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龙山文化对中华文明作出过重要贡献，龙山文化居民食物结构的研究是龙山文化社会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龙山文化居民的植物性食物以农作物为主，野生植物所占比例很低，农作物包括稻、粟、黍、小麦和大麦，可能还有大豆。其中稻和粟占主要地位，其次是黍，小麦、大麦和大豆数量都很少。野生植物包括紫苏、黍亚科的某些种、藜科、葫芦科等；动物性食物包括家畜猪和狗、野生的陆生动物如鹿类和水生的各类鱼、蚌等。龙山文化居民植物性食物结构存在区域差异，泰沂山以南地区稻占主要地位，东南沿海尤甚，而泰沂山以北地区粟和黍代替稻成为主要粮食，这种情况从沿海向内地逐渐加强，这可能与自然环境以及文化传统有关，胶东半岛地区的情况则不甚明了。与大汶口文化、北辛文化相比，龙山文化居民食物结构中新出现了小麦、大麦和绵羊，这可能与公元前第三千纪欧亚大陆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有关。
作 者 | 靳桂云，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
原 载 |《文史哲》2013年第2期，第99-111页
原 题 | 龙山文化居民食物结构研究
公元前第三千纪（距今5000-4000年），是人类文明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时期。早期中国文明形成和发展于龙山时代，此时，在中国的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和辽河流域等都先后发展了早期文明，其中位于黄河下游山东半岛的龙山文化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夏商时代一些重要的文化因素都可以从龙山文化中找到渊源。那么，创造辉煌业绩的龙山文化，其居民的食物结构如何？限于考古资料特别是农田等遗迹保存条件的限制，有关古代农业的研究困难很多，但考古遗址中保存下来的丰富的食物残余却为我们认识古代居民的食物结构提供了重要依据。早期关于龙山文化居民食物结构的研究，由于受到资料的局限，结论不够明确，关于当时农业等生业经济的研究，也受到材料的局限而多推测成分。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研究中不断应用，我们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手段来复原古代人类的生业经济，对食物结构和古代农业的研究也有突破性进展，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动植物考古研究。山东地区系统科学的动植物考古工作是1998年在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发掘中首次实施的，当时在发掘中系统采集了各类动植物遗存标本和相关的土样，获得了对该遗址生业经济的科学认识，由此推动了本地区史前遗址中动植物遗存的研究。在已经开展系统植物考古研究的两城镇、桐林、教场铺和赵家庄等遗址，获得了丰富的植物遗存资料，这些资料为我们认识龙山文化居民的食物结构提供了最重要证据，研究结果将推动龙山文化经济与社会及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研究。本文在系统分析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动植物遗存资料的基础上，拟探讨龙山文化居民食物结构特点及相关问题。
本文中的龙山文化，专指分布于山东半岛及其周围地区的龙山文化，即有学者提出的“海岱地区龙山文化”，其时间跨度在距今4600-4000年前后。
史前人类的排泄物、人骨同位素等分析结果能够为我们提供其食物结构的直接证据。但是，由于考古学材料的局限性，多数情况下我们没有那么幸运能找到古人的排泄物，或者有时候即使幸运地发现了古代人的排泄物，由于保存等原因可能也无法对其进行科学分析。也并不是所有的遗址发掘中都能采集到人骨标本进行同位素分析，有时候即使发现了人骨遗骸，但由于保存条件太差也无法采集分析标本。基于上述限制因素，考古学家必须通过其他的方法来间接地认识古人的食物结构，科学地获取和分析考古遗址中的各类生物遗存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对各类考古遗迹特别是灰坑里的土样进行动、植物遗存分析，有希望获得认识史前人类食物结构的珍贵信息。一般来讲，新石器时代居民的植物性和动物性食物，都需要经过获取、加工和烹饪等过程才进入食用阶段，在这些过程中都不可避免要无意丢落或者有意舍弃一些不可食用部分，如不可食用的植物茎秆、谷壳等或者贝类动物的壳等，在食用过程中也会丢弃一些无法食用的部分，如哺乳动物的骨骼等，这些被丢弃的部分都将作为垃圾以不同的方式被堆放或者抛弃在遗址的垃圾坑或者沟中，考古发掘中通过系统采样，就可以获得其中的部分遗存，这是目前常用的动植物考古研究的方法。通过分析这些遗存，有希望获得新石器时代人类食物结构甚至生业经济方面的重要信息，进而丰富对古代社会的研究。不过，假设一个遗址中曾经消费了数量大致相等的动植物资源，我们进行研究时所获得的动物遗骸可能会明显少于植物遗骸，这是因为动、植物遗留在考古遗址中保存的状况不同，同样的条件下，植物遗存比动物遗存更容易被保存和发现，这种情况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尤其如此。各类考古遗迹的土样中保存的动物遗存主要是动物遗骸，如骨骼、牙齿、角等。