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个地方打架，天塌不下来——从球场到议场的一种“仪式”隐喻 | 子夜@北纬49゜

Original ChineseInNY 纽约时间 202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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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0 篇

找个地方打架，天塌不下来

——从球场到议场的一种“仪式”隐喻

冰球场上的斗殴。

【提要】

NHL的打架是一种神秘文化，但和国会里的斗殴一样，都具有某种仪式性的隐喻。球场和议场的暴力，从人性和心理方面来说，就是一种文化压力的调节。现代政治和社会运动充满暴力，由国会转移并“代议”，固然是政治观感的不幸，总比街上出现警棍催泪弹和坦克车好。同时，以打架来对决的仪式，是对痴迷于划一整齐仪式的消解，也为政治审美（审丑）提供了一个观察视角。

文：乡庐子夜

进入十月，被疫情弄得苦哈哈的北美社会，开始寻找重新兴奋起来的切入点。连续两个赛季被疫情中断或打乱的北美冰球联盟（NHL）的赛事，终于恢复正常赛制，每队完整的全季八十二场比赛拉开帷幕，而且允许已接种疫苗球迷进场观看。本周二（10月26日），是温哥华加人队主场揭幕战。此前最后一次去Rogers看球是去年三月十日，当时尽管全球疫情已经大流行，加拿大也风声鹤唳，但人们并没有感觉到近在身旁，当天现场将近两万人，群情激奋，那时还没有口罩概念。当天回家途中，天车（Skytrain）人潮汹涌，城市还是一片灯火。第二天一觉醒来，看到NHL最新消息停止全部球队晨间训练，等待NHL高层紧急会议决定。当天下午，宣布全部NHL赛事取消。这以后，我们进入了一个至今还未完全度过的特殊时期，整个世界已经面目全非。

再次进入Rogers时，是一种百感交集的心情。每个人都戴着口罩，这是一个新的时代的符号，我总认为，这不但是一种防疫措施，而且实际上隐喻了某种深远的历史标记，甚至是一种新的仪式，许多年后它一定会成为史书上的一页。主场揭幕礼有许多仪式，赛制照旧，而冰球比赛的许多行为模式，行之百年，又形成某种心照不宣的潜在仪式。新的仪式固然出现了，但是，有一样仪式是没有变的，这就是冰球赛照例少不了的打架。那是一种肢体冲突和解决的模式，但我总感到它背后是一种神秘的文化。

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人研究NHL打架文化的原因。冰球是北美四大职业联赛中最富魅力的项目，是“最男人”的运动，相比所有其它集体类体育运动，冰球最大的特点是集速度、冲撞、技巧、滑冰、拼抢、射门于一体的运动，它考验运动员的体能、技术、智慧和团队精神。冰球赛事最大的特点是攻防转换节奏极快、速度极高、对抗极激烈。在清爽、洁白的冰球场上，在观众如痴如醉的狂热和震耳欲聋的呐喊助威声中，排山倒海般的进攻，火星撞地球般的冲击，风驰电掣的射门，场面此起彼伏，波澜壮阔，令人赏心悦目。尤其是冰球比赛中激烈的碰撞层出不穷，橄榄球、足球和篮球等虽都有冲撞，但很少有像冰球那样血流满面甚至被撞得“满地找牙”的情景。而这种“暴力美学”在打架中得到更全面的诠释。

冰球运动源远流长的“潜文化”。

打架斗殴在NHL是一个历史常态，但暴力现象在北美四大体育赛中更是一种传统，像早期美式足球甚至是经常打出人命的。最早的冰球打架事件数量不多，但那时斗殴的程度要比目前严重很多。随着NHL的扩军，各支球队出现了专门分工打架的职业打手即“执法者”（Enforce）。上世纪七十年代费城飞人队“布罗德街的霸者”的出现，使得斗殴在NHL的比赛中变得越发常见。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赛季场均的斗殴次数首次超过了一次。许多球队还签下了“执法者”来保护队内的球星和攻击对方的主力。NHL采取了一些措施防止事态恶化，问题是，作为一种传统，人们根本不可能杜绝打架斗殴的发生，时至今日，几乎每场赛事仍会爆发打架和斗殴。这些“执法者”球员在队里一般都是三四线非主力队员，他们上场并不指望进球得分，而是轮替一二线主力下场休息时“杀时间”，同时，通过打架转换一下球场的气氛。最有意思的是，这里有一个现象，NHL的打架大多数是不会伤筋动骨的。事实上，它已经为具有某种仪式和程序的隐喻。

