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1993年，西方学者为纪念雅典民主诞生2500周年，举行了一系列学术研讨会和相关的展览，发表了大量论著探讨雅典民主的有关问题。尽管学者们、政治家们的观点不尽一致，但在肯定作为一种政治体制的民主制度方面，却是空前的统一。其中的一些著作，直接讨论了雅典民主政治对当今美国民主制度的借鉴价值。德国学者迈耶甚至把公元前480年的萨拉米斯战役视为民主与专制政治的分界点。不过，欧美学术界对雅典民主的肯定由来已久，从19世纪中期的格罗特、杜里伊，经20世纪中期的琼斯，再到20世纪后期的芬利、德圣克罗阿等，可谓一脉相承。所不同者，20世纪末的西方学者们，好像突然产生了一种要把雅典民主理想化的愿望，纷纷拔高民主政治的重大意义。细心的学者已经注意到当代西方学者这种取向的意识形态色彩。在这种情况下，回顾西方思想界对雅典民主的认识，也许不无意义。因学识和篇幅限制，本文的评述仅限于希腊化和罗马时代。此时雅典民主制度尚未完全退出政治舞台，而人们对它的认识，已经随着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差别。对这一时期的解剖，也许更有助于我们对雅典民主传统的认识。希腊化世界：批判民主
古典时代的希腊人对于民主政治的看法是矛盾的。在雅典的人民大众以及一部分政治家看来，民主无疑是一种理想的统治方式，伯里克利在雅典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是雅典民主制度的一曲颂歌。一部分思想家如普洛太戈拉等，对民主政治的产生提出了哲学和世界观的论证。但是，随着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败，公民队伍的瓦解，城邦危机的发生,公元前4世纪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出现和古风时代相反的趋势，有产阶级逐渐在政治上取得了优势。与此相适应，主要由有产阶级控制的意识形态领域也出现了批判民主政治的潮流。历史学家如修昔底德等提供了有关雅典民主不断败坏、不讲法制、人民滥用权力的大量事实；哲学家如苏格拉底等则从阶级立场、伦理道德等角度，全面批判民主政治的“弊端”，指责雅典人用单纯的数量平等取代了真正的比例平等。人民大众的统治，在他们那里演变成为不讲法治、抛弃道德、剥削富人的暴政。即使那些没有公开批评民主制度的演说家如伊索克拉底等，也搬出雅典人祖先具有的所谓美德，反衬公元前5世纪末以来民主政治的不断“败坏和堕落”。亚历山大东侵后，希腊化的君主国成为历史舞台上的支配力量，雅典只能偶尔保持独立。由于外来势力的干涉，城邦内部冲突的激烈，参与政治成为一件风险巨大的事务。古典时代雅典那种以积极参与政治为基本特征的直接民主制度，基本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因此，希腊化时代以降，批判民主政治的思潮逐渐成为主流。公元前4世纪影响巨大的柏拉图的学园和亚里士多德的逍遥学派，在希腊化时代继续发展。他们所开创的批判民主政治的传统，也同时被两个学园继承下来。历代的园长中，鲜有雅典民主的支持者，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德米特里乌斯甚至利用马其顿的支持，在雅典建立了君主政治。犬儒派的思想中，固然对君主政治不乏批判，但对民主政治，他们的批判似乎更加彻底。在他们看来，城邦的公民毫无可敬之处，选举制度也是荒谬的，因为经过选举产生的领袖,根本没有任何专业知识，不过是一些名利之徒，窃国大盗。伊壁鸠鲁追求的是灵魂安宁，对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不表赞同，号召人们“应从日常事务和社会活动的枷锁中解脱出来”。他把人类划分成贤者和愚者，“任何时候我也不试图去喜欢愚者，我无法学会喜欢他们；我所懂得的是远离他们的感情。”