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弃郁｜超大规模国家的崛起与扩张

一、扩张的内化

德国19世纪最为著名的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曾提出“对外政策优先”（Primatder Aussen politik）的概念，他认为，成功的对外政策可以使一个国家独立于其他国家的干预，发展和完善自己的民族特性和宪法体系等，因而对国家来说处于首要地位。无论其他国家的情况是否符合这种假设，对19世纪末的美国来说，该理论显然不太适用，甚至可以说是恰恰相反的。

对于美国这样一个拥有广袤内陆、经济上可以自给自足的超大国家来说，内部因素往往比外部力量更能影响国家的对外行为。从1890—1900年美国的崛起与扩张来看，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就一直是国内社会和政治进程，而不是某种外部的刺激或对外政策本身的突然转向。实际上，从美国思想界探讨如何摆脱“边疆关闭”带来的危机和问题，到政府、商界和思想界基本形成推动海外贸易扩张的共识，这一重要步骤完全是在国内政治进程中完成的。在1890—1900年间的海外扩张中，这种国内共识起到了定调子和定方向的功能，为具体的扩张行动提供了关键的认知基础，促进了政府在关税、外交、军事等各领域的政策协调。当政府的一些做法出现“偏离”时，这种共识也成为反对派的主要依据，发挥重要的“纠偏”作用。这一点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美国吞并整个菲律宾群岛后，引发国内强烈反弹并形成了“帝国主义派”和“反帝国主义派”的大争论，而后者的主要论点基本都来自1890年代初期美国国内对海外扩张途径的共同认识。另外，美国这十年的海外扩张并不是一种政府行为，而是整个社会在直接或间接地涉足扩张，其中商人和传教士是在拉美、东亚和夏威夷扩张的真正主力，政府不过是及时适应这种情况并提供支持。从整个海外扩张过程来看，美国社会实际上是通过不断地自我动员来促使自己“向外看”，从而使整个国家的机构设置、政策制定和社会理念等方面越来越适应海外扩张的需要。简短地说，美国就是将海外扩张的行为“内化”到国内政治进程和社会生活中，通过改变自身来改变对外行为的方式。

这种“内化”还体现在，国内政治往往是左右外部扩张进程的主导性因素。1890—1900年间，美国海外贸易扩张一直颇为顺利，但在涉及兼并少量海外领土的“要点式扩张”中，起迟滞作用的往往不是外部力量，而是来自国内的反对。以夏威夷为例，1893年夏威夷政变后，美国兼并该群岛的两次努力都由于国会反对力量的阻止而失败，直到美西战争后才获得成功。从这一角度来看，美西战争对美国扩张的最大贡献并不在于从西班牙手中夺得一些领土，而在于在国内形成了一种对海外扩张极为有利的氛围。在这种普遍情绪的推动下，美国国会中主张扩张的激进派得以压倒反对派，如愿以偿地吞并夏威夷、关岛等太平洋地区的战略要点。相形之下，战后美国之所以未能正式吞并古巴，其重要障碍就是来自宣战前美国国会通过的“泰勒修正案”。从1890—1900年的整个时期来看，除萨摩亚群岛以外（英国与德国是主要因素），其他所有海外领土的兼并均取决于美国国内的政治进程。也正因如此，对西奥多·罗斯福、亨利·卡伯特·洛奇等热衷于海外扩张的人来说，其主要精力或主要工作就是如何说服国内，而不是去制定某项对外扩张政策。

