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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复制的“美国百人会” I 子夜@北纬49゜

Original ChineseInNY 纽约时间 202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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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 子夜@北纬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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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5 篇

无法复制的“美国百人会”

【摘要】

美国百人会不仅以它名称的美学意义构成强烈的识别符号，更以它多年来在遵行自己创会宗旨上的成功，而具有特别的意义。这种“特别”包括了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其特殊时空背景的性质，二是因这种特殊性质而形成的不可复制性。之所以“不可复制性”，是因为这是一个在极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也是由有特殊贡献的华裔精英创造的团体。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本身的特定素质几乎是无法复制的。

文：乡庐子夜

在美国和加拿大活跃着无数华人社团，但是，真正能持久和发挥重大影响的组织凤毛麟角。因此，美国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的成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美国百人会不仅以它名称的美学意义构成强烈的识别符号，更以它多年来在遵行自己创会宗旨上的成功，而具有特别的意义。这种所谓“特别的意义”，包括了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其特殊时空背景的性质，二是因这种特殊性质而形成的不可复制性。

在新冠疫情仍然笼罩的情况下，以及在中美两国关系紧张的背景下，美国百人会今年的年度例会是以“可能性：新时代的美中关系”为主题，来自世界各地的与会发言的，都是不同专业和领域的实业家、思想和意见领袖以及领先专家。如同以往美国百人会从来不屑于“名嘴”的过场，而是脚踏实地注视问题和解决问题一样，他们所讨论的美中关系未来格局，有非常具体的切入面，从技术到教育再到金融，提升有关美中关系和沟通的重要分析，而且着眼于为后新冠时代提供“无与伦比的分析和预测”。

在美国充满分歧和形成分裂的现状下，年会当然会出现不同的意见，但是，人们见不到火药味和尖刻的互相指责，而是在专业辩论和商榷的框架内展开不同意见的展示，呈现的是一种正面和健康的氛围。这就是美国百人会的真正特点：精英，专业，创造性。

我们之所以特别点明美国百人会的不可复制性，是因为这是一个在极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也是由有特殊贡献的华裔精英创造的团体。现在看来，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本身的特定素质几乎是无法复制的。

百人会的由来

据百人会发起人之一、著名建筑设计师贝聿铭回忆，早在1988年时他就和前任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商讨提出成立委员会的构想，而到了第二年的六月下旬，贝聿铭接到了很多记者的电话，询问他作为有影响力的华裔美国人对中国发生的事件的反应。而当时中美双方都存在各自的误解和误读，包括许多美国人对中国的瞭解还停留在一个世纪之前（如抽大烟等），因此贝聿铭有一种在中美之间架起沟通和互解桥樑的紧迫感。

他和杰出的大提琴家马友友、Henry S. Tang、Oscar Tang、Shirley Young 和 Chien-Shiung Wu 等合作，从艺术、商业领域约集杰出的华裔美国人，学术界、公共服务和科学界的成员共同加入，在第二年即正式成立美国百人会。百人会明确宣布在以下双重的使命中发挥领导作用并致力建设性的推动，即促进所有华裔美国人全面参与美国社会，并作为华裔美国人沟通的公共政策资源，推进美国和大中华地区人民和领导人之间的建设性对话和关系。

贝聿铭在罗浮宫前。

在一个中美极其艰难时刻创立的这个委员会，由于集结了几乎全美的华裔精英，很快就适逢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即美国和中国近一百年来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段。

八十年代伊始，邓小平访问美国，受到美国人民空前和热烈的欢迎，而中国改革开放展示了一个国家崭新和充满活力的面貌，两个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没有阻碍双边关系的发展。当八十年代末的短暂冲突过去后，中美两国还是寻找到了共同携进的方式。也因此，从九十年代开始，中美双方在克服因突发事件形成的危机（南海军机和南斯拉夫使馆被炸等）之后，在九十年代末到新世纪初形成了有史以来最好的蜜月关系。