既然如此，雅典那种贤愚不分、所有人都可以参与投票和表决的制度，当然是不能容忍的。斯多葛派鼓吹的是世界大同，人与自然的合一。但是，“斯多葛派对自然规律和世界国家的普遍意义、万能作用和无限力量的强调，必然贬低单个的特殊的城邦政体、城邦法律、城邦秩序和城邦机构的意义与作用”。他们所主张的，是把民主制、君主制和贵族制结合起来的混合政制。可是，像柏拉图等人一样，他们也把人类划分成有德性和没有德性的两类,“只有良善之人才是真正的公民、朋友、亲戚或者自由人”。而在现实政治中，斯多葛派常常支持王政，或者充任帝王之师。所以，劳逊正确地指出,“希腊人的王政理论与那些人并非不相容，他们一方面认为，宇宙是由一个单一原则统治的，另一方面，他们会说，智者，也只有智者是真正自由的，而且只有他才是国王。”虽然没有充分的资料让我们了解他们对雅典民主政治的具体评价，但他们不会赞同那样的制度，应当是没有疑问的。历史学家也加入了批判民主政治的行列，突出的例子是波里比阿。他曾任阿凯亚同盟的骑兵长官，后作为人质长期生活在罗马，亲眼看到罗马在短短的50多年里横扫地中海地区，建立起空前的霸权。因此，他极为推崇罗马那种混合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因素的政治制度，对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度则相当厌恶。在他笔下，人类最初创立的政治制度是君主制，然后由于败坏，依次演变为王政、贵族政治、寡头政治，民主政治是在人民对寡头政治失望并将其推翻后产生的。它的基本原则是平等和言论自由。可是，到第三代即民主政治创立者的孙子一代，“他们已经如此习惯于自由和平等，以致他们不再重视它们，并开始寻求突出自己，而且主要是其中那些富有资财的人犯此错误。当他们开始贪求权力，而在依靠本人或者自己的良好素质达不到目的时，他们就糟蹋其财产，用各种可能的方式引诱和败坏人民。所以，由于他们愚蠢地追求荣誉，结果在人民中培养起一种贪求礼物并接受它们的习惯，然后民主政治被废止，转变成一种力量和暴力的统治。因为人民已经习惯于依靠他人和依靠他人财产为生，一旦他们发现一个富有野心但被排除在官职荣誉之外的领袖，他们就确立暴力的统治。他们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进行屠杀、流放和抢劫，直到他们再度堕落成彻底的野蛮人、并再度找到一个主人和君主为止”。因此，对波里比阿来说，民主政治建立在极不正常的寡头政治废墟上，是在人民对所有其他政体都失望的情况下被迫建立的，是政体循环链上的最后一环，也是最短命、最糟糕的一环。它的基本特征是平等和自由。可是，这种不讲原则的平等和自由存在严重的弊端，仅能维持两代人，到第三代人时就会因为内在的矛盾演变成暴力的统治，人民也会变成食人生番，最后再回到君主制。就雅典民主来说，则是无原则的平等和自由以及由此造成的恶果的样板。他把雅典国家比喻成一条没有船长的船,“在这样一条船上，当对风浪或者风暴的恐惧使水手们保有理智并服从了望者的命令时，他们令人钦佩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但当他们思想不再一致,变得过于自信，并且开始鄙视自己的上级和相互争吵时，其中一些人主张继续航行，另一些人强迫了望人停靠码头，还有一些人撒了网，其他人阻止撒网并命令收帆……结果常常在逃过最宽广的大海和最猛烈的风暴后，反而在靠近海岸时和港口里造成了船难。雅典国家已经不止一次遭遇此类命运。由于人民及其领袖的高素质，他们避免了最大、最严重的危险，可是，由于纯粹的粗枝大叶和缺乏理性，在风平浪静之时吃了败仗。”对于这样一种近乎无政府状态的制度，波里比阿轻蔑地说，我不用再多说了。而他最推崇的，是罗马人那种吸收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三种体制优点、但又避免了它们缺点的混合政体。他强调说，罗马人所以能够打败地中海地区各强国，就是因为他们有这种最优秀的政体。罗马共和国：民主意味着混乱与刻薄
