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对春的狂想，以歌唱和舞蹈的方式

是对泥土的滋润和家园的温暖让人沸腾

是在一棵花杆耸立的地方，

经营着人山人海

 ——云南果果

TO CITE：

Junxi Qian, Xueqiong Tang (2017). Dilemma of modernity: interrogating cross-border ethnic identities at China's southwest frontier. Area, 49(1): 52-59.

本文系CSCG团队成员钱俊希博士荣获英国皇家学会Area Prize得奖论文

  背  景  

人文地理学理论的发展，促进了对边界的再定义。边界对于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诉求、压力和机会。促进我们认识边界过程的本质——作为一个需要克服的障碍，同时作为促进实践和意义产生的能动因素的二元性质，并将边界理论化为一个充满生活经验、空间秩序、政治主体性和文化认同的边界社会空间。边界作为国家政治工具的同时也是重要的资源，被边民适应、占用，以一种创新的方式满足于特殊的诉求和利益。

本研究认为，边界连接和区分的潜力以同样可见的方式呈现。整合和他者化不是相互排斥的过程，而通过流动的实践相互关联。这与Scotts(2009)的研究有所不同，在Scotts的研究中，Zomia的居民是来自现代性的难民，他们有意识地逃避民族-国家的同化，并维持对进步意识形态不敏感的地方经济。本文则认为边民不是处于无国籍状态，而是易受到民族-国家现代性的影响，在民族-国家与更广泛的联系间移动，以建构最能表达他们需求和愿望的身份。

案例地与研究方法

在中国边境河口县，国内苗族习惯于跨越边界，参加在越南举办的年度“花山节”庆祝活动，这是保持跨境亲属联系的重要手段。花山节在中国和越南组织与举办的形式具有鲜明对比，促使国内苗族强化对中国的归属感。中国的节庆活动与现代性和进步息息相关，而越南的节庆活动则被贬低为过时和缺乏吸引力。在边境城市瑞丽，有一种类似的情况，中国的现代化与缅甸的落后存在反差。尽管如此，当地傣族人通过寻求缅甸方面的文化真实性来抵消经济发展带来的精神与文化衰退，主要表现为大量的缅甸佛教僧侣被邀请到中国的寺庙居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享受所谓的现代性，需要重新强调跨边界的共同文化、传统和身份认同。

案例地位置图

本文研究了中越边境和中缅边境地区的边境实践：中越边境苗族对花山节的跨境庆祝；佛教僧侣从缅甸到中国的跨境流动。对于中越花山节跨境活动，主要采用在中、越两国的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焦点小组和结构化访谈；对于中缅边境进行的研究，涉及在中国瑞丽市进行的实地调查，包括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

 研 究 发 现 

1

花山节：越界和重新划界

19世纪后期，历史上苗族居住的，从越南花龙乡延伸至中国云南桥头乡的广大山区成为了边境中心。1887年，中国将越南宗主国地位转移给法国，清王朝和法国殖民者签订双边条约，勘定了中越陆地边界线，法定的国家边界逐步形成，其中有一部分穿越了桥头地区。国家在边境地区的归属一直是不完整的，是可渗透的、断裂的。苗族通过保持人员、物品和信息的跨境流动，将边界变成一个邂逅和联系的空间。对苗族来说，花山节作为最重要的民族跨境节庆为严肃的地缘政治秩序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尽管边界两边保持不同的花山节庆传统，但跨境参加越南的节庆是中国苗族的一种习惯，反之亦然。对于苗族人来说，花山节是他们维护共同文化遗产的主要载体，是他们对共同历史的集体回忆。花山节的正式活动包括宗教仪式和娱乐活动，它在中国和越南都严格遵循相同的程序和做法。双方政府当局都意识到当地对于跨境团结的诉求，以及共同的文化纽带对边疆社会稳定的潜在贡献，因此，对花山节的跨境游客采取高度支持的立场，并在节日期间容忍了未经登记的越境行为。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忽视造成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变迁分化的国家-民族框架。苗族社区见证了边境的差异效应，一系列国家资助的发展计划在桥头实施，相反，越南政府主导的改革对当地苗族社区的影响却很有限。这在花山节庆活动的发展轨迹中显而易见。在中国，桥头乡政府热衷于把花山节以地方现代化的成果展示，除传统仪式外，还包括丰富多彩的歌舞表演，身体动作也被重新设计、丰富和编排，以体现文化的复杂性和“现代”城市文化的品味。整个演出经过精心排练，目的是引起秩序感和质量感，而这正是国家官员和村民追求进步和现代化的核心所在。正如在乡政府工作的杨某和桥头乡熊副乡长所说的那样：

