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学者，悉尼大学及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政治学教授
本文是关于暴力和暴力憾事的。它详细论述了暴力与民主之间的联系，对他人身体令人讨厌的干预，会让他人经受疼痛和精神痛苦，甚至在极端情况下遭致死亡，总而言之，暴力，是我们所知的民主的最大敌人。暴力是对精神和物质的诅咒。这几乎可以根据定义得出。因为民主作为一套制度和一种生活方式，被认为是在根据多种道德标准生活的重叠人群内部和之间平等分配和公开监督权力的非暴力手段。民主条件下的决策工具既不被私人所拥有也不被私人所控制。尽管民主的制度形式是高度可变的，但我们知道今天的民主至少需要对他人作为平等而不同的个体表示公开的尊重，而且延伸至尊重他人组织化自身以反对权力本身的权利。民主要求公民张开眼睛和嘴巴保持警惕——懂得正是羊群一般的社会通常招致了狼群一般的政府。民主有利于对权力的批评。原则上，民主使大家通过一个正常运作的公民社会在远离权力中心的位置行事，这个公民社会独立于对公众负责的政府机构之外，另外，民选的责任政府和权力分散于公民社会为（公民）免于人身伤害或生命损失的恐惧或事实提供了有组织的保护（organised protection）。在界定和处理暴力时，通过比较当代民主国家与过去最近的法西斯政权可以瞥见当代民主国家到底有多独特。反思一下纳粹政权的安乐死计划（1939-1941），在希特勒的命令下，该计划导致了德国大约10万患有精神障碍或不可治愈的身体残疾的成年人和孩童的死亡，在有组织的恐怖主义和大众动员以民族和种族名义的支持下，此类计划揭示了法西斯主义是如何偏执和痴迷于通过暴力的控制、清除和矫正效应来统一国家的，这常常通过“医学”或“外科手术”的隐喻而得到理解。应该承认，类似的语言在民主国家很常见。甚至可以说，民主制度的一种特殊品质就在于其掩盖自身使用暴力的细微努力。也有大量记录在册的例子反映民主政府使用暴力伤害它的部分民众。这样的暴力被称为法律和秩序，保护公共利益，或者保卫民众的尊严免受暴徒和罪犯的侵害，或者反恐怖主义。在民主国家，医学的隐喻也有时出现，如政治家言及的“外科手术式打击”，“防疫线”，“扫荡行动”和打击恐怖主义的“癌症”或“瘟疫”。成熟的民主国家发现这些委婉说法令人尴尬。它们认为这些说法是腐蚀性的和有争议的。在国内，民主具有强烈的非暴力内在倾向，并且激起了这样一种深刻的怀疑，即警察、军队和暴力人员的正常履职行为很明显从来不完全合法。在向民主转型过程中，公众对暴力人员的质疑通常以突然报复的方式表达出来，如同地质的巨变：旧政权被控谋杀；开始搜寻失踪者；秘密的万人坑被挖掘；公民们迫不及待地讲述其受苦的故事。成熟的民主国家使得这些对于暴力的怀疑文雅化和惯例化：暴力不是被简单看成对武力的非法使用。在理想情况下，民主国家将其自身理解为权力的合法分享机制，其行为体了解暴力的危险和非暴力带来的互惠互利。尤其是对民主国家而言，恪守非暴力的承诺使每个人都感到更安全的判断得到了如下事实的强化，即许多公民和政治家——值得注意的是，并非其中的全部，也并非总是其中的大多数——或多或少对世界持有和平的观念。他们往往对残酷行为表示强烈的厌恶，对他人的生活方式具有真正的兴趣，或仅仅是对他人表达普通的礼貌和尊重，而不管这些人居住在哪里，其肤色、性别、宗教信仰或地理背景如何。本文只是强调经过学习获得的非暴力的开放品质（the learned quality of non-violent openness）是如何的微妙和易损，以及这种可能性（contingency）是如何自相矛盾地迎合了这样的事实，即民主国家公民的日常生活一般存在于那些看来陈腐而重复的传统习惯和结构化惯例之中，然而，实际上，考虑到其微妙，从来就不应将其视为当然。如同本文所称的，日常生活中这些完全视情况而定的既存惯例（thoroughly contingent, existential routines）是文明性的“原材料”。民主国家的成员和所有人类一样是直立行走的动物。他们发现保持长期倒立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因而他们不仅对于上下有共同的理解，而且喜欢直立。好在有了语言，他们同样地分享有关左右和动静的观念。因为他们有身体和手脚，因而理解什么是动身，什么是挤压，什么是踢腿，什么是有时被硬物击中。克制的观念对他们而言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他们尤其不喜欢别人限制他们谈话，或呼吸，或阻止他们运动，或殴打和伤害他们的身体。