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五七干校故事

作者简介   

杨冠群  1950年调入外交部，1951-1954年派往朝鲜，在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工作；历任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随员、国际关系学院和外交学院讲师、外交部美大司副处长、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领事、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一秘、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参赞、常驻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常务副代表等职。

“一锅端”到江西

作者和夫人在井冈山留影。

（作者供图）

1969年12月，我们一家三口都去了江西上高外交部“五七干校”，一直到1973年4月。这次大规模迁移属于“一锅端”，外交学院师生员工整个都搬下去了。这就要说到林彪下达的“第一号令”，当时给人印象：世界大战就要开打，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修正主义国家就要从四面八方进攻我们，北京要疏散人口，人都要下去，“不在城里吃闲饭”。

去了五七干校，能否回来还真是个未知数，所以不少人都把北京家中的东西集中处理了。我那时候有一本大字典厚的邮票本，里面都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内外邮票，是我的父亲从一个犹太人那里弄来的，现在得多值钱啊！我在阜成门外以一块钱卖掉了，还有一本很老的《康熙字典》，也是卖了一块钱。现在想起来，很是心痛。

（图源：戈云-美篇）

“五七干校”明显不同于1958年的“下放”。“下放”时我们与农民“三同”，吃住都在百姓家。这一次，整个学院搬来了，吃的是集体伙食，住的是简陋的宿舍，劳动一起干，身边基本上都是熟人，生活上就没有那么孤寂和无助。后来条件改善了，我们一家人住在一间小平房里，夫人在食堂里面管账，女儿先在村里上小学，后来外交学院职工自己办了一所小学。干校俨然是一个独立的小天地。

江西的天气热得无法忍受，雨天也特别多。我们人人学着江西老表，出工时总是带着一条长长的粗布巾，白天拿来擦汗，晚上睡觉时用来盖肚子。白天干活，老乡们穿着黑色的长袖衣服防晒，我们反而是光着脊梁，享受最充分的日光浴，脱几层皮不说，无情的太阳毒辣辣地蒸烤着水田，闷热的空气让呼吸都变得急促，擦汗的“老表巾”都能拧出水来。

原上高中学雪子岭农场，当年五七干校在上高中学读书的子弟们在此劳动。（图源：戈云-美篇）

南方的冬天比北方温和许多，但江西冬日里没有炉火，屋内外还是相当冷。初去时，没有自来水，大家就用河沟里的凉水洗漱。有些家长心疼孩子，就拿热水瓶在脸盆里兑一点热水给孩子。夫人坚持锻炼我们孩子的品性，坚持不给热水，冻得她手脸发紫，许多人都觉得不可理解。

在三年时光中，除了个别时候开会，或到上高县里听报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劳动上。不管能不能承受，没有人偷懒，大家都觉得能把自己养活就已经不简单了。那时候，住在老乡家里的下乡知识青年实在太苦了。一碗糙米饭里倒点酱油，放几个辣椒，就打发一顿，天天如此。我们心里最酸涩的，就是看他们端着饭碗，倚着门框，羡慕地望着我们这些京城来的干部们进进出出。尽管都身陷苦难，倘若你过得比他人好一些，于内心也是一种煎熬。

劳动的苦乐

劳动尽管劳累，但苦中有乐。我换过了各种工种，竟也十分有趣。

“803”位于新界埠乡富港至古塘的路边，离县城12公里，原为803部队农场，1969年由外交部五七干校的外交学院等单位进驻，成为上高五七干校的一个点，干校撤走后成为下放知青农场，为上高县农业局青年农场。（图源：戈云-美篇）

外交学院的师生员工都集中在外交部的“803”分校，一个“大跃进”后下马的钢厂。“803”建在一个小山坡上，没有自来水，几百口人唯一的水源是山下的一个水塘，那里有一股泉水。水塘连着稻田，泉眼水位低时，稻田水就倒灌，很不干净。

