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伯纳德·克里克（Bernard Crick，1929-2008）
如果说对我们来说“民主”几乎总是“好事”，即便有时对所有人来说都有点模糊，那么对希腊人来说，它从一开始却是一个划分派别、挑起战端的词，把人按治理学说和社会阶层区分开来。贵族派别发起过反政变，来对抗治理国家的民主方式，这些派别的鼓动者和同情者数个世纪以来都没有把demos视为表示敬意的“人民”（如数个世纪后的贵族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将在法国大革命初期举杯祝酒：“献给我们的主人，人民”），而是视其为暴民，即无知而报复心强的群众，那些一贫如洗、受不起教育，因而不适于参加公共辩论、担任公共职务的穷人；以及那些太容易随煽动者摇摆，被对方拿空洞的许诺换得权力的人。柏拉图在他的对话集中用恶语公开指责民主是让舆论统治着知识；只有那些对事物的本质有哲学认识的人才适合统治——如果我们从字面上解读柏拉图（是否应该如此解读还有待商榷），那么除了在僭主或国王那里，这种观点基本上不受待见。总体来说，柏拉图向往的是品质卓越和个人完善这类理想化的贵族美德。民主的根本理想是自由（eleutheria）。这种自由既是参与决策的政治自由——实际上几乎是义务，又是在一定程度上按自己的意愿生活的个人自由。最重要的自由是在公众集会上为公共利益发声的自由，以及在家庭隐私状态或讨论会（symposia），即男性的社会讨论俱乐部中自主发言和思考的自由。平等受到推崇，但那是法律和政治上的平等，绝不是经济平等（除了在一些讽刺戏剧和喜剧的狂想中，甚至是女性集会上女性之间的平等）。此外，还有城市本身免受外部征服的集体自由。作为整体的希腊人以身为自由人（eleutheroi）而自豪。他们不仅作为集体是自由的（实现这种自由经历了一些困难，最明显的是来自波斯诸帝王的支配），而且认为自己作为个体在道德方面优于他们所谓的野蛮人（barbaroi），原因就在于，野蛮的波斯人无论多么见多识广，都不享有自由的政治和民主。这是一种文化差别，而不是种族差别，是自由人的文化与专制主义臣民的对立。贵族统治的难处和弊端都很多。主张在治理活动中由明智而经验丰富的人来统治，存在明显的缺陷。亚里士多德在演讲集《政治学》以及关于政体的研究中指出，贵族制作为一种理想，太容易要么沦为寡头制，即权势者的统治，要么沦为富豪制，即富人的统治。然而，政治和良好的治理活动都需要技巧和智慧。最好的答案就是找到某种中间道路：少数人经由多数人的同意进行统治，即“轮流统治和被统治”。无论如何，少数人的统治总是需要安抚多数人，尤其是为了国防和战事。用雅典人的话来说，要有人为三列桨大战船划桨，并且既乐意又纯熟；郁郁寡欢的奴隶或趋炎附势的雇佣军无法胜任这项工作，它属于捍卫自己的城市，或者积极扩张城市力量的自愿公民。
不过，民主制度也有属于自己的困难，即使雅典人将民主拟人化为女神，并把她与庇护者和守护神雅典娜处处放在一起献祭。让所有有发言权和投票权的人（数以万计，虽然在一座城市的实际居民中总是少数——妇女、青年、外邦人和家奴总是在数量上占优势）都加入进来，则意味着冗长的数字、无尽的会议以及公职的频繁轮换。我们现在称之为“直接民主”，与之相对的是当代的“代议制民主”，此时大多数人所要做的不过是选举代表，其时间间隔在希腊人看来漫长得有些危险。希腊人的社会就是所谓的“面对面社会”。事实上他们认为，除非在相对较小的城邦中、每个人都熟知事态的情况下，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的。亚里士多德甚至说，城市不应该大于“传令官（stentor）声音所及的距离，这样传令官或公告员的声音就能从城市的一边传到另一边；也不能大得让每个公民无法知道所有其他人的性格”。（今天，我们通过电视来了解庞大社会中的其他人。）亚里士多德可能认为，即使是雅典在爱琴海一带培植的由更小城市组成的小帝国，也是导致他们失败的原因。然而，民主的理想是清晰的，对这种理想的一次伟大陈述历经数个时代流传了下来，久久回荡，此即伯里克利演说。伯里克利在演说中向雅典同胞赞颂他们的民主，由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记述下来。曾经有一段时间，在整个欧洲和美国，连同在南美洲和中美洲新成立的共和国中，每个小学生都至少知道其中的段落。对经典作品的研究很少是政治中立的，往往也绝不是反动的。任何人，只要在他自己的身上有能为国家所用的东西，就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默默无闻。一如我们的政治生活自由而开放，在人与人彼此的关联中，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是如此。如果邻居以自己的方式自得其乐，我们便不会与他关系紧张，也不会对他怒目而视，这样的注视虽然不会带来真正的坏处，却会伤害人的感情。我们在私生活中自由而宽容，在公共事务上却谨守法律。