这些倾向反过来又陷入了那些或多或少被视为当然的非暴力工作之网中或被这些网络所加强。这些非暴力工作包括交谈、打手势、洗澡、有耐心、性爱、清洁、购物、旅行计划、种植庄稼、担心收入、填写表格、付账、准备食物、照看亲戚、看电视、读报、给孩子讲故事和照看他们睡觉。因此今天民主国家建基其上的公民社会与识别、遏制和铲除暴力的决心具有很强的亲和力，我在下文将其解释为对暴力的民主化，不管这种暴力在何处出现，因何种原因而出现。这种将暴力去自然化，将其视为偶然发生的且可以通过政治安排将其从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消除的后天能力是成熟民主国家相互间为何从不发动战争的关键原因。其公民对此非常谨慎：他们在公民社会内享有一定的自由，觉得相互施加有组织的暴力不仅会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成全另一部分人，而且几乎肯定会将每一个人的自由淹没在傲慢和血泊中，因而能够识破武力恫吓者和好战者的企图。民主国家将暴力民主化的趋势也解释了为何民主国家通常善于赢得与反民主对手的战争，尽管后者可能拥有武力和技术上的优势。“我们定要赢得这场战争，”一位杰出的记者在英国面临法西斯占领的灰暗前景时写道，“因为我们仍然是一个民主国家，我们对于那些可能因为怠惰而偷偷摸摸使用没有新意方法的人仍然留神进行批评。”民主国家对暴力的反感是众所周知的事情，然而，不幸的是，故事并没有结束。今日我们所知的以及过去曾经存在的所有民主国家都曾被迫与其他暴力者进行暴力的圈叉游戏，这些暴力者例如装备各种武器的雇佣军、独裁者、军队、游击队和恐怖主义网络等，只要民主主义者一出现，就准备使用暴力对付他们。基于商业交易和地缘政治的考量，民主政府——当他们可以脱身时——也会秘密营救吸血的独裁者，如伊迪·阿明和约瑟夫·蒙博托，萨达姆·侯赛因和伊朗国王。面对对手的暴力，民主国家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难题：是否或何时或如何发展和部署自己的暴力手段，以击退或消灭他人。正是因为民主国家倾向于非暴力，他们对暴力威胁或发生在其他地方的实际暴力都异常敏感。他们的政党，政治家和领导人在民众的压力下将舰船和数以千计的部队派遣和部署到地球上那些其陌生人遭受地狱般残酷行为的地方。民主国家发现难以对这些暴行躲避不管。如果他们站在一旁，“无能为力”——就像每个民主国家在印度尼西亚军队大规模谋杀东帝汶公民时所做的那样——那么他们很容易被指责为双重标准和无情的冷漠。另一方面，如果民主国家进行“人道主义干预”——印度开进东巴基斯坦是一个例子——那么他们也会受到干涉他国事务、“不民主”地将暴力行为大量施加于其对手身上的指责。尤其是当暴行朝着他们的方向投掷时，民主很容易自相矛盾。其开放权力的结构不仅使他们的暴力对手能够像蠕虫一样在国内开展行动，其开放性也推动了寻求报复或郑重承诺铲除暴力的政党和领导人的崛起，而在此过程中容易被诱惑像刚愎自用的船长亚哈那样（参见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白鲸》）行事，为了一只令人害怕而可恶的猎物而到地球各个角落寻觅，结果只是遭受惨败。幸运的是——由于公众示威、通信媒体和司法的监督——民主国家能够对故作姿态“恶心自以为是”（雷茵霍尔德·尼布尔语）的领导人加以制约，这些人（惯于）说谎，夸大威胁，寻找替罪羊并且颠倒是非黑白。其以暴制暴的宏伟战略会受到舆论法庭的质疑。他们的行动被媒体报道，没有秘密可言，出于这个原因，这些领导人往往成为公众争议的人物。他们的行为滋生的不安，也是一个很好的理由。今天成熟民主国家的许多人了解或意识到古巴比伦、腓尼基和希腊的公民大会和民主政治一瞥即知的规则：通往暴力的道路通常布满了公然的谎言、傲慢和尸体，所有这些对于民主国家的居民来说在情感上是很难的，他们不仅容易受到自身奉行双重标准或者彻底“腐朽”的愤怒指责，而且也存在民主被用来击败民主的可能性，例如通过调用紧急权力，最终转化成某些或其他形式的军事独断统治。若干年前，在《对暴力的反思》（1996）一书中，我批评了对于当代暴力的根源、影响和伦理缺乏政治反思（的现象）。在该书中暴力被理解为任何不速而至的故意或半带故意的行为，这些行为侵犯了那些之前过着“和平”生活的人的身体。当时，激起对暴力和政治之含义或意义讨论的意图深深陷于语义混乱，政治冷漠或者对讨论正义、社群或半死的政治语言史有着浓厚学术偏好的沼泽中。当然，对有关热战、冷战、内战或其他暴力冲突形式的案例研究很多。