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机场的会谈（三）| 关系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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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湛（1921.2.17～1992.3.11），汉族，湖北省英山县石头咀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外交部副部长。建国前，长期在军队工作。1950年入外交部，历任驻波兰使馆一秘、参赞、苏欧司副司长，中国驻加拿大特命全权大使。
历史事件回顾
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总理应苏联政府的请求，在北京机场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进行了会谈，针对珍宝岛事件后，中苏边界不断发生武装冲突，两国关系十分紧张的状况，开诚布公地同柯西金交换了看法，阐明了我国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际争端，反对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的一贯立场，为缓和两国边界紧张局势和改善两国关系做出了重要的努力。我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谈，现将会谈前后情况作一简要回顾，供研究外交史参考。
（视频截图）
一周后，我们如约把机场会谈有关边界问题的内容归纳为五条，以周总理的名义写信给柯西金，请他确认。但他却变了卦，回信说，他已经给苏联边防部队下了通知，并在信上说明了通知的内容，希望我们也下个通知，就不要换文了。可是，他的通知内容不符合双方达成的协议，比如保证边界谈判能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条件进行，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等重要内容都没有，而是单方面地通知不能代替对双方都有约束力的协议。因此，我们认为还是要签协议。
我们考虑他不确认就不谈判也不好，所以周总理又给柯西金写信，坚持双方会谈时达成的协议，为使边界谈判能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条件下进行，双方在边界走向的谈判前，必须先签订一项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协议，并表示这个问题可以在边界谈判开始时首先讨论。
（视频截图）
这样，经双方商定，中苏边界谈判便于1969年10月20日在北京开始了。这次谈判持续了十年，因苏方出尔反尔、言而无信未达成协议，但中苏两国首脑机场会谈还是有意义的。
第一，两国边境紧张局势缓和下来。1969年3月2日和15日苏军两次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遭我打击后，没有再敢渡过乌苏里江，但苏一直隔岸打枪打炮，从未停止，边境随时都可能发生武装冲突。那时我们经常睡在办公室的地毯上，不知什么时候会发生武装冲突。通过这次会谈，苏军在边界上停止射击，紧张局势缓和下来了。
第二，两国关系也得到了缓和。中苏双方交换了大使，他们先提出了派中宣部长来，我们同意了，不久又提出改派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来，我们也同意了。这个人表现不好，大国沙文主义严重，思想非常僵化，也不懂外文，对改善两国关系没有起好作用。苏联使馆对他也不满意。我们派刘新权同志去。刘是军队出来的，他去可以观察苏联的战略动向。
第三，双方事务性关系有所发展，两国间政务电话恢复了。周总理同柯西金达成协议后派我去执行，但我和通信兵部说不通，便请总参谋部召集会议解决。
（视频截图）
那时极左思潮非常严重，通信兵部负责人在会上还洋洋得意地大谈电话员如何拒绝柯西金给毛主席打电话，都闭口不谈恢复通话的问题。
我说：“这件事毛主席已经提出了批评，说电话是给他打的，怎么不报告他就拒绝了呢？现在的问题是周总理和柯西金达成了协议，要恢复这条电话线路，我们要考虑执行这个协议的问题。”
他说：“电话设备不行了，这些设备以前都是苏联提供的，现在要恢复还要苏联提供。”
我说：“先设法修好通话设备，设备可以向苏联买，苏联也不能不同意。”
第四，两国贸易额增加了，当时中苏贸易额已降到了很低的水平。1965年2月，柯西金访问越南路过北京时，双方曾达成协议，我国以猪肉换苏联木材，后来苏方不履行协议，我们也不给他们肉了。
在这次会谈后，总理请柯西金吃午饭，款待以酱爆鸭和小米粉。总理边吃边谈到猪肉换木材的协议，柯西金问，“这个协议能否继续履行？”
总理说：“我们没有障碍，如你们同意，可以履行。这是一笔大交易，对增加双方贸易是个实际措施。”贸易后来虽然发展了，并不顺利，但还是逐渐增长。
两国本来签有两国首都之间通航的协议，苏联飞机开始就从莫斯科飞北京，当时我们飞机少，同苏方说好暂时先飞伊尔库茨克，有条件时再飞莫斯科。两国政府首脑机场会谈后，两国民航代表进行了艰难的谈判，终于达成了双方直飞两国首都的协议。
原来苏联要求这条航线改经新疆，我们考虑到苏联一直在新疆搞颠覆活动，为防止他们捣鬼，便没有同意。我们要求按原协议经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他们不愿意。我们有条约依据，他们理屈又要保持这条航线，还想改用大飞机，才不得不同意，但他们要把我们的航线偏北一些，离开他们所谓的敏感地区，我们同意他们的要求，就这样双方终于达成妥协。
中苏东北边界（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还有，黑龙江中苏界河航行问题，经过谈判和斗争也逐渐恢复正常。这主要是苏方不准我国船只在伯力两侧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主航道航行，使我船在枯水季节断航（盛水期可走抚远水道）。
1965年我曾和苏联驻华大使拉宾达成协议，我船在枯水期经伯力一段航道时可事先通知，鸣笛通过。对这段边界的争议我仍保持我立场。由于苏方常以我们在这段主航道航行须先通知苏方为由，来证明这段主航道属于苏联内水，因此我们航运部门的同志便不愿通知苏方。
（图片来源：飞天国史）
1961年我方一艘民船事先未通知，进入这段界江时亦未鸣笛，想径直通过。苏联边防军遂以武力阻拦，派兵登上我船，打伤我多名船员，造成流血事件，遂成僵局。加上苏方在边界上不断挑衅，致使界河不能正常航行，但双方都需要保持航行，而且苏方在江上的运输量远大于我，他们更怕航行中断。
我在谈判中提出：“苏船经双方以协议确认的我国抚远县勤得利水道航行，我并未提出任何条件，既不要事先通知，也不要鸣笛通过。如我方和苏方一样也不准苏方通行，将会产生什么后果？”何况伯力两侧水道还是双方有争议的水道。我们虽提出勤得利水道问题，但未阻止苏船航行，弯弓不发。
几经周折，终于在1965年协议的基础上达成妥协，两国界江航行也逐渐恢复正常。这对稳定边界局势和便利双方边民的生产和生活都有好处。
总之，对苏联在边界上的武装挑衅给予胜利回击后，经过周总理和柯西金的会谈，以及后来的边界谈判和斗争，边界紧张局势和两国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捍卫了我国的领土主权，双方的事务关系也有所改善。
另一个结果是，中苏宣布举行边界谈判后，美国驻波兰大使立即奉命尽一切努力和我国驻波兰大使馆进行接触，表示他们希望恢复两国大使级会谈。
当时南斯拉夫在华沙举行时装展览会，美国估计我国驻波兰代办会去参加，便命其驻波大使到那里去接头。谁知我使馆派去的是一位低级别的外交官，美国大使不管身份高低，还是去找他接头，但他有意避开去了厕所。美国大使遂直追厕所找他，向他表示希望见我代办，从而为恢复两国会谈接上了头。后来基辛格博士访华时，还把这事当做一件趣事来谈。
——1987年2月
公号说明
本文由余湛大使之子余敬东先生提供，如需转载请后台留言，转载时请注明作者及稿件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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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余湛 供稿 | 余敬东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老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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