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斯坎伦：全球环境战略的执行未达到预期目标——下一步该怎么办？

译者按：2024年2月29日，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中国绿发会、绿会）国际部收到来自绿会国际顾问、终结野生生物犯罪全球倡议主席、联合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前秘书长约翰·斯坎伦（John E. Scanlon AO）先生的来信，分享了他近日新发表的题为“全球环境战略的执行未达到预期目标——下一步该怎么办？”的文章。

译者已获约翰·斯坎伦先生授权，将文章翻译发布，供读者参考。

全球环境战略的执行未达到预期目标——下一步该怎么办？（Global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are still falling short – what’s next?）

召开了这么多的国际活动，我们的环境一定很好，对吧？然而，事实恰恰相反。

近年来，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描绘了一幅环境恶化的可怕图景。来自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以及其他各种机构发布的报告揭示了我们的地球正面临多重危机。这些危机包括生物多样性丧失、气候变化、土地退化、塑料污染以及空气和水质下降。所有这些危机使我们的地球成为一个有害人类和野生动植物健康的地方。

这些大型会议和数以百计的多边环境协定是否对我们的地球状况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们是否有助于促进环境保护及其可持续发展？

自1972年，我们就有了《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Ramsar Convention），但在1970年至2015年间，世界上大约35%的湿地消失了。自1979年以来，我们就制定了《保护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公约》，但该公约名单上列出的物种中有44%的物种数量正在下降。我们未能实现全球商定的2010年和2020年生物多样性目标，目前有超过100万种物种面临灭绝的危险，我们也没有按计划实现全球商定的气候目标。

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们需要国际公约、全球首脑会议、战略和目标。但它们也有局限性。它们的有效性不是由数量决定的，而是由它们的实际影响决定的。国际公约可以促进国家计划、立法和行动。它们可以在国家层面引发有益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并改善跨境合作，有关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海洋污染、臭氧消耗、废物越境转移和野生动植物贸易的公约就是例证。

我们仍然需要更多的协定。例如，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之后，世界卫生大会同意启动一个全球进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起草和谈判一项公约、协定或其他国际文书，以加强大流行预防、防范和应对。大流行病问题与我们如何对待自然、动物健康和福利密切相关，是全球协调应对措施的完美选择。

但很显然，我们在执行国际法和全球战略及其筹资方面做得不够，这两者不可分割。我们也未能找到更好地鼓励遵守国际义务的创造性方法。

协调国际义务、新兴科学以及可持续发展三个维度（经济、环境和社会）不断变化的社会期望是一项挑战。但我们必须这么做。

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全球环境“锚机构”，一个能够衡量我们如何减少或加强我们对全球环境的影响的机构。我们需要这个机构来描绘全局，帮助指导我们的集体反应。

认识到应对全球环境挑战需要多边努力，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于1972年成立，肩负着雄心勃勃的使命。从那时起，它在制定国际和国家环境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特别是随着《保护臭氧层公约》的制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随着更多新的重要公约的缔结，它失去了很大的影响力。这些新公约基本上不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影响范围之内。

在世纪之交，人们普遍认为国际环境治理体系未能实现预期目标。2013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包容性进程，成立了联合国环境大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拥有联合国所有193个会员国的联合国附属机构。

国际法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不断发展。我们看到，在公海、流行病、塑料污染和野生动物贩运等多个国际论坛上，正在制定或讨论新的重要国际法。这是应对正在持续和不断发展的全球环境挑战的一部分。它们超出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范围。

我们有多个精心设计的国际协定，有的已经到位，有的正在进行中。然而，为了应对我们最紧迫的环境和可持续性挑战，我们需要重振对实施的承诺，需要必要的国际和国家资金支持，需要一个权威的全球重心来监测进展和加强遵约。

联合国环境大会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是时候站出来，展现前所未有的雄心和影响力了!

联合国环境大会应每两年发表一份《地球状况报告》，作为世界环境状况的全球权威报告。报告应全面地列出好的，坏的和可怕的状况。联合国环境大会可以制定全球环境议程，包括全球环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等金融工具。包括联合国环境大会开始不断审查多边环境协定的有效性和遵约情况，并确定差距，以及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来填补这些差距。就像它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所做的越来越多的工作一样。

今天，科学毫不含糊地、实时地向我们展示了我们对地球造成的环境危害。至少可以这么说，如果我们在接下来的50年里保持同样的轨迹，前景相当严峻。

这是环境和地球健康的关键时刻。联合国环境大会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成为全球环境主管机构的时机已经成熟。

也不全是坏消息。在过去50年里，我们制定了一整套国际和国家政策和法律。它们不断发展，并得到强大和不断改进的科学基础的支持。它不够快，不够有效，资金也不够充足——但尽管存在这些缺点，我们今天的生活却因为它们而变得更好。我们的进步还反映了：人类如何不断努力地寻找更好的方法和手段，来应对对我们地球健康的环境威胁。

希望的曙光已经出现。解决办法是有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通过了一套大胆的2030年生物多样性目标，越来越多地采用创造性的自然和技术解决方案来实现商定的目标。新的资金和创新资金来源正在出现。

科学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改弦更张，现在还为时不晚。这并不容易，但只能坚持下去。而且，如果我们足够努力，为共同的事业而共同努力，我们也许就能成功!

联合国环境大会于2024年2月26日至3月1日在内罗毕举行第六届会议。

关于作者：

约翰·斯坎伦（John E. Scanlon AO）是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经验丰富的领导者。他曾在私营部门、政府、国际组织、联合国和非营利组织担任高级职位，并担任许多董事会和倡议的主席或成员。约翰·斯坎伦现任大象保护倡议基金会（Elephant Protection Initiative Foundation）首席执行官、终结野生生物犯罪全球倡议（Global Initiative to End Wildlife Crime）主席、英国政府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挑战基金主席，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国际顾问。他于2010年至2018年担任联合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秘书长。他是2020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得主。

翻译：Yanjun Xu
审核：Lin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