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法国旅行前想找一本关于法国史的书籍阅读，在自己书架上寻觅了半天，没有找到一本合适的，倒是看到了这本法国人写的关于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在18世纪晚期来访清朝皇帝的的历史著作。也罢，这也是想找机会阅读的书籍之一。因不通法语，无法阅读法文书籍，只能通过翻译作品来了解一下法语世界中的中国学研究工作，其中大多是中译本。马戛尔尼使团在中国的旅途行程与当时正在进行时的法国大革命进程平行发展。有趣的是，文中有意将两者的经历事件串联呼应：欧洲的动荡演变（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法国大革命进入激进阶段）与中国帝制的威严高尊互为映照。在使团离开京城前最后一次礼仪那天，法国国民公会通过最高刑法，更多的人走向断头台。这样想来，也算是与法国旅行有点关系吧。
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经历的故事已经读到或听到各种流传版本，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封闭帝国在大门被打开之前的详细描述，读下来既令人惊讶又似乎熟悉。这本书法文版出版于1989年。作者是法国学者阿兰.佩雷菲特。史料主要依据马戛尔尼使团多人当时的记载，参与其过程的传教士的文字，作者在中国收集的史料，特别是档案中找到的乾隆皇帝与当事官员的来往文案等。按照作者的说法，这些参与者和见证人像是30多部摄影机，从多视角，多时点再现这段历史。当然，这不是摄影般的再现，而是从作者特有角度甚至是居上临下的眼光的解读。作者不是科班史学家，也不是中国学专家，在60年代，70年代来中国，出版过关于中国的书籍。也许正是非科班出身的角度，这本书使用资料和观察颇有新鲜感，有独到的角度和关注点。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年份，1793，距离鸦片战争尚有半个世纪。18世纪末的中国与英国，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一个是自认为“天下唯一的文明国家”，另一个自称为”世上最为强大的国家”；一个自居天下中心的封闭社会，一个是不断追求开放市场的殖民帝国。它们的相遇，是两个世界的撞击，是两个世界观—宇宙观与天下观—的碰撞。这本书读下来的一个重要收获是，从那些初来中国的外国人眼中看到的18世纪晚期清朝盛世的光景，这些镜头是那些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司空见惯不假思索的：米饭饮食，水田耕种，河畔拉纤人面目表情，夜间打更，敬重老人，崇拜祖先，峭壁上身系绳索耕耘的农夫，对落水人无动于衷。令使团人们震撼的是“双脚残废的”小脚女人。更为令人深省的是作者的视角：这是“自愿”的行为，因为小脚的娇美带来的性感。犹如使团看到的中国盆景，以结扎捆绑的形式来顺从主人意愿而生长，让我联想起龚自珍当年的愤慨之言。当然，使团成员打交道最多的是官府当差的各类官员，长官面前尊卑相待，皇帝画像面前下跪，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另外给使团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不仅官员之间，僧徒间也是如此，而且将夷人使团成员也区分等级差序对待。使团进入中国后，大多时间在近海或沿河乘船旅行。进京后也被关闭在与世隔绝的一隅，所以他们看到的社会方方面面只是匆匆路过时的几个镜头而已。还好，他们有自知之明，知道在嘲笑异国风情举止的同时，他们自己也被那些岸上人和中国官员当做嘲笑对象。马戛尔尼使团的使命是与中国皇帝接触，借以打开中国大门，通商贸易。据文中介绍，这是首次藩国使团之外的外国夷人的正式谨见。