但是，对暴力形式、起源和影响的广泛政治反思——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名著《论暴力》和茱迪·斯科拉（Judith Shklar）对残酷行径的专注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例外——似乎不再能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因此《对暴力的反思》最初是要通过将其根源暴露于潜在意义和重要假设的难以理解的困境（confused quagmire）中来打破这种沉闷。例如，书中指出，暴力往往是如此地冲击我们的感官以至于引起健忘、喃喃自语的尴尬或沉默。特别是对“文明”人来说，暴力不是一个好主题。它的丑陋足以让即使是最欢快的思想家悲观，因为乐观主义者写不好（如同瓦列里所说），悲观主义者则根本就不写，政治理论界某些人对暴力保持沉默是可以理解的。该书分析了为何当时有关暴力的政治想象力似乎被冻结的其他原因，书中指出暴力爆发对政治想象力的遮蔽在于其诱致了实用主义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必须通过使用诸如逮捕、审判法庭和监禁、犯罪学、临床分析、警察或军事干预等手段立即解决手头的问题。那种简单的实用主义观念通常会孕育其他观点，包括人性倾向于暴力以及由此而来的为什么像国家那样的武装机构毫无疑问应当垄断武力的假设。有迹象表明，后者关于暴力是人的“本能”或深深植根于人性之中的观点（或模糊的印象）在当前处于上升状态。基于与冷战结束后的兴奋逐渐消退有关的原因，尤其是因为（后文将会解释）当前正在整个世界出现的危险“暴力三角”，许多人感觉到暴力和暴力威胁成为世界一个必然发生的特征。暴力好像又重现了，并且以一种大而令人不安的方式留在这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全球暴力报告（2002年出版）公布了一些坏消息：每年有超过160万人因遭受暴力而死亡。平均每天有超过1400人被谋杀；每小时大约有35人因武装冲突而丧失；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的妇女遭受到“亲密伴侣”的性暴力。这些数字对于在传播媒体，特别是电视领域工作的记者来说，如同谷物被放进研磨机中，是非常重要的原料。通过纵容各种动机，它们有助于形成这样一种印象：我们的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暴力，有时甚至暴力到暴力本身被视为是“自然的”——是人类本性中一个可怕的常量。暴力的支持者受到启发，抓住机会，似乎要证明人类是卑鄙的动物，暴力的作品已成为艺术作品。爆炸，恐惧，伤害和死亡，都为全世界的观众精心地在舞台呈现。所以如同黑夜接白天而至，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有关暴力的报告从地球的各个角落汹涌而至。有关的谈话也是如此，这些谈话要求“强硬”对待暴力和呼吁发动战争反对来势汹汹的暴力形式。曾经在理论上表述为“民主和平区”的传统信念，被投掷在地，伤痕累累，颤动不已。这种信念认为像美国和英国等先进社会已不再被暴力所严重困扰，以及暴力理论必然失去它们存在的价值。本文强调了暴力偶然和可消除的特征，提醒读者暴力是“自然的”这种观点——一种深深植根于每个个体，或由国家或者物种整体产生的倾向——既具有历史的具体性，也具有深刻的反民主性。所以本文与勒内·吉拉尔近来在其《暴力和神圣》（1972）中将暴力视为人性普遍特征的最精细努力正面相遇。吉拉尔拒绝接受民主国家使暴力民主化的几种方式。当民主国家繁荣发展时，它们怀疑对暴力进行表面价值的思考。该术语本身的含义被认为存在争议，而且具有足够的适应力以至于足以沿用到被描述和/或谴责为“暴力的”——违反民主文明的规范的——行动。民主政体也倾向于对如下程序如定期的选举、警察身着制服且服从惩戒程序、立法制裁侵犯身体、设立聊天热线、官方调查、公众集会自由、新闻自由、文官控制军队等进行制度化，以保证不仅受害者有公平的被公众倾听且获得公平的补偿的机会，而且那些负责掌控暴力手段的管理者被公众所了解，向公众负责，并且可以和平地去职。如果它们运作良好，民主国家甚至能够让其批评者以较好听的名字如“解释”和“正义”来命名和监督像法院和监狱等对其受害者施加暴力的机构。历史上独一无二和从来不曾完美的在今天被称为民主的非暴力权力分享技术出自吉拉尔对暴力的阐述。他承认，暴力（该术语没有被界定，但似乎是血的代名词）不总是在人类事务中有能被立刻感知的存在。