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领导人作翻译时的卡壳与疏通——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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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发金 曾在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担任赤道几内亚、智利等国驻中国大使的翻译；曾任中国驻瓜亚基尔、巴塞罗那馆领事，中国驻厄瓜多尔、乌拉圭大使馆研究室主任，中国驻秘鲁大使馆任政务参赞，外交部拉美司参赞，中国驻巴拿马商务代表处代表。

20世纪70年代，由于翻译有误和多个环节均未把好关而发生一次严重的外交事件。

1972年6月5日，中国与希腊建交。周伯萍作为首任大使于1973年3月28日递交国书。5月7日，在去希腊外交部商定马卡雷佐斯副首相访华事宜后，回到大使官邸，让大使翻译去使馆查看有无其他请柬。

值班翻译见大使翻译匆匆而来，即问是不是从科威特使馆招待会回来，他把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科威克误读为科威特使馆（第一个错误，人名和国名都没有搞清楚），也未注意请柬的时间不是当天中午，而是次日中午（第二个错误，没看清请柬上的日期）。

大使翻译误认为回官邸途中见到有一处正举行国庆招待会，即是科威特的国庆招待会（第三个错误，凭想象判断），一看请柬时间，只剩下10分钟（第四个错误，未检查招待会日期和地点），就扔下请帖（第五个错误，应带上请柬出席招待会），迅速跑到大使官邸通知大使。

周大使一听，不假思索，立刻让大使司机开车赶往科威特使馆招待会地点（第六个错误，大使不索看请柬，也不询问大使翻译），大使司机不知道科威特使馆确切地址（实际上在中国使馆西北方向），却按照想象开往东南方向的从希腊外交部回来时看见的举行招待会的地点，那里是以色列驻希腊代表的官邸（第七个错误，大使司机未调查招待会地点）。

当时中国未承认以色列，也未与以色列建交，不可能有外交互动。到达官邸，看见站在门口的以色列代表正迎送客人。周大使误以为他就是科威特使馆代办，一下车就向他表示祝贺并解释来迟的原因（第八个错误，应问明对方身份）。

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在场，对中国大使参加以色列国庆招待会很敏感，问周大使此举是否意味着中国承认以色列？大使翻译却把“以色列”翻译成“雅典”（第九个错误，译错专有名词，连国名与城市名都搞错了）。周大使觉得美国记者是在无故挑衅，予以顶回，美国记者表情迷茫（第十个错误，大使未从记者的问题中觉醒）。周大使未理会美国记者的问题和表情，与别国大使寒暄几句后，招待会结束，周大使与以色列代表告别（第十一个错误，仍未问对方身份）。

周大使返回使馆后，既未亲自核实请柬，也未让大使翻译向值班翻译核查请柬，没有追问为什么招待会快结束时才告诉有国庆招待会这一不正常现象（第十二个错误，未检查迟到的原因）。值班翻译、大使翻译、大使、大使司机四个人都犯了错误，整个下午、晚上和第二天上午都毫无察觉。

▨ 中国驻希腊大使馆办公楼

5月8日，《纽约时报》记者发布了中国大使参加以色列国庆招待会的消息，整个阿拉伯世界反应强烈，但中国使馆仍然蒙在鼓里，若无其事。直到8日中午，在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罗马尼亚大使友好地告知，昨天周大使参加的是以色列国庆招待会，中国大使才如梦初醒。

后来中国外交部和周大使采取一系列措施，挽救此次误入以色列大使官邸而造成的严重损失。此次事件不属于工作粗心范畴，而是对工作极不负责任的表现。周总理对“雅典事件”很恼火，令外交部三次通报此事，给予严厉批评。5月15日调周大使回国做检查。由于他检查态度正确、认识较好、主动承担责任，毛主席同意外交部党委免于处分的决定。

-End-

文字 | 杨发金

图片 | 除标注外来源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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