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
帝国是一种政治秩序，有两项重要特征。第一，帝国必须要统治许多不同的民族，每个民族各自拥有不同的文化认同和独立的领土。但多少民族才算数？两、三个民族还不够，而二、三十个就算很多；成为帝国的门槛，大概就介于两者之间。第二，帝国的特征是疆域可以灵活调整，而且可以几乎无限制的扩张。帝国不需要改变基本架构和认同，就能够纳入更多其他国家和领土。说到今天的英国，如果不改变基本架构和认同，就很难再突破现有的疆界。但是在一个世纪前，全世界几乎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成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像这样的文化多元性和疆界灵活性，不仅让帝国独树一格，更让帝国站到了历史的核心。正是因为这两项特征，让帝国能够在单一的政治架构下，纳入多元的族群与生态区，让愈来愈多人类与整个地球逐渐融合为一。这里要特别强调，帝国的定义就只在于文化多元性和疆界灵活性两项，至于起源、政府形式、领土范围或人口规模，并非重点。并不是一定要有军事征服，才能有帝国。像是雅典帝国的起源，就只是有一群人自愿结成联盟，哈布斯堡王朝（欧洲历史上统治领域最广的王室）则是因为许多精心安排的联姻，交织形成如蛛网般的关系。帝国也不一定要有个专断的皇帝。像是史上规模最大的大英帝国，就属于民主政体。其他采用民主（或至少是共和）政体的帝国，还包括现代的荷兰、法国、比利时和美国，以及前现代的诺夫哥罗德（Novgorod）、罗马、迦太基和雅典。此外，帝国的规模也并非重点。就算规模小之又小，也可能符合帝国的定义。譬如雅典帝国，就算在国力的巅峰，面积和人口还是远远不及今日的希腊。还有阿兹特克帝国，面积也不如今天的墨西哥。但尽管如此，以上两者还是足以称为帝国，反而是现代的希腊和墨西哥不合定义。原因就在于雅典和阿兹特克都降服了几十、甚至数百个不同的政体，而希腊和墨西哥并未做到。其中，雅典统治了超过一百个曾经独立的城邦，而阿兹特克帝国如果其税收纪录可靠，更是统治了371个不同的部落和民族。这些区域在现今也就不过是普通大小的国家，当时怎么可能有这么多民族？原因在于：当时世界上民族的数量比今天多得多，但每个民族的人口数都较少、领地范围也较小。像是从地中海到约旦河岸，今天光是要满足仅仅两个民族的野心，就已经搞得烽火遍地，但在《圣经》初始的年代，这里可是养活了数十个国家、部落、小型王国和城邦。帝国正是造成民族多样性大幅减少的主因之一。帝国就像一台压路机，将许多民族独特的多样性逐渐夯平（例如努曼提亚人的例子），整合制造出更大的新群体。在我们这个时代，政治上有各种难听的字眼，而“帝国主义”大概只在“法西斯”之后，排名第二。现代对于帝国的批评，通常有两种：第一、帝国制度就是行不通。长远来看，征服许多不同的民族，统治起来一定难有效率。第二、就算能够有效统治，这种做法也不道德，因为帝国正是造成各种毁灭和剥削的邪恶引擎。每个民族都有自决的权利，不该受到其他民族控制。从宏观历史的角度看，以上第一点完全没道理，第二点也满是问题。就事实而言，帝国在过去两千五百年间，一直就是全球最常见的政治组织形式，大多数人在这段时间都是活在帝国政体之下。此外，帝国政体其实非常稳定，多半时候要打倒反叛军，根本不成问题。帝国之所以会倾覆，通常都是因为有外部侵略、或是内部统治菁英的内斗。相对而言，说到要被征服者起身追求自由、对抗帝国统治，向来纪录都很差，他们多半都是持续臣服长达数百年之久。通常，这些民族就是慢慢被帝国消化，最后自己独特的文化也烟消云散。举例来说，西罗马帝国在西元476年遭到日耳曼人推翻，但是他们过去数百年来征服的努曼提亚人、阿尔维尼人、赫尔维提人、萨莫奈人、卢西塔尼亚人、安布利亚人、伊特鲁里亚人，以及其他数百个已经遭遗忘的民族，并没有从帝国的余烬中恢复重生，而是就这样默默消失。