高，也可以算是一个“写手”。但这种研究很容易造成研究的同质化，即你与他人的研究没有什么差别。你做的研究别人也可以做出来。因为大家所阅读的书目差不多，智商也差不多。后来，我进入田野后，不断有新的发现，学术研究才算有了一点自己的特色。因为将田野作为一种研究路径，才有了田野政治学的说法。没有上游的思想产品引导，社会科学就只会停留在中层当田野政治学作为一种路径之后，也可能陷入“中层研究陷阱”。前些年，我们进行了大量田野调查，但如何将调查产生的资料提升为理论，还得努力。记得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农村农民问题很热，来自美国的学者黄宗智和杜赞奇的著作风靡一时。许多人认识和研究中国农村，可以说是从他们的著作开始的。后来我发现，他们的著作引用的材料都来自日本满铁农村惯行调查。为此，我发起了将惯行调查资料翻译成中文的工作，并发起了“深度中国调查”大型项目。通过大型田野调查，我们可以说在调查的广度方面超越了日本，也有了与日本学者对话的一点底气。但无论是日本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在将调查资料提升为普遍性理论方面都很不够。高度不高，影响力便有限。这与我们的哲学思维训练较为匮乏有关。哲学是社会科学的科学，它是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为人类的思维导航，能够帮助人们的思维从具体的材料中抽象出一般性理论。我们多年做田野，能够下得去，但上不去，缺乏哲学思维和理论元素对矿石进行加工。这些年，每每看到成堆的原始调查资料，总会有一些“地主”老财的心理，好不容易为后人攒了点“财产”。近两年，我们引进政治哲学和政治学理论的专家和团队，除了学科扩展以外，重要的是为我们的田野提供上游产品。社会科学没有上游的思想产品引导，就只会停留在中层。对于田野政治学来说，不能有了“田野”而缺“政治学”。做田野调查的目的就是为了发现“不同”，调查愈深入，研究愈有深度近几年，我们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开始重视理论，但研究路径大同小异，基本格式类似，缺乏由个案调查产生的丰富性和独创性。这样的研究有可能回归到“中层”，即人们可以不做深入调查也能写出论文。这与我们的田野目的便相去甚远了。我们做田野调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发现“不同”。康德说，经验是一切知识的来源。我们做田野调查，就是要挖掘知识和理论的新来源。调查愈深入，研究愈有深度。从田野调查看，我们“深度中国调查”的广度超过了日本满铁调查，但深度还不够，特别是深入到乡村内部进行内在性的精细化调查并从调查本身提炼理论，还得继续努力。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有了“政治学”而忘了“田野”这个根基。超越“中层研究陷阱”，方法很重要。田野调查主要是质性研究，但质性研究也需要与量化研究相结合。在田野调查基础上，我们获得大量原始资料和数据。早在2007年，我们便有大数据的理念。第一手数据资料也是做第一流学问的基础。只是我们还没有充分开发。近年来，计量政治学的兴起，为我们的开发提供了契机。这种计量研究是我们学术发展的内在需要，而不是一般性做量化。构建不同学科间相互分工、相互补充、各有所长的知识生产链条，实现“有组织的科研”在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链是自然形成、依次递进的。在17世纪，有了哲学，提供思想和价值。19世纪，随着现代国家、市场、社会、法律逐渐成型，有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社会科学。20世纪上半叶，随着制度的定型，有了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如公共管理、应用经济学等。它们犹如人的大脑、身体和手足三位一体，各有分工、相互依存、相互配合，形成一条从前端到中端再到后端的完整的知识生产链条。我国的社会科学是由外引进的，其中的大部分是改革开放后恢复重建的。其重要特点是同时并举，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了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这种学科建设的路径存在一个不足，就是未能形成一个不同学科间相互分工、相互补充、各有所长的知识生产链条。哲学难以为实践提供思维导航和思想资源，“悬浮”在上。社会科学未能从哲学等学科借力，将理论讲透。应用学科本来在于应用，但未能进入应用之中。由此造成各个学科之间缺乏必要的边界和特性。就拿这些年比较热门的“治理”一词看，哲学等上游学科很少讲“治道”，为“治理”提供理论资源。政治学、社会学和公共管理等讨论“治理”大同小异，难以满足实践对“治理”的不同需要。学术研究因此大量停留在中层。近年来，政府主管部门提出“有组织的科研”，但实践中有难度。重要原因在于我国的知识生产还未能进入新发展格局，“单打独斗”的个体行为和“乌合之众”的群体集聚同时并存，结果是大量研究停留于中层。通过构建知识生产链，实现“有组织的科研”仍然是一道有待解决的难题。（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政治学部部长）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最近，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不断探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探索性事业，还有许多未知领域，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去大胆探索，通过改革创新来推动事业发展，决不能刻舟求剑、守株待兔”。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伟大征程中，就经济方面来讲，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是最重要的内容，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两个最大难题。前者体现了生产力的高效率发展，后者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完善，二者构成社会生产方式的中国式现代化。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就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来说，中国还有许多艰难险阻，还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为破解困难，扫除未来发展的阻碍，必须汲取改革开放宝贵经验，全面深化改革，持续对外开放。经济发展仍然是“硬道理”实现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建立起安全可靠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重要保障。但是，高质量发展和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面临着经济增速下滑、部分资本沉没和就业转型的压力。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史上，产业结构升级往往依靠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来实现。但是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走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老路，这就增加了产业结构升级的难度。因此，贯彻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转换增长动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就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统筹兼顾、全面发展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始终是一个需要解决的大问题，虽然这十年在协调区域经济和城乡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由于长期存在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区位差异，以及城市化、大城市化等原因，加之市场因素，改革开放以来，除了民营资本和外资主要流向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城市外，还始终存在着劳动力尤其是优质劳动力由西部和边疆地区向沿海和发达城市流动的趋势，要消除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统筹考虑需要和可能，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要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经济体制机制改革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们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取得理论与实践的巨大进展，但对于这样一个世界性难题，我们需要不断探索。如何因时、因地、因事、因人制宜地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需要在不断探索和实践中深化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关键在党、关键在政府，党需要自我革命、政府需要与时俱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改革永远在路上，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例如，从建立和完善新型举国体制的要求来看，我们的科技创新体制和教育领域的改革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收入差距过大、社会贫富分化加剧，是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始终没有解决的世界性难题，也是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矛盾不断积累的内在原因，并且这个矛盾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中国在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和推动社会建设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但同时要注意防范市场机制带来的“马太效应”、社会阶层分化和收入差距扩大等难题，要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过程中持续加强理论和实践探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对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要有充分估计，办好这件事，等不得，也急不得。”新时代新征程走稳共同富裕之路，要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中不断夯实共同富裕基础。扩大开放和合作共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现行汇率计算，中国2021年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美国的75%以上。按照目前两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经济总量一定会超过美国，而且这十年实行的高质量发展和规划的2035年目标，也显示出中国在世界经济和科技中正在由过去的“跟跑者”向“并跑者”和“领跑者”转变。中国自身的发展正在影响和改变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格局。美国对中国的全面遏制已经不断升级并将长期化，加上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发生的震荡和危机，都考验着中国能否有效应对这种挑战，要防止这些因素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坚持统筹推进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仅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世界许多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产方式的极大改变和对外开放，在文化发展繁荣的同时，文化的多样性、价值观的多元化也随之显现。对一个社会来说，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是相得益彰、相互促进的，没有精神文明建设，就不能形成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就会使经济发展缺乏文化支撑、缺乏后劲。许多发达国家陷入社会动荡、意识形态混乱和社会阶层价值分裂的境地，进而影响经济稳定发展，留下了深刻教训。因此，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与世界各民族开展文明交流互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此基础上弘扬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共同富裕理念、生态文明理念、和平发展理念，以及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企业文化、消费文化、创新文化、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是中国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保障。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纵观46年的改革开放历史，几乎每个阶段的经济发展和体制变革都遇到过风险和挑战，但我们都能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切实举措从容应对，化解危机，展现出新的发展风貌。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深化改革开放。深入推进改革创新，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一定会继续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中国学是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的桥梁。中国历史文化典籍，以及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当代的中国文学作品的绝大多数是由各国的汉学家所翻译和出版的。特别是近年来各国汉学家参与“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和“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等，在推动中国知识与文化在全球传播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政府对他们所作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肯定，“中国图书特殊贡献奖”自设立以来已有200多位汉学家获奖，这也说明了各国汉学家在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上所作出的贡献。无论是传教士汉学还是19世纪的西方中国学都具有双重性当然，熟悉世界中国学史的人都知道，无论西方中国学还是日本的东洋学都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尤其在19世纪随着西方强国开始主导文化话语权后，世界中国学的发展自然也受到影响。以语言学为例，西方汉学家以西方形态学作为评判汉语的标准，认为汉语是“最低级”的语言，甚至推论汉语是“原始语言”。这样的论断在19世纪西方中国学研究中大量存在。就此而言，爱德华·萨义德对西方中国学的批判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若由此就完全否认他们所作出的贡献，则走向了另一极端。这是学术上的偏执。客观来看，无论是传教士汉学还是19世纪的西方中国学都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其在知识论上推进了世界对中国文明与知识的认识，取得了很多学术成就，如伯希和的敦煌学研究；另一方面，在知识的叙述和立场上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对世界中国学的成果必须从全球视角下的文化互动加以理解，必须从中外文化交流、从文明互鉴的角度加以认识。中国学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但其研究方法与学术观念会受其所在国家的学术传统和思想的影响，欧美和日本中国学有着各自的学术传统和师承。因此，熟悉世界中国学的历史与传统，了解具有代表性的汉学家的思想与学术体系是我们展开与世界各国中国学研究互动的基本功。同时，展开批评的中国学，从学术角度与汉学家们展开学术性批评和讨论是可取的学术方法。那种认为域外中国学研究不可相信，应该让中国学回到中国，甚至认为只有中国学者对中国的研究才是正确的、域外的中国学研究都不入正道的看法，既不了解世界中国学的发展历史，也不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对域外中国学的研究进展与成果的关注与借鉴。这种看法从知识上不理解域外的中国学本质上是一门“外国的学问”、世界中国学的本质是文明互鉴。我们只有通过研究域外中国学成果，与世界各国汉学家进行对话，才能推动世界中国学的发展，应该看到中国知识无论古代还是当代向外传播的主渠道是各国的汉学家，传播中的“误读”是文化交流的正常情况，这些只能在对话中，在学术的讨论与批评中，来推进中国知识向世界的传播。我们希望各国汉学家作为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为沟通中外文化、增进理解友谊合作作出更加积极的努力。突破西方现代知识体系，从学术上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根源、中华文明的当代意义和价值是中国学术界和海外汉学家共同的使命的确，中国的复兴之路、中国式现代化完全超出西方百年来对现代化理论的解释，世界各国的汉学家在理解中国时面临着相当大的困惑与困难。从总体来看，世界各国专业中国学研究机构的发展尚未跟上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速度。中国的复兴对19世纪以来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和文明理论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不要说国外的中国学研究，就是国内学术界也正处在学术与思想的巨大转型之中，也正在从理论上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与理论。中国学界有义务向世界各国汉学家介绍中国现代化理论与思想，帮助汉学家在理论上理解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的统一性、中华文明的整体性、连续性、创造性、和平性和包容性，中国作为文明国家在世界文明发展中作出的贡献。通过介绍中国文明互鉴的历史与理论，助力汉学家突破西方现代知识体系，从学术上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根源、中华文明的当代意义和价值。这就需要国内学术机构和学术界通过自身的理论创新，为汉学家在理解中国时面临的巨大困惑与困难提供新的思想和理论参考系统。如果我们自身的理论创造跟不上，那很难发挥中国学术界对域外中国学研究的影响。只有互动与交流中才能真正显示出中华文化的世界性与当代性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视角来看，世界中国学的研究能够促进中外文化的相互理解、相互学习、相互成就，开放包容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中华文明之所以源远流长、绵延不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具有海纳百川的胸襟和格局。对待世界各国的中国学研究，我们应始终秉持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态度。同时，中国学术界也的确需要同世界各国中国学研究者进行交流互动，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文明倡议，旨在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共同发展进步。中国学研究是体现全球文明倡议精神的重要实践，我们期待中国学术界与世界各国汉学家进行互动，形成真正融通中外、贯通古今的学术成果，从世界的角度解释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从理论上说明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伟大的创造。晚清以来中国学术界就与西方和日本中国学界有着良好的互动；改革开放以来，在这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进步。1978—2018年，国内学术界共出版了2691部研究域外中国学的学术著作。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世界各国加大了对中国的研究力度，从而推动了世界各国的中文热兴起和中国学研究的发展。近期沙特阿拉伯将中文教学列入国民教育体系之中，不少国家的东亚系开始设立中国语言文化专业。从1978年以来中国学术界翻译了9259种世界各国的中国学研究著作，这也说明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世界各国的中国学研究也在逐步发展。如何从全球文化战略的高度看待世界各国的中国学研究，如何有效地通过与各国汉学家的合作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中国学术研究，彰显中国学术的世界性意义，这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的课题。世界中国学的存在表明关于中国的知识与学问已经是一门世界性学问。了解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国传播的历史与轨迹，熟知世界各国中国学研究的特点与成就，揭示中华文明的世界性意义，已经成为今日中国学术之必需，只有在与世界各国汉学家的对话、互动与交流中才能真正显示出中华文化的世界性与当代性。今日之中国已经是“世界之中国”，今日中国之学问已经是“世界性学问”，走进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需要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显示出自己文化与学术的磅礴力量。中国式现代化之进程已经不可阻挡。中国之学问通过世界中国学向世界表明，中华文明在世界现代化的历程中重新焕发出青春和新的魅力，一个崭新的东方国家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汉学》主编、教授）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由于经济学研究既涉及实证问题，也涉及规范问题，许多命题或主张囿于研究者的价值判断标准和分析工具，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片面性。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而言，关于人性问题的思考既是研究问题的前提之一，也是研究问题的目的之一。“帕累托最优”标准应是一个无意义陈述。