暴力带着象征的（特别是宗教的）口罩并且乔装改扮，看起来似乎消失了，或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异样。吉拉尔指出，很多时候，暴力以可怕的形式出现，大肆播种混乱和破坏的有毒种子。在其他时候，暴力就像一个和平制造者大步前行，提供正义与和解的甜蜜果实。然而，任何时候暴力都会伴随人类事务而出现。这就是为什么只有通过在共同体之外选择牺牲品才能保护共同体免受自身暴力的伤害。现代文明社会看起来似乎终结了无休止的报复，但它们都是建立在由司法系统对被定罪者施加暴力的基础之上的。同一线索贯穿了被设计用来防止暴力越界的每一个程序，这就是暴力自身的线索。“人们越是努力地去遏制自身的暴力冲动，”正如吉拉尔在总结中所指出的，“这种暴力冲动就越是强烈。”这些用来打击暴力的武器调转枪口瞄准了武器的使用者。暴力如火如荼，而那些用来灭火之物反而助长其声势。《暴力与民主》注意这种推理，部分是因为它有一个很长的早期现代政治思想系谱，部分也是因为目前这种推理的影响正在恢复，就像探讨领土国家未来的一部史诗式作品所总结的，“战争犹如死亡，虽然可以推迟，但他们究竟还是会来，最终是无法避免的。”作者在波兰籍作家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作品中找到了根据，“地球的生活史在最后必然是真正无情的战争史。听其自然的，不是他的同伴，不是他的神，也不是他的激情。”同样地，马克思的观点（见《资本论》）“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戳，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以及他的名言“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士”犹如鱼儿一样畅游在早期现代的水中。它是其起源与西方崛起和现代领土国家及帝国联系在一起的简洁信念的典范。该信念坚持认为某些或其他形式的暴力是人类事务一个不可避免的特征，认为暴力有自己的想法，以及认为暴力揭示了人类及其斗争历史的真正本质。被这个信念所吸引，许多观察家（勒内·吉拉尔（René Girard）只是其中许多人中的一个）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政治秩序都自然地建基于暴力之上，其‘真正的’或‘最终的’目的就是遏制其他人的暴力能力。其他观察家走得更远，要么崇拜暴力要么强调其对净化或提升人类的影响。在功能和美学方面，暴力被视为实现潜在的人类伟大目标的一个绝妙手段。被理解为手段的暴力可能蜕变为目的本身, 这一明显的事实却很少或不为这些观察家所关心；暴力被视为尊重和希望的对象，具有无穷的魅力，是污浊不堪的人类事务中一个完全积极的净化力量。认为暴力“像阿喀琉斯的长矛，能医治已经造成的伤口”（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这种思路犹如处在早期现代世界的儿童。下列信念如“不把鸡蛋打破，就做不成鸡蛋卷”（列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暴力犹如美国的樱桃派”（H. Rap Brown）、暴力是必要的因为“拯救的日子近了”（乌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则几乎是在五个世纪前的欧洲政治思想。公元1500年以前，在奥古斯丁和伊本·赫勒敦等原创性思想家的支持下，那些反思者一般使用“正当的暴力”概念对该主题进行思考；他们坚持认为，尽管暴力在人类事务中发挥了作用，它毕竟只不过是一种手段，总是需要一个普适目的来证明暴力的正当性并且严格限制暴力的使用。确实，暴力的沉思者有时候可能禁不住轻率地发言，例如将暴力描述为青年英雄主义和忍耐力等高贵品质的发展者。然而暴力论通常在道德上更为严格，其中反复强调“你应该”和“你不应”之类说法，布满了（穆斯林）对和平改革的要求（islah）与对混乱及分裂危险的警告（fitnah），以及（如在印度教和锡克教的正义战争（dharamayuddha）概念中）对他者责任和调节社会秩序及正义之严格规则的谈论。暴力只有在打算使用它的意愿由适当构成的宗教与世俗权力机构公开宣布时才可以被认为是合法的。这些权力机构可以合理地期待通过使用暴力取得胜利；暴力仅仅被视为是纠正以前侵犯行为的最后手段；而且暴力被认为是需要慎重使用的手段，使用暴力时应避免羞辱（他人），尊重和维持战斗和非战斗人员间的区别。