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邓大姐

作者简介   

朱霖（1920.2-2021.4.12）原名文佩卿，山西省孝义市司马村人，抗日女战士，黄镇同志夫人；曾任外交部政治部原副主任、部纪委副书记，新中国第一代大使夫人。

在国内工作期间，我作为外交部夫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和邓大姐接触较多，得到她很多指导、关怀和帮助。

邓颖超在办公

邓大姐经常教育我们，要做好国外的夫人工作，也要做好国内的家属工作。大使夫人们回国休假时，常常要求邓大姐接见，她总是欣然同意，热情接待，问寒问暖，关心备至。

接见时，她很注意听取从驻外使馆回来的同志汇报情况，非常重视她们在工作中取得的新经验。对汇报中反映出来的一些女同志的思想问题、某些使馆存在不团结现象，以及女同志在使馆的困难处境等等，邓大姐总是采取启发引导而不是批评指责的方式，现身说法，从正面讲道理，提高大家的觉悟和认识水平。听她讲话后，我们都觉得很深刻，很亲切，也很愉快。有的同志还主动检讨自己的缺点说：“大姐，我还有哪点做得不够。”这比大姐直接指出来还好。邓大姐真会做思想政治工作，从她的言行中，我学到很多东西，比在印尼时成熟一些了。

邓大姐还让我协助她召开过一次民主人士夫人座谈会，有张治中夫人、傅作义夫人等几十人参加，主要是动员她们参加外事活动。邓大姐说：“你们应该出来，不要躲着，这是一项政治任务。你们夫妇一起参加，有代表性，可起很大作用。”

在座谈会上，听到她问候张治中夫人，叫她张大嫂；问候傅作义夫人，叫她刘小妹……她与她们非常熟悉，谈到她们家中的情况，了如指掌。她帮助总理做了很多深入的家属工作，真是总理的好助手。有的人，丈夫去世了，大姐特别注意多给她们安慰、体贴，问人家有什么困难，给予帮助、鼓励，有许多时候是她自己拿出钱来办事的。座谈会结束后，大姐对我讲了一段话，我至今不能忘记。她说：“我们应该动员一切力量，把对外夫人工作和国内家属工作做好。”

1960年2月，邓颖超和基层妇女干部亲切交谈

（图源：冀来马）

1956年公私合营时，就是家属工作做得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资本家敲锣打鼓欢迎公私合营，如果夫人在家中阻止，情况就不会是这样。她说，在战争中，家属工作也很重要，根据地也好，大后方也好，前方在打仗，把家属工作做好，她们积极支援前线，不拖后腿，事实证明，不是起了很大作用吗？她还说：“现在，对那些丈夫去世的孤寡、父母出国的孩子要多加关心，他们一定有许多困难，我们应尽力给予鼓励和帮助。”她特别对我说：“你要把这项工作做好，这对下一代也是很有影响的。”

大姐的这些话，使我深刻体会到，我们共产党人，应多注意雪中送炭，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使前线的同志无后顾之忧，使奋斗一生过早离开我们的同志安息，使年轻人受到教育。

如果说，当时我们党委办公室在这方面确实做了一些工作，那是这些领导同志教育的结果。如，第一任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同志1958年患肺癌去世前，海军司令肖劲光同志去看他，他们是湖南老乡，很早一起参加革命，所以说了些知心话。他说：“在革命战争中出生入死，能活到现在，想都没有想到，只是感到孩子们还很小，怎么办？”肖劲光同志说：“你放心吧！同志们和组织上会很好照顾的。”这是袁大使夫人徐桂梅同志后来告诉我的。我听后，就想到邓大姐说的那些话。袁大使逝世时，徐桂梅同志才30多岁，又是工农出身的干部，带着六个孩子，的确很困难。外交部虽把这些孩子都养起来了，但还需要同志们在精神上给她以安慰和鼓励。

又如，我们在匈牙利工作时的一秘李树政同志，1955年心脏病发作突然去世，留下四个孩子，他夫人唐壮华同志30来岁，忠厚老实，困难也不小。还有太行山129师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同志1958年飞机失事遇难，爱人和孩子都在北京。我把邓大姐的话和上述情况向黄镇同志谈及，他说：“好，我们多去看看这些同志吧！”之后，不管哪次从国外回来，我们都会去看看她们。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我们分别请几家孩子到烤鸭店或晋阳饭店吃了一顿，看到这些孩子的高兴劲儿，真能使人掉泪。

我们在工作岗位上的同志，不一定时刻想到这些困难的孤寡，但是我们的妇女领袖想到了。总的来说，外交部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还很不够，还需继续努力。

1963年4月，身穿旗袍的王光美随同刘少奇出访印度尼西亚。

还有一件事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王光美同志要随少奇同志出访东南亚，有人提出，是否到故宫给她借点首饰；还有人提出，最好到上海去制装，说北京做的旗袍不好看。邓大姐不同意，她说：“五四运动后，中国妇女反对当花瓶，走出厨房，要求自由解放，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今天，全国解放了，男女平等，生活也逐渐好了。我们的女同志可以穿戴得好一点，打扮一下，我也不反对。但是，我们国家还很穷，我们又是国家领导人的夫人，有代表性，全国人民的眼睛都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注意朴素大方，不能脱离群众。对外，我们只要具有社会主义新中国妇女的风格，也会受到人家的敬重。我们做衣服，北京也有好裁缝嘛，为什么非要到上海去做？说到借首饰，我们怎么能够比得过资产阶级和皇亲贵族呢？”

这时，我插了几句话，我说：“大姐，我在印尼看到沙特阿拉伯大使夫人两只手上带着六个钻石戒指，苏联大使夫人告诉我，那些‘戒指’至少可以买六辆高级小轿车。沙特大使夫人的儿媳戴的两个钻石耳环、一条项链也很大，据说可买三四辆高级车。”

有同志问：“我们没有真首饰，戴假的行吗？”

大姐说：“我们不能那样做，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假的。我们如去故宫借高级首饰戴上去和人家比，我们是革命者，把自己放到什么位置上去了？对内对外影响也不会好。”

邓大姐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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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大使夫人回忆录》（1991出版）

作者 | 朱霖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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