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雪光 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八月中旬在巴黎旅行的第一个参观点是拿破仑去世200周年的展览，主办方将各大博物馆有关拿破仑及其家族在法国大革命后几十年建立帝国、征战欧洲的辉煌与衰落的历史文物汇集展出，其中有从拿破仑一世到拿破仑三世两个帝国的记载描述。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几十年中，围绕着共和国、拿破仑帝国、波旁王朝、第二共和国、第二帝国，第三共和国，等等，经历了革命、复辟、反复辟的反复周折，留下了值得咀嚼的一段历史。
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翻译）一文就是针对拿破仑侄子于1851年第二帝国复辟而写下的讨伐檄文。读完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后，激发起进一步阅读这个主题文献的兴趣，于是想到了这篇文章。第一次接触到这篇文章还是在“文革”中的高中阶段。那时懵懵懂懂，读下来尚不及一知半解，只是记住了有关“悲剧-笑剧”之论和法国农民像马铃薯的比喻。这次重读，也是想知道一下这篇文章为什么会被选为经典著作之一。
据恩格斯所记，这篇文章大约写于1851年12月中至1852年3月25日。现在来看这篇文章，政论性大于研究性，但展现了马克思所特有的思路和精辟分析。恩格斯在其序言中如此概括：“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它们的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这个规律在这里也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马克思持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法国大革命及其间发生的一系列暴力行动，在不同阶层中（如旧王朝势力，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等）各有不同反应和随后反应，也反映在复辟与复辟的拉锯状态。在这里，马克思旗帜鲜明地站在了这个运动最为激进的推动者工人阶级一边。不出意料但仍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马克思使用了他所创造的阶级分析方法，辨识在不同人物和政党派别背后的阶级利益，相关的口号诉求和策略，及其阶级间相互关系和冲突，如地产与资产之间的争夺与妥协，即资本与地主世袭权力之争，小资产阶级与工人的联盟，以及无产阶级的位置和诉求，等等。例如，在评论不同党派联合与分离时，马克思写道，“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代表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当然，一旦近距离观察阶级关系，将其放在显微镜下，便显示出眼花缭乱的政坛起伏、党派争斗、政治人物的言辞举止和走马灯般的登场下场的动态系列，并不总是如阶级斗争辞藻那样清楚明了这些特点在这篇文章的分析中贯穿始终。由此想到，毛泽东当年提出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说法，似乎是马克思阶级分析在中国土地上的回响。以我有限阅读得来的印象，在马克思学说兴起之前，阶级界限和阶级斗争在中国语言中鲜有出现。阶级学说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以及中国基本组织制度—家族制—截然不同。前者以经济地位和利益来区分群体，而后者以血缘关系和此基础上的亲疏关系建构群体。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革命如同俄国革命，都超越了本社会传统历史轨迹。但犹如法国大革命一样，它们最终还是不能摆脱历史的千丝万缕关联，欲冲破这一历史网络而不得，只能在互动中争斗、纠缠、妥协和交融，进而演变。这也是马克思这篇文章的一个主题，即任何变革，包括革命，都不能摆脱历史。革命的冲击导致政权交替，但不能打断历史的延续性。“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这段话可谓经典。的确，法国大革命造就了拿破仑，而随后拿破仑在欧洲各地征战，与此同时传播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原则，推翻旧制度，自以为会广受欢迎。但实际上并不总是为当地人所接受。记得展览中有一个情节说，拿破仑出征西班牙，以为帮助西班牙人民推翻宗教和旧政权压迫，享受法国大革命带来的平等自由，不料遭到西班牙民众和武装力量的奋起抵抗。即使在国内也是这样。马克思批评道，国民议会与波拿巴的斗争中软弱无力，拱手让出历史进步。但法国历史上的议会、司法曾长时段里屈就于王权的意志之下。因此，马克思痛斥的行政权（皇权）对立法权（大革命）的胜利这段历史，也恰恰反映了历史延续性。为什么会产生波拿巴政变和帝国复辟？马克思指出波拿巴政变基础来自法国农民阶级，并提出了关于法国农民有如“马铃薯”比喻和精彩分析。让马克思直接表述吧：“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 “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马克思对于法国农民的土地制度以及其上产生的经济利益做了进一步分析，并提出，“随着小块土地所有制日益加剧的解体，建立在它上面的国家建筑物将倒塌下去。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国家中央集权制，只能在和封建制度斗争 中锻炼出来的军事官僚政府机器的废墟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关于法国农民的分析，特别是关于其土地制度与农民阶级均质特点的讨论，与托克维尔关于法国农民的描述分析如出一辙，以致我不由产生想象：托克维尔是否受到马克思这篇文章的启发，还是英雄所见略同？进而想到，马克思与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及其来龙去脉的分析，有若干相同之处。其一，两者都强调历史的继承性、延续性。其二，两位都认为，法国革命建立在旧制度中央集权基础上，继承和强化了中央集权的功能。两者都关注到政府机构和官员本身的意义。马克思强调，政府官员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这个行政权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50万人的官吏队伍和50万人的军队。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专制君主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同时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 托克维尔的分析中，也指出了中央集权下官员的一系列鲜明特点。也许正因为没有拘于阶级分析，托克维尔注意到了官员本身的许多行为和特征的丰富性。我联想到韦伯在《politics as vocation》一文中，在讨论一战德国战败后可能面临的政权更替时，提出政府科层组织可能成为政权变更的稳定过渡机制。显然，在不同视角下，政府科层组织扮演不同角色。但更大可能是，他们看到的是不同社会中的不同性质的政府组织（及其背后的阶级关系）。比较两者，马克思这篇文章偏时政政论色彩，聚焦于法国内部和不断变化的局势。相比之下，托克维尔借后见之明，对法国大革命的整个历史过程进行了更为系统和整体性的分析。马克思文中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法国大革命中，其进程为无产阶级推动而越来越激进，直至失败；而在七月革命的第二共和国期间，其随后进程为旧势力（保皇派、资产阶级）所操纵而越来越倒退，直至复辟。展望未来，马克思的预言隐含了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历史趋势，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阵营日益对立冲突，而其他阶级派别消失吞并。因此，马克思预测，随着农村土地制度的崩溃瓦解，农民阶级分化，无产阶级革命会再次登上历史舞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然而，这个呼吁和期待迄今没有实现，法国历史目睹了共和国再度兴起，虽经二战中断，但至今富有生命力。法国大革命提出的基本观念传遍欧洲大陆并得以普遍实践，进而影响到世界各地，仍然是当今世界文明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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