之前已有传教士，藩国人士，包括俄国人来访，但没有如此对等国家之间使团来往。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国家在近代碰到一起了。连接它们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带着各自的逻辑：一个是殖民开发，不断叩开各国大门；另一个自居天下中心，实施朝贡体制。于是，一开始就是制度不兼容性的碰撞，其核心是：礼仪，秩序所载。礼仪之重，重在等级秩序。一方面，中国皇帝以天下中心自居，将各国分为三类：黔首，熟番，生番。“所有的外国使团都被登录在藩属使团之列”。依惯例，要求使团以“藩国”身份谨见，按照礼节，行下跪礼节。另一方面，使团要求对等原则，以对待英王的礼节—单腿下跪—来觐见中国皇帝。在中方看来， ”把两国君主等同起来是荒谬的：世上只有一个皇帝，他就是天子。其他国家的君主只是些小国王而已。… 皇帝反复强调说：‘我们应该使这些英国人敬服：向他们展示我国体制的效率及文明的优越性。’这是以后两个世纪里中国与西方关系中的另一个永恒不变的因素。” (149)作者评论道：“一方觉得自己处在历史的先进地位后就不愿放下架子，而另一方则认为礼仪永恒不变，它是文明的基础。两个世界正是通过礼宾上的困难相互撞击着。” 但真正缺位的是关于世界和国际关系的共享理念。中国的天下观与欧洲近代国家而来的国际关系观念毫无交流，鸡同鸭讲，要说服任何一方，使团或皇帝，都不可能。结果是，英国使者行使了单腿下跪礼节，意义各表。英国人按他们的说法向英国人解释，此举表示独立。中国人按自己的说法向中国人解释，表示臣服 （180）。英国人认为单腿下跪是一个大国国王的特使对打过皇帝表示尊重的合适方法。而在中国人眼里，这是一个粗俗的人表示臣服的粗野方式。与此相关的争论是：使团带给皇帝的是“礼品”还是“贡品”。而且，使团不是“钦差”，而是贡使或藩使，因为前者将英国国王与皇帝平起平坐。最为有趣的是中国官僚在伴随使团一路北上所扮演的角色。一方面，他们秉承皇帝之意，一意说服马戛尔尼行跪叩之理；另一方面，对皇帝不断谎报，瞒报，两边和稀泥。假报英国人在学习跪叩礼节，但可能会遗忘，云云。期间，对皇帝说，使者不懂礼节，“后经传谕训诫，颇知悔惧”（185），似乎使者已经让步。于是，数月里官员与使团间来来往往，忙作一团，各种暗示，反复请示、汇报、批示，都是围绕着使团是否行使跪叩之礼这一问题。皇帝的指示在苛求和宽容之间摇摆。“待之愈厚，则其心益骄”，事关皇帝作为天下中心的问题。主办大臣被训斥降级处分。“出于等级制度底层的官员的主动性被高层官员扼杀，高层官员反过来又像失去冷静的高雅人士那样激烈地指责底层官员无所事事。” (147)叩头礼节的漫长争议之后，才注意到使团带来的英王要求之要点：建立一个常设外交机构。“对此没有任何妥协余地，” 而断然拒绝之。按照作者的说法按照作者的说法（94），马戛尔尼去中国是带了一些经受了时间考验的原则的，他原以为这些原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他现在发现这些原则打不开中国的大门。作者花费了许多笔墨描述返程路上马戛尔尼与皇帝使者松筠的互动。“两个人交谈，中间只隔着一杯茶。看法是，正好相反的两个世界。马戛尔尼自我汇报，他分析，思考，探索。松筠则向皇上禀报：“该贡使等倍沐皇上恩待，辞色之间颇知感念。又见天朝法制森严，兵威整肃，亦颇形凛威。将来令其在船顺道观览，俾知民物康阜，更足以慰其倾心向化之忱。” （293）教会人士也在其中扮演了中介角色。作者评论道，传教士与中国官僚同流合污，不想让中国人民获取科学知识。“这个制度之所以能持久，那是因为天朝官僚体制及其西方的配角都有共同的利益。维护那永恒不变的制度的人从中获得利益，而这些利益又保障了永恒不变的制度。” (99) 作者观察道：“中国是一个讲究用词和姿态的帝国；用赞美颂扬之词谈论中国就意味着同意进入中国体制，这就等于作一次精神叩头。斯当东常常作精神叩头。为了保住面子，这种精神叩头应该看做是逢场作戏。他的同伴拒绝这样做：于是，他们看到了现实的中国与想象的中国间的差别，甚至忘了对中国人说来，想象的中国也就是现实的中国。” (137)碰撞中的这两个世界距离有多远？