在美国一定的默契和助力下，中国争取北京奥运成功和加入世贸组织，在国际上的地位也突然焕然一新。一方面中国人民加入全球化进程对前景充满信心，而美国从中国举办奥运的“还世界一个惊奇”的承诺中，对未来充满了美丽的憧憬。中美两国热络友好的这种势头一直延续到北京奥运并达到最高点。

因此，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直至新世纪最初十几年，即美中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窗口时刻，美国百人会充分掌握了“天时、地利与人和”的历史机遇，确实为美国和中国乃至大中华地区的良性互动起到了正面推介的作用。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怀念的灿烂时光，不但那些曾经作为主事者的老一代中国外交官，即使从年已古稀的基辛格博士，到分属两个政党的前总统乔治·布什和奥巴马，都曾经流露了对那个美好时光的怀念。美国百人会所处的这样历史背景，显然是目前无法复制的。

此后，国际形势逐渐出现逆转，中美关系之间的坎坷越来越多。现在，人们回过头看，那实在是一个非常美好、非常晴朗的年代。美国百人会就是在这样的天时、地利与人和的历史机遇和特殊背景下，得以发挥自己全部的近乎天才式的精英智慧，在中美两国之间，在西方世界和东方的大中华地区形成一座沟通和交流的桥樑。

百人会的成员结构

百人会以其为顶级精英的素质成份，理所当然地承受了历史落下的责任。同其它华人社团不一样，百人会的成员主要由美国一百强企业里任管理或技术岗位的高职人员组成，以及人文和艺术领域里的杰出人才。

这些人都是已经加入美国籍的公民，他们从不掩饰自己对美国文化和价值的认同，支持美国超过五百万华裔美国人全面融入美国社会，并相信美国因其移民传统和多元化的公民而变得更强大，公开宣告“坚信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和所有人平等和公平的基本原则，不分种族、宗教、国籍、性别或信仰”。同时作为华裔，为自己“对美国和中国文化传统的贡献感到自豪”，并致力于改善美中关系，“相信所有美国公民的福祉都受到美中关系的影响，鼓励中美尽可能进行对话与合作，相信只有当美中两国人民找到共同点并共同努力解决世界上最紧迫的挑战时，才会取得进展，呼吁政府和非政府各方作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并和平合作”。

就美国百人会的成员结构来讲，其特点恰恰就适应了当时比较宽松和空间较大的中美关系的背景。同北美所有华裔背景的社团相比，他们在华裔地区资源的统合性优势，不但是非常独特的，而且是非常有代表性意义的。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目前华裔社团的地区来源差别是壁垒分明的，分成中国大陆、台湾、港澳和东南亚地区的社团，有些同类性质的华人社团如会馆等，都同时存在来源地区不同的双重或多重相迭的奇怪现象。

在涉及华人利益需要共同对外的时候，例如反对针对华裔的种族歧视时，不同地区来源的华人就很少能采取一致的行动。但是，百人会的构成打破了这种历史的局限，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整合华裔精英的组织。百人会的成员大多数是在美国受的教育，但他们都具有华裔血统，有的出生在美国，有的出生在香港、台湾和中国大陆，也有来自东南亚和其它国家或地区，再加上大多数都是从事专业和技术工作，与意识形态保持一定的距离。

他们本身不是政治活动家，百人会本身也不是政治组织，因此能以相对的单纯和超脱的姿态，代表来源整个大中华地区的华裔在美国开展活动。像百人会发起人的贝聿铭、马友友等，都是世界著名的顶尖专业人才，他们的出场，当然会产生一定的感召力，能吸附来自美国或者世界不同地方的人，而这些人往往都是在各自工作和研究领域中的领袖和创新者，是美国华裔的先锋和开拓者。

