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孟一衡（Ian M. Miller），直译为伊恩·M.米勒
美国圣约翰大学历史学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环境史、中国史
历史学家经常注意到海军所用木材对帝国缔造的重要性，特别是对早期近代日益增长的竞争。大约从1500 年开始，火药武器、新造船技术和海外殖民助长了地中海和大西洋列强之间的海军竞赛。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海军从为人们所颂扬的陆军运输转变成海上作战的特种部队。正如罗伯特·格林哈尔希·阿尔比恩 （Robert Greenhalgh Albion）在对英国海军的经典研究中所显示，木材是建造一支专门舰队的关键制约因素。造船木材的供应一直是 早期近代欧洲治国之道的焦点，这点应不足为奇。虽然关于亚洲的文献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很明显，类似的考虑影响了从红海到黄海的各个帝国。造船木材是帝国的基本成本，但它也是一种战略性的投资，是日常物资流通与权力投射的关键。某种程度上，中国1100—1430年间的水军发展，是对几个世纪后的欧洲列国海军竞赛的惊人预演。在12世纪到13世纪，宋朝、女真族金朝和蒙古族元朝之间的激烈战争刺激了包括使用火药武器、大规模建造专门战船以及发展独立的水军机构的快速创新。随着元朝再次统一中国，蒙古舰队进一步向海外扩大国家版图，确保藩属国的忠诚，并垄断从日本到爪哇的贸易。
元朝在14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覆灭，引来了另一波水军战争，其中包括历史上最大的内陆水上战争之一的鄱阳湖之战。明朝统一中国后，也开始向海外派出水军船队。1405年至1433年间，明朝著名的“郑和下西洋”一直航行到印度和东非。像水手的罗盘和火药武器这样的技术在宋朝海上扩张期间逐渐发展并传播至欧洲，影响了大西洋上的海上军事竞争。19世纪，当欧洲人挑战中国的海上统治地位时，使用大炮和导航等工具，其实都是来源于中国的发明。然而，在其他方面，欧洲和中国的经历是不可比较的，因为与同时代的欧洲人相比，中国人面临着非常不同的资源地理条件、战略考虑和政治局限性。例如，将“郑和下西洋”——美国世界历史教科书中唯一提到的明朝中国事件——与欧洲的“地理大发现时代”进行比较是非常有误导性的。
本章没有进行抽象的比较，而是试图回归物质条件和制度的限制性背景，来建立对中国海事行为更深入的了解。虽然船只可以被抽象为一个宏大的战略布局棋盘中的一枚棋子，或是官僚手中分类账上的一行，但它们归根结底是由木材建造的。木本植物的结构特征不可磨灭地塑造了由其材料建造的船只的形状。造船者为水下船体选用了比桅杆或甲板种类更多的不同特性的木材，长江杉木展现出与红松或福建樟木的不同之处，更不用说欧洲橡木了。船只的建造也为不同水域的不同目的服务。特制的“海鹰号”与谷物驳船或三板的渔船截然不同。总之，造船需要大规模的木材供应。帝王可以想要多少船就下令建造多少船，但造船厂只有在木材原料充足时才能满足帝王的要求。在中国，木材、水域和机构组织这三个制约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强化了将海事领域划分为三个主要区域。在中国水军的三个战线中，长江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如果没有对这条大河的控制，南方政权就无法保证自己不受攻击，北方政权也无法指望控制南方。几个世纪以来，长江一直是水军作战的主要地点，围绕快速划桨发展了一种独特的军事文化，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即端午节。