科斯定理需要考虑公平前提，其表述需要进一步完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关于柠檬市场或旧货市场会萎缩的推理分析是不严密的，其结论也是与现实不相符的。市场更具短期特征，而不是长期特征。在一般情况下，社会经济资源的每一次重新配置都应尽可能确保最弱势群体利益不受损这个底线。坚持底线标准的好处是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容易取得社会认同、能够有效推进社会公平和效率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经济竞争力，不仅要考虑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也要考虑提高非劳动资源要素的生产效率，尤其对于劳动要素相对丰裕的人口密集型国家而言，不能顾此失彼。应该基于边际社会收益等于边际社会成本来确定政府行为的边界。共同富裕是一个社会大问题，政府需要高度关注。从学科建设的视角看，需要树立大学科观，匡正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些不合理假设或自主命题。目前，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缺陷有三个方面：一是缺乏长期均衡分析，没有充分体现战略思维意识；二是缺乏全局均衡分析，多注重单方面发展；三是缺乏现实性，理论多停留在黑板演绎层面。经济学研究如何走出困境，如何更好地同现实对接？笔者认为，经济学研究需要建立大经济学范畴。第一，要树立大均衡观。所谓大均衡，是指整体持久均衡。反映在时间维度上，就是经济增长必须是可持续的，不是短期的，必须要体现更持久的发展。反映在空间维度上，就是经济增长要在实现经济、社会、自然等综合均衡的基础上实现自身的均衡。第二，要树立大动力观。经济增长的大动力是经济活动三重动力的耦合。经济增长的表层动力是要素动力，包括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动力取决于要素富裕程度，越是要素富裕，要素动力越强。经济增长的中层动力是制度，这里的制度，是各种制度的总和，包括各种宏观制度和微观制度。制度动力取决于制度所体现的公平与效率有机结合的程度，公平与效率越是有效结合，制度动力越充足。经济增长的深层动力是文化，核心是人文精神。由于人文精神是一种历史的积淀，所以，人文精神动力更具持久性特征。好的人文精神应富含敬畏、理性、诚信等意识。整体来看，长期稳定持续的经济增长取决于三重动力的耦合推动，需要从要素、制度、文化三个层面挖掘动力，形成合力推动经济增长。第三，要树立大数据观。大数据将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在《大数据时代》一书中，作者维克尔认为，众多学科在大数据时代都会有重大变化或本质变化。在大数据时代，不仅是人类的生活方式，人类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也会发生重大变化。在经济学方面，由于数据的收集成本大大降低，各种算法的准确度大大提高，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研究都将更为深化，经济理论研究与经济实践联系将更为紧密，政府的政策制定也将更为科学精准。第四，要树立大财富观。经济学分析不仅要考虑物质财富收益，也要考虑精神财富收益。同时，在物质财富收益方面，还要考虑生态财富收益或自然财富收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既是现在的物质财富，更是未来生产财富的物质基础。第五，要树立大学科观。经济学的学科基础应建立在多学科综合的基础上。历史学、心理学、数学应成为大经济学的三大基础学科。历史是最宏观的经济学，心理学是最微观的经济学，数学为资源配置提供最优的分析工具及严密的逻辑思维。【作者为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教授】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献中，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常并列使用，二者关系不可割裂。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为进一步改革开放确立了目标指向。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中国式现代化的辉煌成就实现现代化，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确立了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并为此进行了艰辛探索。在经历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之后，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原来的体制机制已无法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必须以现代化建设作为全党全国的中心工作，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同时也深刻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不能照搬过去的苏联模式，也不能套用西方的现代化标准，而必须有自己的目标追求和发展路径，因而在改革开放启动不久，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就明确提出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重要命题。改革开放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其目的就是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尽快实现现代化。可以说，摆脱贫困进而实现现代化催生了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动能，成为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推进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对于改革开放与现代化之间的辩证关系，邓小平曾有过许多深刻论述。他指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和政策。其中最大的政策是两个开放，即对内和对外的开放政策。”这里的对内开放指的就是改革。他强调：“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要取得成功，决定于两个条件。一个是国内条件，就是坚持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如果改革成功，会为中国今后几十年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基础。还有一个是国际条件，就是持久的和平环境。”他还说：“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有深化改革，而且是综合性的改革，才能够保证本世纪内达到小康水平，而且在下个世纪更好地前进”。邓小平这样的论述还有很多。这充分表明，为了实现现代化，必须进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中国式现代化的辉煌成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既循序渐进又一以贯之，并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邓小平曾说过：“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改革开放向前推进一步，人们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也就深化一步。1979年9月，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发表《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他指出：“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表明中国要建成的现代化，不但要实现现代化的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这样的物质目标，而且还包括完善的民主法制、高度的精神文明等。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的现代化目标要求也越来越清晰。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全面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奋斗目标，就是把中国“逐步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具有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1987年9月，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将“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之前，提出了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总要求与总目标。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将“富强民主文明”拓展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反映了人们对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愿望与诉求。201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强调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使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到突出位置。党的十九大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由“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拓展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形成“五位一体”的现代化总目标，反映了人们对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强烈愿望，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协调推进、全方位发展的现代化。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既循序渐进又一以贯之，并随着改革开放的向前推进而不断丰富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围绕解决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全面深化改革，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和如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从而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概括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党的历史上，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它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十八届三中全会同样意义重大，因为它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进程，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全面深化改革，突出问题导向，敢于突进深水区，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面对新矛盾新挑战，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不竭动力源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相互促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针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即将完成，201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大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决定将2020年到21世纪中叶的30年分两个阶段进行安排，即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而形成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的战略安排。自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命题，我国一个时期的现代化建设始终围绕建设小康社会而展开，20世纪后期的20年主要任务是实现小康目标，21世纪前20年则着力全面建设并建成小康社会。在小康社会即将全面建成之际，作出再用30年左右时间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的战略安排表明，伴随着小康社会建设的逐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各个阶段的目标日益明确，路径也日益清晰，道路日益宽广。党的二十大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持续推进，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不断深化。在2020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所推进的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并将这种中国特色概括为五个方面，即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五个特征是中国独特的客观条件决定的，是中国社会制度和治国理政的理念决定的，也是中国在实现现代化长期实践中得到的规律性认识决定的。中国式现代化五个特征的概括，使中国共产党人的现代化思想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十分重要的理论成果，进一步指明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价值追求与发展方向。2021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中华民族实现了小康这个千年梦想，为下一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2022年10月召开的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就是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必须牢牢把握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等重大原则。这是对我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如何加快实现现代化，在认识上不断深入、战略上不断完善、实践上不断丰富而形成的思想理论结晶，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只有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应变，主动求变，才能与时代同行。”这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历史及其成功经验和时代精神的深刻总结。改革开放永无止境，不会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线上。今天，需要我们研究的是，新时代对改革开放提出了什么样的新要求。强调改革开放的系统性：“啃硬骨头”“涉险滩”的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日起，习近平总书记就宣示：“我们要拿出勇气，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而这样的改革开放，不能靠单兵突破来推进。习近平总书记一开始就提出：“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进一步深化改革，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统筹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中央深改委。把改革开放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实施，是新时代对改革开放的新要求。党的二十大把“坚持系统观念”确立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2023年2月7日举行的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说过，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正确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这一重要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坚持系统观念治国理政的生动体现，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重大创新，也是对今天我们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要求。强调国内大循环的主体性：在新发展格局下实现高质量发展在新时代改革开放中，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必须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这之前，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的经济界委员时就已经提出：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在这以后，他又多次强调，在当前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显然，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应对当前国内外复杂形势作出的一个重大战略抉择。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是对中国发展走向作出的新判断，也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提出的新要求。其实质，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的，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强调制度型开放的创新性：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我们强调要形成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绝不是一个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这种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将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需要指出的是，同样讲对外开放，今天是新的对外开放。过去是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对外开放，这种开放模式在当时是必要的，但由此带来的对外依赖性也造成了国内自主创新和核心技术不足等问题，一遇到国外的打压，其弊端就暴露了出来。党的二十大指出，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也就是，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其中，一个硬仗，就是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这对我们（包括沿海开放地区）是新的挑战。但只有这样坚持制度创新，才能营造更能够吸引外资的健康的营商环境。强调改革发展的民主性：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民主和法治，本来就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把健全广泛多层制度化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确立为新时代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自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视察时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重大理念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但被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提了出来，而且成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总的战略安排。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中国式民主的最大亮点，是通过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广泛商量”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新时代的改革开放，会遇到许多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的解决，就要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广泛商量，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尤其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注重把民主与民生结合起来，把人民幸福生活作为民主的最高追求。因此，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也是新时代化解矛盾、推进改革发展的新要求。强调两个文明的协调性：在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的协调发展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就已经提出，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能只讲物质文明，不讲精神文明，形成了“两个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这一“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这一重大论断，也是对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要求。我们的改革开放不是导致物质主义膨胀的改革开放。