虽然经过早期平民和贵族的斗争，平民赢得了一系列社会和政治权利，但罗马共和国从来就没有建立真正的民主政体。共和国末年的社会动荡和内战，更让罗马有产阶级找到了批评民主政治的理由。与此同时，随着罗马的扩张，希腊和罗马之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罗马人在学习希腊先进文化的同时，对希腊城邦的政治制度有了感性认识，对人民大众在政治中的作用，他们感到由衷地厌恶。而希腊城邦与希腊化国家纷纷讨好罗马的做法，也让罗马人对自己的制度更加自信，对希腊人及与希腊人有关的事物更加鄙视。此时的雅典，在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上，似乎总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多次与失败者结盟，屡遭罗马打击甚至抢劫，其昔日霸主的风范荡然无存。因此，罗马人所看到的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各种“缺点”。在普路塔斯笔下，雅典奴隶是难以管制的。在加图、克拉苏等人眼里，战败的希腊，当然包括雅典在内，在道德和政治上都一无是处。西塞罗是共和国末年最有影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地位大概仅次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对雅典民主的评价，也因此更值得我们重视。他对作为文化中心的雅典极为推崇，明确提到“希腊现今软弱和破碎的名声是由这样一个城市的声望支撑着的，人们认为，文明、学问、宗教、农业、正义和法律都是在那里(指雅典)发源并由此传播到所有其他国家的”。可是，对于创造了上述成就的民主政治，他的态度是否定的。在谈到对弗拉库斯的判决时，他指责该决定不是通过深思熟虑的投票，而是“暴怒中的群氓的举手和无约束的喊叫”。而公众集会的坏处在古代雅典的人民大会上已有表现：在那里，“未经考验的人们，完全没有经验的人们……支持了有害的战争，让那些制造麻烦的人负责公共事务，从城邦中驱逐了最能为它服务的公民。”正是因为人民过度的自由以及人民大会的混乱，才使希腊失去了它昔日的辉煌、伟大和繁荣。如果说此时西塞罗对雅典民主的批评还仅限于人民大会议事方式的无序和混乱，在经历了公元前58年的流放后，他对民主政治的批评更进了一步，公开指责民主政治下的公民忘恩负义。他最喜欢援引的例证是地米斯托克利。据后人统计，西塞罗在其作品中30多次提到地米斯托克利及其遭遇。在公元前56年的一篇演说中，他抨击雅典人对米太雅德、阿里斯提德和地米斯托克利等人的忘恩负义；在《布鲁图》中，他对地米斯托克利和罗马政治家科里奥拉努斯进行了比较，认为两者在一个方面是相同的：都曾被不知感恩的人民不正当地流放过；在《国家篇》中，他再度提到了米太雅德和地米斯托克利，“雅典人反复无常地并残酷地对待其最卓越的公民的例子确实不少”。然后他提到了被寡恩的罗马人放逐的一系列政治家,“实际上他们现在也纳入了我的名字，推想起来，因为他们认为，正是由于我的建议和我的冒险，他们才得以保持了安宁的生活，他们以更大的仁爱更为激烈地抱怨我所受到的待遇”。在随后的对话中，西塞罗援引历史和想象的例证，对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进行了系统地批评。在批评民主政治时，西塞罗再次将雅典作为典型。“这里还有人民，他们高声呼喊说，他们既不愿服从一个人，也不愿服从少数人；声称没有什么要比自由更为可爱，即使对野兽来说也如此；还声称一切奴隶，无论是属于一个国王还是属于贵族集体，都是被剥夺了自由的人”。所以，对西塞罗来说，像在波里比阿那里一样，民主政治意味着极端的无政府主义，不仅与他心目中理想的混合政体相距甚远，而且比君主制和贵族制更加糟糕。共和国末期的历史学家中，也少有欣赏雅典民主政治的。