本文从民主的视角对暴力进行思考的尝试——用个体发育和系统发育的术语去分析它是否是偶然的，认为它总是令人遗憾地并且可以从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消除的——不只是一种复兴将暴力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传统“公正暴力”论的努力。鉴于今天暴力手段的技术破坏性，对无限暴力施加哲理证明的实际限制和责任仍然是重要的。然而,该文的方法更加激进。其对暴力可以被“民主化”这一观点——即暴力手段和机构必须公开负责任,过剩的暴力可以并且应该从世界排除出去——的辩护在教条的和平主义和正义战争理论之间找到了一条新的道路。与传统的暴力思维相比,本文并没有假设政治家、宗教领袖和哲学家有资格——以牺牲公众自由思考为代价——垄断关于暴力本质与伦理的辩论。《暴力与民主》也拒绝了为所有“公正暴力”论和大多数版本的和平主义所共有的十字军东征式的推定,即认为存在着指导我们如何思考和行动的普世第一原则。本文通过潜心接触一些该主题的现代经典作品提出了不同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暴力与民主》反对乔治·索雷尔（Georges Sorel）在《论暴力》（1908）中对工人运动的工团主义辩护以及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有关法律、正义和暴力的文章《对暴力的批评》（Kritik Zur der Gewalt)(1921)。它也反对汉娜·阿伦特在《论暴力》（1969）中区分暴力和权力的努力。它对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在《全世界受苦的人》（1961）中对粉饰殖民主义的攻击，尤其是对其坚持弱势者有权杀死压迫者的观点持不同意见，法农却认为这样做起到了杀死国内外压迫者一举两得的作用。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基于狭隘权利和国家中心论的《正义与非正义战争》（Just and Unjust Wars) (1977)以及勒内·吉拉尔在《暴力和神圣》(1972)中对暴力、牺牲和仪式非常不同的处理方式也受到了质疑。《暴力与民主》可能会被理解为在人类学、历史学和精神分析等多学科见解的帮助下对上述每一部作品的回应。在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历史环境中,它试图对暴力给民主生活方式带来的主要威胁进行脚踏实地的仔细观察。本文反思了与暴力含义有关的概念问题；试图对历史变动趋势保持敏感；并注意一些基本的规范和战略性问题，包括从民主的视角思考暴力各种可能的补救措施这种压倒一切的需要。这样的思考需要认识到,实际上并不存在一种被称为暴力的物质(如碳酸氢钠或钚239那样)。暴力有非常广泛的表现形式——从随地吐痰、不想要的爱痕、打孩子和街头抢劫到狂暴的集会和政治暗杀、集中营杀戮和恐怖袭击。这或多或少是经由从岩石、燃烧瓶和橡皮子弹到隐形轰炸机、坦克和精确制导核武器等技术工具来达成调停的。而暴力也可以有许多功能。从个人或整个组织的角度来看，它可以是一种自卫或自我发现或自我肯定或自我毁灭的形式；它可以是一种非常愚蠢的逃离现实的行为，一种冷冰冰的算计行为和现世的复仇行为——一种达成特定目的的手段——或与他人交流的模式，甚至(反常地)是一种玩弄别人生活的愉悦形式。本文旨在从小的方面培养人们脑海中的民主习惯。它要触发新的思想，推动调查沿着新的方向进行，尤其要探讨暴力及其实施者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去自然化”——即服从民主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暴力与民主》要反击我们的世界正在走向衰落以及民主可能不会存活多长时间这些正在不断上升的感觉。虽然依次排列的大量证据表明,新的暴力三角和其他形式不文明行为的预言家可能会被证明是正确的——我们所知的民主处境维艰,或者它必然会受到削弱甚至可能被毁坏——《暴力与民主》仍然坚持上述结果不是必定的。因此它鼓励读者大胆而痛苦地进行思考，不要从政治上对那些能够抓住目击侵犯他人身体者的动物般怜悯弃之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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