只有精神富有，没有物质富足不是改革开放的要求；只有物质富足，没有精神富有也不是改革开放的要求。强调改革发展的均衡性：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根据当时的条件，强调“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邓小平同志也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适当时候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共同富裕”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把这个问题提上了改革发展的日程，由此，“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就成了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要求。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为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党中央制定了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提出了促进共同富裕要把握好的重要原则，以及促进共同富裕的总思路和实现路径。我们要实现14亿人共同富裕，必须脚踏实地、久久为功，不是所有人都同时富裕，也不是所有地区同时达到一个富裕水准，不同人群不仅实现富裕的程度有高有低，时间上也会有先有后，不同地区富裕程度还会存在一定差异，不可能齐头并进。这是一个在动态中向前发展的过程，要持续推动，不断取得成效。应该讲，改革发展的均衡性，已经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追求和新要求。强调改革发展的可持续性：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改革开放之初，许多地方在改革发展中为了迅速改变贫穷落后面貌，不像现在那么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现在则完全不一样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是中国式现代化系统工程的一个亮点，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点。特别是，我们已经向世界宣布：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一决策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肯定。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确立了深入人心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等科学理念。当我们今天强调抓生态文明建设时，有人对经济与环保的关系产生了困惑。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这一深刻的问题，强调指出要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而不能把经济与环保机械地对立起来，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同时他强调，要尊重绿色发展规律，并使之同尊重经济规律、社会规律辩证地统一起来，创造绿色发展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要求。强调中国改革开放的人类性：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改革开放走的是造福中国人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鲜明的人民性。与此同时，中国强调这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也是造福世界人民的发展道路。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进一步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还明确提出要坚持“全人类共同价值”。由此决定了，中国改革开放不仅具有“人民性”，而且具有“人类性”。这也是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必须遵循的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以胸怀天下的气概和负责任大国领袖的身份，向世界发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其涵义就是中国要和世界人民一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新时代，我们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既开创了中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也为世界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迈向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这条道路成为我们和世界人民一道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康庄大道。不管改革开放进行到什么时候，我们都要牢记：一要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顺应历史潮流，与时代同行；二要把握历史主动，积极应变、主动求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与时俱进，开创改革开放新局面。（作者为原中央党校副校长）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中国国际法学界必须夯实理论基础，扎实推进建构中国自主的国际法学知识体系在中国学术界，特别是包括法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国际法学界必须夯实理论基础，扎实推进建构中国自主的国际法学知识体系，也就是建构中国自主的国际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战略任务，要求“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强调包括法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增强理论自觉，加快推进“三大体系”建设。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政法大学时特别提到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问题。事实上，中国国际法学界也有一个如何建构中国自主的国际法学知识体系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建构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适应，或者说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自主的国际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问题。中国国际法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推动建构中国自主的国际法学知识体系，而守正创新是中国国际法研究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追求，也是建构中国自主的国际法学知识体系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追求。因此，在建构中国自主的国际法学知识体系的过程中，要把握好守正创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守正创新开展国际法研究，推动建构中国自主的国际法学知识体系，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要静下心来，深思熟虑，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切忌一哄而起、一拥而上，违背常识、违背规律、违背良知，既没有守正，更没有创新。在当下中国，坚持守正创新开展国际法研究，建构中国自主的国际法学知识体系，离不开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和法治实践，在某种意义上讲，建构中国自主的国际法学知识体系必须建立在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和法治实践之上。无论是法学教育、法学研究还是法治实践，都要恪守“三个尊重”，即尊重常识、尊重规律、尊重人性。目前，我们恪守“三个尊重”，可能要更加重视和践行“三个回归”，即回归常识、回归规律、回归人性。同时，特别要推动实现“五个转型”：即从以国内法学为主向国内法学与国际法学并重融通转型；从以实体法学为主向实体法学与程序法学并重融通转型；从以理论法学为主向理论法学与实践法学并重融通转型；从以临床法学为主向临床法学与预防法学并重融通转型；从以部门法学为主向部门法学与领域法学并重融通转型。我们对待现行国际法和国际法治的立场和态度应该是循序渐进、守正创新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于现行国际法建立起来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国际秩序、国际法治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剧烈冲击。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日益上升，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投资贸易萎缩，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中美两国激烈战略博弈，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公认的国际法规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不断遭到践踏。人们不禁要问，国际社会还有规矩吗？国际法还是法吗？国际法治还管用吗？全球治理以及国际法治该何去何从？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现行国际法和国际法治？这些都是值得国际法学界关注、深思和研究的问题。这涉及到如何认识二战后逐渐建立起来的现行国际法和国际法治。我们应该认识到，二战后，国际法飞速发展，不断演变，已经从传统的国际公法发展成为相对于国内法体系而言的一个庞大的国际法体系，包含许多国际法分支、国际法部门或者说国际法领域。国际法不仅是国际社会的行为规范、全球治理的重器，而且是国际社会通行的话语体系，在维护世界和平及安全、促进国际合作与发展、尊重和保障人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现行国际法和国际法治从总体上讲是进步的。我们也应当认识到，现代国际法和国际法治并不是十全十美的，无论是国际法规则制度本身，还是国际法治运行体制机制，都存在着深层次的问题，还有许多不公正不合理、不符合国际格局演变大势的国际规则和国际机制需要改进和完善。正如史久镛先生所言：“随着国际格局变化，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及其规则的不合理性愈发凸显，不能有效应对全球治理进程中的各种挑战。因此，创新和完善国际法……是时代的要求。”作为以国际法及其运行为研究对象的国际法学，应该以更宏大的视野、更深邃的眼光，登高望远、高瞻远瞩，打破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界限，打破私法与公法的界限，打破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界限，打破理论法学与实践法学的界限，来研究国际法及其体系，来研究国际法治及其运行，推动建构中国自主的国际法学知识体系，推进国际法理论和实践创新发展。中国是现行国际法和国际法治的学习者、践行者、受益者，也是维护者、建设者、贡献者。我们对待现行国际法和国际法治的立场和态度应该是与时俱进、改革完善，循序渐进、守正创新，而不是颠覆或推倒重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场合反复强调，同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重申“三个坚定维护”和“三个推动”，即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对不公正不合理、不符合国际格局演变大势的国际规则、国际机制，要提出改革方案，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里，“三个坚定维护”就是要守正，“三个推动”就是要创新。改革和完善国际法治体系，建构中国自主的国际法学知识体系，是我们这一代国际法学人面对的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在国际法理论和实践方面有所作为、有所突破、有所贡献。（作者为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法学会会长、中国国际私法研究会会长、世界法学家协会副会长）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明代正值社会转型时期，是中国近代化历程的开端。就明代文化而论，晚明堪称最有活力、最有生气、最有解放精神的时代。进而言之，明朝人思想之活跃，兴趣之广泛，视野之开阔，均是前无古人的，以致出现了一些奇谈怪论。在明代的知识人群体中，开始对儒家传统道德进行彻底的反省，进而为自出机杼的新说奠定思想基础明代怪论的出现至少可以证明，在明代的知识人群体中，开始对儒家传统道德进行彻底的反省，进而为自出机杼的新说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晚明的知识人群体中，出现了不乏新见的论著，如贺道星之《危言》，袁宏道之《狂言》，李贽之《焚书》，顾大韶之《放言》。从这些书名或篇名不难发现，他们已经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言论或许会因为自出机杼而不被传统或世俗之士所见容。一是怀疑精神。如李之藻认为，人具怀疑精神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人只要“求诸自心而不得”，或者“质诸习闻习见而不合”，势必会产生怀疑。当然，所谓的“疑”，可以分为“正疑”与“妄疑”两种，他所取的仅仅是“正疑”而已，但李之藻提出的“正疑”，势必导致这样一种认知，即“道”未必“备于古”，“经”未必“尽于圣”。在明人思想中，弥漫着一股疑古的思潮。这种思潮，先由“疑传”开其端，进而发展到“疑经”。一至“翼经”“续经”说的提出，更是说明明人已具一种“经自我作”的思想。二是创新精神。明代学术的最大特点，就是自出机杼，凡是前人说过的话，便不屑再说，却总是要另出一番臆说。从清儒李光地的记载可知，明末有一位耆老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孔子之书，不过是立教如此，非是要人认以为实。”这种别出己见的风气，始于嘉靖以后，尤其是王阳明开启了这一派的学问，进而在明末蔚为一股风潮。在明末，无论是浅学小生，还是著名学者，无不“以訾毁先辈为豪大，以诋讥宋儒为名通”，甚至成为当时学术界的一种“时尚”。《同文算指》，利玛窦、李之藻编译，是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欧洲笔算的数学书。李之藻在翻译《同文算指》过程中加入了《九章》，做到了中西会通。变者，即不再恪守传统，而是持一种“是今非古”之论明代文化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面相。这种“多样性”，大抵可以用博、杂二字加以形容。说其博，不仅限于知识储备的弘博，更是指明人有着包容不同思想、不同见解的胸怀。就知识结构的弘博而言，明人兴趣广泛，喜于务博，几已成为一种风气。尤为可贵者，在明人的知识构成中，已经开始会通古今、会通儒佛道、会通儒耶。以会通古今为例，丘濬主张将“稽古”与“近思切己”相结合，显然是将古今牵于一线。以会通儒佛道为例，晚明儒佛道三教合一之论甚嚣尘上，佛教开始向科举八股文渗透。以会通儒耶为例，晚明的学者并非止步于将儒学与基督教合流，而是在此之上更进一步，在文化上达臻会通中西的境界。如李之藻认为，“学问无穷，圣化无外”，对于来自西方的异文化，不妨采取“并蓄兼收”的态度，以昭显“九州同文之盛”；徐光启更是提出了“会通超胜”这一颇有前瞻性的主张，建议借助于翻译—会通—超胜这一过程，吸收西方文化，乃至超越西方文化。说其杂，主要是指文化、知识弘博背后的乱象，甚至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明人学问，绝非清儒所指摘的“空疏”，而是存在着博杂化的倾向。如明末学者邱一敬、陈际泰，均读书很多，堪称博学。他们的学问，邱一敬有“三河杂货行”之称，陈际泰有“广城杂货行”之号。两人学问的共同之处就是如同“杂货行”一般的博杂，应有尽有，所不同者只是多少而已。在知识构成上，博杂不等同于博雅。正是在这一点上，明儒与清儒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明人学问，博而杂，甚至“博而不精”；而清儒学问，尤其是乾嘉学者，正好能做到博而精。尽管明人学问存在着博杂的偏弊，但无疑是文化多样性的一种表征。在文化趋于多样性的大势下，明代的知识人开始对“异端”加以重新的认知与包容，甚至不再排斥“异端”。如王阳明对“异端”有其独特的看法，认为“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为异端”。以愚夫愚妇或百姓日用作为区隔“同德”与“异端”的标准，这是明代文化多元化的典型例证，其结果则是不再贬斥异端，甚至对佛老不加排斥。晚明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思想家之间争辩不休，文化呈现出多元纷呈的面貌，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作者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现在许多人对市场消费很担心，认为老百姓对消费有顾虑，扩大内需怕是要落空。对此，我的看法恰恰相反，中国的内需不足是暂时的，是完全可以克服的，中国经济转型的大战略正在一步一步实施，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必将引领中国经济未来，一个快速发展的中国消费市场将很快到来，而且这个消费市场将远远超过美国和欧盟消费市场的总和。我坚信，未来5年，中国将引领全球消费市场，为什么这样说呢？有以下三点理由：第一，一个市场体量的大小和消费水平的高低，将决定今后全球经济的结构和产业的发展众所周知，中国是当今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经济体（人均GDP超过1.2万美元），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中产阶层已达4亿，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普华永道指出，中国的奢侈品市场2030年将达1480亿美元，超过美国，而麦肯锡报告表明今年一季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达43.31亿，折合6亿美元，远远超过美国。而该报告更指出美国中产阶级的增长总量和平均消费量都在减少。普华永道更是指出到2035年中国消费市场将超过美国和欧盟两家之和。大家可不要小看这一数字，它释放的信息是，全球的经济结构和产业发展将取决于这一超大规模市场，哪怕一丝一毫的变化。比如说，在生物医药方面，全球的药品研究及制造业都把眼光集中在中国市场上，中国有1.4亿糖尿病、6亿关节炎、2.9亿心脏病的病例，随着老年化的进展，发病人数越来越多，单是肥胖成年人目前中国就有2亿，未来10年还可能增长1亿。因此，在医疗保健的新药研制上，中国要做的事情很多，但过去10年，在全球推出的新药中，在中国获批的只有24%，而在美国获批的为85%，在经合组织国家获批的平均为38%。此外，在中国国家医保药品目录下，只有15%的全球新药能够获得报销。因此，随着制度型开放及投资便利性的发展，中国在提高创新药物可及性方面，将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更何况癌症的治疗，疫苗干细胞的疗法等一系列颠覆性的治疗，都吸引着全球生物制药的生产研发企业的目光。据统计，去年这方面的投入已达2620亿美元，今后还会大量增加。更何况今年“两会”，已把量子技术、生命科学提上了日程，一批未来产业的先导区和新赛道已经出现。据外电报道，上万亿美元规模的市场正在悄然兴起。中国市场规模不影响全球产业发展才是怪事呢。第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将助力中国出现当今全球最佳营商环境和最先进的市场体系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将最终落实在能否高水平对外开放上。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我们实行比过去40年更加高质量、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历史证明，人才跟着技术走，技术跟着资本走，资本跟着市场走，一个好的市场环境比什么都重要，这里的学问很大。我们不能再采用过去那种商品和要素流动性的开放，而要采用制度型的开放，这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开放。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开放将有利于创造市场预期，提振外资来华的发展信心。不久前习近平主席访问法国，在讲话中提出“我们正在谋划和实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这将为包括法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带来更多合作共赢的机遇”。在这方面，相信中国将会出台更多的优惠政策，我们自己则更要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要通过制度上的创新，努力推动出现消费上的新赛道、新模式、新产业，也要让更多的跨国公司总部和地区总部落户中国，让更多的首发式、首展、首秀在中国市场举行，让更多的展会、专业特展会、学术讨论会和艺术节、文化节在中国举行。第三，数字经济的发展将加快全球新型消费的转移和创立，主战场将在中国从全球目前统计来看，“传统消费”正企稳回升，而新型消费已加速“跑步入场”。我始终认为这次中国的新型消费是世界消费史上的一场革命，而这场消费革命的种子是数字经济，中国将当仁不让成为这场革命的主战场。新型消费，不仅是消费方式的变化，更是经济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同传统消费相比，新型消费是由网络购物、移动支付，线上线下融合等新业态、新模式为主要特点的一种消费。中国数字经济已走在世界前列，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现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促消费更加智能化、便捷化，这是消费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场革命。中国数字经济已经走在前列，我们不要轻易地否定它，如果它有什么不足的地方，我看只是在与时俱进和线上线下的融合发展方面，再加上创新和完善方面要下功夫，轻易地说网络平台购物灭掉了许多实体店是不负责的，我们的率先和引领现在只是刚刚开始，也有可能被赶上，我们要有危机感、紧迫感，要加倍创新，打破传统消费场景的渠道约束，尽快实现线上线下的融合发展，要创造条件，通过数字经济来助力中国加快全球新型消费的转变和创新。在这一方面，我们要“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相信中国成为这一转变和创新的主战场是大势所趋。（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中国改革的成功，不能忽略中国特色的政党体制和社会治理模式。