这些民族虽然各自有过自己的国家认同、讲着各自的语言、敬拜各自的神、流传着各自的神话，但现在他们血缘上的后代无论在想法、语言、信仰上，都已经是不折不扣的罗马人。很多时候，某个帝国崩溃了，并不代表属民就能独立。反而是每在帝国瓦解或遭到驱逐之后，就会由新的帝国取而代之，继续统治。这一点，最明显的例子就在中东。现在中东同时存在各种独立的政治实体，彼此之间的边界也模模糊糊，但这是过去几千年间几乎未曾有过的情形。上一次中东情势如此暧昧不明，已经是西元前八世纪、将近三千年前的事了！自从西元前八世纪兴起新亚述帝国，一直到二十世纪中叶、英法帝国解体，中东地区一直是像接力棒一样，由一个帝国传给下一个帝国。而在英法终于掉棒之后，之前亚述人征服的亚兰人、亚扪人、腓尼基人、非利士人、摩押人、以东人和其他民族，早已消失不见。确实，现在的犹太人、亚美尼亚人、乔治亚人都提出了某些证据，证明自己是古代中东民族的后裔。然而，这些都只是例外，反而证明了帝国的“压路机”特质；而且这些族裔的宣称，不无夸大不实的嫌疑。举例来说，我们无须多言，也知道现代犹太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措施多半来自过去两千年间的帝国政体，而不是来自古老的犹太王国。如果大卫王穿越时空，来到今天最正统的犹太教堂，却看到信众穿的是东欧的衣服、讲的是德国的方言（意第绪语）、不断争论由巴比伦文字写成的教条（犹太法典），想必也是十分傻眼。远古的犹太王国既没有犹太会堂、也没有犹太法典，甚至连重要的《摩西五经》（摩西律法）也还不存在。要建立和维系帝国，确实常有惨烈的屠杀，而幸存者也会受到残酷无情的压迫。帝国的标准配备，经常包括战争、奴役、驱逐和种族屠杀。罗马人于西元83年入侵苏格兰，遭到当地加里多尼亚人（Caledonian）的激烈反抗，结果就是让这个地方成为一片废墟。罗马人曾经试图和谈，但加里多尼亚的首领卡尔加库斯（Calgacus）在回应中，大骂罗马人是“世界的流氓”，并说“烧杀掳掠成了帝国的代名词；他们让一切成了沙漠，还说这就是和平。”然而，帝国也不是完全有害无益。如果说帝国就是样样不行、所有相关的事物都该抛弃，那世界上大多数的文化便不该存在。帝国四处征服、掠夺财富之后，不只是拿来养活军队、兴建堡垒，同时也赞助了哲学、艺术、司法和公益。现在人类之所以有许多文化成就，很吊诡的，背后常常靠的就是剥削战败者。例如，要不是罗马帝国如此繁荣兴盛，西塞罗、塞涅卡、圣奥古斯丁就不可能有钱有闲能够思考写作；要不是蒙兀儿帝国（1526-1858，成吉思汗后裔巴卑尔，入侵印度建立的帝国）剥削印度人、征敛财富，就不可能盖起泰姬玛哈陵；要不是哈布斯堡王朝从那些讲着斯拉夫语、匈牙利语和罗马尼亚语的省份征税，又怎么付得起海顿和莫扎特的佣金？而且，就算是卡尔加库斯的这番话，也不是倚靠加里多尼亚的作家把它流传下来。我们之所以还知道这些话，仰仗的是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但事实上，这些话可能根本就是塔西佗自己讲的。今天多数学者都认为，塔西佗不仅捏造了这段话，甚至连卡尔加库斯这个首领都是他捏造出来的，只是为了要表达自己和其他罗马上层阶级对自己国家的看法。就算我们不要只看菁英文化和高级艺术，而将重点转向一般人的世界，还是会发现帝国遗绪在现代文化几乎无所不在。今天大多数人说话、思考和做梦的时候，用的都是过去曾拿刀对着我们祖先的征服者的语言。像是多数东亚人讲话和做梦的时候，用的是汉帝国的语言。而在南美和北美，不管各地的人民祖先来自何方，从阿拉斯加最北的巴罗半岛、到南美最南的麦哲伦海峡，几乎所有人都讲着以下四种语言之一：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或英语。现在的埃及人说阿拉伯语，认为自己是阿拉伯人，也认同阿拉伯帝国（伊斯兰帝国）；然而，阿拉伯帝国其实是在西元七世纪征服了埃及，而且多次以铁腕手段，镇压了企图反抗的埃及人民。