到目前为止，百人会总人数不到一百五十人，却已经有过七位大学校长，八位福布斯的董事会成员，超过二十位的企业CEO。在福布斯排行榜上的常客名单中，在美国《时代周刊》和《纽约时报》等，以及奥斯卡、格莱美、菲尔兹这些优秀奖项中，大家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

百人会“非政治、非牟利”立场

同许多华人社团制造少数“名嘴”夸夸其谈的效应，或莫名其妙的理论“发明”不同，美国百人会是以专业和实际功能进行技术层面的操作为特点，这是一个作为“非政治、非牟利”组织最讲究和最成功的要点之一。北美地区大部分华人社团，都会标榜“非政治、非牟利”，但事实上存在明显的或隐性的政治倾向，甚至夹带一望而知的政党或个人的“私货”。所以，一旦有事发生，极自然地立即形式不同政治派别的自然区隔，大家心知肚明，再空口说“中立”也无人相信。

不是以专业人士和技术专家为主，而是自喻为“时评家”的天马行空式的胡说八道，这样的社团是没有生命力的。在面对敏感的政治话题，或者不敢表明立场支吾其词，或者鬼鬼祟祟装腔作势，甚至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从一开始就丧失了公信力。美国百人会体现的是专业和实务的精神，所谓“非政治、非牟利”的立场从来不会让人质疑。

例如，近二十多年来，对美国发生的一系列包括针对华裔的种族主义现象和事件，美国百人会始终迅速和公开站出来，动用自己的思想和社会资源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抗争。

这里一个成功的经验是，他们不是以特定的族裔利益作为诉求，而是作为美国公民，以美国的价值进行评判，即他们宗旨中所提出的：“坚信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和所有人平等和公平的基本原则，不分种族、宗教、国籍、性别或信仰”，因此，这种抗争非常的坦坦荡荡和正大光明，这就从根本上使自己立于无懈可击，并且经得起任何推敲和检视。

上世纪九十年代，曾经爆发了多起华裔“间谍”案，例如李文和案，还有，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节目中以“间谍”侮辱华裔，曾经造成华裔社区的不安。百人会为此公开站出来，进行追踪并呼吁抵抗这类事件中的种族主义偏见，效果非常明显，如哥伦比亚广播被迫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对全体华裔公开道歉。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政治领域内与种族主义抗争不是简单抗议，实际上是面对一个全社会的综合工程。美国百人会针对华裔本身因传统文化、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的差异，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对华裔本身也进行了一定行为指导和资源咨询，以尽量减少因自己行为方式的误解或误判而陷入不必要的陷阱。

2017 年百人会发佈了一份关于“经济间谍法实证分析”的白皮书，这份报告一方面以事实证明在美国的亚洲人可能面临不公平，在美国政府打击盗窃经济商业机密的运动中种族偏见日益加剧，同时，另一方面也向亚裔提供了相应的法律知识和资源渠道，鼓励亚裔熟悉美国的法律并保护自己。

百人会在相关的指南中，提醒亚裔注意自卫的需要，认为美国法律体系复杂且成本极高，为了避免纠缠入内，一些在亚洲有亲属关系的美籍华人科学家和工程师，应该非常瞭解在更大的地缘政治背景下他们独特的法律风险和合规问题，要瞭解所有适用的美国法律和雇主政策。指引并向亚裔提供法律建议，在边境如何以宪法第四修正案保护不适用于边境搜查，如被 FBI 或执法人员询问，始终说实话，或保持沉默，等等。

百人会始终以美国的法律作为解决问题的大框架，这是一个华裔组织安全和有效进行运作的大方向。在日益尖锐的地缘政治中，亚裔在美国的角色有时会很尴尬，这里就有一个身份把握的问题。作为亚裔或华裔的代表性组织，美国百人会的身份把握得相当到位，这是他们成功的一个关键点。

地缘政治、国际关系、种族主义等等，对华裔来说都是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但是美国百人会被定义为“非政治”组织，这里很关键的一个要点，就是他们完全超脱政党之争或派别之争，以自己认同的美国核心价值和文明特质作为判别的标准。所谓非政治，从本质上就是不在政党政治和政治派别中显性或隐性地选边站，而是以共认的价值标准作为行动依据。