6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从治理模式和执政能力来看，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和治理模式具有鲜明的比较优势。社会整合的能力一党主导、多党合作的政党模式可以有效整合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克服不同党派和利益集团相互倾轧和掣肘的弊端，避免为反对而反对的“极化”政治和“否决政体”。中国能办大事，也办成了许多别国办不了的大事。成功的秘诀之一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随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不断推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仍然大有用武之地。在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关键行业、重大工程上，仅仅依靠某一地区或部门的力量是难以办到的，必须举全国之力才能推进。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例如“两弹一星”工程，就是中央在政治环境异常严峻、经济条件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举全国全民之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历史丰碑。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又利用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优势，先后建成了三峡工程、高铁、西气东输、西电东送以及世界上最大的电信网络等举世瞩目的建设项目；完成了“神舟号”“天宫号”“天河号”等高科技项目；战胜了洪水、“非典”疫病、大地震一系列重大自然灾害。进入新时代，我们依靠新型举国体制攻克卡脖子难题，依靠八方支援打赢武汉疫情阻击战，依靠众志成城打赢脱贫攻坚战，等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反观西方，西方政党制度无法有效整合全社会的力量，要么陷入多数人的暴政，要么陷入少数人的暴政。战略规划的定力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之一在于可以制定长远发展规划，保持大政方针的稳定性、连续性，使今天的事业与明天的事业相衔接，当前的利益同长远的利益相结合，局部的利益同整体的利益相一致，而不受政党更替的影响。这在那些“走马灯”式地换政党的国家是根本做不到的。中华民族复兴事业之所以走得快、走得稳，改革开放事业之所以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功，与中国共产党人一届接着一届干，一代接着一代干，一张蓝图绘到底是分不开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五年规划，十年中长期规划未曾中断，迄今已经出台十四个五年规划（计划），这就是战略定力。关于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无论改什么、改到哪一步，坚持党对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不能变。这体现了强大的政治定力。反观西方，囿于当下和眼前的利益，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这是西方政党体制的一大软肋和硬伤。在西方，多党竞选、轮流执政的制度设计以及只顾当前、急功近利的选票导向，决定了西方难以出台中、长期战略规划，着眼于下一次大选，这就是西方政党通常情况下的战略眼光。决策执行的效率中国共产党崇尚实干兴邦，拿事实来说话，对出现的挑战及时反应，对认准的事情有序推进，对攸关长远的事情“一届接着一届干”，这在那些擅长掣肘、内耗，为反对而反对的西方议会制度和政党体制下是不可想象的。崇尚实干，不尚空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特征。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我们党历来强调实干，不争论，不折腾，拿事实来说话。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没有那么多相互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这个范围来说，我们的效率是高的”。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民族复兴时，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在谈到“中国梦”时，强调“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不会自动成真”；在谈到改革方案时，强调“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在谈到扶贫工作时，强调“脱贫攻坚要实打实干”；在谈到国家发展成就时，强调“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号召全国人民，“大家撸起袖子加油干”，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这些论述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实践品格的最好阐释。效率低下是西式政党模式无法摆脱的梦魇。西方政治模式之所以效率低下，源于分散多核的权力中心、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模糊的公共利益界限。在政治活动中，利益集团之间要角力争雄，议员之间要编排“舌尖上的民主”，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要互相诋毁掣肘，总统和议会之间要斗智斗勇，选民有事没事出来折腾。似乎不反对不扯皮就显示不出“民主”的存在，似乎“低效”是民主必须付出的代价。我们无意为强调效率而否定民主，但问题在于：民主与效率，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就那么难以两全呢？难道二者就真的不可兼得吗？选贤任能的制度中国共产党执政团队的培养选拔机制也有优势，比如国家各层级领导团队有序更替，注重基层经验和多层级历练，不像西方那样受财团的牵制、民粹的裹挟、演技的忽悠，可以避免选出富豪代言人、民粹领导人或平庸政客。中国各层级领导团队的选拔有一套严密的规则，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比如，台阶很重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火箭式提拔在今天的中国不可能出现；历练很重要，重要领导岗位人选一般都需要在两三个下级岗位上经受锻炼；政绩很重要，是不是做出了实实在在的业绩，得到各方面的认可；口碑很重要，群众认不认可，满不满意是选拔干部的重要参考；能力很重要，拟提拔任用的干部是不是具有驾驭一方的工作能力；程序很重要，是不是按程序、按规定选拔，有没有走民主程序，有没有经过集体讨论决策。中国这一套制定安排，目的就是要将最合适的人选拔到相应的岗位上。“辨材须待七年期”，经过这样层层考核选出来的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绝大多数都具有高度的政治忠诚、坚定的理想信念，都有在中国社会各领域主持工作的丰富阅历与经验，都取得突出政绩赢得了人民的拥护，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的关键领导力量。中国的政治实践充分证明：具有中国特色的选贤任能干部制度是富有成效的，它确保了所选出来的干部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选票服务；确保了所选出来的干部是开拓创新的“实干家”，而不是只凭口舌博取选票的“演说家”；确保了所选出来的干部能真正落实各项方针政策、为人民谋福利，而不是只开空头支票、无法兑现对选民的承诺。反观西方领导人的选拔，执政经验和执政能力可能是次要的，政绩是次要的，台阶是次要的，而演说能力、游说能力、外表形象、金钱实力、营销策略等却反次为主，成为决定选举胜负的重要因素。西方将民主选举变成了游戏，选民以娱乐的心态对待民主。西式民主在游戏中沉沦，选民在娱乐中迷茫。在这场游戏中，赢的永远是政客，输的始终是选民。自我净化的机制历史总是循着曲折的道路，奔向理想的彼岸。一帆风顺是理想状态，曲折前行是现实生活。一个政党的伟大不取决于在顺境中轻装上路、阔步前行，而取决于在逆境中能否逆势前行，在绝境中能否绝地重生，在错误之后能否拨乱反正，在挫折之后能否毅然奋起，在风雨中能否风雨兼程，在谷底能否向着远方的目标坚定前行。中国共产党干的是一项崭新的事业，马克思没有具体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干过，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实践中摸索，不犯错误是良好愿望，有错误是客观事实，关键在于如何少犯错误，如何避免犯颠覆性的错误，如何对待自己的错误，是否有能力修正自己的错误。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书写了世界政党史和国际共运史上最辉煌的篇章，锻造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曾几何时，中国共产党也因为右的错误、“左”的错误，路线的错误、主义的错误，一次次站在了生死存亡的悬崖边上。但在历史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一次次转危为安、化危为机，就在于我们党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始终保持自我革命、从头再来的勇气；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具有极强的自我纠错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不会因为一次的跌倒而失去站立的能力，不会因为一时的错误而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自我净化、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存法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为什么能够在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为什么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保持了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勇气，一次次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一次次靠自己解决了自身问题。”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党。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不掩饰缺点、不回避问题、不文过饰非，有缺点克服缺点，有问题解决问题，有错误承认并纠正错误。这是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秘籍。国际交往的韬略4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取得巨大成功，与总体有利的国际环境是分不开的，与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交往韬略是分不开的。国内外历史经验证明，国家的发展需要有良好的国内外环境，需要尊重国际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逆世界历史潮流而动，最终只会饮下自己酿造的苦酒。国强必霸是过去500年来始终不变的历史旋律。回顾近代史，16世纪，西班牙、葡萄牙建立了海洋霸权，瓜分了世界；17世纪，海上马车夫——荷兰取而代之，成为新的世界霸主；18、19世纪是英、法两国争夺世界霸权的世纪，英法两国打了150多年，法国越打越穷，英国越打越富，最后成就了“日不落帝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和日本相继崛起，试图通过战争建立新的世界霸权，最终铩羽而归；20世纪是美苏争霸的世纪，也是美国完胜的世纪；21世纪头二十几年，世界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摆脱大国霸权依然任重道远，真正多极化时代尚未来临。中国共产党认识到，霸极必衰是逃不脱的历史法则。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纵观世界历史几千年，凡是称王称霸的国家最后都没有好结果，不是被人灭亡就是自取灭亡。比如亚述帝国、阿拉伯帝国、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古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拜占庭帝国、法兰西帝国、大英帝国，再到20世纪的法西斯德国、大日本帝国，等等，都不过是昙花一现，成为历史的匆匆过客。20世纪末，美国建立了第一个覆盖全球的世界性霸权，美国的霸权地位可谓“前无古人”，但这不意味着美国的霸权将会万年不朽。国虽大，好战必亡。今天，美国的霸权颓势已经显现，霸权的没落不可避免。“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国人何其有智慧，岂会重蹈西方霸极必衰的覆辙。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公开宣示，“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现如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向世界公开承诺，“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中国共产党人历来说话是算数的，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共产党深谙国际环境的重要性，始终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教授】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美东时间5月30日，那只悬在半空中的“靴子”终于落地。纽约最高法院一个陪审团一致裁定前总统特朗普在“封口费”案中有罪，被控34项罪名全部成立。特朗普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判有罪的前总统。在大选的关键时期爆出有罪判决，真应了那句美国政治谚语：“政治就是在合适时机扣动扳机”。美国大选历来有“十月惊奇”之说（October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承、创新和发展。全面深化改革要以人民为中心意味着将人民的利益置于改革的核心位置，使改革的过程和结果更加符合人民的期望和需求，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全面深化改革要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了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动力”。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人类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新时代改革方法论正是奠基于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史观，坚持人民主体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体观点在改革领域的具体运用。任何改革观都有一个价值维度，都有一个“为了谁”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观鲜明指出，改革为了人民。全面深化改革的各个阶段、整个过程，都必须体现这个立场、践行这个立场。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全面深化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的接续奋斗。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深入推进就业、教育、收入分配、医药卫生、社会保障、养老托幼、公共文化、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改革，注重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统筹推进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进一步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不断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实践表明，对改革价值取向的正确把握，使全面深化改革始终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得到了最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的幸福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最终目的。面对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党中央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价值取向不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就要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突出中国式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价值取向，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幸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包括以下重要内容。一是人民主体地位。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人民利益至上，让人民成为发展的真正主体；二是人民利益至上。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三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始终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坚守党的根本宗旨，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为人民谋幸福；四是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发展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五是密切联系群众。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群众，了解民意，关心民情，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六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关注人民的全面发展，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要努力创造条件，让每个人都能实现自身的发展和价值；七是党的建设。加强党的建设，确保党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以人民为中心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实践定位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改革开放40周年经验时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改革的价值取向决定的。要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让改革开放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刊发的重要文章《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注入强劲动力》，回顾总结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情况。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党和国家机构职能进一步优化，金融管理体制、科技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体制、数据管理体制、知识产权管理体制等不断完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改革开放40多年来，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围绕国家改革发展战略，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以人民为中心在改革实践中的定位加以论述。主要有生产力标准、人民利益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和“两个是否”标准等。这些标准其实就是对改革的评价问题。确立什么样的价值标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问题，是评价中国改革开放成效的重大问题。第一，以人民为中心的定位——生产力标准。生产力标准是评价改革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5月会见国外政要时指出：“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改革最根本的目标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福祉。生产力标准是社会评价的根本标准，凡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就应当肯定。综合国力的增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都要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一切都是空谈。生产力标准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改革的定位，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定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不断深化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新的生产力理论，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高质量发展为人民带来了更高的福祉，人民性得到了加强。第二，以人民为中心的定位——人民利益标准。人民利益标准是评价改革成败得失的最高标准。1990年3月邓小平同志与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强调，我们的改革成效“要最终体现到人民的生活水平上”。他多次讲，要给人民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利益。