大概在十年前，有一次去看球，正好赶上一位名叫Aaron Volpatti的球员在现场为大家签名。他不是一线球星，平时不怎么引人注意，但因为受伤不上场，于是被安排同球迷互动。同所有球员在场下衣冠楚楚一样，Aaron Volpatti帅气精神，西装革履，文质彬彬，鲜亮可爱，老婆惊呼这小伙子简直像个“新郎官”，请他签名，与他合影。过了一段时间，这个“新郎官”伤愈重返赛事，在从电视上观看的一场客场赛事中，他成了“执法者”（Enforce），被打得鼻青脸肿，龇牙咧嘴，帽子打掉，衣服撕破，蓬头垢面，老婆又惊呼这“新郎官”怎么又成了“小痞子”，如此丑陋不堪？

这就是冰球的暴力美学，审美，也审丑（美学这个概念包括审美和审丑）。事实上，人们在长期观察冰球赛事中的打架现象时，会注意到一个情况，即打架除了一部分因为肢体冲突而引发的斗殴（这部分斗殴裁判一般会立即上前阻止或劝开）外，大部分的打架具有某种“潜仪式”的程序：首先，两位球员用眼色或其它暗示达成打架默契，然后把各自的手套往地上一扔，这个时候，往往会全场欢声雷动——这是“执法者”和全场观众的默契；接着，裁判走上前去把地上的球棍和帽子手套等挪开，清理战场，然后往旁边一站，袖手观战，而两支球队的球员在场外板凳上以球棍击板墙作为声援。一直到其中一人被摔到了地上，几位裁判才会例行公事地上前劝架。然后，两人双双被送进隔离室，各罚五分钟至十分钟不等。这是为一种仪式划下的句号。

包括打架在内，NHL赛事充满了约定俗成的例行仪式。熟悉NHL赛事的人都非常能体会到其中的“仪式”流程：赛前场上热身时DJ的鼓动，大屏幕上放映嘲讽对手标志的夸张影片引起满场喝采；然后站立唱国歌，先唱对方国家的国歌；赛事中当裁判罚对方下场，全场欢声雷动极尽幸灾乐祸之能事，而当己方球员被罚下时，全场一片嘘声。至于打架，更是一种带动仪式的荷尔蒙节奏，尤其在比赛陷于胶着状态，冰面上稍微有一些小动作产生，便会引来观众席大声呼喊，推波助澜。打架违反了规则，然后双双关进禁闭室，几分钟放出后万事了结。因为从理论上和规则上，打架是不允许的，所以要走“规则”这一程序，善始善终地完成一种仪式，于情、于理、于法都有一个交代，这种日子才能长久哈。

这种“潜仪式”，反映的是一种现场需要，有某种存在的合理性。它除了是冰球运动源远流长的“潜文化”传统外，实际上也增加了冰球比赛的观赏性。冰球运动攻防转换节奏极高且对抗激烈，但在一个晚上几小时内，总会让人有审美疲劳的感觉，就需要用“暴力美学”来平衡荷尔蒙的审美。而对于场上球员来说，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比赛中，有时体力过劳，却很少出现“死球”，双方主力队员疲于奔命而疲惫不堪，但裁判又不能无故吹哨停赛，这时由第三线或由第四线球员尤其是“执法者”出来，双方来一场单挑，然后双双进入禁闭室，既发泄了场上的紧张，又为主力缓解了疲劳，也让气喘吁吁的裁判有松口气的机会，简直就是“三赢”（观众、球员、裁判）。该打的时候，如果对方不还手而选择避战，挑事方则会被判为“始作俑者”（Initiator）而单独进入禁闭；但怯战者则会让人看不起，会引来观众的嘘声。裁判不阻止打架的发生，理论依据是避免伤了自己，但这显然是扯蛋，大家心知肚明。