即使是在诸如海军等与扩张相关的领域，国内进程也起到了很大作用。1890—1900年是美国海军实力迅速发展的时期，也是美国从一个大陆国家向海洋国家的转型期。这一过程并不是因为受到某种外部的威胁或者挑战，而是源于国家整体实力发展带来的一种自然需求，是利益驱动和理论牵引（主要是马汉的海权理论）的综合过程。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一阶段影响美国海军发展最关键的因素并不是经费，也不是技术，而是理念问题。1895年左右，美国海军建设的思路逐步摆脱传统的影响，开始将海军作为“自由到达”“全球到达”的工具，而不是将其作为大陆军事体系向海洋方向的延伸。这一理念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马汉等人思想传播的结果，决定了此后美国海军的发展方向，并进一步强化了贸易扩张和“要点式扩张”的海外扩张模式。同样，美国关税调整也主要是国内政治斗争的产物，当时以民主党人为主的低关税派和以共和党人为主的保护关税派（互惠贸易派）相互较量，先后推出了“麦金莱法”“威尔逊—戈尔曼法”“丁格雷法”三大关税法，对这一时期美国海外扩张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就包括在夏威夷、古巴引发叛乱与革命。

对于由海外扩张产生的各种压力，美国的多数反应也并非直接来自政府。从1890—1900年的情况来看，这些外部压力和刺激往往通过某种机理首先作用于国内政治进程，然后才在政府的政策中得到体现。比如吞并菲律宾以后，由于美军与菲律宾起义军开战并引发一场残酷而持久的战争，各种消息传到美国国内后首先使社会舆论意识到了兼并的代价，自由派人士则对美军的一些暴行表示震惊，这种传导作用沿着社会—国会—政府的路径发挥影响，迫使麦金莱等主要政府决策人改变立场，明确放弃了再度兼并海外领土的意图，将海外扩张的重点重新放到贸易和影响力扩张上。在中国的情况也有点类似，1897年德、俄等国强占中国胶州湾和旅顺口后，驻华公使田贝是向美国政府提出警报的重要人物，但与此同时，在华有重大商业利益的棉花生产商和纽约、费城等地的商会也行动起来，纷纷通过决议并向政府和国会请愿，从而使这种外部的刺激与压力迅速地得到传递，迫使政府尽快采取应对措施。可以说，在每一次重大事件前后，美国各界（尤其是商界和宗教界）都会以决议、公开文章或请愿等方式向政府施加压力和影响，而国会则借此推动一些提案，要求政府行动。这几乎成为美国应对外部刺激的一个标准程序。

但这就牵涉到另一个重大问题：如何处理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分歧。一般而言，海外扩张是一个权力与财富快速增长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重新分配的过程。如果像美国那样选择依托海洋和贸易的扩张方式，那么其中就还涉及权力与财富的迅速分散化，这对任何形式的直接控制都是一个极大的，甚至是颠覆性的挑战。历史上像俄国这样的传统帝国更愿意致力于领土扩张而不是海洋扩张，其中既有生产力水平、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原因，又存在着一个制度匹配问题。就美国的情况来看，相对成熟的代议制度在这方面显示出较大优势，可以将分散化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利益诉求纳入统一的国内政治程序，实现比较有效的协调和妥协。这样，美国就很好地避免了“一战”前德意志帝国那种“卡特尔化”（Cartelization）现象，即各大利益集团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结果迫使政府同时追求不同的利益和战略目标。在成熟的代议制基础上，美国国内政治结构的变化也对海外扩张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政府与国会的权力天平逐步向政府方向倾斜，这与两大部门的权力斗争有关，同时也是美国文官制度改革的必然结果。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观察到的那样，文官制度改革不仅仅是增加专业化行政官员的数量，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政府的权力。随着政府的专业化，政府与国会的关系越来越像企业中董事会和总经理的关系：公司业务的专业程度越高，董事会在具体问题上的发言权就越少，决策权就越是集中到总经理手中。可以说，如果没有这种政府的专业化和权力集中，美国将难以应对由海外扩张带来的迅速膨胀的各类事务，更不可能制定并执行有效统筹全局的政策。所以，美国1890—1900年的海外扩张尽管以自身改变为基础，是一种扩张内化的过程，但这种改变也是有条件的，与美国自身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有很大关系。

二、扩张的“成本敏感度”