202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指出，“我们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注重把准人民脉搏、回应人民关切、体现人民愿望、增进人民福祉，努力使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得到人民群众衷心拥护。我们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改革开放这40多年，以人民利益标准来评价，可以说是人民群众获利最多、生活改善最大、民生保障提高最快的时期，极大地增强了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全面深化改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脱贫攻坚战成就举世瞩目，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这些重要论述，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彰显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取向。第三，以人民为中心的定位——“三个有利于”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是评价改革的综合标准，它主要从社会、国家、人民三个维度评价改革实践。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他强调，评判改革开放和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和成败得失，归根到底，“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标准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在现实中解决了如何看待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生事物的问题，在实践中起到了统一思想、定分止争的作用，也从理论上提供了一整套相对完善的判断标准，这个标准不仅适用于改革开放，而且还适用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全局。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三个有利于”标准成为分析改革的是非得失，甚至是衡量各项工作正确与否的金标准。按照这个判断标准，人们在气势恢宏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排除来自“左”和右的干扰，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的历史阶段。第四，以人民为中心的定位——“两个是否”标准。“两个是否”标准是新时代评价改革的新标准。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一次会议上指出，“把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两个是否”标准与邓小平推进改革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是一脉相承的，体现了我国改革理论创新和改革进程的内在延续性和一致性。“两个是否”标准是适应全面深化改革新形势、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新论断新思想，是对我国改革实践的新认识。我国改革过程中不同时期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同，发展重点不同，评价标准也必须与时俱进，不断赋予新内涵。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推动实现物的不断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改革需要坚持一个底线，这就是千方百计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全面深化改革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指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最终指向，就是要增强改革的人民性，让人民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总之，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全面深化改革往什么方向走，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贯穿改革全过程的政治主题；坚持生产力标准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定位相统一是贯穿改革全过程的重大课题，也是在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新征程上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的重大原则。以人民为中心需要处理好几个重大关系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思想理论体系的深刻变革、组织方式的深刻变革、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以及人民广泛参与的深刻变革。今年4月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三个更加注重”的提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表达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和志向。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需要处理好几个重大关系：其一，高质量发展与民生改善的关系。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有效防范化解各种重大经济风险挑战。在整个发展中，都要注重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确保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调动人民参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性。其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在改革中要围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开放体制，加快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要通过改革，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激发市场活力，有效向民营经济配置资源，使市场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的需求。其三，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既要追求效率，也要注重公平。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要加强法治建设，确保改革的合法性和规范性，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其四，改革底线与高线的关系。大局稳定是底线，改革不能乱套，不能犯颠覆性错误。群众利益是底线，改革不能与民争利，改革成果应由人民共享。高线是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底线与高线是相辅相成、内在统一的关系，守住底线，才能建设好高线。其五，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改革既要解决好当前人民关心的突出问题，又要着眼于长远发展，注重可持续性。不能只为了追求短期效益而忽视了长远利益，要在改革中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六，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关系。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要立足国内实际，同时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合作，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在对外开放中，要注重维护国家主权和人民利益，实现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良性互动。【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家一级教授】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编“党书”，有明确的党性要求，或者说是政治性要求，要特别重视和保证编研作品的政治效果党的文献编辑研究工作始于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曾亲自组织指导编辑《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等党的文献集，并将之称为“党书”。今天，我们编辑研究党的文献，仍可以说是编“党书”，有明确的党性要求，或者说是政治性要求，要特别重视和保证编研作品的政治效果。我们编辑出版党和国家领导人及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集有两个目的：一是为全党政治、理论学习提供基本文本，二是为研究、宣传党的历史提供基本资料。有的读者问，你们编辑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选集、文选和其他专题文集，为什么不收那些存在错误的东西？党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探索前进的历史，探索中不可避免地发生过错误。这也反映在党的历史文献中，反映在毛泽东同志的著述中。今天，我们编辑老一辈革命家的选集、文选、文集等，是要充分发掘和整理他们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宝贵思想遗产，是编辑反映他们正确思想的代表作，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对于他们在一些复杂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错误，我们采用编纂党的综合历史文献集加以反映，特别是在编写他们的年谱、传记中加以反映。我们2002年编辑出版的《毛泽东文艺论集》，其中收了一篇《毛泽东谈〈红楼梦〉》，集纳了毛泽东同志1959年到1973年关于《红楼梦》的几次谈话。书出版以后，有读者来信问我们为什么不收1954年毛泽东同志写给中央政治局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一封信。这封信是从批评俞平伯的红学观引申到同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有一位学者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说该书没有收入这封信，总觉得是一个遗憾。为什么没有收这封信呢？这不是我们工作的疏忽，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新中国成立后各方面除旧布新，在思想领域清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是必要的。但在这封信中俞平伯关于《红楼梦》的学术观点被等同于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受到批判，使围绕《红楼梦》的学术批判演变为政治批判，混淆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带来了非常消极的后果。如果我们把这封信收进书中，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放在一起，再一次公开发表，那就是在肯定信中的观点，就会混淆历史上的政治是非。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编辑和生平思想研究具有科学性要求文献编辑研究工作在为人们做好解疑释惑方面特别要承担起澄清社会上流传的一些错误的任务。比如，我们都知道对毛泽东和邓小平曾经流传过一个“正帅”“副帅”的说法，即毛泽东是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正帅”，邓小平是“大跃进”运动的“副帅”。境外一家出版社还出了一本书，叫《大跃进“副帅”——邓小平》，国内也有人写文章说邓小平是“大跃进”运动的“副帅”。言外之意，“大跃进”运动的错误就是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个“正、副帅”的责任。我们在撰写《邓小平传（1904—1974）》的过程当中，搞清楚了这个“正帅”“副帅”，是1959年4月上旬召开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叫出来的。八届七中全会是什么会？是纠“左”的会，纠正“大跃进”运动错误的会，不是发动“大跃进”运动的会。毛主席在这个会上是让邓小平来当纠正“大跃进”运动错误的“副帅”，他自己当“正帅”。毛泽东还对邓小平说，“你挂帅了，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呀？”这就是所谓毛泽东和邓小平“正帅”“副帅”的由来。“大跃进”运动的“正帅”“副帅”和纠正“大跃进”运动的“正帅”“副帅”，含义完全不一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编辑和生平思想研究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一样，具有科学性要求。具体来说，一是要确保资料的可靠性和系统性。有人问我，你们撰写的年谱、传记同社会上以及境外的一些同类作品有什么区别？我说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是以大量的档案资料为依据，用大量的档案资料说话的，尤其是运用了档案部门保存的大量内部档案。如《毛泽东传》《邓小平传》，所运用的内部文件、会议记录等档案资料都达数千件。二是要有政治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学术视角和学术视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编辑和生平思想研究有明确的政治性要求，但它最终是科学研究、是学术研究，政治性要求最终要通过科学的研究成果来实现。因此工作的全过程要贯穿学术思维。我们有组织地撰写领袖人物的年谱、传记，起步是很晚的，西方人写中共领袖人物的传记类作品比我们早，也比我们多。他们的很多作品有一个共同的偏见，就是总是从权力斗争和个人恩怨的角度考察人物关系，有的则过分强调人物性格。而我们则重在写出人物的思想，写出人物的思想发展脉络。党的文献编辑研究工作要严谨精细、一丝不苟严谨精细、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是党的文献编辑研究工作的政治性要求和科学性要求所决定的。在著作编辑方面，一篇文稿的整理编辑，各个环节的工作都要严谨、细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收录了邓小平同志很重要的一篇谈话《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篇谈话实际上是邓小平同志1988年两段谈话的集成，一段是9月5日同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的谈话，另一段是9月12日听取有关部门工作汇报时的谈话。两段谈话时间相隔8天。9月12日的谈话中，邓小平同志明确讲道：“我在同胡萨克的谈话当中讲到科学技术恐怕是第一生产力。”但是，外事部门提供的邓小平同志9月5日同胡萨克的谈话记录中没有这句话。编辑组的同志觉得才8天时间，邓小平同志不会记错，肯定是谈了，我们就刨根究底地查，最后查清楚了。什么情况呢？邓小平同志不是在正式会谈中而是在宴请胡萨克的谈话中讲到的这句话。当时担任翻译工作的同志非常负责，把这句话记录下来了，而且登在了《接待简报》上，所以，正式会谈记录上没有。参加编辑的同志拿到了这份简报，如获至宝，把邓小平同志这句话同其他有关谈话内容一起整理成篇，这样就有了邓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篇光辉著作和这个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的同志不刨根究底，不想办法查，这篇著作就出不来，这个重要观点就出不来。严谨学风体现在撰写老一辈革命家年谱、传记上的要求，一是使用材料要可信，半点马虎都要不得；二是分析评论要准确，一点都不能随意。我们撰写《邓小平传》，写到1961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要求，邓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等到北京顺义农村调查公共食堂要不要办下去的问题。我们原来都听说过，邓小平同志在顺义说过一句话“办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办食堂也是社会主义”。但真到要落笔写的时候，却不知这句话出自哪个地方。在我们保存的邓小平文稿档案里面都找不到这句话。因此，我们把这句话写上去又划掉，划掉了觉得又非常可惜，不甘心。多好的一句话，非常符合邓小平同志的性格，体现了辩证法。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在顺义县委组织编写的《顺义县农业合作化史料》中找到了邓小平同志讲这句话的记载，这才把这句话写到传记里了。这种事例还有很多。有位老同志讲，文献编辑研究工作真是“没有底”，但是我们又要做到“有底”。什么叫“有底”呢？就是我们使用的每一条材料，对人物、事件评价的每一个断语，一定要做到心里有底、言之有据。另外，重考辨，这是中国古典文献学的重要传统，也是党的文献编辑研究的基本功。党的文献涉及大量人物、事件及其他各种史料，都要认真进行考订和辨识。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地分析、评价党的领袖人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回避错误和缺点。比如《毛泽东传》对于毛泽东同志在反右扩大化、“大跃进”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问题上思想理论和实际工作中的错误，不仅没有回避，而且写得比较透彻，出版后反响很好，为什么？因为既充分尊重客观史实，又有辩证理性分析，特别是对他犯错误的主客观原因作了深刻分析。这样，并不损害毛泽东同志作为人民领袖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崇高地位，也不影响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科学价值。写《邓小平传（1904—1974）》也是这样，我们对邓小平同志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有过的错误也没有回避，因为邓小平同志自己后来也说“这些事我是有责任的”，我们也没有必要回避。注释主要是对一些人和事的基本情况、历史背景作些必要的介绍，以帮助读者理解正文，切忌发议论、下断语1984年，原文献研究室主任胡乔木同志提出过一个很重要的意见。他说：最近几年，我修改了一些文选的注释，感到起草这些注释的同志都有一种通病，就是议论多、断语多，好像法官做判决一样。我认为，写注释主要是对一些人和事的基本情况、历史背景作些必要的介绍，以帮助读者理解正文，切忌发议论、下断语。从那以后，我们对注释工作做了很大的改进，在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时，对涉及的一些人物包括张国焘等重要人物作注，主要介绍他们的基本情况、生平经历，基本不作评价，更不下断语。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编写领袖人物传记作品也有明显创新，我们把人物的政治传记写得更丰富、更丰满、更耐读了，不仅写出人物的生平思想，而且努力写出人物的精神世界，写出人物情感活动，展示他们作为常人的一面，让人物更加鲜活生动、有血有肉。我们党在百年的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珍贵的思想遗产。这些历史经验和思想遗产都蕴含在大量历史文献中，继续深入发掘、整理和研究历史文献，仍然是我们的重要任务。我们党还在不断前进，党的事业还在不断发展，新的文献还在不断产生。党的文献编辑研究永远是一块沃土，需要和值得一代代人去耕耘。（作者为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副会长）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公序良俗，由“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两个概念所构成，在法律上称为不确定性概念，是由公共利益、社会道德等社会基本价值观所构成的，虽然这些社会基本价值观会随着时间而改变，但是仍然凝聚了特定时期的社会基本共识，民法为了维护公序良俗，首先将公序良俗上升为基本原则，（参见《民法典》第8条），同时在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中，明确规定了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参见《民法典》第153条第2款），通过这些规定，确保了民事主体在从事各类民事活动包括市场行为和家庭行为时，都应当符合公序良俗的基本要求，从而使社会公共道德和公共秩序得到有效维护，使社会稳定有序。但是公序良俗条款本身具有抽象性和不确定性，不仅要在法律上对其进行类型化，还应当有更为明确的价值指引。在我国当前的社会背景下，公序良俗集中体现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为丰富补充公序良俗提供了依据。2023年12月发布的《合同编解释》第17条第2款规定动态系统论的适用需要以核心价值观为导向，这与《民法典》第1条所确立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的是一致的，对于维护社会伦理、社会秩序，都具有重要意义。之所以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适用公序良俗条款的价值导向，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与《民法典》第1条立法目的中的核心价值观衔接，贯彻民法典的立法目的。公序良俗条款审查类似于目的解释，故而可以扩大适用情形。公序良俗就是要强调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活动时必须遵循社会所普遍认同的道德，从而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使社会有序发展。另一方面，公序良俗以社会价值共识为基础。在德国，司法判例中将其表述为“所有公平正义的思考者之价值感”。一般认为，“它是指法律行为要满足最低限度的道德”。而在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价值共识的彰显。还要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单一价值，既有多元性，又有整体性。这能够为公序良俗的识别和适用提供很好的价值导向。具体而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导向考量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公序良俗适用中的价值判断。所谓价值，就是指美好观念或人们追求的事物。法律规范中充满了价值判断，因为任何完整的法律规范都以实现特定的价值观为目的，并对特定的法益和行为方式作出评价。在规范的事实构成与法律效果的联系中，总是存在着立法者诸如正义、自由、平等、效率、安全等价值判断。不少判决表面上看，对事实的认定是清晰的，裁判的依据也是充分的，但其结论却明显有悖人们一般认为的公平观念，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错误的价值判断所造成的。