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点｜人可以流动，那“地”呢？

陈浩然,安宁,朱竑. 城市的垂直流动：广州再领域化中的人地关系重构[J]. 地理科学, 2020, 40(10): 1627-1635.

　　以往关于流动的观点绝多局限在物理空间的位移，忽略了隐藏在不同阶层之中的垂直流动。地方也是权力生产的空间（即领域），因而也存在不同阶层，进而自然可以认为“地方自身也会流动”。该文以广州市为案例，从城市的垂直流动之视角重新审视其再领域化过程，期望能更深入理解一种地方自身的流动，以及流动性之于“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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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与人地关系

　　20世纪90年代，流空间重塑了城市的状态。而地方城市要实现全球化，则需依托于人的流动性（mobility）。人的身体作为知识、技术和文化等的物质载体，当其跨越边界后将会促使不同地区之间发生连结。在流空间背景下，人的流动使人重构身份，进而出现族裔矛盾与地方认同等问题。

　　然而“地方”并不仅仅是作为人在流动之中的“码头”或是流动性的空间容器，“地”本身也在流动之中。在人的流动之中，地是作为参照物的存在：流动中的人参照不同的生活空间，便完成了身份上从“本地人”到“移民”的转变。类似地，在地的流动之中，人是作为参照物的存在：将人视为相对静止状态的参照物，宗主地和飞地则是景观、语言和节庆等几乎完全相同的地方——从这一角度而言，飞地是宗主地在空间上流动的结果。

　　上述的人和地的流动，均是着眼于物理空间相对位置发生改变的流动模式，是一种水平流动。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不再局限于水平的流动研究，也开始关注人的社会阶层地位与地方融入之间的错位和所导致的垂直流动。而对于地而言，同样也存在垂直流动的状态，不同的权力在空间里运作将会产生城市之间的“阶层”。

　　综上所述，从形式而言，水平流动更倾向是一种外显的跨边界流动，而垂直流动则更倾向是一种内敛的跨阶层流动。

▲流动性下的人地关系重构

　　人地关系的垂直流动涉及地方融入和再领域化的两个过程，因而需关注地理学中地方与领域两个特殊的空间。政治地理学中的领域（territory）与社会文化地理学中的地方（place），都是对“空间”再解释的抽象概念。

▲空间、领域、地方与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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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领域化中的城市研究

　　中国从1983 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撤县设市的行政区域改制政策。县改市的实质是一种“去领域化－再领域化”的空间实践：县郊的行政边界被抹去（去领域化），县级建制逐渐转变为市区建制（再领域化）。县郊再领域化的过程，使县郊本身与该地居民均发生了身份重构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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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地与研究方法

　　采用定性方法中的文献资料法和半结构式访谈法来搜集广州市撤县设区的相关档案及数据。

▲广州的老城区域、郊区区域与四乡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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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领域化中居民的身份政治

4.1 排他的策略：顽强坚守县城的旧领域

　　在撤县设市的问题上，四乡本地居民在情感上表现出强烈的不适应，他们依然难以面对自身熟悉的环境被彻底改变了归属。“广州”和“广州人”被刻板印象为具有破坏性和侵略性的标签。

4.2 双重的市籍：部分接受广州的新领域

　　并入广州后，在统一的城市发展规划中，城市化给四乡居民带来明显的收益，四乡居民也逐渐认同并协商于“广州人”这一身份。四乡居民的矛盾心理主要表现在对于“广州人”身份的挪用与协商，但同时又不甘心处于从属地位。

4.3 遮掩的抵抗：再领域化中的居民身份政治

　　在合并县城时，番禺县遇到的阻力最大，从上而下都有极大的反对声音。番禺本地居民感受到失权的“番禺市”，与广州政府管理下的“广州市”构成一个支配与对抗、限制与冲击的权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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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流动性并非简单的扩散运动，而是一个能够产生异质空间的人文地理学议题：地的水平流动则在空间中形成了少数人群聚集的族裔飞地，垂直流动则在阶层中形成了少数人群抵抗的纯化社区。异质空间的出现使得该城市社会文化呈现出更复杂与更综合的空间关系，摆脱了简单而刻板的文化区划及文化扩散的视阈。这种异质空间瓦解了原有的社会秩序和公共空间，并带来不稳定和去边界的社会特征。

编辑｜陈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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