他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而且即使在美国目前急遽撕裂的政治文化中，还能坦然地以自己的价值和资源，勇敢地对那些看似敏感而很多人都避之唯恐不及的话题发声，就在于他们本身并没有陷入政党和派别之争的把柄，不是特定的政治工具，这就是底气所在。

这种底气来源于对“政治”和“非政治”之中“度”的把握。美国百人会既要在亚裔－华裔参政从政中起到示范作用，又要持守“非政治”即中立不党的伦理，是他们政治自律和行为智慧的一种体现。在北美这个地方，注册登记的华人社团有几千上万个，绝大多数都以“非政治”“非牟利”冠名，但是，一旦有政治话题爆发，便立即形成壁垒分明的政治阵营，或者誓不两立，或者老死不相往来，几乎很难形成对当局政治和政策的问责和追究力量。

华裔来自大中华地区的两岸三地和东南亚，有一代、二代和三代移民之分，这种复杂的成份也形成华裔社团在意识形态上的多元化乃至对立和冲突。在往昔岁月晴好时，这种政治上的色彩对立可以压隐下去，但一旦居住地和原居地的国家和地区出现政治利益冲突，或者居住地本身也因此形成政治分裂和社会分化时，许多社团的宣示就无法把握“政治”和“非政治”之中的这个“度”，或者声嘶力竭地加入政治口水，或者以冷漠和回避的方式无所作为。

一些伪政客或政治骗子，会从中投机取巧，以所谓的“中间立场”进行明显党派意识的政治动员。结果，本应形成的华裔团结一致对政治和社会的问责演变成“内哄”或“窝里斗”。近几年来，连主流社会的媒体也注意到有些社团把原住地的政治分裂也移植过来，经常吵个不休，也实在好奇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状况。当然，相比美国百人会的成功模式，这些都应该是属于低级行为或低层模式，所谓把握“政治”和“非政治”之中的“度”，甚至连讨论的基础也没有。但是，假如族裔社团这种劣质文化无法得到清理，甚至以此自得其乐的话，所谓的融入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百人会个人的道德情操和奉献精神

美国百人会之所以无法复制，还在于这个组织所构成的基本要素中，组织者和运作者个人素质具有公认的道德情操和奉献精神。人们注意到一个事实，百人会最早是由若干世界级著名人士发起、运筹和创办的，一些个人因素起到了相当重要和关键作用，例如贝聿铭、马友友，以及后来不少重量级个人，但是百人会从来都不显示任何个人色彩，在他们的网站上没有所谓“创会会长”和明星效应之类的虚名，也没有拉一些挂名的政客作大旗，而是严格按照西方社会的惯例进行社团管理和处理日常事务。

在百人会里许多是大企业家和专业管理人员，但是从来也没见到哪一个人会利用百人会的活动推销自己的产品或变相的签售活动，相反，进入百人会的都是默默进行奉献和捐助。这里不是什么个人显示或吹嘘的舞台，包括会长和总裁的管理层都是定期改选产生的。不同于其他的华裔组织到处拉人头尤其是“金主”，百人会的入会资格十分严格，必须由会员推荐，并经其他所有会员审核过关后才予以接纳。

百人会因此而具有的道德和情操的声望，使他们在开展各项活动中都受到信任和支持。这种单纯性也得到两岸三地政界的信任，百人会与海峡两岸互动频繁，疫情之前曾多次组团访问两岸，与两岸领导人或政要会晤，尤其是1992年两岸历史性的新加坡辜汪会谈，就是由汪道涵委请百人会成员向李登辉等人转达意愿后促成的。