在认定法律行为是否因违反公序良俗而无效的场合，究竟何种违反善良风俗的行为的效力需要受到影响，就需要进行价值判断。在许多情况下，运用比例原则确定目的和手段是否符合比例，以确定是否违背公序良俗，也需要进行价值判断，“就个案事实运用比例性原则调和相冲突的权利和价值”。价值判断就像在茫茫大海中指引船只方向的指南针，正确的价值导向会使裁判活动导向正确的方向，而错误的价值判断就可能使裁判结果偏离公正的方向，出现所谓形式合法、实质不公的局面。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前我国社会基本价值的共识，可以在司法裁判活动中，提供价值判断的基本遵循。因此，法官在判断法律行为是否违反公序良俗的过程中所作出的价值判断均应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第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一公序良俗的适用标准。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各地风土人情并不完全一致。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对于公序良俗，尤其是善良风俗的社会认定可能存在差异。此时，在尊重各地区、各民族风俗习惯的基础上，也应当充分发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判断行为是否违背公序良俗的导向作用。对于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些风俗习惯，就不能作为合同效力评价的依据。例如，在部分地区出现的“冥婚”习俗，就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如果肯定冥婚殡葬合同的效力，甚至可能诱发偷盗遗体、骨灰等现象的发生。对于此种行为的效力，无论当地是否有此种风俗习惯，均应予以否定。第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降低法官个人道德偏好对判断是否违背公序良俗的影响。公序良俗具有纠正交易偏离社会伦理道德的功能。尽管民法典中许多规则来自公共道德，但民法典也不可能将道德全部摄入其中。尤其是在适用《民法典》第153条第2款规定时，行为人可能只是违反一般道德，未必一定构成无效民事法律行为。裁判者在作价值判断时，必须探寻法规范和法体系所体现的价值，而不能根据其个人偏好对价值判断作出决定。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则为避免法官个人偏好提供了可能，即法官应当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价值判断中的依据，以减少个人偏好在价值判断中的过度影响。例如，在“常某某诉许某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中，当事人订立了“暗刷流量”合同，以提供虚假流量的方式，使当事人攫取不当获利。这种合同有违商业道德，但是究竟是否应当构成无效合同，则可能因为法官的道德偏好而出现认定上的不统一。但如果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基于诚实守信营造网络秩序的内容作为指引，则应当认定此种行为构成对公序良俗的违反。第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验证裁判结论。在法官综合各种因素得出法律行为是否因违反公序良俗而无效的结论后，应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检验裁判结论。由于《民法典》第1条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立法目的，因而无论适用《民法典》抑或《合同编通则解释》，都应当遵循该立法目的。民法典通过规定基本原则，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价值理念，强化全社会诚实守信、崇法尚德、互助互爱、和谐和睦的意识，可以在最大限度上实现民法典立法宗旨和目的，使民法典在最大维度上形成具有价值融贯的体系。为使融贯民法典始终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贯彻，避免裁判结论与立法目的的矛盾，认定违反公序良俗的裁判结论应当经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检验。由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作为裁判实现立法目的的最后一道保障。如果经检验，裁判结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则应当回溯至公序良俗的适用中，重新检视是否构成对公序良俗的违反。（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国务院审议通过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规定：“本条例所称营商环境，是指企业等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涉及的体制机制性因素和条件。”实际上，从企业的筹备开办到最后的关闭清算，整个过程所涉及的体制与政策因素，都是营商环境。营商环境涉及投资经营的活跃度、社会的创新度，以及地区发展的竞争力和可持续能力，非常重要。对简政放权和营商环境的关系，我们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总体上说，这些年以“放管服”为抓手推进营商环境建设，主要是围绕两个词展开的。一个是“提效”，即提高效率；另一个是“让利”，即提供优惠。所谓“提效”，就是对原来审批程序过繁、耗时过长、成本过高的审批管理方式进行改革，提高效率。简政放权也好、优化服务也好，主要是围绕此来下力气的。其路径主要依靠体制改革、管理创新和科技手段赋能。而“让利”主要是对投资经营主体施以差别化的土地、财政和金融等政策来体现，在很长一段时间，一些地方政府把它作为招商引资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把它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重要内容。“提效”也好，“让利”也好，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都是必要的。企业希望相关审批在项目上尽可能减少，在时间上尽可能缩短，在成本上尽可能降低，也希望在土地、贷款、税收等方面获得优惠，所以，对于政府的“提效”和“让利”，企业或企业家们是高兴的和高度认可的。但如果把营商环境建设主要放在“提效”和“让利”之上，则是有局限性的，也是不可持续的，最终是走不下去的。我们要重视这一点，从而研究把握正确的推进营商环境建设的思路与方向。为什么说固守过去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呢？先说“让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经济管理日益科学规范，以及与国际高水平的投资贸易规则对标接轨，以减免税为主体形式的让利做法不宜持续也不可持续。从国际上看，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很少有通过税收减免、土地低价和无偿地转让等进行招商引资的。所以，“让利”不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做法，也不是成熟的宏观管理和经济调节的主要手段。这条路，开始走走也许是必要的，但越往后走会越窄，最终会成为死路一条。事实上，现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已不再把营商环境建设的重点放在这个上面，相关的制度与法规也为此种做法设置了障碍。总体来说，“让利”这条路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是一条有效的路，也不是一条光明的路。再说“提效”。围绕提高办事效率，各个地方采取了许多有效的举措。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浙江，在“简政放权”方面做出了创新性的努力，一些举措成为全国效仿的典范。比较有名的是“最多跑一次”的改革。我们注意到，对标浙江的“最多跑一次”，有的省提出“零跑动”，那么再往下去就应该是“不仅不要你们跑，我还帮助你们跑”，但这样能持续进行下去吗？事实上，提效也是有限度的。管理清单再短，必要的审批也不能丢弃；审批时间再短，也不能为零。所以，在“提效”方面总会是有限度的。如果仅仅拘泥于此，营商环境建设是不会有光明前途的。所以我一直不太赞成各个地方围绕“最”字做文章，但很多地方恰恰中意于此，喜欢提“清单最短”“程序最简”等要求，实际上，这样提既不符合科学原理，在实践中也很难做到，往往会流于空谈、堕于形式。当然，我们充分理解各级政府在营商环境建设方面的责任心和创新性努力。但凡事要讲科学、要合规律。对营商环境建设来说，做到所谓“最”并不是特别重要的。特别重要的是什么呢？我思考，主要可以归纳为这样四句话：第一句，管理内容重点不在于“少”而在于“准”。现在许多地方在比较管理清单上谁的项目更少，不该管的管了显然不对，但该管的不管显然也不对，清单上的管理项目再少，也不可能把它全部取消。所以，关键不在于“少”，而在于“准”。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要清楚明白。第二句，治理方式重点不在于“松”而在于“公”。简政放权并不是放手不管，有些该管住的丝毫不能放松，但无论是松还是紧，管理的基点都应公平公正，不能预设立场，不要区别对待，不可对同一件事的评价使用两种规则。第三句，政策指向重点不在于“惠”而在于“信”。出台的政策不应把优惠作为主基调，重点在“减”、“免”、“补”等上做文章，而应当是围绕提振投资者信心，增强社会的能动性、创造性上下功夫。第四句，服务举措重点不在于“多”而在于“实”。出台的许多文件往往是“拉条子”的写法，三十条、五十条，不一而足。措施多固然好，但关键是要落地，或者说要落到实处，真正帮助企业和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否则，就会陷于空谈。那样的话，可能会造成比不出文件更差的效果。总之，对简政放权和营商环境的关系，我们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我国未来营商环境建设的方向可以概括为实现两个转变——从“洒甘霖”转向“解危困”，从“给方便”转向“壮信心”对营商环境建设，二十大报告强调了两条。第一条，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这一条是这些年国家各种文件常常强调的。第二条，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这一条有新的概括，非常重要。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我认为，我国未来营商环境建设的方向可以概括为实现两个转变。第一个转变，是要从“洒甘霖”转向“解危困”，也就是由普惠服务延展到精准管护。过去有关政策制定和体制创新主要是面向整体和所有对象的，可以说是普降甘霖，这当然是对的，但这样面向整体的政策对个体而言存在着针对性不强、获得感不大的问题。另外，这类政策不利于监管。政策出台后，落地了没有，没有部门监督，也很难摸清楚实际情况。结果是，你出你的政策，我的急难杂症，仍然得不到解决。所以，要进一步加大政策服务的深度，在继续做好普惠性政策设计时，进一步聚焦每一个企业的具体需要，开展定制化、个性化的服务，真正使政府的政策成为为每一个企业排忧解难的具体方案。这样，企业就有了实实在在的感受，从而体验到政府营商环境建设的具体进步。所以，这个转变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转变，是要从“给方便”转向“壮信心”，也就是由政策优惠深入到制度创新。“提效”、“让利”本质上还是给方便，但对于企业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要给他们吃“定心丸”，提振持续创业的信心。这就需要推进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包括一些基础制度的创新。结合这两个转变，我认为，下一步营商环境的建设应紧扣五个词做文章。第一，“公正”。公平维护一切市场经济条件下所需要的经济成分的权利，包括平等保护财产权利，公平地、无差别地为所有市场经济主体提供财政金融等政策服务，公平地解决各类企业面对的各种具体问题。企业有所求，政府就有所为，这种“为”，不只是笼统的或大而化之的，更应该是具体的或有的放矢的。第二，“透明”。政策制定既不能在书斋里进行，也不要关在书斋里搞神秘主义，要向全社会公开，使老百姓一目了然。也就是说，政策要有极高的透明度，做到上网可查、一看便知。政策透明包含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内涵清晰、无需注解，没有题外话，没有意中意。现在有些文件的确晦涩难懂，不要说普通老百姓看不懂，连许多专家也搞不明白，所以需要第三者来解释。但第三者解释有时候就可能变形走样。第三，“稳定”。政策法规等不仅要可把握，也要可持续，即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做到新官要理旧账，人走茶也不凉。第四，“诚信”。政府要带头讲诚信，以信感人、以信立威、以信树诚。同时要带动社会诚信，全面提高社会的诚信水平。要认识到，诚信是成熟的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也是良好的营商环境的核心内容。第五，“实在”。“实”是一切措施的生命所在，一定要把所有有效的措施落到“最后一公里”，落到老百姓的锅台灶头，落到企业的车间机床上。良好的政策措施不能搞花架子，不能浮在表面，不能只是为乘一时的快意。（作者为中国区域经济学会顾问）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2024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强调：“改革有破有立，得其法则事半功倍，不得法则事倍功半甚至产生负作用。”改革开放要注重方法论指导，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增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协同性。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突出体制改革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相对集中性而言，今天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改革开放面临的则是一个综合复杂经济社会系统，许多领域需要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因此，当下的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分担改革的成本、突出重点的领域，把复杂的社会利益结构调整到利于改革攻坚克难的方向上去。改革开放必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作为唯一正确的方向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充分展现改革开放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关照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改革开放价值观。首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作为党和国家的生命线，始终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其次，改革开放要切实关照经济主体物质利益关系调整，把大多数人利益受益的“增益式改革”和一部分人利益受益、另一部分人利益受损的“损益式改革”充分结合，并做好利益补偿机制的建设。例如，中国农村土地承包制改革就是典型的“增益式改革”，因其普惠性而推进相对容易；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则是“损益式改革”，需要面对利益受损者建立持续的利益补偿机制。再次，改革开放要把集体意义上的“人民”和个体意义上的“人民”适当区分，在整体推进集体利益普惠式增益的同时，更应关切个体利益的特殊性增益。譬如扶贫攻坚在整体性解决多数贫困地区人口摆脱绝对贫困后，要把后续改革的任务落实到具体的贫困家庭和个体缩小相对贫困差距，实现个体发展层面上的致富。最后，对外开放要坚持以开放的安全和中国国家利益为主的国策，既要积极融入全球化，又不能为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所限制，要把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和政策有立场、有原则地贯彻到后续的对外开放或经济外循环体系之中。改革开放要注重推进方式的调整和改革成本的合理分担按照过去的思路把体制改革当作改革开放的重点是必要的，但这种改革的相对集中和单一性对今天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更高阶段任务而言则力度不够，同时也面临体制惯性越来越大和改革成本愈来愈高的困难。以所有制改革而言，早期的改革把相对效率低下的所有制企业都改制了，但现在的改革如要继续刀刃向内深化改革，则不可避免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尤其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着眼于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加强党的领导，完善公司治理，推动企业“建立健全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把国有经济的体制惯性和体制成本在现代企业制度框架下给予合理分担。以住房体制改革而言，市场化的商品住房体系业已建立，国家在关照大多数人住有所居的同时，也要尊重一部分人既将住房当作住有所居的居所，也将其视为财富保值增值的真实需求。住房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要把市场增值收益、市场普惠关照和市场成本分担综合考虑，尊重每一个个体对住房需求的选择。以金融体制改革而言，各类金融机构承担起了融通社会资金、管理金融体系、实现金融发展、促进经济繁荣等任务，但是，金融业本身运作的成本如何在其行业内外得到适当分担，不仅关系到金融体制改革的可持续性，也对当下金融监管和金融开放工作提出更高要求，金融行业的高收益和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经营要严加监管，同时，金融行业的运行成本亦需分担以保证其正常营运获得合理收益，此为金融改革之要害。改革开放要兼顾中国式现代化的各个领域，突出改革重点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时，有国企、民企、文体、营商、投资、特区（香港）、学界等9位企业家或专家代表参与交流。这说明中央高度重视来自各界的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建言，其座谈内容涉及当前社会关注的多个焦点领域。即将召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必将吸纳来自社会各界的期许和建言。当下，改革开放聚焦的核心问题来自就业、增收、入学、就医、住房、办事、托幼养老以及生命财产安全等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要从中找准改革的发力点和突破口，多推出一些民生所急、民心所向的改革举措，多办一些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实事，使改革能够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比较务实的切入点，在于更加自觉地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使高质量发展的过程成为就业提质扩容的过程，提高发展的就业带动力，特别是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同时支持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产业和企业，稳定和扩大就业容量。改革开放要着力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处理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对于推进改革开放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主要表现为：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产业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合理、生态发展失衡等。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迟滞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要义就是站在人民立场，分类、有序解决上述问题。当然，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原因复杂，有历史遗留问题，有生产关系不匹配新质生产力问题，有体制机制障碍，还有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影响等因素。要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应坚持“两个结合”的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方法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把改革开放的政策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问题导向，通过改革创新来破解发展中的难题。包括：（1）统筹协调区域、产业和城镇发展：推进城乡高质量发展一体化，着眼于城乡地域系统“人口—产业—土地”协同转换的科学思路，加快创新城乡土地配置与管理制度；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破除城乡二元体制；（2）坚持以突破性技术创新形成新质生产力：要强调突破性技术创新研发和产业转化，通过强化基础性创新研究，加大对行业突破性技术创新的支持，以颠覆性技术创新带动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升级，带动产业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状态向高水平高质量均衡状态收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3）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分配机制形成增益式改革：健全居民财产安全性保障机制，畅通中低收入群体利益实现渠道和机制，以实现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均衡，鼓励高收入群体通过公益事业、慈善捐助、教育资助、修桥补路和捐献爱心活动等改善社会投资的水平，既降低政府财政或金融的压力，也形成增益式、普惠式、包容式的经济发展；（4）解决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不均衡问题：通过缩小城乡生态文明发展的差距，确保生态文明政策措施的有效落实，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均衡发展；（5）优化开放型经济结构：为应对国际经贸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大、开放型经济不平衡等挑战，要稳步推进政策创新及深化改革，促进服务贸易、国际投资合作及内外需协同发展等三大平衡；（6）充分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改革开放的文化助力：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民生、重均衡、重礼仪、重文教等优秀文化基因贯穿到改革开放的新观念、新政策中去，化解思想观念层面的滞后或不均衡，做到守正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要更加注重系统集成，坚持以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谋划推进，加强各项改革举措的协调配套，推动各领域各方面改革举措同向发力、形成合力，增强整体效能，防止和克服各行其是、相互掣肘的现象”。