至于在南非，大约有一千万祖鲁人，还缅怀着十九世纪祖鲁最光荣的年代；但其实大部分祖鲁人祖先的部落，都曾经奋死抵抗祖鲁帝国的侵略，最后是在血腥的军事行动下，才融为一体。由萨尔贡大帝所建立的阿卡德帝国（大约西元前2250年）是我们最早有确切资料的帝国。萨尔贡发迹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基什（Kish），是这个小城邦的邦主。经过短短几十年，他不仅征服了所有美索不达米亚的城邦，还夺下美索不达米亚中心地带以外的大片领土。他所统治的区域从波斯湾延伸到地中海，涵盖现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部分地区，还包括一部分的伊朗和土耳其。萨尔贡曾夸口说，自己已经征服了全世界。阿卡德帝国在萨尔贡逝世后不久，便随之崩溃，但这个帝国的外壳却开始一手传着一手。接下来的一千七百年间，亚述、巴比伦和西台（Hittite）的国王都以萨尔贡为榜样，吹嘘着自己也征服了全世界。到了大约西元前550年，波斯的居鲁士大帝更是吹牛皮，吹得让人印象深刻。亚述的历任国王始终自称为亚述国王。就算声称统治了全世界，显然也是为了发扬伟大的亚述，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但居鲁士就不同了，他不仅声称自己统治整个世界，还说自己是为了全人类的福祉！这些波斯人对外邦说：“我们之所以征服你们，是为了你们好。”居鲁士希望他统治的属民都爱戴他、觉得能成为波斯臣民是再幸运不过的事。他希望其他国家民族也都愿意臣服在波斯帝国之下，而他最著名的创举，就是允许遭流放到巴比伦的犹太人返回犹太家园、重建圣殿，甚至还提供经济援助。居鲁士自认为不只是统治犹太人的波斯国王，也是犹太人的国王，因此他也要照顾犹太人的福祉。这种“统治全世界、为所有人类福祉而努力”的想法，让人耳目一新。一直以来，演化让智人也像其他社会性哺乳动物一样，从来都是排外的生物。智人在本能上就会将人类分成“我们”和“他们”。所谓的“我们”，有共同的语言、宗教和习俗，我们对彼此负责，但“他们”就不干我们的事。“我们”与“他们”不同，而且也不欠他们什么。在我们的土地上，我们不想看到他们，也半点不关心他们的土地上发生了什么事。甚至，我们还不太把“他们”当人看。譬如在苏丹的丁卡人（Dinka），他们说的“丁卡”就是“人”的意思。所以如果不是丁卡人，就不算是人。而丁卡人的死对头是努尔人（Nuer）。努尔语言中的“努尔”又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是“原来的人”。而在距离苏丹沙漠有几千公里远的阿拉斯加冻原及西伯利亚东北部，住着尤皮克人（Yupik）。“尤皮克”在尤皮克语里又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是“真正的人”。然而，居鲁士的帝国思想与这些排外的民族相反，展现的是包容，而且无所不包。虽然居鲁士还是会强调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种族和文化差异，但他认为整个世界基本上为一体，同样一套原则可以适用于所有时间、所有地点，而且所有人类应当互相负责。于是，人类就像是一个大家庭：父母享有特权，但同时也要负责孩子的幸福。这种崭新的帝国思想，从居鲁士和波斯人，传给了亚历山大大帝，再传给希腊国王、罗马皇帝、穆斯林哈里发、印度君主，最后甚至还传给苏联总书记和美国总统。这种良性的帝国思想，让帝国的存在合理化，不仅让属民打消了反抗的念头，就算独立的民族也不再反抗帝国的扩张。除了波斯帝国之外，其他地区也各自独立发展出类似的帝国思想，特别是在中美洲、安地斯地区，以及中国。根据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人间的种种政治权威都来自于“天”。老天会挑选最优秀的个人或家族，赋予“天命”，让他们统治天下，为黎民百姓谋福利。这样说来，所谓君权就该能够行遍天下。