收益－成本曲线同样可以描述一个国家的崛起与扩张。其中，成本一项不仅是国家为扩大实力与权力而进行的广义投入，也包括由此引发的其他国家的反弹。与一般意义上的强国相比，超大国家的规模决定了其崛起与扩张更容易引发其他国家的疑惧，相关成本更大，也更难控制。这客观上就要求超大国家对扩张成本更为敏感，以便及时进行政策调整，消除或控制相关成本，从而更有效地发挥其在经济、政治和安全上的规模效应。1890—1900年的美国就是这样一个对扩张成本高度敏感的超大国家。

这种敏感度首先体现在扩张途径的选择上。美国在1890—1900年海外扩张的主要形式是贸易扩张，而不是像欧洲列强那样抢占更多的海外殖民地。其主要考虑就是后者的成本太高：在政治上，加入众多其他种族和文化背景的群体可能破坏美国开国元勋们精心构筑的民主制度；在经济上，殖民地的管理需要大量的财政投入，也会牵扯大量行政资源；在安全上，大片的殖民地必须由军队提供保卫，而且容易引发与其他国家的摩擦。而美国所追求的市场、原材料等商业利益完全可以在不承担这些成本的情况下获得。所以，美国对海外领土总体上抱着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只要美国商人、商品可以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自由进入就行，有点类似“不求所有，但求所用”。

在政策层面也是如此。19世纪欧洲列强的外交文件经常提及“威望”（prestige）一词，而且“威望”和“利益”一样，都属于国家政策应追求的重大目标，也是引发一些战争的重要原因。相形之下，美国的外交文件却很少提到这个词，实践中更不可能为某种抽象的“国家威望”而努力。从1890—1900年美国的外交经历来看，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基本上都围绕着实际利益而进行，更确切地说是直接为增加财富服务。这一点在与当时欧洲国家的横向比较中非常突出，历史学家埃米莉·罗森伯格干脆用“推销型国家”来形容美国。这种看上去有点极端的做法为美国带来了两个明显的好处：一是避免了国家力量的无谓消耗，二是避免陷入不必要的争端。如果体现在成本—收益这个算式上，就是成本这一项明显低于欧洲列强，而收益一项则是在持续地增加。这种此消彼长形成的累积效应进一步加速了美国作为世界性大国的崛起。美国对扩张的“成本敏感度”还体现在一些更加具体的层面。比如在海上力量的建设上，马汉一开始所设想的美国海上力量是由海军、海外基地和商船队三个部分组成。在1890年《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中，他曾将建设一支强大的商船队伍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只有从和平时期的商业和航运中才能够自然而健康地成长出一支海军舰队，以此为基础一支海军舰队才可以安全存在。”但事实上美国在商船建设上投入非常有限，在1850年美国商船还承运了70%的对外贸易，到1897年时就只承运进口贸易的15%，出口贸易的8.1%，对外贸易运输绝大部分由外国商船承担。美国人认为，由自己建造并保持一支庞大的商船队伍成本过高，完全可以租用其他国家的商船运输，而将省下来的资本投到回报高得多的工业生产领域和海军建设，从而更有效地实现对海洋的控制。马汉后来重新修正了自己的理论。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在扩张过程中的成本控制倾向。

“成本敏感度”还体现在美国对其他列强的谨慎态度上。表面上看，美国1890—1900年的海外扩张是一个高歌猛进的过程，其他列强基本无力阻挡，1895年克利夫兰总统在委内瑞拉危机中的强硬咨文和1898年的美西战争更是强化了这种印象。在国会讲演、公开文章中，美国的政客们也喜欢使用一些高调的甚至是非常刺激性的语言，对欧洲列强特别是英国显示强硬立场。但在这种“豪迈”背后，则是精细的利益判断和灵活务实的立场。美国在1890—1900年间，对欧洲列强特别是英、俄、德这三个实力最强的国家，还是比较谨慎的。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美国一方面对英、德的活动高度关注并不时发出警告，另一方面又小心地控制局势，尽量避免因此与这两个国家发生直接对抗，尤其避免出现武力对峙。即使在英美直接对抗的委内瑞拉边界危机中，美国也有意无意地将对抗限制在外交领域，双方总体上进行了一场“文斗”。而且，这场危机也充分反映出，美国的政界和整个国内社会表面上对英强硬，实际却将与英国的冲突看得很严重，避免两国开战不仅是政府的底线，也是社会心理的底线。危机在1895年底的戏剧性转折，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出美国这种谨慎务实的真实立场。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坛高调反英的主将们，如参议员洛奇、国务卿奥尔尼和西奥多·罗斯福等人在很多问题上又是英美联合的支持者，这也说明，美国对英国的强硬是有条件的，也是慎重的。

