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读｜地理学为何要关注拼装与行动者网络？
▲Sesay, A., Oh, O., & Ramirez, R. (2016).
拼装与行动者网络：
重新思考社会物质的权力、政治与空间
Müller, M. (2015). Assemblages and actor‐networks: rethinking socio‐material power, politics and space. Geography Compass, 9, 27– 41.
Martin Müller
Associate professor in University of Lausanne
余晓晨（译读）
英国杜伦大学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后世俗、FBOs与宗教地理
首先，作者介绍了拼装思维的理论缘起。“拼装”（assemblage，或译：拼装体、装配）源自法国哲学家 Gilles Deleuze 与 Félix Guattari。最初，拼装是指对异构实体进行排序的一种方式，这样它们可以在特定时间内协同工作。他们认为拼装至少具有五个组成特征：关联的、效率的、异质性的、在去领域与再领域动态中的以及欲望的。此后，德勒兹等人利用弗朗兹·卡夫卡的作品进一步来说明和完善拼装概念。除了文学小说之外，拼装在分析权力、政治与空间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也具有独特的用途。尽管 Deleuze 和 Guattari 二人的著作不是政治哲学，但因它提供了对政治制度和过程进行辩护或批判的工具，并作为一种政治本体论，它提供了描述变革性，创造性和去领域化的力量和运动的工具。因此，它引起了政治哲学家的关注。最近也引起了政治地理学家的关注，他们对其涉及物质性，以及概念化权力和空间的新方式等方面表示关注。
ANT理论与上述两位学者的拼装理论有许多共同点。像拼装思维一样，它对实体的一种临时的、社会性的，以及超越通用原则的排序感兴趣。在 Bruno Latour 等人的推动下，ANT从科技与社会研究（STS）中产生。ANT与拼装之间的有很多相似点。ANT也认为人类和非人类实体之间的关系会产生新的行动者和新的行为方式。对于ANT，所有实体——无论是原子化个体还是政府，都从平等的本体论立场出发。它们之间建立的联系影响着两者中的一个是否变得比另一个更强大。类似于拼装思维，ANT强调社会物质过程的自然：“没有社会秩序。相反，有无尽的尝试去组成秩序。”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ANT已经超越了STS的范畴，在地理学内引起了极大关注。这是因为ANT涉及到了地理研究的核心问题，其中包括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距离和规模问题以及技术的作用。
尽管两种理论存在明显相似，但也存在着显着的差异，主要在三个方面。首先，ANT坚持行动者需要通过建立联系来实践，联系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要想采取行动，实体就需要形成集合体并找到盟友来建立一个行动者网络。虽然关注外部性关系，但拼装思维认为，拼装的组成部分可以具有影响和塑造拼装的外部关联的固有品质。因此，ANT被批评仅通过联系看待世界，对联系之外仍然存在的事物视而不见，虽然这些事物可能塑造它们。其次，与拼装思维相比，ANT提供了可用于实证研究更具体的概念和方法论工具。“窄景敞視”、“黑匣子”等术语有助于理解联想的形成。ANT的先驱者进行了一系列分析来说明这些概念。第三，本着ANT精神开展工作的研究人员对ANT与政治的关系提出了更为清晰的概念。
需要注意的是，过去的几年里，ANT和拼装主义在政治地理学家的议程上确立了自己的新角色——不仅是有用的工具，而且是更广泛意义上的新范式的竞争者。这些议题主要集中在这四个方面：（1）领域化和再领域化；（2）权力；（3）物质、客体与技术；（4）拓扑空间。
最后作者强调，ANT和拼装思维是关于关系和连接的，这些关联不仅需要结合现有的实证案例进行分析，还需要与邻近的社会理论一起进行锻造，特别是与权力与语言研究（power and language）以及情绪与情感研究（affect and emotions），这将为ANT和拼装思维所借鉴的众多知识谱系提供更大的正义。
文稿｜余晓晨
编辑｜陈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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