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点｜广场舞与中国城市的公共性

Qian, J., & Lu, Y., 2019. On the trail of comparative urbanism: square dance and public space in China.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44(4), 692-706.

卢衍衡, 钱俊希. 从“熟人社会”到“生人社会”：广场舞与中国城市公共性[J]. 地理研究, 2019, 38(7): 1609-1624.

前言

　　基于西方城市语境形成的城市公共空间理论倾向于假设法理社会（Gesellschaft）和礼俗社会（Gemeinschaft）之间、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边界，并且假设多元的邂逅会引导社会成员之间走向差异化的伦理与政治观念。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了欧美城市现代性中的社会－空间关系，却不适合于阐明西方以外的社会语境下公共空间与多元城市现代性之间偶然的、即兴的关系。

　　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城市正在经历着从“熟人社会”到“生人社会”的深刻转型。在中国新兴的城市现代性中，公共空间承担了独特的社会、文化和道德角色，并影响着空间实践和空间关系，而现代城市的主流理论并不完全适合阐述这些实践和关系。因此，如何将西方语境下的城市公共空间理论与中国城市的空间实践对话，是引导本系列研究的一个关键的理论问题。

　　本研究从“广场舞”这一发生在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实践切入，探讨当代中国城市公共性的协商与重构。首先，在《从“熟人社会”到“生人社会”：广场舞与中国城市公共性》一文中，通过搜集并分析大容量的舆情数据在宏观层面上获得关于广场舞现象的主流社会话语及其演变趋势，并以此分析：（1）广场舞现象产生的动机及其社会价值；（2）广场舞现象所反映的社会转型的具体情景及社会成员的响应机制；（3）当代城市公共空间中的空间冲突与管治形式。继而，在《On the trail of comparative urbanism: Square dance and public space in China》一文中，以比较城市化理论为线索，通过在更小尺度上对文本数据的梳理，探讨“广场舞”现象背后所体现的改革时期中国城市公共性如何被塑造与协商，并且对公共空间和城市市民文化进行重新概念化。

研究方法

　　目前有关广场舞的研究主要是采用面向具体案例的民族志研究方法。尽管这类研究有助于研究者对广场舞空间实践及其背后的意义指涉加以深度呈现，却难以整体把握在特定时空框架内的社会热点问题及其所引致的公众情绪，此外民族志方法在将公共空间与更广泛的社会空间形态联系起来进行理论化的时候显得不够灵活。为了解决这一困境，我们需要从方法论和分析的角度来看待广场舞，它是由情境经验以及系统的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变迁共同构成的，不仅涉及广场舞者，还涉及社会中的多元行动者。因此，本研究尝试通过一种类似大数据的方法获取关于广场舞的公众话语，并以此把握广场舞现象背后的社会语境，作为进一步进行比较研究的基调。

　　本研究利用网络爬虫技术从互联网的主流信息平台（百度、谷歌、微信公众号）上获取关于“广场舞”的大容量文本数据。其中，中文研究利用基于Python语言的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对文本数据进行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而英文研究则对有价值的文本进行逐字逐句的质性编码，从而提炼研究的理论贡献。

▲2011-2015 年广场舞社会话语词频云图

研究发现

　　中文研究通过NLP对大容量的话语数据进行主题聚类分析，从中提取了三个“广场舞”话语的主题类型，分别是社会价值、空间冲突以及公共管治。从社会价值上看，广场舞包含了休闲价值以及社会文化价值。

▲2011-2015 年广场舞现象文本主题聚类分析表

　　从社会价值上看，广场舞包含了休闲价值以及社会文化价值。在此其中，人们满足了自我的休闲需求，与此同时表达了对毛时代集体生活的深刻回忆，并以此抵抗城市现代性带来的原子化和孤立感。从空间冲突的层面上看，从“熟人社会”到“生人社会”的转变过程中，个人与集体之间的边界，以及公共空间的价值和规范都在进行同步的更新与调适。公共性和私密空间之间的冲突并非是无法调和的矛盾关系，而是螺旋上升的过程：一方面，公共空间能使公众获得对公共性的经验与感知，并培养其自身的公共道德与公共意识；另一方面，公共道德的形成过程中往往伴随着一些市民选择我行我素，或以激烈的方式处理沟通，后果往往被社会话语所批判，促使其对空间权利的反思。从公共管治的角度出发，城市的管理者通过不断地生产“知识”和法律话语去规范城市公共空间使用者的行为，以此为管治工具进行自上而下的价值引导与培育。但与此同时，对于是否推行“国标广场舞”的争辩也体现了自下而上的草根文化与自上而下的文化建设之间的博弈。

　　英文研究首先回溯到中国公共性的历史概念，并且以比较的视野阐述了公共空间与城市市民文化的概念之间应该有着更为开放的对话。本文据此提出，如何化解现有学术话语与公共性本土机制在认识论层面上的紧张是本文对广场舞进行实证研究的核心。