原因在于，它要求着我们内心深处的敬意……在这里，每个人不仅对个人私事怀有兴趣，也将国家的事务放在心上：即使是那些大部分时间都在忙于自身事务的人，对于一般政治也极为了解——当代的一个怪异之处在于，我们不说一个对政治毫无兴趣的人会把自己的事放在心上，而是说他在这里毫不相干。而我们雅典人，亲力亲为，对政策做出决定或提交给适当的讨论：我们不认为言词与行为互不相容，最糟糕的事情是在对后果未作恰当讨论之前，便贸然采取行动……是的，的确，“只要在他自己的身上有”。对妇女之平等地位和奴隶制之极度不公的坚定而有效的信念，又用了两千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才被广泛接受，而且还不是普遍接受；但是，解放要求的是在现有民主（尽管语义含糊）中拥有平等权利，不需要改造或拒绝民主；实际上，19和20世纪的改革者，无论男女，都使用了民主的论据。不过，请注意两点。的确，“我们谨守法律”。不言而喻的是，漠视秩序的人没有自由。但是古希腊人的“法律”观念对我们来说似乎很陌生，实际的含义他们自己有时也弄不清楚。正如伯里克利的演说可能暗示的，他们认为，公开的公共讨论和辩论之后所给出的同意无法带来对法律的服从。毕竟，最重要的或者说基本的法律是城邦本身的传统，往往归于奠定传统的神话人物，并在城邦守护神的传说中被人格化。这些正好构成了城邦的身份。主张改变这些法律会被视为可怕的罪行，几乎就是在提倡从身份、历史和神圣性方面集体自杀。当然，城邦管理的法律或规定必须经过公开辩论才能通过，为了城市的存续和福祉及其基本法律的缘故，也可以加以改变。埃德蒙·伯克从现代眼光来看是保守的传统主义者，他在1780年代有过一句名言：“为了保存，必须改革。”这句话点出了同样的差别，尽管其界限本身一直没有定论、一直可以争论，且往往含糊不清。但是，难道我们不是焦虑地、往往也是难有定论地在讨论，是否应该把民主权利赋予那些威胁民主的人？通常的答案是试图再次区分言词与行为。言词可能煽动人心、满怀仇恨，而某些暴力行为虽然让人不快，却主要是象征性的；例如示威活动，虽然具有一时的破坏性，却不足以威胁一般的法律和秩序，或者像古代城邦的人们那样颠覆政权。就语言来说，一如在老地图上，即使没有精确绘制边界藩篱，边境也是足够真实的。然而，关于坦诚又务实的伯里克利演说必须承认的是，如历史学家们告诉我们的，伯里克利属于一种民主的独裁者。希腊人对此有一个称谓，即煽动家（demagogue）。不妨考虑一下，为了激发人们支持自己，这位精明的政治家和机敏的煽动者认为有哪些话不得不说。伯里克利为这些人呈现了一幅关于他们自己的理想图景。他利用了雅典平民的心态，这种心态是民主的，必须在这些方面加以引导或误导。
然而，修昔底德的另一个故事讲述的却是不受控的民主和无节制的阶级战争，他含蓄地把雅典在雅典与斯巴达及双方的盟友、殖民地和傀儡国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中的溃败归因于此：“那时革命在一座座城邦接连爆发”，“狂热成为真男人的标志”，城邦之间和城邦内部甚至家庭内部的血腥复仇成为一时的风尚。“由于这些革命，整个希腊世界出现了品格的普遍堕落。以简单方式看待事物本来深刻地标志着高贵的本性，现在却被视为荒谬的品质，很快就不复存在了。”他对克基拉岛的骚乱和屠杀的描述，后来几乎与伯里克利的演说一样广为人知。“我们那高贵的祖先”读的是经典作品，知道民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产生吸引力。我们也很容易想到，如果民主的吸引力产生于暴力复仇这条路上，它就不可能“民主”，或者我们召唤的不是女神，而是一个形容词，比如“真正的”民主。所以，我很遗憾地告诉美国许多大学教科书的作者，亚里士多德不能作为“民主政治思想之父”来援引。他意识到了无节制的民主带来的种种困难。他看到了三种基本的政体形式，每种形式都有理想型的和腐败型的。君主制是单个人的统治，君主必须完全公正，否则这种统治就会堕落成暴政（在希腊的本体论中，完全正义的人只能是神，所以非常可疑的是，亚里士多德竟会认为这是可能的）。贵族制字面意思是由最优秀的人来统治，但往往堕落为寡头制（少数人统治）或富豪制（富人统治）。民主制意味着许多人的统治，但往往堕落成无政府状态。如果统治者得到人民的信任，如果能够通过自由的公开辩论让人民追随、最好是他们就从人民中产生，那么国家就会无比强大。但是，国家需要受过教育的精英，他们拥有的不是柏拉图想象的绝对知识，而是一种融合了教育和经验的实践智慧。所以，民主是善治的核心要素，但它本身未必能带来善治；也不是绝无可能，但极为困难。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民主原则就其本身来说是虚妄的，这种原则“相信由于人在某些方面平等，所以处处平等”。如果现实中只能在贵族寡头制和民主之间选择，那么他青睐民主。不过，在城邦中具有影响力的贵族因素的优势在于，拥有适度的财产便有闲暇，有了闲暇便能接受教育、追求知识，而如同科学和商业需要知识，治理活动也需要知识。托马斯·霍布斯一度呼应亚里士多德，声称“闲暇是哲学之母”。所以亚里士多德教导说，把贵族在知识上的美德与民主的力量和舆情融合在一起，能产生有可能实现的最好国家。