在东亚和中国，美国对列强的这种谨慎态度就更加明显。美国虽然在总体立场上与英国更加接近，同时也清楚俄国对“门户开放”的威胁最大，但仍力避在英俄之间“选边”。美国的两次“门户开放”照会（尤其是第一次照会）实质上是一次小心翼翼的大国协调行动，是精心利用列强间的势力均衡而走的一条中间路线。在第一次照会期间，美国对俄国“不完整”的答复也故意表示满意，而在第二次照会后，美国又奉行一种“胆小的机会主义”（国务卿海约翰语），即尽力不在列强冲突中“选边”，其核心内容则是不得罪俄国。当英日两国与俄国因向中国增兵一事关系紧张时，美国极力避免表态，甚至以“没有看到俄国照会的正式文本”为由进行推脱，最终成功保持了与各大国之间脆弱的协调。

总体上看，美国在1890—1900年间的海外扩张中，较高的成本敏感度和良好的成本控制是非常突出的特点，也是美国的崛起没有遭遇安全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应该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和借鉴意义。

三、战略取向

和其他大国崛起一样，超大国家的崛起与扩张是一个与外界不断互动的过程，其中与既有国际制度之间的互动最为关键。如果这两者之间总体是一种相容状态，即超大国家接受既有国际制度，那么其规模和影响力将对后者产生强大的支撑，而其崛起带来的权力和利益结构的变化也会遵循某种共同的预期来进行，制度化安排将限制甚至吸收由此造成的动荡和冲击。反之，如果两者相容程度较差，超大国家的利益诉求基本不能在既有制度安排内得到实现，那么它崛起与扩张的最终方向必然要求改变甚至推翻后者，其巨大的规模与势能则使其成为后者最致命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超大国家往往会面临强大的外部反弹和压力，不得不选择一种“强行突围”，甚至是全面对抗的方式来实现崛起。苏联应该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因此，对超大国家而言，战略取向的首要问题就是与既有国际制度的关系，或者说是制度取向。1890—1900年美国的海外扩张就体现了一种与既有国际制度完全相容的战略取向。在19世纪后半期，国际制度是以英国的贸易和政治理念为核心，强调为世界范围内商品和资本的自由出入提供支撑，属于一种自由主义的、比较开放式的制度体系。美国在这一阶段的扩张则同样强调商品的自由出入，其海外势力范围总体上是一种开放体系而非排他性的封闭体系，这些在两次“门户开放”照会中都得到了较好体现。当然，其中也存在一些“伪善”成分。比如美国在攫取菲律宾后，马上强调将在菲律宾实行各国“机会均等”的“门户开放”，然而到1909年，美国的关税法却完全抛弃了这一承诺，对其他国家在菲贸易实行歧视性政策。但整体上看，美国的海外扩张还是坚持了这一自由主义的开放体系原则，与当时的国际制度是相吻合的。这与一些欧洲大陆国家，特别是法国构成了鲜明对比，后者的殖民地均用歧视性关税保护起来，形成了一个封闭的殖民帝国。