长江上的舰队还使用车船逆流航行，以及楼船来包围河边的要塞。长江船坞在杉木的中心地带建造船只，从桅杆到木板几乎每个部件都使用这种单一的、生长迅速的、耐用且笔直的木材。长江也是木材贸易的中心，拥有可观的木材关税收入和成千上万的木筏可供交易。这使长江地区成为一个建造船舶花费相对较少的理想地方。正是在长江，宋朝建立了东亚第一支强大的水军；蒙古人为攻占日本也建造了大量的战船；明朝还建造了驶往印度洋的宝船。水军行动的第二个主要区域是南中国海，虽然它的战略重要性低于长江，但至少在商业上同样重要。南中国海将中国与向西延伸至阿拉伯和东非国家的“季风贸易”网络联系在一起。直至11世纪，这些长途线路一直由旅居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印度人控制。但在1070 年贸易限制大幅度放宽之后，来自福建和广东的商人开始在南海贸易中取代外国人。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中国国家一直致力于控制南中国海以主导这些贸易。与长江船舶相比，南海船舶的建造用途不同，通常采用跨越海洋时较为稳定的V形船体，而不是穿越浅水滩涂所需的U形船体。由于东南沿海独特的环境条件及其与东南亚的密切联系，福建的船坞融合了来自印度洋国家和马来半岛的技术，用樟木、柚木和杉木等木材来建制船舶。在东南沿海地区，造船厂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也截然不同，那里的官员喜欢强迫商船服役，就如同喜欢自己建造商船一样。第三个独特的区域是黄海，位于朝鲜和华北之间。从长江到北京和辽东的海上航线穿过黄海，到朝鲜的海上航线也是如此。在北方和南方受不同帝王统治的时期，黄海战事频繁；当大运河无法通航的时候，这里也是重要的运输路线。与南中国海相比，黄海的潮汐和风向是非常不可预测的。为了充实黄海水军数量，中国和朝鲜都从附近群岛和半岛的渔业从事者和走私团体中招募了“海盗” 水军。黄海船舶的设计既不同于长江的航船也不同于南海的大型贸易货船。在朝鲜和辽东地区，主要是用松木建造船只。与中国南方不同的是，中国和朝鲜的黄海造船厂都倾向于征召徭役伐木工来供应木材，而不是向商人征税。为了统一中国，一个有雄心壮志的帝国必须统一这三个海事领域，并获得这些领域在东海交叠区域的控制主权。这需要从战略上掌握不同风向和潮汐规律及应对模式；还需要掌控多种森林生态条件和将木材运送到所需水域的机构组织。在帝国建立的初期，宋朝、金朝、元朝以及明朝都集结了由渔船、商船组成的不正规船队，甚至匆忙建造了不适合航海的船只；如果可能的话，他们还会从他们的前朝和对手那里缴获战船。这种掠夺式建设水军的方法，有时能在短期内奏效，但并不是长期维持海上力量的基础。更为成熟的帝国面临着截然不同的挑战：如何使其水军力量可持续地发展。南方内陆的森林已然使水军顺畅运作。理论上讲，水军官员只需将运来的杉树原木转变为以杉木建造的船队即可。然而在实践中，把树木变成木材再转变成船只的物质和体制的转变绝非易事。宋朝在建立之初的几十年里，尤其在960年至979 年征服南方的战争中发展了一支强大的船队。在此过程中，船队建立在前两个世纪造船业、港口建设和运河疏浚发展浪潮的基础上。但一旦宋朝统一全国，就大大减少了水军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水军只不过是附属于厢军的小型分队。这些小船队在巡逻、剿匪和水军训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如此，宋朝统一南方后，水军的重要性大大减低。在11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唯一的专业军事船队是皇家卫队的精锐“虎翼”和广东的东南海巡逻船队。虽然它们都掌握早期包括火箭、火炮以及新型远洋船只在内的诸多发明，但水军发展并不是北宋时期的优先事项。