人们很难从道德上指责冰球打架，它只不过是一种非正式的拳击表演而已，而且又是“非商业”行为。更重要的是，NHL的打架，不但出不了人命，而且实际上是作为球员的一项“业绩”而载入记分的。我们看一下NHL球员的记分排名，主要项目就是进球、助攻、加减分（+/-）和受罚时间，这几项都是球员薪资或转会时的重要依据。受罚分钟的“业绩”，是一项对球员来说很重要的统计，几乎每个球员都不会空白，主要是涉及技术犯规或非技术犯规，当然包括打架等。从理论上说，受罚分钟多并不是一件好事，但事实上，在潜意识中，受罚分钟成了对某些球员力量计度或参与程度的评估。像上面提到的那个Aaron Volpatti，他在温哥华加人队三年三个赛季共出战五十四场赛事，总共进球才三个，但受罚时间却长达到八十一分钟，后来他转会至华盛顿首都队，受到当地球迷欢迎，因为他们喜欢这个受罚分钟的纪录。他在首都队打了三年，进球才两个，但仍是球队的一个宝贝。Aaron Volpatti整个冰球职业生涯出战一百十四场赛事，总进球才五个，而受罚时间总长达到一百三十七分钟——这才是他真正的资本。

这么看来，人们很难把冰球打架看成是一种“天要塌下来”的事件，充其量不过是赛事进行中调控荷尔蒙的平衡，或者是某种心照不宣的仪式。NHL里有许多神秘传说，其中就包括留须的迷信和打架，有的专家还专门研究出书。一般来说，都是把这种冰球归入所谓“暴力美学”去审视。

在哲学范畴里，“审美”本身包含“审丑”的内涵，哲学家自有他们深奥的诠释，但就此挪用于打架文化，还是相当恰如其分的。“暴力美学”虽然主要是艺术的一种观察角度，而且因为通过血腥和残忍刺激感官的描绘而经常引起争议，但事实上这类作品之所以能形成票房的价值，仍然是人类心理活动中久远潜伏的一种文化欣赏基因。人类远古时代因为生存竞争出现暴力文化，男性为了配偶、资源、权力而不断争斗，好斗的因子融入了他们的血液之中。马歇尔•摩根认为，男性今天的面孔之所以更硬朗，眉骨、鹳骨和鹗骨更健壮，就是为了扛打。挨打挨得多了，脸上的骨架慢慢进化成了今天这副模样。这种假设是否能站住脚另当别论，但使“勇猛”“阳刚”等气质成为社会的正面力量，并且赋予一定的价值意义，应该是一种事实。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富裕，生存竞争所形成的暴力美学逐渐地移植到次文化的层面，例如体育竞技活动，这可以说是至今为止暴力美学的原初渊源。而且，这种久远的文化欣赏基因，直至近现代社会仍然会赤裸裸地体现出来。例如，对我们东方人来说骇人听闻的“决斗”文化，就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末。这种决斗，中古是用剑，近代是用枪，而且“仪式”完备，有证人在场，一个男人如果拒绝挑战会被认为是可耻的，而且经常会被处以罚金。“决斗”中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名望人士参与挑战比普通民众多，这就成为一种有代表性的文化传统。在英国，有首相参与过决斗，在美国，总统和副总统也参与过决斗。美国初期的战争中，军官决斗成风，后来华盛顿不得不出面进行劝止。

十八世纪英国国会。

如此说来，相比决斗以生死为赌来说，NHL的打架又算得了什么？球场上的打架，本来就是适应人类心理审美的一种文化展示。而如果我们对冰球上的打架都无法理解，那么就更难以去观察政治层面的“打架文化”了。