李维显然相当熟悉雅典历史，在关于十二铜表法的叙述中，特意提到罗马向雅典派出使者寻求有关梭伦的法律的传闻，但在后来的叙述中，他对雅典人犯的错误更感兴趣。在有关汉尼拔战争的叙述中多次提到雅典人远征叙拉古的失败。在李维看来，失败的原因是因为雅典人“忽视了眼前的危险，匆忙发动了对西西里的远征”。瓦列里乌斯·马克西穆斯搜集的《名人言行录》中，多次批评雅典人的忘恩负义。为论证他的观点，他提到了包括传说中的提修斯在内的所有被雅典流放的人物，有时甚至无中生有，比如说提修斯、梭伦都是在完成其工作后被雅典人流放的，都死在异国他乡，连尸骨也不能回归故里。地米斯托克利、阿里斯提德等人的被流放，当然不会被遗漏，而且多次强调其不公正性。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对雅典民主的评价也不高。他相当重视因果报应。但奇怪的是，应该受到报应的总是民主派的政治家和雅典人民。他猛烈抨击厄菲阿尔特，说他煽起了人民对战神山议事会的愤怒，导致其权力被剥夺。“可是，他也没有逃脱对其无法无天行为的惩罚，在夜间被人杀死，人们从来不知道他是怎么丧命的”。而雅典人民，因为处死了在阿吉纽西战役中立有大功的将军，不久也遭到了报应：他们被斯巴达人彻底打败，并经受了三十僭主的暴政。罗马帝国：雅典民主罪名的集大成者
公元前30年的阿克兴战役，终于让罗马内战降下了帷幕。不过，屋大维确立的元首制，也彻底埋葬了罗马的共和制度。从此，以元首为代表的皇帝独裁成为罗马帝国的基本制度。皇帝们所需要的，当然不是赞颂雅典民主制度的政治理论，而是如何论证君主制度的合理性。为此，必须对以前的民主与共和制度进行清算，其代表人物是普鲁塔克。按照今天的标准，普鲁塔克作为历史学家的地位并不高。他更像个道德家而非历史学家,对道德说教也比对历史真相更感兴趣。但是，“普鲁塔克对雅典民主的评价极其重要，因为19世纪以前，他的作品对希腊史写作的影响可能超过任何一个其他作家”。我们有必要对他的观点略做评析。普鲁塔克的《平行列传》以及一系列作品涉及雅典的历史和人物。《平行列传》涉及的希腊政治家中，雅典人占多数。公元前5到前4世纪雅典著名的政治人物地米斯托克利、西门、伯里克利、尼西阿斯、亚尔西巴德、福西昂、德莫斯提尼等，都被纳入了该书。由于他的传记重在道德教化，经常记载一些并不可靠的奇闻轶事，认为它们比重大行动更能给人以教益，因此，他并不在意年代和史实的准确性，对历史的真相也不认真追究，观点更不一致。他对德莫斯提尼和福西昂都采取了肯定态度，实际上这两个人政治上是对手，执行的政策也有本质的区别。西门本来是因为其亲斯巴达政策不再符合雅典国家政策需要被流放的，可是在普鲁塔克笔下，变成雅典人寻到一些无足轻重的借口把他流放了。他把地米斯托克利和阿里斯提德对立起来,把前者作为一个诡计多端的典型来刻画，而把后者当作正义、正直的代表来描写，完全忽视了两人的共同之处。他有关陶片放逐法的描写，说明他根本不了解其对雅典民主的巨大意义，仅仅把它理解成雅典人民寡恩、滥用权力的手段，对阿里斯提德被流放的描写尤其反映了这一点：“判处陶片放逐并不是对卑鄙行为的惩罚，不，表面上这是对威望和权势过高的人一种凌辱和贬抑的办法，但实际上这只是散发嫉妒仇恨情绪的一种温和的手段”。在流放阿里斯提德的会议上，一个不会写字的农民要求正好坐在他身边的阿里斯提德在陶片上写上阿里斯提德的名字。当后者惊奇地问他因何要流放阿里斯提德时，农民答称,“我甚至还不认识这个人，但是到处都称呼他为`正义'，我实在听烦了。”尽管如此，阿里斯提德在被迫离开雅典时,“举起双手向天祈祷说(似乎与阿克琉斯的祷告正相反)：但愿不要有任何危机侵袭雅典人，使他们不能不怀念阿里斯提德”。看到这样的描写，我们只会为雅典人竟然仅仅为了发泄自己的嫉妒情绪，流放如此优秀、爱国的政治家感到遗憾，而对创造了这样一种制度的雅典人民，只会认为他们实在忘恩负义。对于西门的被流放，普鲁塔克先是描绘了一番西门所取得的巨大战功，然后写了他的宽宏和影响，最后来了一句“他们(雅典人)抓住一个微不足道的借口，将他放逐10年”。