如果需要取一个名字（如果很难客观地确定某项政体是贵族制还是民主制，国家就很可能是健全的、公正的、良好的），那就是理想国（politeia），一种城邦或政体：一个以政治方式而不是专制方式决策的国家。但是，一个政体必须尊重现实国家中所有人，而不仅仅是民主的多数的利益。亚里士多德说，在对话录《理想国》中，他的老师柏拉图犯了一个错误，试图把城邦里的一切都统为一体；现实是，“存在某个点，在这一点上迈向一致的城邦将不再是城邦……这就好像你要把和谐变成纯粹的一致，或者把一个主旋律归结为单一的节拍。事实是，城邦是许多成员的集合”。因此，尽管民主是希腊政治生活，也即自由人（与野蛮人恰成对照的自由人）的生活中极其重要和独特的因素，它仍然只是后来学者们所称的“混合政体”，或者罗马人所称的via media（共和政体的中庸之道）的元素之一；它是部分而不是整体，在日常生活伦理和政治生活中都是如此。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近至20世纪初，英美两国的政治家和政客们才能辩论其政制和政治体系中的民主因素是太多还是太少。若把整个制度称为“民主”，会被视为要么是不切实际的极端主义，要么是彻头彻尾的误导。有些人可能仍然会同意这一点，即便是出于不同的原因。亚里士多德说：“我们发现梭伦［雅典法律的传奇创立者］赋予人民两项一般性职责，即选举司法行政官（magistrate）任职以及在任期结束时加以问责，但没有赋予他们以个人身份直接担任职务的权利”——这一界限在他的时代已经不再持守了。现在看来相当奇怪的是，他还说选举任职是一项贵族式或寡头式的政制手段，因为人民投票支持的要么是最优秀的人，要么是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人，而民主制是以抽签的方式遴选国家官员。奇怪吗？现代国家的民主选举权很少能避免一种局面，即产生一个由掌权者构成的政治精英群体。当选的成员之所以当选，不是因为他们必然属于人民，而是出于更为世俗的原因，即他们想要当选，能在晚上参加很多的政党会议和社会活动；在某些国家，与金钱开道和提携庇护相比，甚至连这一点也算是理想的图景了。也许现代民主国家所能希望的最好局面不是避免产生政治精英，而是如约瑟夫·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1942）中所指出的，避免“精英的轮流坐庄”。我们难道不认为，通过抽签而不是选举、任命、申请或考试的方式来遴选陪审团要更为公正？无论我们如何解析民主的起源（及其含糊之处），如果没有公民阶层对公共事务的极度投入，在缺少官僚机构又要不断进行职务流转、不是屈从于内部崩溃而是实际上被罗马的军事征服压垮的情况下，希腊的城邦政体不可能延续那么长时间。希腊人相信公民身份是生而为人最为崇高的目标，而所谓不朽，就是因服务于城邦而被铭记。不朽的诸神已经创立了城邦，在危难之际保存了这些城邦或者创立了新城邦的凡人，在死后加入诸神之列，变成了半神半人。希腊人认为，人与神之间在实质上没有什么绝对的或本体的差别是无法通过为国家服务来弥合的。个人在道德上的最高美德是卓越（arete），一种思想和行动的混合，不能少了其中任何一样。荷马把卓越赋予阿喀琉斯，让他作为“行动者和言说者”，因为他以人兽参半，因而半怀理性、半怀强制力量的怪物卡戎为师。在此看不到现代观念的踪迹，即所有人都有内在的权利：权利只能通过做一个积极的公民才能获得，无疑不同于坐享其成的现代消费者式的民主。然而，对于那些没有赢得公民身份，或者像女人一样被视为无力承担公民义务的人来说，这又是残酷的。对政治生活的本质、目标、道德和界限最深刻的思考来自希腊。但是，正如人们曾经说过的，当“我们那些高贵的先人”，包括17世纪中叶的英国议员、苏格兰的神圣盟约派、荷兰人、美国人以及法国共和派，当他们声称政体不一定非要是独裁制或君主制并且实际推翻了这样的政体，再往后回溯、证明可能存在更好的政体形式时，是回到罗马而不是希腊。他们称这些形式和原则为“共和”。希腊民主作为范例在理论上看起来比实践中要好得多。民主的敌人们也可以在修昔底德等人所描绘的流血杀戮和无政府状态，而不是在亚里士多德的温和说理中找到动人的故事；亚里士多德发现在一个政体中，民主因素是正义和善治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本文选编自《民主》。推荐购买此书阅读完整內容。该选文只做推广作者相关研究及著作之用，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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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 | 为民主辩护：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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