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不去，下不来？田野政治学如何超越“中层研究陷阱”

我常说，做人要求同存异，做学问要求异存同。学术发言和学术发表总要给人以人所不知的新知识新思考。众所周知和人所共知，难以称为有独创性的学术研究。当下，学术成果数量急剧增多，但有独创性的成果较少，而且正在成为一种常见的现象。

一些人的研究长期停留在中层，往上上不去，往下下不去

受“中等收入陷阱”提法的启示，我提出了“中层研究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再难以提升，从而长期徘徊。“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不是收入问题，而是结构问题。同样，“中层研究陷阱”不是研究问题，而是结构问题。

所谓“中层研究陷阱”是指人们的研究长期停留在中层，往上上不去，不能将研究提升到更具有普遍性的层次上，从而产生更大影响；往下下不去，不能深入到事物的内部和底部，发现事物的内在性的复杂因素。就从我熟悉的基层治理领域看，大量成果是一种外部性研究，很少有人进入到基层政府和基层社会内部去发现其中的构造。这种研究很容易停留在一般层面，你知我知，难有新知。如黑格尔所说“熟知非真知”。

我个人也有类似经历。刚进入学界时，我主要做中层研究。当时精力好，人也勤劳，生产率较高，也可以算是一个“写手”。但这种研究很容易造成研究的同质化，即你与他人的研究没有什么差别。你做的研究别人也可以做出来。因为大家所阅读的书目差不多，智商也差不多。后来，我进入田野后，不断有新的发现，学术研究才算有了一点自己的特色。因为将田野作为一种研究路径，才有了田野政治学的说法。

没有上游的思想产品引导，社会科学就只会停留在中层

当田野政治学作为一种路径之后，也可能陷入“中层研究陷阱”。前些年，我们进行了大量田野调查，但如何将调查产生的资料提升为理论，还得努力。记得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农村农民问题很热，来自美国的学者黄宗智和杜赞奇的著作风靡一时。许多人认识和研究中国农村，可以说是从他们的著作开始的。后来我发现，他们的著作引用的材料都来自日本满铁农村惯行调查。为此，我发起了将惯行调查资料翻译成中文的工作，并发起了“深度中国调查”大型项目。通过大型田野调查，我们可以说在调查的广度方面超越了日本，也有了与日本学者对话的一点底气。但无论是日本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在将调查资料提升为普遍性理论方面都很不够。高度不高，影响力便有限。这与我们的哲学思维训练较为匮乏有关。

哲学是社会科学的科学，它是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为人类的思维导航，能够帮助人们的思维从具体的材料中抽象出一般性理论。我们多年做田野，能够下得去，但上不去，缺乏哲学思维和理论元素对矿石进行加工。这些年，每每看到成堆的原始调查资料，总会有一些“地主”老财的心理，好不容易为后人攒了点“财产”。近两年，我们引进政治哲学和政治学理论的专家和团队，除了学科扩展以外，重要的是为我们的田野提供上游产品。社会科学没有上游的思想产品引导，就只会停留在中层。对于田野政治学来说，不能有了“田野”而缺“政治学”。

近几年，我们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开始重视理论，但研究路径大同小异，基本格式类似，缺乏由个案调查产生的丰富性和独创性。这样的研究有可能回归到“中层”，即人们可以不做深入调查也能写出论文。这与我们的田野目的便相去甚远了。我们做田野调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发现“不同”。康德说，经验是一切知识的来源。我们做田野调查，就是要挖掘知识和理论的新来源。调查愈深入，研究愈有深度。从田野调查看，我们“深度中国调查”的广度超过了日本满铁调查，但深度还不够，特别是深入到乡村内部进行内在性的精细化调查并从调查本身提炼理论，还得继续努力。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有了“政治学”而忘了“田野”这个根基。

超越“中层研究陷阱”，方法很重要。田野调查主要是质性研究，但质性研究也需要与量化研究相结合。在田野调查基础上，我们获得大量原始资料和数据。早在2007年，我们便有大数据的理念。第一手数据资料也是做第一流学问的基础。只是我们还没有充分开发。近年来，计量政治学的兴起，为我们的开发提供了契机。这种计量研究是我们学术发展的内在需要，而不是一般性做量化。

构建不同学科间相互分工、相互补充、各有所长的知识生产链条，实现“有组织的科研”

在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链是自然形成、依次递进的。在17世纪，有了哲学，提供思想和价值。19世纪，随着现代国家、市场、社会、法律逐渐成型，有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社会科学。20世纪上半叶，随着制度的定型，有了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如公共管理、应用经济学等。它们犹如人的大脑、身体和手足三位一体，各有分工、相互依存、相互配合，形成一条从前端到中端再到后端的完整的知识生产链条。

我国的社会科学是由外引进的，其中的大部分是改革开放后恢复重建的。其重要特点是同时并举，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了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这种学科建设的路径存在一个不足，就是未能形成一个不同学科间相互分工、相互补充、各有所长的知识生产链条。哲学难以为实践提供思维导航和思想资源，“悬浮”在上。社会科学未能从哲学等学科借力，将理论讲透。应用学科本来在于应用，但未能进入应用之中。由此造成各个学科之间缺乏必要的边界和特性。就拿这些年比较热门的“治理”一词看，哲学等上游学科很少讲“治道”，为“治理”提供理论资源。政治学、社会学和公共管理等讨论“治理”大同小异，难以满足实践对“治理”的不同需要。学术研究因此大量停留在中层。

近年来，政府主管部门提出“有组织的科研”，但实践中有难度。重要原因在于我国的知识生产还未能进入新发展格局，“单打独斗”的个体行为和“乌合之众”的群体集聚同时并存，结果是大量研究停留于中层。通过构建知识生产链，实现“有组织的科研”仍然是一道有待解决的难题。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政治学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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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欣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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