没有一定的目标理念和道德情操，就不会有如百人会那样的大格局，而这种大格局却不是那么容易复制的。多年来，华人社会对一些族裔社团的散乱现象烦不胜烦。

有的人拉几个亲朋好友就成立一个有响当当名称的社团，其实就如同小作坊。没几个人却有一大堆“头衔”，放在名片上也是挺吓人的。这些社团虽然名义上冠冕堂皇，但由于摆脱不了“小作坊”的陋习，充斥“私货”，甚至不加掩饰地利用活动推销自己粗制滥造的产品，讲穿了不过是一种变相的消费甚至是剥削他人。几个人的社团，有时会为了谁当会长，谁掌握公章而打得不可开交，甚至闹上法庭，华人社会看了惨不忍睹，主流社会看得却莫名其妙。

除了那些有如“乌合之众”的社团外，即使一些稍微严肃和有正规设计的社团，有的也照办了原居地那种“内卷”文化，只有几个人或二三十人的团体弄得繁文缛节，空忙了一阵后不知做了什么事情，有的则沾染“占山为王”的恶习，小小的机构动辄封官许愿，把一个社团弄得鸡飞狗跳。华裔社团多如牛毛，恰是反映了那种早就应该改革去掉的“一盘散沙”文化。美国百人会的成功就在于它的大理念和大格局，这不是那种“小作坊”式的行为模式所能做复制的。

美国百人会之所有如此的大理念和大格局，是建基于它由顶级精英组成的，用一种通俗的话说就是“精英中的精英”，这种精英的素质和修养几乎是无法随意复制的。就发起和创建百人会的那些华裔精英来说，他们具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基本上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接受和完成教育的，观察问题角度和思维方式几乎与西方文化完全一致，但是，他们同时对中华文化的传统有深远的瞭解和传承的迫切感，这种中华文化的情怀没有囿于政治地理（如两岸三地不同的意识形态矛盾），是超越政治偏见和意识形态的，他们尤其期待将来自儒家文明地区的优质文化贡献给西方社会，而这种贡敌的方式和途径又是完全适合美国这样的政治和社会模式的。

他们的能力和智慧不仅仅是表现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和职业成就，而且在百人会运作的模式中展示了成熟和负责任的技巧和智慧。这才叫真正的精英。以创办人贝聿铭为例，他基本就是一个中西融汇的人物，是苏州望族之后裔，父亲从事外交，随家庭足迹遍及香港、上海、欧洲和美国等，并在美国完成学业。

贝聿铭在建筑设计即使成名后，也经历不少挫败，如承担波士顿汉考克大厦的玻璃幕墙脱落事件，几乎把他打入人生谷地。但是，以他的创作思维，他后来仍然坚持在罗浮宫的建筑设计中完成标志性玻璃塔也称金字塔，此设计当时一度遭到法国各界猛烈批评，但最终他的设计被接受了。金字塔后于1989年落成揭幕后并成为重要的文化和艺术地标。这是典型的西方后现代艺术的代表作，而他在北京设计的香山饭店充满秀丽写意的中国文化意韵，其实暗示了他在沟通中西交流中具有的得天独厚的智慧和能力，有些甚至是天赋的。

当贝聿铭这种建筑上的创新衝动被引入到像百人会这样的社会事业中，那麽政治上许多不可能的事都会变得可能。像贝聿铭这样，百人会的许多成员都是在专业领域具有创新和追求性格的，整个百人会的主动性和责任性就是来源于此的。他既善于同上层人物和社会名流沟通，也同各种横向的社会搞好关系。像这种修养和天赋的人，恰恰就是适应百人会的宗旨和运作。百人会就是集结了这样的精英，这既是特殊时代的产物，也是他们为这个特殊时代践行自己理念的结果，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事情就成了”。像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这样财大势大的电台侮辱亚裔的事件，也只有在“百人会”这样性质的组织追究之下，事情才会翻转成功。