“803”小区

（图源：戈云-美篇）

有一段时间我负责烧锅炉，而且是那种工厂或大伙房才有的两米高的大锅炉。我们成立了一个拉水队，有一辆两轮水车，到山下装水后，六七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连推带拉才能把沉重的水车拉到锅炉房，然后再接力一桶一桶把水灌到高高在上的锅炉口。这大概是干校最繁重的劳动了。我的责任重大，三四百人的饮水如果没有烧开，喝了，来一个集体腹泻，我就吃罪不起了。幸亏我过去在解放初的外交部集体宿舍、驻阿富汗的使馆和后来没有煤气的楼房家中，都有过点火烧煤的经验，不说干起来轻车熟路，也总算不负众望。

///

作者和夫人在江西五七干校。（作者供图）

还有一阵子我调到菜班劳动。江西多黏土，种菜特别费劲，浇上的水肥，泥土不吸收，基本上都流失了。我们白天去干校猪场挑猪尿，用大木桶装上。我力气不济，一次只能挑半桶，加上浸湿了的木桶本身就很重，所有的力气都使在腰间，我的腰椎间盘突出就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

江西蛇很多，多是眼镜蛇，有时候趴在邻居家门口，有时候藏在大厕所里纳凉。女儿有次中午上厕所遇上了一条，我听见她的尖叫声，抓了把铁锨，不管男女厕所，冲了进去，把昂起了头、吐着分叉舌头的家伙宰了，丢进坑里。过后，有女学员上厕所，见坑洞下有蛇，吓得提了裤子往外跑。我在江西打了不少的蛇。冬天中午，蟒蛇都出来晒太阳，像牛屎般盘成一团团，每发现有人靠近就爬回洞去。本事大的工农学员还能捏住蟒蛇的尾巴，把它们从洞里拽出来，我看得心惊肉跳，没胆量参与。

还有掏粪。大粪池，日长月久，没有清理，就结起了厚厚的一层硬盖，混着浮起的杂物，五彩缤纷，只是浓烈的气味刺眼冲鼻，夏日尤甚。掏粪也是技术活，不把粪层打碎，和着粪水，长长的木勺就舀不出“实质东西”来。

在上高县城里还挖过一次医院的积水坑，那血水、粪水、棉花、药盒、针管，红、黄、蓝、白、黑，应有尽有，真不知从何下手。不过我心里也没有不好受，感觉这些都是份内事。

在上高县医院里还见到一个可笑又可叹的现象。一个老妇在病床底下养了一只心爱的老母鸡。为什么？住院了，家里没人照顾它啊！医院也默许，因为老母鸡每天下一个蛋可以滋补病妇。不卫生！凑合吧。这就是当时农村的现实。不下穷乡僻壤，怎能自称了解国情？

除了这些受煎熬的事外，有一件事还挺有意思。有一次，女儿上学的那个村子着火了，我们就七手八脚拿脸盆、水桶跑那儿去救火。我看见一家屋顶已经冒烟，家人都跑出来了，我就冲了进去。进去之后就看见一个毛主席像，我别的没拿，单单把毛主席像抢了出来。也没人叫我这样做，你问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当时就觉得财产烧了没关系，毛主席像不能烧。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也没人看见我这么做。现在年轻人听了可能觉得我傻了吧唧的，可那个时代的人就是这样实在。

五七干校竹子棚校区

（图源：戈云-美篇）

我们跟老百姓没有太多联系，自己劳动，自己过日子。我在当地还见到了我在驻阿富汗使馆工作时的首任政务参赞，第二把手，后来当了东欧某国的大使。他在“竹子棚”分校，离我们还有一段路，可偏偏就是这样巧，在小河边我们碰上了，这世界也真是小。他穿着短裤，光着脊梁，吆呼着，挥舞一根长竹竿，赶着二三十只鸭子下河去。回想我们这些“大官”们在国外时前呼后拥，一言九鼎，坐着奔驰车，一声声被叫着“阁下”的情景，觉得可怜，又觉得可笑。五七干校期间，别管你是大使还是参赞，多大的官都得参加劳动，众“身”平等嘛。

回头想想，这三年还算平静地度过了，除却“五一六”一事在平静生活的湖面上曾经激起了一阵不小的涟漪。

乱抓“五一六”