在下一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宋朝一般会在有大量可用劳工的地方或有广阔的林地的地方，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的理想之地建造船只。长江驻军为防卫内河建造战船，而远洋船舶则在广州建造。驻军在森林茂密的浙江采伐与经营山场，以供应船坞造船。转运司建立了自己的驳船来运输所得的税粮。他们的造船厂集中在长江和大运河沿岸，特别是在树木丰茂的江西和湖南地区。在北宋统治的第一个世纪，造船业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掌握大量劳动力的必然结果。从12世纪初开始，政府的政策开始转向更明智地使用木材。1114 年，国家命令宁波船厂在得到明确的书面许可前停止砍伐正在生长的木材，并使用关税材料代替所需。还对船厂规定了新的期限和预算限制。为了节省材料，朝廷甚至下令将运输船的尺寸从300料减少到250 料。随着船队数量的增长，也许对森林资源需求的压力越来越大，我们看到了第一次节约资源的尝试。这一切都在1127 年发生了变化，女真族军队南下华北，宋朝横渡长江。在试图收复北方的短暂尝试未果之后，宋朝定都临安，发现自己防守的北方边境主要以淮河与长江为界。宋朝政府几乎立即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水军建设，以保卫这条护城河。在撤退期间，中书侍郎李纲恢复了所有水军，并将其改组为两支主要水军军队，一支布置在长江，另一支布置在沿海。这些新生的船队由几十支不同的驻军组成，形态迥异，包括车船、桨帆船、侦察船和平底沙船。为了建立一支更统一的船队，李纲命令造船厂专注于建造一种单一风格的战船，即江南商人使用的大容量、低成本的“鱽鱼船”。朝廷还命令苏州（平江路）船厂建造另外两种类型的船只：八橹战船和较小的四橹海鹘船。为了支付这笔巨额费用，朝廷开始对所有远洋船只征收海船税用于补贴军用。在中央和地方官员以及运输成本之间，这一关税相当于抽取了商人贸易额的7/15（46.67%），这一高得惊人的税率导致了相应的高逃税率。1129 年末和1130 年初，金军给了宋朝船队第一次真正的挑战，他们渡过长江，占领了建康府（南京）和临安府，并将宋朝皇帝逼到海上。随后到达的更大规模的宋朝水军击败了金军，迫使金人退回长江以北。尽管如此，金军再次入侵的危险导致宋军的第二波水军发展。1131 年，浙江造船厂拆解渡船重组为大型战船。1132年，朝廷命令在五条线路上建造980艘战船。1132 年沿海制置使司的成立标志着水军建设达到高潮，它将水军置于帝国管辖之下。专门的水军官员现在被授予与户部对等的级别。宋金战争又持续了十年之久，强大的宋朝水军阻止了任何进一步南下长江以南地区的可能。在宋朝南迁之后，南方的大部分地区盗匪横行。1130 年，洞庭湖上的一位地方宗派领袖发动了洞庭湖起义，并建立了楚国。这位首领很快被俘并被处决，但他的副手杨幺继续在洞庭湖地区进行着抵抗，洞庭湖是一个在湖南地区汇入长江的大湖泊。杨幺率领约40万起义军，从宋朝水军中夺取战船，并在该地建立自己的车楼大船。为了对抗楚国的威胁，宋朝建造了数百艘自己的战船。在1133年，四条河道建造了共约480 艘战船，其中绝大部分很可能是小型船舰。在1132 年到1135 年间，当杨幺最终被击败时，官员们向朝廷提交了多个车船的设计方案，包括小型的四轮拦截船和五轮、九轮甚至十三轮的大型战船。皇帝命令该地区的造船厂总共建造56艘车船。并且造船的大部分费用由木材关税中支出。就像金人入侵导致宋朝沿海船队的建设一样，楚国的叛乱迫使宋朝扩大在长江中部的水军势力。经过20年的相对和平时期，在12 世纪50 年代末，伴随着金海陵王的崛起，宋金冲突再次发生。1150年，金朝皇帝被暗杀，海陵王被推上了王位。他很快下令提高苛捐杂税和杂役力度，以满足他扩张船队、建立帝国的野心。1159 年，海陵王从中国南方招募了造123 船师，在通州建立了造船厂，并雇用了三万名水手。