政治活动实际上是人类心理活动中一种综合反映，当然包括“暴力美学”。政治上的这种现象与NHL打架最类似或原理最贴近的，就是大家司空见惯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所谓“议会暴力”。这种议会殿堂里的打架经常是全武行的，往往一言不合就动手。讽刺的是，议会打架始作俑者的西方，恰恰就是现代议会政治的发明者。我们印象中英国以绅士为范，尤其政客都是文质彬彬，甚至把他们同贵族文化连在一起。其实英国贵族和政客经常不是一回事，当然就无法回避议会暴力的问题了。现在英国国会很少打架，但我们看到国会里的椅子，互相之间都是固定而连在一起的，不能单独移动，这就是因为不能让议员随手抄起椅子进行全武行式的打架。英国议会早期运行中，议员打架是屡见不鲜而且屡劝不听，在打架时有时没武器可用，就会抄起椅子扔向对方。因此，后来议会专门进行设计改造，把椅子固定起来并连成一片，从那以后，英国议会打架不多，最多就是扔臭鸡蛋。

英国殖民者进入美洲后，也把那套“暴力美学”移植到了美国议会。当英国已经从扔椅子模式进化到扔臭鸡蛋后，美国还是在用最远古的徒手搏斗法。如一七九八年，代表佛蒙特州的议员马修·里昂与来自康涅狄格州的罗杰·格里斯沃尔德在众议院中大打出手，后者用手杖猛击里昂的头，而前者则找来火钳回击，两人厮打成一团。这种用手杖参与战斗的模式甚至延续到十九世纪，一八五六年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安德鲁·巴特勒，因不满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查理斯·萨姆纳在国会发表的演讲内容，联合堂兄众议员普勒斯顿·布鲁克斯，也是用木质手杖敲打萨姆纳的头部，将其殴打至重伤，从而导致萨姆纳有三年时间没能出席参议院会议。以木杖作武器，虽然不雅，但无关人命，倒是上面提到的“决斗”模式，就有美国建国元勋汉密尔顿，也因在议会上与时任副总统的伯尔几言不合，便把议会暴力上升为决斗，结果汉密尔顿因而惨死。这是议会暴力不多的人命案之一。

汉密尔顿因和伯尔决斗而死。

从东方审美观来看，人们往往对这种议会暴力感到诧异和不可理解。但是讽刺的是，英美和欧洲议会暴力在十九世纪逐渐消匿之后，反而在东方又出现大流行，而且规模和质量都空前地提升。最值得一提的是，在我们熟悉的儒家文化辐射圈里，这种议会暴力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现象。例如韩国，执政党和在野党在表决相关议案时，经常要用拳头“发言”，这种暴力体现了鲜明的“高丽”风范，有时往往在意见相左时，冲破大门，拿着椅子，端著文件柜和灭火器，甚至大锤、电锯彼此相搏，如同战场的斗士。到一个议案通过时，原本正襟危坐的议员们，西服已被撕扯成布条，甚至鞋子贴在他们的脑袋上。而在日本，愤怒的女议员在争论时敏捷地跳上桌面，与男议员厮打起来，甚至连胸罩都被扯落，这种议会暴力已经达到了让人目瞪口呆的地步了。

美国媒体曾点名韩国和日本是亚洲议会暴力之首，但是，平心而论，亚洲议会的暴力文化却是台湾最早出现的，有很浓郁的中国元素。近日逝世的朱高正，让人引起一连串记忆，其中最深的就是，台湾立法院最早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打架的，就是由朱高正跳上主席台，殴打立法院院长刘阔才，谱写了议会打架历史第一页。本来，此事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即台湾在政治和社会转型期间，仍然处于威权时代的在野党，以这种相当作秀的方法引起社会影响。问题是，至目前台湾早已完成政党轮替，原先的背景已经彻底改观，但议会暴力却无减有增，而且几乎成为所有议事程序的一道“甜点”。由于台湾立法院女委员不少，而这些女人都不是省油的灯，骂起人来不留情面，动起手来随性所至，揪头发，搧耳光，撕衣服，加以口咬脚踼，这种场景也是世间少有。