读一下文中复制的乾隆皇帝给英吉利国王的复信全文（pp. 249-250），即可大开眼界。作者如此评论道：“这份恢复了原貌的敕书…是我所知道的给人印象最强烈的变态的典型… 对于一个民族—一个文化，一种文明—来说，这种变态不仅表现为自视比他人优越，而且在生活中认为世上惟有他们才存在。我们可以形象地称之为集体孤独症。” (251)“要感知同一世界，必须属于同一世界，也就是说要具备同样的心理结构。英国人和中国人间的状况并非如此：两者在对方眼里都是精神病患者。提出体现互相平等的仪式纯属荒诞可笑：一纸无知的文件。” (172) 作者最后的反思：马戛尔尼使团不承认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因此他们并不比中国人看西方时表现得更为豁达。… 他像中国人一样具有排他性，只有一种文明，即西方的文明，所有的人都要想这种文明进化。… 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大历史背景是18世纪中叶的英国工业革命和伴随使团在中国旅途相行的法国大革命。欧洲走出中世纪后，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国家间竞争的浪潮中进入了近代国家的时期。此时的清帝国还是在帝国时代，正是乾隆盛世，四海升平，藩国使团进贡谨见，络绎不绝。作者注意到，在那个时代，中国的邮件传驿的速度很是惊人，北京到广州的信件只需要10天。但非官方的邮政，如传教士的信件，则需要3个月。比较而言，在欧洲包括英国，邮政是公共事业，对所有人开放。作者评论道，历史趋势正在发生转变，1796年光学电报出现，10年后蒸汽船问世，再过20年出现了铁路。这一切都大大加速了信息传递速度，清朝随之被远远甩在后面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英国人在1860年火烧圆明园时发现，马戛尔尼使团送给皇帝礼品的大炮和炮弹完好无损地仍在那里，从未使用过。它们被重新运回伦敦。据作者记载，马戛尔尼使团的中国之行，改变了欧洲对帝制中国的看法。“马戛尔尼及其伙伴是来提议进行交往和贸易的，但他们在中国社会里见到的却是一个封闭社会的典型。那里的制度犹如台球那样结实—它是那么完整、精确、苛求，以致想不服从就会冒很大的风险。要摆脱它要么靠贪污舞弊，或者靠惰性—即什么都不干，—而极少靠积极性来实现。… 马戛尔尼使华是自由贸易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和对此最无动于衷的国家之间的相会。”（3）作者提及，黑格尔关于中国的看法，受到斯当东的《纪实》的影响。中国成为欧洲人的一面镜子，“在看到中国停滞时，他们也更感觉到自己的运动… 当它们看到中国惟一的人的实体就是整个集体时，就认识到西方人的力量。… 竞争与革新就是他们的财富和强盛的动力。” （472） 这本书出版于1989年，正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发展的前夕。如果作者在目睹中国巨变的三十年后的今天来写这本书，想来口吻和思考会有所不同。阅读中我想起Skinner关于中国的开放与封闭的讨论。他注意到，在中国历史上以及各地区域性范围中不时出现开放与封闭的周期性现象。当年，马戛尔尼使团海上航行历时9个月，方才于1793抵达中国，现在的世界已经成为地球村，国家间来往犹如村落间走动来往。但也不难看到，这个世界也很容易再次关闭隔绝。后记：读了一部分，便放下去旅行。回来后看到行前留下的笔记，索性翻阅一遍，再记一番，又放下了。今天又看到，趁机修订一下，赶紧发出，也算对自己有一个交代，否则又会束之高阁了。
本文来自周雪光教授的微博，特别推荐阅读相关著作。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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