总之，改革开放在谋划上要通过系统集成出台删繁就简之策，在落实上要务实求真点滴推进收获事半功倍之效。（作者为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所长）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在今年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加强志愿服务立法问题再一次被提了出来，引发社会热议。志愿服务法治化是现代志愿服务发展趋势，是我们党落实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推进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体现。早在2014年，民革中央就曾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关于加快我国志愿服务法制化建设的建议》。顺应各方呼声，2017年国务院颁布实施《志愿服务条例》，北京、广东等省市相继出台或修订了志愿服务地方性法规。目前，志愿服务法已被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一类项目，即“条件比较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可以说，历经十年，制定全国统一的志愿服务法已水到渠成。志愿服务存在“碎片化”“零散化”问题全国性的志愿服务立法缺失，与我国志愿服务独特的发展路径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国志愿服务是在学雷锋活动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整体上呈现一种“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演进模式。即，先由基层、民间发起，而后被地方各级党委政府所关注，出台政策措施加以引导和扶持。经过长期的试点、打磨，成熟的志愿服务经验做法上升到国家层面，由相关部门拟定成法规文件发布，成为指导行业发展的法规、政策和措施。从实践效果上看，这一实践路径契合了我国的国情，尊重了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但不可否认，由于经历了长时间的摸索和探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志愿服务“碎片化”“零散化”问题。志愿服务以自愿、无偿为原则，是服务他人、奉献社会的公益行为，是广大志愿者奉献爱心的重要渠道。然而这并不代表志愿服务过程中不存在权责关系。在志愿服务过程中，清晰准确地界定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对象及各方主体之间的权责关系，是维系和支撑志愿服务活动顺利开展的基础和前提。现实生活中，这种权责关系的不明确、不规范，导致志愿服务被“异化”，即志愿者的善行被歪曲利用和恶意透支、志愿者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以至于，遇到老人倒地等类似情况，到底帮还是不帮，似已成为难以抉择的“世纪难题”。笔者曾针对“志愿北京”信息系统注册的一些“僵尸志愿者”（即每年志愿服务时间记录“0”时长）进行访谈。在被问及注册而没有做志愿服务的原因“是否有被讹诈的担心”时，访谈对象给予的几乎都是肯定性的回答。有鉴于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2017年修订《民法总则》时要加入“好人”条款——“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可见，相对于道德方面的因素，法规制度的匮乏与滞后，缺乏明确的权责规定和对施救者合法权益的有效保护，同样是造成现实生活中种种“见死不救”情况的问题根源。加强对志愿者的情感动机与合法权益的保护是志愿服务立法的核心议题明晰志愿服务过程中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是志愿服务立法的核心逻辑。其道理在于，相对于公权力是政府服务的“原动力”，追逐利润是市场服务的“原动力”，志愿者的情感动机则是志愿服务的“原动力”。为此，要加强对志愿者的情感动机与合法权益的保护，这是志愿服务立法的核心议题。如何做到规范，其前提就是要明晰和规范志愿服务过程中的权责关系。比如，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志愿服务条例》，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对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志愿服务对象的权责关系做出了规范，重点列举了志愿者“知情权”“受培训权”“自主选择权”“提供保险权”“记录时长权”“开具证明权”“享受优待权”“隐私权”等。正是由于上述种种规定，明确了当事人的权益和义务，有效预防和化解了志愿服务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各种纠纷和矛盾，促进了志愿服务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当前，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各类注册志愿者已突破2.36亿人。相对于2015年“志愿云”系统上线时的500万人，短短9年时间，注册志愿者人数快速增长。随着人数的迅猛增长和服务领域的不断拓展，志愿服务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日益呈现社会化、大众化等鲜明特征，涉及的社会关系也越发无所不包、纷繁复杂。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行政法规的《志愿服务条例》，无论是从法律位阶上看，还是从调整规范的社会关系上看，都远远滞后于快速发展的志愿服务实践，“小马拉大车”的效应越来越明显。正如专家指出的，“2017年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志愿服务条例》，主要适用于政府部门、行政领域，而对于调节全社会层面的广泛性志愿服务缺乏法理依据，也缺乏实施力度。”在此背景下，为更好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从全国人大层面出台更高位阶、全国统一的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志愿服务法》已成为当务之急。当然，“法治化”的内涵和外延，远不止于一两部法律的出台和实施。市民公约、乡规民约等与特定的社区、地域、人群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紧密相连，弥补了国家法律的不足之处，因而又被称为“软法”。在推进志愿服务法治化实践过程中，我们既要重视法律条文的“硬法”作用，也要重视一系列规章制度、风土习俗的“软法”的规范作用。只有“硬法”和“软法”有机衔接、同步发力、综合施策，才能将志愿服务真正纳入法治化轨道，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助推我国志愿服务事业高质量发展。（作者分别为北京市团校党群教研部部长、北京志愿服务发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列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元素，其中之一是“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就是中庸方法或者说是中庸观念，是中国古代先哲们提倡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和道德实践原则。中庸观念的核心是一个“中”字，内涵有五《论语·尧曰》中的“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已蕴含了中庸观念。相传尧让位给舜时，把这个观念传给了舜；舜让位给禹时，又把这个观念传给了禹。孔子的孙子子思作《中庸》一文，被宋儒与《论语》《孟子》和曾参作的《大学》一起列为儒学最重要的“四书”。中庸观念的核心是一个“中”字。中原文化自古至今，用得最多的字是“中”。“中”就是“好”，就是“行”；“不中”就是“不好”，就是“不行”。中庸观的内涵有五：一是用中、中用。用中：反对走极端，搞绝对化，认为“过犹不及”，主张“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用：反对言过其实、虚而无用，强调适用，重视躬行。二是中和。《论语·子路》中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国语·郑语》中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是以承认差异为前提的。《左传》中说“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正因为如此，孟子讲“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既重视自己和别人的特殊性，又重视求合作和共赢，这就是“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与“求同存异”是处理个性与共性关系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三是中时，或者叫“时中”。就是在天人关系上，不违天时，因时制宜、与时俱进。如《论语·学而》讲“使民以时”。如《孟子·梁惠王上》讲“不违农时”“勿夺其时”。四是忠诚，分而言之是忠信、诚实。孔子认为忠诚老实到哪里都行得通，不忠诚老实到哪里都行不通。《中庸》作者认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五是慎，即谨慎。《论语·述而》中，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孔子重视谨慎，反对赤手空拳和老虎搏斗、不用船只去渡河这样不谨慎的行为。《中庸》作者把“慎”看成中庸的内涵之一，提出“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中庸观对中国共产党人从方法论上认识马克思主义、实行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产生着重要影响中庸观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对处理本与末、大与小、内与外、天与人、因与革、知与行等关系也不例外。对立统一的两方，必有一方处于主要方面，但只强调一方无视另一方则是与中庸相反的极端主义。中庸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观念之一，对中国共产党人从方法论上认识马克思主义、实行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产生着重要影响。马克思主义重视把方法搞对头，重视把普遍性与特殊性联系起来看问题和解决问题，反对只讲普遍性不讲特殊性的教条主义，也反对只讲特殊性不讲普遍性的经验主义。这同“允执其中”，反对“过”与“不及”的中庸观念是相通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写了一篇《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文章，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能瞎说一顿。”这个方法，从理论上看就是马克思主义所阐明的方法；从文化观念上看，就是孔子反对徒手渡河的文化观念的传承。延安时期，毛泽东肯定中庸观念的积极因素，指出：“‘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是在反对亡国论和速胜论两个极端的错误中产生出来的。毛泽东对中庸中的“和而不同”“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给予了高度重视。他反复强调“削足适履，要打败仗”，提出要夺取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正是由于反对教条主义，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周恩来是守护和善用中庸智慧的智者。他在南开学校写过《诚能动物论》的出色的作文。在革命和建设时期，他都重视“戒慎恐惧”的方法。周恩来的中和守衡、求同存异、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博采众长、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等方法，无不凝聚着中庸的智慧。这些智慧尤其在周恩来协助毛泽东管理国家中发挥着毛泽东所称赞的积极作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把社会主义的普遍性同中国的特殊性结合起来，开辟出“中庸”的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提出计划、市场都是方法，就是反对搞非此即彼的极端主义，而是将计划、市场各自优势的一面发挥出来，克服各自劣势的一面。这是经济运行方式上的“中庸”思维。毛泽东曾多次称赞邓小平照辩证法办事。这是称赞邓小平办事的哲学方法。这个方法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也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观念，特别是中庸的观念。苏联解体30周年时，俄罗斯媒体反思解体的原因之一是没有按中庸之道办事：“那是改革与变化的时代，总有各类极端潮流大行其道，在思想领域这种情况尤盛。在上世纪80年代的苏联，存在极端左倾思想，即恢复计划经济，也有人极度右倾，即追捧市场原教旨主义。这样的年代呼唤中庸之道”，“遗憾的是，在1986年至1988年，中庸之道未获落实，人们没能吃饱，存款无法保值，生活水平并未提高。极端性占据了上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与重视中庸的文化传统有密切的关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思维方法上的特点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庸观的结合。第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为什么要如此重视这句话？这是因为从经济运行方式看，搞计划经济那一套行不通；追捧市场原教旨主义那一套也行不通，必须把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结合起来，发挥各自的优势。这是因为“老路”和“邪路”都是脱离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原则，都是向一个极端发展的道路。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把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起来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第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这段话阐明，如果唯“母版”是从，那就会走向极端的复古主义；如果唯“模板”是从，那就会走向极端的教条主义；如果搞“再版”和“翻版”，那就会邯郸学步、东施效颦，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第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上的现代化，是把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起来、历史和未来联通起来的现代化，是通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康庄大道。第四，这种思维方法也突出地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谦虚谨慎上：“人民把我放在这样的工作岗位上，就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牢记人民重托，牢记责任重于泰山。这样一个大国，这样多的人民，这么复杂的国情，领导者要深入了解国情，了解人民所思所盼，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要有‘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态度，丝毫不敢懈怠，丝毫不敢马虎，必须夙夜在公、勤勉工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伟大成就与方法对头密不可分。（作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长城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长城文化价值发掘和文物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指导推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北京段长城是中国有长城分布的15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价值最突出、文化最丰富、保存最完好的段落。对北京而言，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抓好长城保护传承利用，推进长城文化带建设的一条鲜明主线，就是推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从而系统开展长城遗产保护、价值挖掘、文旅融合、文化传播工作，将长城资源禀赋转化为发展优势，更好书写新时代长城保护传承利用的“北京答卷”。始终坚持把保护第一、传承优先作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首要任务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国家推进实施的重大文化工程。近年来，北京市坚决落实党中央要求，坚持守正创新，按照保护第一、传承优先的理念，以改革创新举措不断推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开创工作新局面。着力构建大保护格局，推动长城系统性保护。应站在国家文化安全与民族文化精神塑造的高度，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理解为国家文脉保护工程，是需要央地协同、地方出力、梯度推进、久久为功的国家大事。北京始终秉承正确的保护理念，重视长城文物本体保护，注重文物赋存环境保护，注重挖掘其所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艺术传统，努力实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着力完善保护机制，树立修缮保护新典范。按照应保尽保原则，持续做好长城资源普查。在全国率先开展与保护工程紧密配合的长城考古工作，以考古成果指导长城保护工程实施，数字化跟踪记录，多学科联合攻坚，全面揭示长城历史信息。持续开展箭扣、大庄科等长城研究性修缮项目，始终坚持最小干预原则，保持长城历史原貌，防止过度修缮。在箭扣长城脚下挂牌全国首个“长城保护修复实践基地”。制定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支持公益诉讼，加大长城保护执法力度，大力推动社会参与监督，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培育社会组织和志愿者，鼓励新闻媒体开展舆论监督，形成保护监督的良好社会氛围。始终坚持把做强中华文化重要标志、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久影响力作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核心目标长城已升华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象征，它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见证了民族千年兴衰、由“乱”到“治”的百年复兴历程。长城就是中国，中国就是长城的家。长城文化与长城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建好用好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理所当然要把做强中华文化重要标识、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久影响力作为核心目标和关键诉求。北京充分发挥全国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的资源禀赋，坚持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线上与线下、国内与国际相结合，全方位深层次阐释长城文化遗产多元价值和独特魅力，弘扬长城精神，讲好长城故事。连续五年成功举办北京长城文化节，推出学术论坛、展览展示、文创大赛、实景演出、体育活动、非遗展演等系列活动，倡导公众参与，形成传播热潮。加快建设中国长城博物馆，打造长城文化传播的战略平台。不断完善长城遗产价值阐释展示体系，方便游客全方位了解长城知识。推动长城文化进校园，让更多青少年成为长城故事的讲述者、长城文化的传承人。同时，依托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北京冬奥会等重大主场活动，组织境外记者到八达岭、居庸关、司马台等长城点段开展采访采风活动；创作推出《外国领导人登长城》系列短视频，用长城文化IP塑造可亲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充分展现长城文化精神，不断扩大中华文化标识的传播力、影响力。始终坚持把人民共建共享、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作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根本立场人民至上始终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应该秉持的根本立场。建好用好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就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坚定文化自信，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时依托长城资源，激发文化富民新动能，努力将资源禀赋转化为发展优势。近年来，北京依托长城资源，在坚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的前提下，创新提出“长城文化+”概念，选取长城周边一批高品质、高知名度的景区和资源富集的村落、乡镇，着力打造“长城文化+民俗”“长城文化+生态”“长城文化+时尚”等系列文旅融合片区，以高质量的文旅融合项目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整体提升沿线各区长城保护管理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延庆区石峡村，过去是出了名的贫困村，从十年前开始依靠长城资源谋发展，到现在村民吃的、喝的、穿的、用的什么都不缺，一切都源于长城资源带来的致富道路。北京还孵化出长城文创品牌，开发“长城国礼”“长城雪糕”等千余种具有长城特色的文创产品；启动八达岭长城特色旅游活动，推出“长城+研学”“夜长城”等旅游项目。北京始终注重将长城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动力，将优秀文化资源转化为优质文化资产，努力探索以长城文化赋能文旅融合、乡村振兴发展的新模式。未来，北京将以系统保护为基础、以价值挖掘为牵引、以融合发展为驱动、以公众参与为支撑，持续探索国家文化公园治理体系，深入推进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建设。