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100年前李大钊撰写的《史学要论》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专制政体被推翻，在文化学术方面独尊儒家的局面被打破，学术思想呈现出相当活泼的景象。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下，中国许多学者致力于中西学术的会通与融合，形成了各学科社会科学化的潮流。为此，商务印书馆组织学者编撰《百科小丛书》，李大钊应约撰写了《史学要论》，于1924年5月出版。这一著作是为了把古老的史学推向适应时代需要的社会科学化的一种努力。

提出从个人史到人类史为核心的新模式

在《史学要论》中，李大钊提出的历史学体系是一个全新的体系，它打破了传统史学以帝王将相为核心、以王朝史为核心、以政治史为核心的体系，提出了从个人史到人类史为核心的新模式。在这个新模式里，既包括微观层次也包括宏观层次的史学研究，同时还包括若干的中间层次。

对个人的研究，在李大钊看来就是个人史或称传记，而对于个人生活的普遍现象的研究就是关于传记的一般理论，可称为个人经历论或比较传记学。李大钊这里所说的“个人史”并不一定是指传统史学中的帝王将相，从大体的途径来看，任何对历史有影响的个人，其经历都有某种普遍的形式，但具体看来则千差万别，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气质、教育及在社会上的位置、职业及与之交往的人物、所在的国家及社会的状况都是千差万别的，而探讨这些内容的史学就是个人经历论。

李大钊的史学体系的另一端就是人类史，对人类史总体经历的研究就是人类经历论。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必然会形成对整个人类经历总体的、理论的研究，这就是人类经历论。这种人类史与现在所谓的“世界史”是不一样的。所谓的“世界史”，不是叙述个别国家的历史，就是叙述各国关系的历史。而所谓的“人类史”，不是把世界各国的历史总和在一起，而是要探讨整个人类是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的历史。它是整个历史学系统最后形成的部分。

把记述历史与历史理论看成两部分同等重要的内容

在李大钊的历史学体系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把记述历史与历史理论看成两部分同等重要的内容。仅仅记述历史，还不能算完成了历史学体系。李大钊认为，记述历史与历史理论之间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所以，唯有把历史理论的系统建立起来，才有可能对历史过程的具体情况以一定的理法作出充分的解释与说明，也就是说，给记述历史以不可或缺的理论阐释，从而使记述历史能够成为科学的记述。反过来，记述历史的研究能够愈益精确、充分，就能使历史理论的建立有坚实的事实基础，有更多可依据的材料，从而使历史理论不断丰富、发展。“二者共进，同臻于健全发达的地步，史学系统才能说是完成。”这就表明，在李大钊看来，仅有记述的史学而没有相关的历史理论研究是不可能成为完整的历史科学体系的。在整个《史学要论》中，强调历史理论的重要性，是贯彻始终的核心观点之一。

认为历史科学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

李大钊认为，除了从个人史到人类史的历史研究，还有很多特殊的社会现象也应该作为历史研究的内容，纳入历史学的体系中。例如，政治史、法律史、道德史、伦理史、宗教史、经济史、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等内容，都是属于人类的特殊社会现象的历史，它们的内容与普通历史所分科出来的个人史、氏族史、社团史、国民史、民族史、人类史有所不同。普通历史所考察研究的对象是人或人群的经历，而政治史、法律史等所考察研究的对象是某一种社会现象本身的经历。虽然两者不能完全分割开，就是说在考察研究人或人群的经历为主的普通历史时不可能不涉及这些特殊的社会现象，比如研究国民史就必然会涉及国民的经济生活、宗教生活、伦理生活等，但是，这种研究绝不是要以研究经济现象、宗教现象、伦理现象本身为主体，而是要说明这些现象与国民史的关系。对这些特殊社会现象的历史学研究，如政治史、经济史、法律史等，在李大钊的历史学系统中称之为“特殊历史学”。

在李大钊最广义的历史学体系中，把政治学、经济学、法理学、伦理学、宗教学等社会科学统称为“人文学”或“文化学”，也都包含在特殊历史学的范围之内，是最广义的历史学的一部分。因为这些社会科学本身都有其自身发展史，也都可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研究。从这个“最广义的历史学”体系的设想中，可以看出李大钊把历史学看作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的思想是非常明显的。

李大钊在100年前推出的《史学要论》是中国学者探索建构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的开端。时至今日，他对这个体系的构想，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价值。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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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欣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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