这既是一种文化修养的结果，也是美国社会在当时所期待的一种桥樑。美国百人会不是随心所欲拉几个人就可以打出旗号的，它实在是一种水到渠成的历史现象。从这一点上，它就具有相当的不可复制性。百人会从创建伊始，就不是那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对于美国与中国这样的东方大国建立良性互动所需要的时间，有充分的耐心和细水长流的思想准备。尤其是面对两个以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完全对立的地缘政治，百人会不是以选边式的战斗架势进行表态或声明，而是促进双方对话、沟通和磨合，逐步地达到相互理解和妥协的结果。

这里有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现象是，百人会从创始者到新加入的成员，许多人都是致力于美中友好关系的，很多人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对中国大陆的友好态度和正面感情，推动中国大陆走向改革和开放，在过去几十年里为所谓的“间谍案”挺身为华裔发声，与相关的种族主义行为进行抗争，但是很少有人为此而指控百人会是外国“间谍”或是“第五纵队”，即使有所暗示也很少能摆上台面或对簿公堂的。这里应该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美国百人会所致力于为华裔维权和发声的对象，是超越了狭窄政治分界概念的，他们投射的目光是“大中华地区”，中港台两岸三地和东南亚，甚至是整个亚裔，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文化中国”的论述。这是一种文化和历史的中国，是超越了政治和地理分界的华裔生活圈，是一种曾对世界进步作出重大贡献的文明和价值的结晶。由于百人会成员主要就是来自这个大中华圈的，包涵了不同的层次，也就无法被贴上那种政治和派别的标签。百人会的一些公开诉求中，很多都是使用“亚裔”这个概念，这既符合实际情况，也使相关论述更加完整和清晰，减少了主流社会的误会和误判。

二个原因是，同美国百人会本身的活动形式和行为模式有很大关系。百人会不但以公开活动为主要形式，而且成员必须是美国公民而且一般都有相应的直接服务于美国的职业或经历。“以美国人的身份与美国人打交道”，“以美国人的眼光和利益看待与外国的关系”，这就形成了美国百人会与一般华裔社团游离于主流政治，把社团作为自己政治和文化“飞地”那种习性不同。

这种严格界定的身份识别，使百人会的工作和运行模式，基本都是按照西方现代国家的管理和文化进行的，没有明显的个人色彩和潜规则，尤其注意避免有可能的利益冲突。例如，百人会在2017 年发布的白皮书，是一份关于亚裔人士涉及经济间谍案件的调查报告，就是委托南德克萨斯法学院的学者 Andrew Kim独立进行的，是百人会和合作伙伴取得的研究成果。这份报告通过具体案例的实证分析和研判，以调查结果显示，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的亚洲人可能是无辜的，表明在美国的亚洲人可能面临不公平和在美国政府打击盗窃经济商业机密的运动中，种族偏见日益加剧。类似这种报告和文件，体现了客观中立和相当的专业精神，所以能引起较大反响。

美国百人会的出现是一种历史赐予的特殊机遇，这种背景实在是“可遇不可求”的。三十多年前曾经出现的美中关系的蜜月时期已经成为记忆中的美好想像，作为百人会推手之一的基辛格，也是美中关系的实际推手，暮垂之中看到的世界已经变成乱哄哄，不但全球的地缘政治充满凶险和杀机，而且美国本身已经严重分裂。

百人会以往赖以伸展手脚的整体大环境已经发生剧变，意识形态的偏见取代了理性和常识，价值和选择在重新分化和另行组合。“覆巢之下无完卵”，美国百人会独具特色的人才的集聚，“精英中精英”的资源宝库，在美国政治充满分裂和敌意的今天，是否还像以往二十多年那样得心应手，都是值得需要重新观察和审视的。美国百人会的模式不但别人无法复制，即使它本身自己如何延续以往的模式运作和发展，甚至复制它自己昔日的辉煌，也存在了极大的变数。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所谓“美国百人会模式的不可复制性”也因此具有多重意义，但对北美华人社团来说，却是一种值得深思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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