通州船厂严重依赖苦役劳动，派遣了约40万劳役在造船厂附近伐木，另有数千人疏浚运河，使战船能够行驶至大海。随着金人的再次入侵，宋军长期停滞的造船计划也开始重新启动。宋朝朝廷下令福建建造十艘鱽鱼船和六艘更大的远洋船，还命令江南造船厂建造200 艘战船和100艘运输船。正如李纲在1127 年所做的那样，官员们试图为他们的战船制定统一的标准，以确保战船可以作为船队统一作战。如果说宋朝水军在1131 年保卫长江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在1161年宋金战争期间就显得更为关键了。11 月，宋朝船队在山东沿海击败了金军主力的600 艘船只。除了建造结构过硬、航行得更可靠外，宋朝船只还使用了新的军事技术，包括弹射式火炮和燃烧弹。当金军攻占和州时，金军主力水军在长江北岸被击溃，使得他们只能使用粮食驳船作为运兵船，并且用从百姓房屋上拆卸下的木料来继续造船。敌众我寡的宋朝守军抵挡住了金军的侵犯，争取到足够时间让一支庞大的由车船和远洋“海鱼”船组成的船队到达战斗地点，并多次挫败了金军试图渡河的企图。最终，第二次宋金战争并不是由战场决定的。1161 年，海陵王被自己的随从在帐篷里暗杀。尽管如此，宋朝在山东和长江的两次胜利，显示出了其数量庞大、建造优良、航行更稳定的专业化船队的明显优势。宋朝在1164年短暂取消了船舶的建造，但又很快恢复了，并达到了新的水平。在1165 年到1189 年之间，宋朝扩大了现有的五个水军分队，并建立了十个新分队。据不完整数据保守估计，1190年宋朝水军的规模是1160年的三到五倍。宋朝水军在13 世纪初继续扩张，又建立了另外五个新分队，并持续扩大现有的分队。守卫长江口的最大分队，人数多达11500 人。根据部队规模的估计，它可能拥有至少50艘大型战船和数百艘较小的船只。大多数其他分队的规模大约是这个规模的三分之一到一半。与此同时，新设施仍在继续增加，战船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包括拥有42个桨的战船和型号是早期船只四倍的海鹘战船。除了在水军造船厂建造的船只外，南宋还依赖于购买、借用或委托使用的商船。1127 年宋朝都城南迁后，政府立即从福建和广东的商人那里征用了600 多艘船只，并对船只实行三个分别为六个月的征用期。在1132 年，所有梁宽超过1.2丈（大约4米宽）的船只都被登记为巡逻船。在1161 年战争之前，海外商人共向宋朝水军贡献了436 艘船只。商船巡逻和对水军的贡献都延续至宋朝覆灭。考虑到私人贸易的规模，这是一种有效充实水军的方式。截至1259年，仅宁波、温州和台州三个港口就有近4000 艘船梁宽于1丈（3米）的船舶登记在案。宋朝还依靠私人造船厂建造官方水军船只。在整个12世纪，泉州并没有官方的造船厂，但接受委托建造水军船只。朝廷还授权另一个造船中心——宁波国营甚至私营的造船厂。利用从宁波到广州的繁荣贸易往来，宋朝将大部分沿海防御工作外包给私人商人，并将大部分造船工作承包给私人造船厂。从1127 年至12世纪末，南宋的水军建设，其优势在于贸易实力。与北宋造船厂依靠军事伐木者供应木材不同，南宋几乎没有使用强迫劳动。在官方文献记载中，只有1161年的一项战争紧急措施中明确提及了劳役的出现，但在1164年宋朝政府专门下达法令取消了这一措施。在1160年前，朝廷只是花钱用于购买木材，并且假设是可以在当地市场上买到的。但在1161年后，由于水军战略基地建在缺乏木材的地区，朝廷派遣官员对于在哪里和如何购买供应品作了具体指示。在长江沿线，造船业主要通过木材关税来融资和供应木材。在沿海地区，船队是被迫服役的商船和靠海外贸易关税获得资金的战船组成的混合体。但在整个南宋，水军的力量是商业财富特别是木材市场的延伸。—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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