在外交学院时，我患了重度痔疮。担心在五七干校影响劳动，就提前把痔疮割了。于是，江西就晚去了两个星期。

按照军事编制，当时外交学院的师生员工分编为“连、排、班”。我刚到的第一天就吃了一记“杀威棒”。晚饭后，全连在钢厂的“大澡堂”开会。会议还没有开始，“连长”、“老中青三结合”后复出的原党支记，就当场宣布我和夫人不能参加会议，当着众人的面，把我们撵出了会场。可这是为什么呀，我和夫人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才明白过来，原来造反派怀疑我晚去江西是为了跟“五一六”联系。

这里，就得啰嗦几句我在北京二龙路肛肠医院的奇遇。这是一座专科医院，以结扎消融痔疮著名。痔疮处于末梢神经，十分敏感。结扎时，涂了点麻药，手术后的一个星期，肛门口就如同一块烧红的煤球顶着。那个年代，没有“护工”之说，家属也不陪护，全靠发扬“阶级友爱”，轻病号服侍重病号——打水、扫地、喂饭、端尿样样都干，护士只管换药。

医院里手术最高明的是关大夫，虽是“右派分子”，因医术精湛，要求他做手术的趋之若鹜。同我一起住院的还有外交学院的王副院长，他虽身经百战，上了手术台却因怕痛，一骨碌爬了下来溜掉了。

我还当过一次不成功的“红娘”。我的邻床是一个年轻的击剑运动员。他没有对象，恰好一名女护士也想找男朋友。我就替他们约了时间相会。那天恰好是雪后，地上积雪一尺，北风凛冽。他们踏雪出去了。回来后，我问小伙子对姑娘的印象。他的回答叫我吃惊：“不知道她长得怎样。”“这怎么可能？”答：“她戴了个大口罩，一直没有拿下来！”天哪。

明明我是在医院割痔疮，怎么会说我是在联系“五一六”呢？

那晚，从大澡堂怏怏被赶回宿舍，女儿见了我们就问：“叔叔阿姨都没有回来，你们两人怎么就回来了？”看着空空如也的集体大宿舍，我们如何回答是好？苦水只好往肚子里咽。

夫人对我也若有所疑，一本正经问我：“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五一六’？”

我回答：“不是。”她又反问一句：“确实吗？”

我就回了她一句，把一切疑团都消除了：“自我们认识以来，我什么时候对你说过一句假话？”

后来，有一个“造反派”女教员，贴了我一张大字报，说杨某不是“五一六”，为什么？因为“此人名声太臭，‘五一六’也不会要”。我看后十分生气，也回了她一张，揭了她的“私密”，就贴在她住屋的窗底下。现在来看，我气量也太小了。她的大字报并无恶意，只是写漏了指。

没过多久形势大变，“保守派”和“逍遥派”掌权。原先批判“五一六”的“造反派”都变成了“五一六”嫌犯，真是莫名其妙。政策宽松，造反头头们没有被关进牛棚，但行动受到了限制。我心里本来就有气，有一回，一口气就写了十来张“揭发”大字报回敬他们，贴满了路口的一堵大墙。更好笑的是：有些造反派顶不住了，就乱咬，把水搅浑。他们上台现身说法，有声有色地声称：某时、某地、发展某人为“五一六”，其实都是子虚乌有。

冤家路窄，学院陈院长，前驻芬兰、伊朗大使，也来到我们菜班 “接受群众监督”。他跟我们一样，穿了条短布裤，光着膀子，围了一条老表巾，每天默默地下大田，傍晚收工了，就在水渠边洗泥腿。开会时，同大家一样，坐小凳围成一圈，念《语录》。他的年龄比我们大多了，又是过去的领导。我们没有难为他，只是开会时，语言严厉些。对于他身陷牛棚时，还地下操纵，对我的不公，我压根儿只字不提。那时候，大家对“斗争”都有疲劳感，也都明白：有些事可能永远说不清。

最后，外交部宣布本部一个“五一六”也没有，于是被批的、批人的，全都解放，皆大欢喜。原来，群众间，你批我，我揭你，斗得不亦乐乎，到头来只是混战一场，瞎折腾！

-end-

作者 | 杨冠群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阅读延伸

敬请关注“外交官说事儿”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