另外，美国的海外扩张很大程度上也属于内涵式扩张，即立足于自身技术和生产能力的提升，然后再以此为基础推动商品贸易的大规模扩张和海外战略要地的占领。强化技术和生产优势在这一过程中始终居于一个逻辑起点的地位，是扩张的第一推动力。对于这类扩张，当时的国际制度不仅容纳，而且某种意义上甚至是“鼓励”，因为这套国际制度就是由历史上占技术生产主导优势的国家（主要是英、荷）所设计的，自然有利于此类国家的利益和权力扩展。而且，与这种内涵式扩张相联系的，往往是竞争力位次、占有市场百分比等相对的、开放的衡量标准，而不是胜者通吃或任何形式的排他性占领。因此，相对于类似“摊饼”的外延式扩张，这种内涵式扩张往往给竞争对手以反败为胜的希望（虽然通常是虚幻的），同时也为其留下了相对更多的选择空间，使得其他感受到“威胁”的国家缺乏足够的动力来进行联合反制，进而降低了冲突的可能。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成超大国家扩张过程中制度相容性的一种体现。

制度取向的相容性还体现在美国自身的制度偏好上。可能是因为承袭了英国的政治文化传统，美国在海外扩张过程中也十分注重运用制度设计和制度化安排来争取和巩固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即使在对拉美这一“后院”的争夺中，美国在1890—1900年间也较少使用直接的武力干涉或建立直接控制式的霸权，而是更偏好于确立某种地区性的制度安排来实现并巩固自己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国务卿布莱恩所力推的“泛美体系”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美国这种还处于萌芽状态的“制度性霸权”与英国式的霸权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在思想根源上相同，在具体内容上相近，在价值取向和利益取向上相一致，从而使美国的崛起与扩张总体上成为当时国际制度体系的一个有利因素。

再看一下地缘战略取向。这是美国1890—1900年间海外扩张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美国外交文件和政治家的私人信件基本都没有谈及这一点，正如英国外交文件和政治家极少谈及“势力均衡”一样。从地缘上看，美国海外扩张的方向选择是非常清晰的，主要是向南和向西，其中前者指向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后者指向太平洋和东亚。在这两个战略方向，英国和其他欧洲列强虽然也有利益存在，甚至有一些军事基地，但远非其核心利益区。美国选择这两个方向进行重点扩张，不仅有利于发挥其地缘优势，而且阻力较小，不易和欧洲列强特别是英国发生正面碰撞。尤其在太平洋方向，英国等列强的利益和力量都比较薄弱，因此美国涉及海外领土的“要点式扩张”主要集中在此，而且是以一种比较张扬的姿态来进行的，整个扩张进程基本上都按照国内政治的步骤来进行。相形之下，美国在大西洋方向则十分谨慎。除了努力将商品打入欧洲市场外，美国力避造成任何向这一方向扩张的印象，甚至对于非洲也是如此。事实上，到19世纪末，非洲是美国发展最快的两个海外市场之一（另一个是中国），但由于欧洲列强在此利益过重，美国商界和政府就有意无意地将其忽略，根本没有将其作为一个扩张的选项。这种态势差异同样体现在军事方面。1890—1900年是美国海军发展的重要阶段，但在不同战略方向的部署和运用上则有很大区别。在太平洋地区，美国无疑将其作为一个可以放手进攻的方向，“几乎可以用上我们全部的舰队”。但对于大西洋方向，美国的海军则始终保持一种防御态势，确保不挑战英国皇家海军在这一海域的控制权。这种类似“西攻东守”的地缘战略取向虽然不见诸美国的政府档案，但在美国的政策实践中则体现得非常充分，是其顺利实现海外扩张而未引起多少反弹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相对于浩瀚的现实来说，上述简短的分析仅仅是窥豹一斑，反过来，从1890—1900年这一小段历史推导出太多结论也会引起过度解读之嫌。正如美国的“例外论”一直经久不衰一样，实际上每个超大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说是一种例外。但是，像制度、成本和战略等反复出现的、具有某种规律性的要素，可能永远值得人们思考，没有止境地思考。

本文选编《帝国定型：美国的1890-1900》。特别推荐阅读此书完整内容。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如转载需要留言说明。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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