但是，西门并没有因此与雅典计较，在雅典人需要他时，立刻返回参战，最后病死在战场上。上述的描述，把雅典人的刻薄寡恩刻划得淋漓尽致。普鲁塔克对雅典民主的态度，在他对政治家如西门、克列昂等人的评价上更清楚地表现出来。在评价西门的功绩时，他特别提到西门“控制着人民群众，阻止他们对贵族的冲击，抑制着他们想夺取全部权力的活动”。对于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普鲁塔克认为,那是因为雅典人放弃了联合斯巴达的政策，“希腊被一些政客和党徒煽起的内战搅得动荡不安，没有一个人能从中调解，平息争端，终于兵戎相见，战端叠起”。对伯里克利，他一方面接受修昔底德传统，对其十分推崇，同时又接受了反对伯里克利的传统，对其给予人民津贴等推进民主的措施颇多微辞。为了调和两种不同的传统，他只好把伯里克利的政治生涯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为了与西门和修昔底德等人斗争，他“把缰绳交给人民，向人民实行讨好政策，在雅典不断为人民设计许多节日看戏、会餐、游行，用粗俗的娱乐哄孩子似的哄着人民……”。人民“在他的这种政策之下，才养成坏习惯，出现浮华奢侈，不像以前那样节俭和自食其力了”。他给人民“`灌了大量纯粹的自由'，于是公民都变得桀骜不逊，有如野马”。但在修昔底德被放逐后，伯里克利成为雅典惟一的领袖，于是不再讨好人民，而是领导人民了。对于这后半段，普鲁塔克显然非常欣赏。他尤其钦佩伯里克利控制人民的技巧和本领，“他靠说服和教育引导人民，使他们心服口服”。“惟有他天生能对每一情况加以控制，他尤其善于像掌舵似的，利用人民的希望和恐惧心理，掌握住他们的气焰，加以约束。当他们灰心丧气时，他就放松一些，给以安慰。”这些话和修昔底德的评论非常相近，强调的也是伯里克利能够控制人民。关于伯里克利以后的政治家，普鲁塔克基本是拾修昔底德的牙慧,“后来发生的种种事情,使雅典人很快看清了伯里克利的为人，对他非常怀念。有一些人，在他活着的时候觉得被他的权力压着，不能出头，现在他们在他离去后领教过别的演说家和领袖，这才承认，没有谁像伯里克利那样，能够在严厉时做到适可而止，在温和之中不失威严。……他能使城邦当时所遭受的种种败坏和邪恶缓和下来，降到很低程度，把它们掩盖起来，不让它们成为不可救药的祸害”。总之，伯里克利之值得肯定，不在于他是一个民主政治的推进者，而在于他能够控制人民，延缓雅典衰败的步伐。也就是说，伯里克利值得赞扬之处，正是他那些不够民主的做法。在他之后，因为政治家们缺少控制人民的能力，雅典便迅速衰落了。对于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最有影响的人物克列昂，普鲁塔克大概接受了修昔底德的传统，将他一棍子打死。他抨击“克列昂用各种各样的花言巧语去讨人民欢心”，指责他不把国家大事放在心上，居然让人民大会等他一个人，后来干脆把会议推到第二天。对于克列昂在派罗斯的胜利，“对城邦为害匪浅。克列昂傲慢无礼，狂妄自大，给城邦带来许多灾难，他自己也自食其果。最糟糕的是，他使演讲时的庄严气氛荡然无存，代之以他对人民讲演时的那种高声大叫，脱下长袍，拍着大腿，一面说一面来回乱跑的方式。他对礼仪的蔑视和轻浮的举止感染了那些制定国家政策的人，很快就把整个城邦搞得一片混乱”。很显然，像修昔底德一样，普鲁塔克所欣赏的，是伯里克利那种能够领导，更准确地说是能控制人民的人物。一旦政权让人民或者倾向人民的人控制，国家也就不成其为国家了。从普鲁塔克的这些言论里，我们看到的不是雅典民主的实际，而是罗马帝国的需要。普鲁塔克对普通大众的敌视，在福西昂传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作为公元前4世纪末雅典的政治家和将军，福西昂诚然发挥过重要作用。但问题是普鲁塔克处处把福西昂和当时的雅典人民对立起来。他声称，当雅典其他将军航行到盟邦时，那里的人们把自己的财物和妻儿全部藏起来，好像躲避海盗一般。而在福西昂率军到达时，他们则用花环欢迎他，将他迎到家里招待；当福西昂在人民大会上发表演讲并得到赞同时，他感到惊奇，“怎么啦?