日本国会打架。

同西方相比，东方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和社会转型较晚，补上打架这一课，从情理上也难以太苛责，人们的惊奇在于，暴力竟至如此，仍然“天没有塌下来”。这里有一个关键，在近现代的政治和社会运动中，暴力是一种无法避免的行为模式，以前大多数都发生在街头，那是需要用警棍、催泪弹、装甲车甚至坦克和大炮去解决的，但现代政治文化的演进，把这种必不可少的暴力模式转移到议会去了，即使议会打得天昏地暗，厮文扫地，也总比在大街上血流成河好。议会打架固然是政治观感的不幸，却也是转移社会不必承受暴力之涂的万幸。

暴力固然不是理性，但是，把街头的暴力政治转移到议会里去，通过议会的有限暴力代赎广泛而又难以控制的街头暴力，减少不必要的社会安全成本，何尝又不是现代文明的一种理性选择，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智慧的默契。现代社会的议会模式，本质上就是一种代议制，而代议制的要害就是一个“代”字。无论是英国式的君主议会制还是美国式的共和议会制，就是选民通过一定的程序（例如选举和投票等），把自己政见和权利让渡给当选的议会代表，而选民分成不同的立场和政见群体，这种分别又通过不同政党在议会内的辩论和投票去代表。在这种情况下，不但表达的政见和标的物让渡给国会代表，甚至相应的表达方式和行为模式也会无形之间实现了让渡，这就包括了“暴力”的转移和代表。

上面提到的英国国会关于打架的演变，其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就是国会二楼有个市民的旁听席，市民手中有时就会有臭鸡蛋，当他们听得不满意时，而发现自己的情绪没有立即“让渡”给议员时，他们就会自己把臭鸡蛋扔进去。从理论上来说，由于选票的原因，议员一定要体现选民的意志，议会本是民意代表间进行政治角力的场所，肢体语言在某种时候也无意成为一种别具特色的宣示，尤其是在话语权较弱的一方，往往情急之下就以极端方法表示“政见”，也就见怪不怪了。这种暴力模式，从本质上仍然没有溢出议会制度下可以进行沟通和协调的框架。所以，只要不出人命，从来不曾给整体的议会制度造成毁灭性的解体，议会打架直到今天，始终“天没有塌下来”，就是一个事实。

韩国街头暴力。

这种现象在一般大一统或威权体制下的文化中，往往是难以理解的，甚至是大逆不道的。他们认为议会打架是一种丧失尊严的表现，不要说打架，就是吵架和辩论也不是好事情。这里一种潜在的心理状态就是，议会就是代表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当然是必须“美丽”的，“划一的”美丽尤其是这种场所的最高境界。这就是对现代政治认知的一种误读。因为，政治从来不可能是美丽的，更不可能是划一或一致的美丽，政治甚至是人类行为模式中最丑陋和最阴暗的。因为政治是不同利益群体争斗的集散地，所以充满斗争性和排斥性，而且无所不用其极。由于涉及到权力的分配会引发人性中最丑陋最阴暗的部分，人们本来就不应指望政治会带来美丽的观感。相比阴谋、暗杀、绑架、政变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危害和不确定性，议会的吵架和打架实在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硬要把本来不是美丽的政治，变成一种普天下都要欢庆的仪式，无非就是一种欺骗。

在国家和社会层面，政治有一定的仪式作用，但主要还是社会矛盾调处、交换或妥协的功能，它的实质本不是塑造美丽，而是玩弄丑陋游戏。但在威权国家或体制下，往往会把政治中一定仪式的层面无限扩大化，甚至本末倒置地绝对化，也因此造成了灾难性的历史后果。仪式的绝对化一旦走上极端，就会出现希特勒纳粹主义对政治文化的颠覆和毁灭。希特勒是一个热衷搞划一仪式的人，甚至迷痴到了变态的地步，从行礼、制服一直到方块形大阅兵。这种“审美”情趣下，他控制下的国会好像是不会有打架的。纳粹德国在确立了以希特勒“领袖意旨”为核心的政治体制后，将原魏玛共和国议会转变成永远支持和忠诚希特勒的橡皮图章议会，几乎所有的议案都得到一致通过。由于颁布法律的权利事实上属于希特勒，德国国会实际上放弃了行使立法权的责任。希特勒是喜欢发表“重要演说”的，他的每次演讲都被戈培尔奉为治国原则，因此这个名义上的最高立法机关，当然是一种纯仪式性的标志。从成立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只开过二十次会议，在一致表决通过时，当然是没有打架空间的。