“我们的舞蹈反映了中国和苗族生活的变化，所以我们的文化风格不仅追随过去，也借鉴了城市人的文化活动。我们与越南苗族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我们做了很多排练。”

——杨某

“花山节在桥头的核心宗旨是展示我们苗族能够赶上中国发展的步伐。”

——熊副乡长

对于中国苗族而言，花山节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接触新事物和变化的空间，并将他们置于改革后中国文化等级一个不那么边缘的位置。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肯定对中国现代化的归属，边界的另一边被构建为进步与发展的对立面，即在很多中国苗族人看来，越南花龙乡的花山节是落后的化身。在桥头，一座120平方米的大混凝土舞台已经建成，庆典期间，它被精心装饰并配备一系列最新的音响设备，这个舞台已经成为他们骄傲的一个重要来源，证明了桥头呈现的现代性。与此相对的，是越南花山节相对缺乏资金和技术支持。基于此，中国桥头的苗族，特别是年轻人，倾向于表达一种与花龙乡花山节的疏远：一方面，它没有满足现代文化风格和“高品质”的要求；另一方面，中国苗族在传统文化知识方面缺乏参与对唱等实践的能力，这些实践在越南仍保存完好。总而言之：跨境流动促成了差异的形成和不归属感。

2

僧侣的跨境流动：资源的再分配

中缅瑞丽-木姐地区的情况类似于中越边境：边界将两国的傣族分隔开，但两边仍然保持正常的跨境联系。同时，类似的话语将中国新兴的“现代性”与缅甸的“落后性”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傣族也深受发展的副作用困扰，即新时代精神领域中宗教和精神领域的衰落，这种焦虑主要来源于瑞丽的合格佛教僧侣的严重短缺。

尽管瑞丽的经济繁荣鼓励当地傣族人建造更多的寺庙，但僧人短缺的问题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2015年，瑞丽有127座寺庙，但只有43位僧侣居住在此。当地佛教机构衰落的主要原因有3个：首先，在灾难性的文革期间，瑞丽僧侣要么逃到缅甸，要么放弃了修道生涯，以寺庙为基础的教育和神职人员培训的连续性被破坏，导致改革开放初期合格僧侣的缺乏；其次，尽管改革时期这里的计划生育政策比大多数汉族执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宽松，但僧人短缺的情况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当地男孩数量的减少最终导致了傣族家庭送儿子去修道院生活的动机减弱；最重要的是，随着傣族社区发展价值观的引入，当地的年轻人更倾向于接受国家主导的世俗教育。对于傣族男性来说，僧侣不再提供一种理所当然的声望之路，文化资本越来越与现代经济的知识和技能等同起来。

瑞丽的傣族人民在变革的狂风暴雨中没有放弃神圣的领域。对于中国傣族来说，正是边界的存在促进了在另一个民族国家的领土范围内保存未受破坏的傣族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傣族将边界划分为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场所，为人们创造新的机会和可能性。来自缅甸的僧侣对瑞丽城市和农村社区最近复兴的小乘佛教作出了重大贡献，帮助当地傣族在遭受汉族同化的持续威胁面前表现出文化独特感。正如边境小光村村长所说，

“中国的傣族僧人没有缅甸僧人有资格……但傣族是天生的佛教徒。佛教使我们与其他民族不同。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来自缅甸的僧侣：因为他们受到了极大的尊敬，这些年轻人现在已经回到寺庙参加宣教和诵经。”

  结  论  

基于中国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边民是边境活跃的生产者，跨境流动是调解身份和边界意义的关键实践，跨边界的熟悉与不熟悉间存在不断的相互作用。苗族人忽略边境差异以维持对花山节的共同依恋，但矛盾的是，流动也导致了距离、疏远。相比之下，中缅边境的故事开始于两国发展现状和普遍价值观日益加深的文化不熟悉中，在跨境关系的更新和熟悉中结束。

从实证分析中可以得出两种理论观点。首先，将中国的现代性与邻国所谓的发展停滞进行对比论述，体现了民族-国家在建构边境叙事中的重要性；其次，对苗族和傣族来说，现代性总是受到超越国界的社会关系和文化意义的影响，对差异的高度认识成为加强信息和商品交换的理由，使边境景观更具流动性和动态性。同样，瑞丽的傣族人在经济现代性和文化真实性之间走了一条谨慎的道路，促进了边境对于现代和傣族的双重影响。

编辑 | 张媛媛

审稿 | 陈贤斐

制作 | 唐若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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