如果没得到天命，别说是天下，就连统治一座城池的权力也没有。而如果统治者享有天命，就该有义务将正义与和谐传播到整个中华大地。天命同时期只能归于一人，所以中华大地不能同时存在许多个独立的国家。秦始皇完成了史上第一次中国统一大业，号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于是，不论在中国政治思想或是历史记忆当中，帝国时期似乎都成了秩序和公义的黄金时代。现代西方认为，所谓公义的世界，应该是由各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组成；然而古代中国的概念却正好相反，认为政治分裂的时代不仅动荡不安，而且公义不行。这种看法对中国的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每次一个帝国崩溃、一个朝代结束，这种政治理论的主流会让各方竞逐的势力不安于各自为政，而一心追求统一。而且事实证明，最后总能统一，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在许多小文化合并到少数大文化的过程中，帝国的影响居功厥伟。思想、人口、货物和技术的传播，在帝国境内要比分属不同政权的治理区域来得方便迅速。而且，常常正是帝国本身刻意加速传播各种思想、制度、习俗和规范。原因之一，是统治起来更容易。如果帝国的每个小地区都各有一套法律、文字、语言和货币，治理就非常困难。标准化绝对可说是皇帝的一大福音。第二个原因的重要性也不容小觑，帝国积极传播共同的文化，就能强化它们的统治正当性。至少从居鲁士和秦始皇开始，帝国不管是造桥铺路、或是镇压屠杀，都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找到冠冕堂皇的借口，有的说是传播较高等的文化，也有的说：这对于被征服者而言，是利大于弊，获得的好处比起征服者本身更多。至于这些好处，有时候确实显而易见（例如治安、国土规划、统一度量衡），但有些时候也十分可疑（像是税收、征兵、崇拜皇帝）。只不过，多数帝国菁英仍然一心相信，自己是为了所有帝国子民的整体福利而努力。在中国的统治阶层眼中，各个邻国及四方诸侯都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蛮夷之邦，天朝中国应该泽披四方、广传华夏文化。所谓的天命，为的不是剥削掠夺整个世界，而是要教化万民。同样的，罗马人也声称自己的统治理所当然，因为他们让野蛮人开始有了和平、正义，生命也更为高贵。像是他们说日耳曼民族生性野蛮，高卢人会画各种战妆、生活肮脏、为人无知，一直要到罗马人到来，才用法律驯化了他们，用公共浴室让他们身体洁净，也用哲学让他们思想进步。至于西元前三世纪的孔雀王朝（古印度摩揭陀国的王朝），也认为自己必须负起责任，将佛法传播到无知的世界。穆斯林哈里发也肩负着神圣的使命，要传播先知的启示，虽然最好是以和平的方式，但必要的时候也不惜一战。至于西班牙帝国和葡萄牙帝国，也声称自己到印度和美洲不是为了财富，而是要让当地人改信真正的信仰。号称日不落国的大英帝国，也是号称传播着自由主义和自由贸易这两大福音。帝国所传播的文化理念，很少只来自那一小群的统治菁英。正由于帝国的愿景不仅在于“这是为你们好！”，也在于“使他们成为我们”，所以帝国的统治菁英往往也比较容易吸纳不同的概念、规范和传统，而不会死硬坚持萧规曹随的陈习。虽然也有些皇帝试图要回归自己的根源，让帝国的文化单纯一些，但多数帝国都已经从征服的民族吸收了太多文化，而形成混合的文明。像是罗马帝国的文化，里面希腊文化的成分几乎不亚于罗马文化。阿拔斯王朝（750-1258，阿拉伯帝国史上最辉煌的王朝）的文化也揉合了波斯、希腊和阿拉伯。蒙兀儿帝国文化几乎就是中国的翻版。至于对美国这个现代帝国来说，有着肯亚血统的总统欧巴马，可以一边吃义大利披萨，一边观看他最爱的英国史诗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那讲的还是阿拉伯反抗土耳其的故事。