加强北京长城文化节平台辐射带动作用，吸引社会各界参与到长城文化传播和价值阐释中，积极鼓励通过音乐活动、体育赛事、会议展览等多种形式，生动讲好长城故事，突出长城的中华民族精神标识的引领作用。（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住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全党同志要把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的峥嵘岁月中，高度重视纪律建设，注重加强纪律教育，全党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基础上团结起来，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的党，培育并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等优良作风，这既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珍贵教材。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先进政党。党自成立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陕北瓦窑堡党的政治局会议尖锐批评了党内关门主义现象，并联系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深刻教训，强调必须把马列主义“活泼地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环境中去”。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郑重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命题和任务，指出：“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毛泽东还殷殷叮嘱全党同志：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延安时期，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针对党内出现的“个人主义”、“独立主义”、“在政治上自由行动”、“在组织上自成系统”等错误倾向，强调要在全党加强纪律的教育，不断增强党性锻炼，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针对张国焘严重破坏纪律的行为，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必须重申党的纪律”：“经验证明：有些破坏纪律的人，是由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党的纪律；有些明知故犯的人，例如张国焘，则利用许多党员的无知以售其奸。因此，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我们党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加强对党的各级干部的教育工作，通过延安整风在全党开展普遍思想教育，把党内思想教育作为“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克服和纠正了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错误倾向，全党实现了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新的团结。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并把服务群众、深入群众作为自己的行动纲领。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决定了我们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朱德在延安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只有一件秘密武器，就是密切联系群众。”陕甘宁边区政府把“爱护群众，密切联系群众”作为政务人员必须遵守的公约。边区政府在工作报告中写道：“我们的口号是一切为人民，依靠人民；我们的方法是从人民从实际中集中起来，又回到人民与实际中去”。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服务人民，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只见公仆不见官，深入群众，扎根群众，积极倡导调查研究，信奉“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时刻彰显着坚定的人民立场和深厚的人民情怀，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始终与人民打成一片，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生产。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被誉为“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的习仲勋曾担任绥德地委书记，上级在对他的组织鉴定中这样写道：“很懂得群众的情绪、习惯和需要。他是站在群众观点和群众立场来解决群众的问题，总是把群众的事情看作是自己的事情，而又设身处地地替他们设想，设想怎样才是对的，尤其设想怎样对群众有好处，而没有丝毫的主观主义气味。因之，群众信任他，把他看作是自己人。当群众有疑难时，就说：找仲勋去。”由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政治局1943年6月1日通过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党内文件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这也成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倡导并践行的群众路线的经典表述。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中国共产党有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毛泽东曾讲道：“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会议进行期间，突然天降大雨，电闪雷鸣，参加会议的延川县代县长不幸被雷击身亡。同日，一位农民的毛驴也被雷电击死，这个农民逢人便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有关部门要追查那个农民，毛泽东获悉后予以制止，并说：群众的意见反映了我们工作上有毛病，有些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要允许人家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人家说救国公粮太重，这是实际情况。1940年以来，人民的负担是加重了。人家说共产党的经是好经，让歪嘴和尚念歪了，说明他是拥护共产党的，但对我们的工作和作风有意见。这件事令党内许多干部深受感动，也充分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真听取意见、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良好作风。延安整风运动作为党内普遍开展的思想教育运动，在全党倡导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团结同志、凝聚共识，对于克服和纠正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倾向，达到全党在思想统一基础上的空前团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指出：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党的七大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以自觉要履行的纪律联结起来的统一的战斗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于自己的坚强团结、意志统一、行动一致”，决不允许在党内出现有违党的纲领和党章的行为，决不允许有破坏党纪、向党闹独立性、小组活动及阳奉阴违的两面行为，要求党员自觉成为“遵守党和革命政府纪律的模范”。毛泽东同志形象指出：“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我们党积极倡导批评和自我批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及时清理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维护并保持党的健康肌体，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由此，勇于自我革命、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一直坚守的宝贵品格和优良作风。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力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指引百年大党开辟了自我革命的新境界。当前在全党开展的党纪学习教育，是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举措。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党的纪律建设永远在路上。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赓续红色血脉，弘扬延安作风，以优良作风从严从实抓好纪律建设，以严明的纪律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以党的纪律建设新作为新成效，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凝聚起磅礴合力和强大动力。（作者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副院长、研究员）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近年来，全球秩序面临日益加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美国、西欧各国及日本，均出现了政治稳定性下降，向着更加无序和混乱状态演变的明显迹象。这种国家内部矛盾的激化，便是当今世界广泛存在不确定性的一个突出体现。这意味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了一个“大争之世”。面对这一系列不确定性的加剧和国际冲突的激化，有必要从一个更宏观和深远的视角来审视全球变局，建立新的全球治理格局和秩序。西方国家在运作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时，日益明显地显示出西方中心主义的特征自地理大发现以来，人类社会开始步入全球化进程，形成了相互联系的全球体系。随之而来的全球性问题亦要求建立相应的全球治理机制。历史上，全球治理多依照西方国家制定的方案执行。冷战期间，为了对抗苏联阵营，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国际上积极运作和维护自己的联盟体系，这使得在全球安全治理等问题上能够保持一种“表面上”的公平与公正。然而，随着冷战格局的结束和“大争之世”的到来，特别是在西方国家内部出现多种问题的背景下，西方国家在运作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时，日益明显地显示出西方中心主义的特征。这种做法将全球治理框架转变为维护西方发达国家特权和政治目的的工具，尤其是西方主导的全球安全治理架构，越来越多地引发发展中国家的广泛不满。自2022年起，俄乌冲突成为全球最显著的安全挑战，本应由全球安全治理机制调解并缓解此类紧张局势。然而，在当年的G20财长及外长会议中，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主要追求各自利益，利用会议议程进行政治联盟的构建，加剧而非缓和俄乌间的安全问题，对俄罗斯这一成员国采取了攻击性立场。在G20财长会议上，美方坚持不支持任何未包含谴责性言论的声明，导致最终未能发布联合声明，迫使主办国印度发布了一份“主席国总结和成果文件”，提及对当前局势和制裁持有的不同观点及评估。在G20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言论再次将俄乌冲突推至讨论焦点，导致原本由印度准备并受到广泛发展中国家关注的议题如减轻贫困和气候融资等被边缘化。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与新质生产力发展不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改革与发展任务，而是具有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用系统的、逻辑的理念去揭示两者之间的联系机制与机理，有助于加快实现改革与发展的战略目标。世界工业革命实践的历史表明，功能完善的市场机制、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优渥土壤与动力引擎，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技术革命性突破大都发生在具有超大规模市场的国家和地区。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自原始农业诞生之际，我国的农作物体系就展示出“多元交汇、多元一体”的特点。远古时期，我国已经开始与不同地区、不同文明进行各种形式的物质文化交流。在华夏先民完成对稻、黍、菽、稷等野生作物驯化的同时，里海与中东的居民也实现了对麦类作物的驯化。殷商时期，大麦与小麦自西亚引入河西走廊、黄土高原和关中平原一带。在长期域外引种的过程中，出现了西汉、北宋与明清时期“三次引种高潮”，且随着引入路径和引种时期的变化，不同阶段的作物引种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特色与历史特征。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引入的作物西汉张骞曾先后两次出使西域，足迹遍布乌孙、于阗、鄯善、莎车、大月氏、安息、疏勒、大宛、康居、奄蔡等西域国家。陆上丝绸之路开辟之后，中亚、西亚以及印度、地中海和非洲地区的果蔬作物开始通过朝贡、贸易等方式进入我国，比如葡萄、苜蓿、核桃（胡桃）、大蒜（胡蒜）、香菜（胡荽）、黄瓜（胡瓜）、芝麻（胡麻）、豌豆（胡豆）、胡椒、石榴（安石榴）、茄子等。这些作物因产自西北胡地，同时又与我国某些作物形似而常取“胡”字冠名。葡萄和苜蓿是西汉时期作物引种的典型品种。据《汉书·西域传》记载：“益种蒲陶、目宿离宫馆旁，极望焉。”事实上，早在《神农本草》中就已经出现本土葡萄的记载，张骞自西域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引入了更适于酿酒的品种，带回长安一带推广种植。苜蓿原产于伊朗高原，属于牧草的良种，最初为适应军事生产需要，引入并试种于皇宫内苑，成功后逐步被移植到宁夏、甘肃地区的农牧交错带进行培育，成为汉唐马政的强大保障。伴随着苜蓿的推广种植，我国的畜牧业也逐渐兴盛。此外，苜蓿也可以作为蔬菜和肥田倒茬作物进行使用。宋代占城稻的引进自南北朝以降，随着海上贸易路线的开发，东南亚地区的作物逐渐被引入我国。因为此次引进主要来自海路，这些作物大多以“海”冠名，如海棠、海桐、海芋、海枣等。中唐之后，西北地区陆上丝绸之路受阻，加之经济重心南移，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对外贸易得到迅速发展。自广州经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至波斯湾末罗国（今伊拉克巴士拉）与缚达（今伊拉克巴格达）的海上丝绸之路逐渐成型，开始作为域外作物引入的主要路径之一。这一阶段引入的作物以高产粮食作物为主，如占城稻、高粱，也有不少果蔬作物，包括菠菜、莴苣、蓖麻、西瓜、芒果等。占城稻是宋代作物引种的典型品种，系北宋时自占城国（今越南中南部）引入福建地区。宋代之前，我国南方本土稻种原称“白粮”，有粳米和糯米两种，产量低，颗粒干瘪，种植条件苛刻，难以作为主粮作物。五代至宋，往返占城、安南地区的泉州商人进行海上贸易时在占城国发现一个优良稻种，具备早熟、穗长而无芒，粒差小、耐旱、适应性强的优势，“既种之后，旱不求水，涝不疏决，既无粪壤，又不耔耘，一任于天”，遂带回引种。大中祥符年间在江南地区迅速推广，同晚季稻配合形成双季稻种植，产量大幅增加，逐渐奠定了我国“北小麦，南水稻”的主粮生产格局。明清时期美洲作物的引进东南沿海贸易随全球大航海时代的来临更加繁盛，非洲与美洲新大陆的作物开始经由西班牙在菲律宾建立的殖民地和南洋各地辗转传入我国。包括粮食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豆薯、木薯等）、油料作物（花生、向日葵、腰果等）、香料作物（辣椒）、纤维作物（陆地棉）、果蔬作物（南瓜、番茄、洋葱等）、药用作物（可可、西洋参等）以及嗜好作物（烟草）等多种类型。玉米、番薯与马铃薯是这一时期引种影响最大的作物，这些高产经济作物一方面可以作为粮食作物的补充，增加我国粮食耕种面积和粮食产出，更适合作为救荒的物种。以福建地区的番薯为例，大旱之年，其仍可亩收千斤，能够极大程度降低灾荒发生几率。清乾隆帝曾下令全国推广番薯，作为“救荒之备”。另一方面，其也具备较高的加工附加值，可以作为酿酒、粮食加工、牲畜饲料等原料，《植物名实图考》称玉米为“山农之粮，视其丰歉，酿酒磨粉，用均米麦；瓤煮以饲豕，秆干以供饮，无弃物”。域外作物引入的重要意义我国是世界农业的三大起源地之一，有五千年的农耕文明，但我国的农耕文明并不是孤立封闭的体系。在文化交流过程中，我国不断采纳有用的外国植物以为己用，这种采纳既包括对作物体系的丰富，也包括对作物生产技术及相关文化的融合吸收。域外作物的持续引入对缓解人地矛盾、抵御自然灾害、维护粮食安全、提升经济价值具有积极作用。随着引进作物的逐渐本土化与在地化，我国传统农业生产体系也不断更新发展，对我国古代农业文明的发展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三次主粮革命改变了农业耕作制度和居民饮食结构，有助于解决人口激增带来的粮食短缺问题。二是域外作物的持续引入丰富了我国作物生产体系，促进了农业生产商品化与产业分工专业化。三是外来文化伴随作物引入，在交流互鉴中同本土习俗相融合，形成不断自我更新的农耕文明体系。（作者为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国家农业农村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点击“理论周刊”关注我们在我国当代学人中，有一个名字与《儒藏》编纂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就是汤一介（1927-2014）。汤一介一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典籍整理与研究，自2003年起，汤一介担任了《儒藏》编纂中心主任、首席专家，他注重古籍的整理与考订的治学方法、“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治学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整理考订文献史料是治学的基础汤一介治学深受其父汤用彤的影响，将汤用彤的学术思想发扬光大。汤门乃文化世家，汤用彤希望他传承汤家视读书做学问为本分的家风，遂取“一介书生”之义而命名“一介”。父子两人一生均是在读书、教书、写书、编书中度过的。1956年，汤一介从北京市委党校调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汤用彤的学术助手，他的主要教学研究领域为魏晋玄学、道家道教、佛学、儒学、中西文化关系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汤一介一方面继承并深化了汤用彤开拓的学术领域，如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史、儒学、三教关系等；另一方面立足国学，探索中国文化相比西方独特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如提出普遍和谐观念、创建中国解释学等。同时，他还从对中外文化史的反观中进行当代的文明交流互鉴，倡导“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也让世界文化走进中国”。汤一介特别注重古籍的整理与考订，以使自己的治学有扎实根基。他认为整理考订文献史料是治学的基础，基础若有问题，则循此而做的研究必不可靠。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汤一介就曾提出编纂《儒藏》的设想，但由于各方面条件还不成熟而未能实施。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他于21世纪初重新设计编纂《儒藏》的方案，得到季羡林、张岱年等老一辈学者的鼎力支持。2002年，汤一介主持召开“《儒藏》学术研讨会”等会议，充分讨论了编纂《儒藏》的可行性、必要性及其价值意义等问题，季羡林、张岱年也出席了论证会。这些努力最终促成《儒藏》工程于2003年批准立项，汤一介任首席专家。汤一介认为，《儒藏》的编纂是未来对儒家文化进行全面研究、诠释和现代转化的必要依据和前提。提出马克思主义和儒学之间至少有“三个契合”汤一介是较早系统深入研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学者。改革开放之初，他就开始思考这类问题，他以敏锐的哲思洞察，开新时期文化研究风气之先河。在1983年加拿大召开的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上，汤一介以《儒家哲学第三期发展可能性的探讨》为题，从真善美角度探讨了儒家的创造性阐释和现代性转化。在发言中，汤一介认为儒学的中心理念如“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在现代都没有失去意义，理应有更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大会讨论时，一位台湾学者问汤一介：“为什么你发言中一句也没有提马克思主义呢？”汤一介回答：“马克思主义就是实事求是，我讲的都是实事求是，所以符合马克思主义，只是你没听懂。”由此他也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问题，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和儒学之间至少有三个契合之处：一、都重实践。二、都取理想主义的态度。三、都重视矛盾的对立统一。此后30多年，汤一介一直持续探寻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之间的契合点，从理论上对二者相结合的问题作出合理解释。汤一介指出，国学（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影响最深广的两大传统，他在汤用彤“文化冲突与调和说”基础上，从文化发展规律的高度阐明了这两个传统结合的必然性。他认为国学与马克思主义既有相同的契合点，也有相异而互补处，这种契合和互补为国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提供了可能性。他不仅指出了二者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存在相互结合的必要性，还论证了二者相互结合而产生创新的可行性路径。他的相关研究对于今天我们推进“两个结合”深具启迪意义。（作者为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理论周刊（ID:lilunzhouka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编辑/欣欣子点击下方名片关注理论周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开启理论阅读微分享之旅。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