　　本文的实证研究包含两个主题：

一、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广场舞中的城市主体性

　　本文提出，对于集体主义的追忆是广场舞兴起以及迅速蔓延的重要动因，而这种追忆是中国城市向陌生人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次创造性谈判。尤其是，广场舞的参与者以中老年人为主，这反映了当代中老年人群体的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首先是核心家庭的正常化意味着延伸的亲属关系和代际关系已迅速减弱。虽然许多老年人需要承担起照顾孙辈的重担，但他们从子女那里得到的情感回报往往很少。其次，退休生活使他们脱离了以工作单位为基础的社会关系，而伴随着前所未有的人口流动，不断加速的城乡移民使得社区邻里关系也越发薄弱。在这种背景下，当年轻人从社交媒体寻求即时的社会联系时，中老年人被新的科技文化边缘化，孤独与疏离成为了他们的一种常态体验。

　　在这一前提下，广场舞大量借用了中国集体主义生活的记忆。对于参与者而言，这种源自毛时代的集体主义培育了一种由社交亲近、相互依存和共同价值所定义的惯习，使他们从本体上体验到被锚定于这个世界的安全感。据此，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广场舞的集体主义表象进行理论化。首先，区别于城市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原子化和孤立，广场舞的实践表现出一种不同的自我意识，这种意识强调团结和团队合作。其次，广场舞在微观尺度上创造了一种共存和熟悉的氛围，它鼓励人们超越匿名的互动，建立一个流动的友谊关系网络。最后，广场舞的具体维度被赋予了丰富的社会意义。特别是，大多数舞者是通过跟随和模仿彼此的舞步和动作来熟悉舞蹈的。在相互学习的过程中，参与者彼此之间得以通过语言、符号以及身体的交流相互邂逅和联系。舞者们不断地审视和纠正彼此的身体动作，也能形成一种共同的目的感。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人们强烈渴望在集体舞蹈中建立熟悉感和亲近感，但不应将这种情感与传统的社区定义混为一谈。在广场舞中，集体归属感并不包含强加的命令、义务或人与人之间的绝对联系，而是在群体依恋和个人主义之间建立了微妙而动态的平衡。因此，本文倾向于将广场舞分解为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相互作用，而且这种互动也并非是同质化的绝对平衡，两者的相对重要性在不同的时空中不断摇摆。

▲2017年湖南邵阳的老人运动会开幕式上的广场舞表演

（来源：视觉中国）

二、学习成为公众：广场舞中的冲突

　　在广场舞被赞誉为与孤独和疏离相抗争的城市公共空间实践的同时，它也演变成了一个有关空间政治的讨论焦点。一方面，广场舞群体被广泛指责“占领”和垄断公共空间，以牺牲空间的其他使用者，甚至是其他舞蹈团体为代价。另一方面，广场舞被大量媒体报道批评为一种公害，因为它扰乱了附近居民区宁静的家庭生活。我们的论点是，广场舞所反映的是当代中国城市居民如何理解公共性伦理在一个新出现的陌生人社会中的实质意义，而这是一个曲折的过程；或者如中文研究所指出的，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

　　在关于空间使用的网络辩论中，舞者、受影响的居民以及中立评论者都提出了各自的主张。对于舞者而言，他们对公共空间的概念是由“公地”和“集体”的逻辑所支撑的。“公地”指的是舞者认为公共空间是一种公共资源，每个人都有同等的权利；因此，他们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公共空间。而“集体”逻辑则是指以集体为基础所做的事情，在默认情况下，优先于个人的追求和兴趣。居民与中立评论者则主张公共空间必须具备伦理维度，并促成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互相尊重与妥协。这种对于公共空间的愿景与西方城市思想中理想化的公共空间产生了共鸣。这些网络话语事实上反映了社会经济变迁而带来的新挑战——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衰落，国家撤出个人生活的众多方面，个人自由选择权力的增加，私人空间作为个人身份和价值中心的理想化想象；总的而言，一个强大的私人领域观念在中国城市语境中正在崛起和成熟。与此同时，国家与社会之间也在逐渐形成一种共识，即公共空间不仅是关于公共资源的平等使用权利，而且是公共领域中不同行动者之间，公共生活与个人隐私生活之间的平衡。

▲苏州推出“智慧舞场系统”，通过定向声技术尝试化解广场舞的扰民难题

结论

　　两篇文章分别在宏观层面上剖析了广场舞现象的社会语境和演变趋势，以及在微观尺度上阐述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公共空间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对话与互动。一方面，中文的研究指出，中国城市的公共性对于差异、多样性、多元文化暂时未有太多的强调。相反，城市居民对于公共空间的使用体现了对集体主义的追忆，以及在“生人社会”和“熟人社会”之间营造的一个过渡地带。英文的研究则进一步指出，对于集体主义的追忆，本质上呼应了西方城市社会理论的观点，它认为城市现代性应被视为一个人们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与匿名、孤独和陌生进行协商的时代背景。在此背景下，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精神的平衡与妥协塑造了当代中国城市公共性。与此同时，广场舞所创造的实验性、即兴性的“过渡地带”，有助于我们建构关于公共空间、城市市民文化更为开放而灵活的概念。

　　另一方面，中文研究指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逐步分异是中国城市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维度。然而，在中国社会，什么是公共生活、公共生活的规则规范是什么、公共精神与私人生活的边界在哪里，尚没有约定俗成的社会共识加以界定。据此，英文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公共性并非是城市社会中一个既定且明确的属性，而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协商的过程。事实上，最近关于公共空间的争辩同样也呼吁人们关注公共性，这种公共性违背了以往根深蒂固的理论假设，反映的是人们的追求、情感以及共同生活、邂逅的情景。

文稿｜卢衍衡

编辑｜陈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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