对于被征服者而言，就算有了文化大熔炉，文化同化也不见得容易。虽然帝国文明很可能四方征服各个民族、融合他们的文化，但对帝国绝大多数成员来说，混合的成果仍然令他们感到陌生。同化的过程常常带着痛苦和创伤。要放弃熟悉且深爱的地方传统并不容易，而要了解及采用新的文化也同样困难、且令人深感压力。雪上加霜的是，等到帝国属民千辛万苦终于接受了帝国文化，可能还得再花上数十年、甚至数百年，才能让帝国的菁英把他们视为“我们”。从征服到臣服之间的数个世代，就这样成了失落的一群。他们已经失去了自己心爱的当地文化，但在新加入的帝国世界里，却还没有一个平等的地位，反而只是继续被视为化外之民。想像一下，在努曼提亚灭亡后一世纪，出身良好的伊比利亚人会过着什么样的生活。首先，他虽然还是跟父母讲着当地的凯尔特语，但因为要做生意、要与当权者沟通，所以他也是一口流利的拉丁语，只是稍微有点口音。他的妻子就像其他当地妇女一样，还是保留着一些凯尔特人的品味，喜欢各种装饰华美的小玩意。虽然他对妻子宠爱有加、样样照办，但心里还是希望她能够喜欢那些简单高雅的首饰，就像罗马总督夫人一样。他自己穿着罗马的束腰宽外衣，而且因为他对罗马的商业法律十分娴熟，让他成了贩卖牛只的大商人，能够盖起一间罗马风格的豪宅。然而，就算他甚至还能够背诵古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的《农耕诗》，罗马人仍然觉得他就是半野蛮人。他满腹委曲，知道自己一辈子也无法取得公职，也不可能在露天剧场拿到真正好的位子。在十九世纪末，许多受过教育的印度人也学到了同样的一课，只是这次另一方换成英国主人。就有一则著名的轶事，讲的是有个印度人雄心勃勃，把英语学得无懈可击，还上过西式舞蹈课程，甚至养成用刀叉进食的习惯。他把这一切学好之后，前往英格兰，在伦敦大学学院读法律，还成为一名合格的律师。然而，后来这个读法律的年轻人到了英属南非，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却因为坚持自己该坐头等车厢，而不是像他一样“有色人种”该坐的三等车厢，便被赶下火车。这个人就是甘地。
我们很容易想把所有人简单分成好人和坏人，而所有的帝国大概都会被归为坏人。毕竟，几乎所有帝国都是建立在鲜血之上，并且透过压制和战争来维持权力。然而，现今的文化又有大多数都是帝国的遗风。如果帝国从定义上就是坏东西，那我们又成了什么？有些学说和政治运动主张：要把人类文化里的帝国主义成分全部洗净，只留下所谓纯净、真正的文明，不要受到帝国主义原罪的玷污。这种想法顶多就是一厢情愿；至于最坏的情况，则根本就是粗暴的民族主义和偏执狂，只是套上一层伪装。或许我们可以说，在历史曙光乍现的时候，有部分文化确实曾经纯净，没有受到帝国主义原罪和其他社会的玷污。但就在那道曙光之后，已经没有任何文化能够再提出这种主张了，因为地球上现存的文化已经没有任何所谓纯净的文化。现存的所有人类文化，至少都有一部分是帝国和帝国文明的遗绪，任何以学术或政治为名的手术，如果想把所有帝国的部位一次切除，病人也就必然魂归离恨天。举例来说，可以想想现在独立的印度与之前英属印度之间的爱恨情仇。英国征服占领印度的时候，数百万印度人因而丧命，更有上亿印度人遭到凌辱和剥削。然而，还是有许多印度人热切接受了像是民族自决和人权的西方思想；等到英国拒绝遵守这些价值观、拒绝给予印度人平等权利的时候，印度人自然更是大为不满。然而，现代的印度仍然像是大英帝国的孩子。虽然英国人杀害、伤害、迫害了印度人，但也是英国人统一了印度大陆上原本错综复杂而互相交战的王国、公国和部落，建立起共同的民族意识，并形成一个联邦制的国家。英国人奠定了印度司法体系的基础，创立了印度的行政架构，还建立了对经济整合至关重要的铁路网。西方民主以英国为代表，而印度独立后也是以西方民主制度做为政府体制。直到现在，英语仍是印度大陆的通用语言，让以北印度语、泰米尔语、马拉雅拉姆语为母语的人，都可以用这种中性的语言来沟通。