这种对划一仪式的迷恋，非常符合希特勒的美学思维。希特勒天生有艺术细胞，他年轻时差点成为一名画家，至今留有许多美术作品。他在十八岁时曾两次报考欧洲最古老的维也纳美术学院，但都落榜。据说，当时评判的教授认为希特勒的绘画作品“平淡无奇”，“完全缺乏节奏、色彩、感觉或精神想象”，更像是建筑设计师的草图，他们甚至怀疑希特勒是否受到过建筑设计的训练，也就是说有某种“定制”式的思维，认为他其实是搞建筑更适合。结果，希特勒虽然没有进维也纳美术学院，却进了一个可以随心所欲的更大天地，从德国、欧洲直至全世界，他绘画理念中的“定制”式思维得到空前而灾难性的实践。现在人们还能看到他的许多作品，其中不少是小镇建筑，很美，也很有艺韵，一位画家朋友曾跟我谈过这些画作的特点，认为希特勒内心深处是非常迷恋线条的，而且讲究整齐和划一的美感，实际上就是一种独一式秩序的崇拜者。这种人成为艺术家会很平庸，维也纳美术学院并没有冤枉他，但他成为设计师却有很多方面可以发展。当然，他成为德国和战争的设计师，那是另一个“发展”问题了。

打架和斗殴，是对划一仪式的解构，是对线条规整的破坏，这可能是我们从球场暴力到议会暴力的一个重要观察点。希特勒当年醉心于举办的柏林奥运会，当然有拳击项目，但他以此所作的是政治宣示，即大日尔曼民族的强壮，而不是来一场公平的体育赛事。那个不在他的“线条”里面。脱离了线条之后的打架和斗殴，不符合希特勒的美学观念。这就是维也纳美术学院拒绝希特勒之后，世界所需要承受的后果：线条和划一的仪式在全世界得到描绘。

由于从小受到父母或老师“打架不是好孩子”的教诲，在我们东方人的思维里，或者审美观念中，下意识地不会认同冰球场上的打架，也对议会里的暴力文化感到不可理喻，这基本上都是出于一种对礼仪般划一的欣赏。我们可以日复一日不厌其烦地欣赏战争影片中那种暴力的神奇，却不肯仔细地想一想，为什么对拳击赛如此残忍的过程兴奋不已，却对诸如冰球打架反而耿耿于怀难以理解？因为也许在我们的思维中，赛事也是一种定制的仪式，任何逾越或溢出这种仪式规制的线条，都是一种违理。

观察打架当然不能离开“暴力美学”的角度，就冰球来说，它更深地因为具有某种仪式的潜在规范，才从来没有实质性地被禁止（现在的判罚是一种象征性的）。从亚理士多德的“仪式假定”理论，到后来有关文学和艺术的美学观察中，例如尼采的酒神精神和狂欢，都具有一定的暴力元素。对这种暴力元素的观察并赋予审美意义，只有深入到哲学层面才能有所领悟。在我们中文语境中，所谓美学（Aesthetic）或者审美，似乎与对象之“美”直接挂勾，事实上两者有相当的距离。审美的对象基本是一个解析和厘清观察对象各种关系和深层背景的综合体，包括悲剧艺术中的情景结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审美也包括审丑的意义，这是一种对哲学关系的整体观察。哲学关系中隐匿着的仪式程序，几乎贯穿我们所有能引起注意的事件中，如打架之类的现象。当然，那些冰球运动员，以及在国会里大打出手的议员，不一定是以哲学家的思考而采取的行动，他们本人和哲学无关。但是，在球员打架和议员打架的现象中，确实能看到历史的和哲学的光芒折射，这就是我们观察中的审美意义。打架不是“美丽”的，但是其背后让我们看到的，或思考的，就是历史遗存下来的一种仪式，这种仪式具有哲学上的美学意义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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