我是否没有注意说了什么蠢话?”整篇传记给人的感觉，就像福西昂经常挂在嘴上的那句话：“拥有这样一个将军，你们应当感到幸运，因为他了解你们。否则你们早就灭亡了。”总之，在普鲁塔克笔下，雅典人民是刻薄的；雅典的政治生活，绝大多数时候是不正常的；雅典的政治家，尤其是那些演说家，都是些只顾为自己谋利、不顾国家死活的恶棍。如果不是西门一类的少数政治家主持大局，雅典早就灭亡了。可惜这少数的政治家，尽管为雅典人民做了大量工作，最后却几乎无一不遭到雅典人民不公正的处罚。遗憾的是，19世纪以前，西方学者关于希腊史的主要资料，恰恰来源于普鲁塔克。即使如此，古代世界仍有少数学者敢于逆潮流而动，肯定雅典民主的某些制度。涅波斯是西塞罗的同代人，和西塞罗的密友阿提库斯非常友好。他的《外族名将传》虽然在个别地方也批评了雅典人民的多疑、善变，但他对雅典放逐著名政治家的做法基本持肯定态度。在讨论有关米太雅德的判决时，他指出，当时雅典人离庇西特拉图僭主政治不远，而米太雅德本人也曾在克松实行过僭主政治，并因此受到雅典人民的控告。人民正是出于对僭主政治的担心，才判处他罚款的。对于地米斯托克利的流放，他同样提到了雅典人对僭主政治的恐惧。最让人意外的是他对福西昂的处理。因为在古代大多数作家笔下，福西昂是个全心全意为雅典服务、爱国而又负责任的政治家，雅典人把他处死，是犯了天大错误，是群众暴政的表现。涅波斯在对福西昂被处死深表同情的同时，却指出福西昂之死是罪有应得，因为他把城市移交给了敌人，出卖了曾经大力帮助他的朋友德莫斯提尼。尤其重要的是，当有人警告他敌人可能攻打雅典的生命线庇雷埃夫斯时，他向人民保证不会出现任何攻击。当港口丢失、人民希望反攻时,作为将军的他又拒绝履行职责，拒不领兵。在这种情况下，雅典人处死他，并不是什么错误。阿里斯提德生活于罗马帝国盛期的公元2世纪，因此，他对雅典的肯定更让人惊奇。在名为《泛雅典娜节颂辞》的演讲中，他将雅典描绘成一个从宪法到外交都非常成功的国家，而且反击了民主政治不够稳定的指责，强调雅典是所有民主政治中最稳定、最公正的国家。在名为《致柏拉图——兼为四个人辩护》的演说中，他批评了柏拉图对米太雅德、地米斯托克利、西门和伯里克利的攻击。像涅波斯一样，他为陶片放逐法辩护，认为雅典人虽然在个别问题上犯过错误，但整个制度仍然是合理的。他还为雅典的海军政策、给任公职者支付津贴的做法辩护,指责柏拉图对雅典和对自己的理想国实行双重标准。总之，雅典的政治生活并无不正常之处,所有政策也都是合理的。但是，涅波斯和阿里斯提德作为学者，都不是那么知名，他们的论证更不是那么雄辩，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言论和罗马帝国的潮流不相吻合，因此，无论他们在古代还是在近代的影响，都远在西塞罗、普鲁塔克之下。他们肯定民主制度的思想，也逐渐湮没无闻。近代以来，学者们最初了解的主要是罗马的历史和文献。对希腊的认识，大多也通过希腊化和罗马这个中介。因此，长久以来，雅典民主的形象基本上是负面的。19世纪以后，尤其是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政治生活的日益民主化，特别是以英美为代表的所谓西方民主国家，先后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击败以当时的德国为代表的专制制度，证明了民主政治的生命力，从而使它得到越来越多的肯定。雅典民主政治的形象，也逐渐从负面转向正面，最后成为西方学者心目中民主制度的渊源。雅典民主政治的经历似乎暗示，历史上的传统，只有在它为现实需要时，才会被人们从沉睡中唤起，受到人们的重视。它所表现的，是当代的兴趣。
本文选编自《世界历史》（2004年第1期），注释从略。转自“豆瓣”。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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