印度人热中于板球运动，也爱喝茶，但这两者都是英国留下的风俗。（印度要到十九世纪中叶，才由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引进商业茶园。正是那些势利眼的英国“阁下”，将喝茶的习惯传遍印度大陆。）今天会有多少印度人认为，为了去除帝国的一切，就该让大家来投票，看看是否应该抛弃民主、不说英语、拆除铁路网、废除司法体系、不玩板球、不喝茶？就算真的成案了，光是“投票”这件事，不也得感谢过去殖民者的教导？就算我们真的要完全去除掉某个残暴帝国的遗绪，希望能够重建并维护在那之前的“纯正”文化，很有可能最后恢复的，也不过是更之前、没那么残暴的帝国留下的文化。就像是有些人对于英国阁下在印度留下的文化十分反感，一心除之而后快，但在无意中恢复的，却是同属征服者的蒙兀儿帝国以及德里苏丹国（1206-1526）。而且，如果想再驱除这些阿拉伯帝国的影响，恢复“纯正印度文化”，恢复的又是笈多王朝（320-540）、贵霜帝国（30-375）和孔雀王朝的文化。如果极端印度民族主义者要摧毁所有由英国征服者留下的建筑（像是孟买火车站），那像是泰姬玛哈陵这种由穆斯林征服者留下的建筑，又该如何处理？没有人真正知道该如何解决文化遗绪这个棘手的问题。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第一步就是要认清这种两难的复杂程度，知道历史就是无法简单分成好人和坏人两种。当然，除非我们愿意承认，我们自己常常就是跟着走坏人的路。自西元前200年左右，大多数人类都已经活在各个帝国之中。看来，未来很可能所有人类就是活在单一的帝国之下，而且这会是真正的全球帝国。统一全球这件事，很可能已经离我们不远了。时间来到二十一世纪，民族主义正在迅速失去地位。愈来愈多人相信，真正的政治权威应该是来自所有人类，而不是某个特定国籍的成员，而人类政治的发展方向也该是朝向“保障人权、维护全人类利益”的目标走。如果确实如此，那么现在全球有将近两百个独立国家，就反而形成阻碍。如果不管是瑞典、印尼或奈及利亚，都该有同样的人权，那么让某个单一的全球政府来保护大家，岂不更加简单？而且，现在出现像是冰帽融化这种全球性的问题，也正在侵蚀各个独立民族国家本身的正当性。毕竟，没有任何主权国家能够独力解决全球暖化的问题。中国人所称的“天命”，正是由“上天”所命，要来解决全人类的问题；而现代的天命，则是得秉承全人类之命，来解决上天的问题，像是臭氧层破洞和温室气体的累积。未来的全球帝国，很有可能正是环保当道。到了2014年，世界政治基本上仍是各行其政，但国家的独立性正在迅速消失。没有任何国家能够行使真正独立的经济政策，或是任意发动战争，甚至连国家内政也无法完全独立决定。对于全球市场的阴谋，各个国家也只能逐步开放，逐渐面对全球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干预，还得面对全球舆论的监督和国际司法的干涉。各国也得遵守全球在财政、环保和法律上的标准。资金、劳动力和资讯构成一股无比强大的潮流，翻转并形塑着现在的世界，国家的有形疆域和意见已经逐渐失去分量。我们眼下正在形成的全球帝国，并不受任何特定的国家或族群管辖。就像罗马帝国晚期，它是由多民族的菁英共同统治，并且是由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利益相互结合。在世界各地，愈来愈多企业家、工程师、专家、学者、律师和经理人得到召唤，一起加入这个全球帝国。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就是究竟该回应这个全球帝国的召唤，还是要忠于自己的国家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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