大量的事实表明，一些遗址中的土壤对于动物骨骼的保存非常不利，以至于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即使认真采集动物遗骸也很难采集到可供种属鉴定的标本，特别是骨骼标本，幸运的时候可能会采集到牙齿和角等部位，但相对于大量的骨骼来讲，牙齿和角的数量毕竟少得多，所以导致采集到的动物遗骸标本很少，难免影响对考古遗址中动物遗骸组合和数量的认识。前面提到的两城镇遗址就是一个例子，虽然进行了系统采样，而且采集到了比较多的植物遗存，但动物遗存却非常稀少，导致我们对该遗址动物遗存的情况所知甚少。另外，对海岱地区史前遗址中出土动物遗骸的初步统计显示，几乎所有的遗址中都发现了鹿角，但这并不能说明史前遗址中以消费鹿肉为主，因为相对于猪等陆生动物以及鱼、虾、贝类等水生动物的遗骸来讲，鹿角更容易保存下来而且也更容易被发现。这些遗址中没有发现猪等动物遗存并不能说明没有，而可能是没有保存下来或者没有被发现。胶州三里河遗址保存了比较丰富的动物遗骸，其中不仅有比较多的猪骨，还有大量的淡水和海水动物遗骸，说明史前时代居民利用动物资源的广谱性。考古遗址中保存的植物遗存主要包括炭化的植物遗存、植物有机质部分腐烂后那些不易腐烂的成分如植硅体、花粉和淀粉粒等。一般来讲，遗留在遗址中的植物遗骸，如果能够遇到火，其被炭化进而保存下来的可能性就大得多，这种炭化的植物遗存具有耐腐蚀的特点，能够在考古遗址中保存几千年而不被破坏；由于已经开展植物考古研究的多数遗址中都发现了数量比较多的炭化植物遗存，如两城镇、赵家庄、桐林、教场铺等，所以，我们推测，史前聚落居民经常为了某种目的而燃烧农作物的秸秆，这就导致在考古遗址中能比较多地保存农作物的遗存。而植硅体、淀粉粒和花粉等微体植物遗存，由于其在植物中产量高、耐腐蚀等特点，比炭化的植物遗存更容易保存在遗址中而且保存的量也更大。以植硅体为例，这是植物体内的一种硅化物质，禾本科植物中植硅体的含量尤其高，植物腐烂后，植硅体会就地沉积在土壤中，如果没有外力的影响，植硅体会保留在那里经过几千年也不被破坏，这种特点为我们进行植物考古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大量的研究表明，古代遗址中经常会保存各类植物遗存，采用科学的植物考古方法，系统地采集考古遗址中的各类样品，能最大限度地提供考古遗址中人类食物结构的信息。可见，对于古代居民食物结构研究，植物遗存比动物遗存更具有优势，这可能也是植物考古成果比动物考古成果更丰富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已经发表了4个龙山文化遗址系统、科学的植物考古研究报告，不仅有聚落居民植物性食物结构类型的信息，而且在赵家庄、两城镇和丹土等遗址还发现了可能的水田、谷物脱壳遗迹，表明遗址中出土的农作物遗存不仅是当地所产而且是就地消费的。这些研究结果与其他一些遗址的植物考古研究结果一起，成为龙山文化居民植物性食物结构研究的基础证据。目前已经发表动物考古报告的龙山文化遗址有5处，这些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骸都是发掘中采集的肉眼可见的动物遗骸标本，没有系统地获得更小的动物遗骸标本，报告中也没有统计数据，资料的完整性和可靠性比较有限。基于以上论述，下面将以植物遗存资料为主，辅以有限的动物遗存资料，探讨龙山文化居民食物结构及相关问题。
统计显示，目前有45个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农作物遗存（表1）。这里统计的是出土农作物遗存的遗址数量，此外还有一些遗址虽然出土了植物遗存，但没有出土农作物遗存。根据植物遗存样品采集和研究方法的不同，这些遗址可以分为三类，其数据的可靠性和科学性呈递减：
第一类用*标记，是经过正式发掘并开展系统科学植物考古研究的遗址，包括两城镇、赵家庄、桐林和教场铺，这些遗址中都采集数量比较多的样品并采用科学的方法获取植物遗存然后进行了科学鉴定，这类植物遗存资料是我们研究植物遗存和食物结构的首选证据。第二类用标记，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正式发掘过程中采样，但采样数量较少或者没有经过科学的植物遗存提取、鉴定和统计，如庄里西遗址，虽然发现了比较丰富的植物遗存，但报告中没有给出比较详细的统计结果，再加上当时没有采用正规的浮选方法获得植物遗存，这类资料不利于我们进行定量分析；第二种是没有经过正式发掘，但因为进行了植硅体分析，多数遗址分析结果都发现了多种农作物遗存，如对莒县和茌平等地区进行的植物考古调查结果。第三类用标记，是发掘或者调查过程中只是采集了肉眼可见的炭化植物遗存，如日照尧王城等遗址的结果，这类结果因其偶然性而可靠性最低。
表1 龙山文化遗址农作物遗存一览表
如前所述，系统植物考古方法实施之前发现的植物遗存，由于采样的随意性和部分标本缺乏科学鉴定而使得材料的科学性较低，所以，下面以经过系统植物考古研究的四个遗址植物遗存结果为基础，再结合表1所列的结果，对龙山文化遗址出土植物遗存情况进行详细分析。桐林遗址2003年发掘中采集龙山文化土样85份，浮选到农作物种子16101粒，稻3423粒，出土概率65.9%；粟7020粒，出土概率89.4%；黍5658粒，出土概率63.5%。该遗址灰坑等遗迹中还发现大量的水稻植硅体，包括扇型、哑铃型和稻壳双峰型，此外还有粟和黍的植硅体。教场铺遗址2002年共浮选龙山文化土样270份，总计2500余升。浮选到农作物包括粟、黍、稻和小麦。粟的数量占绝对优势，粟和黍出土概率92%，稻出土概率3%，小麦出土概率3%。此外，对教场铺10个龙山文化人骨进行碳十三分析，C4类植物百分比为96%，表明以粟和黍为主要粮食作物。各类遗迹中发现了较多粟稃壳植硅体和少量水稻扇型植硅体。两城镇遗址发掘中共采集634份土样，其中265份进行了分析研究，122份中发现了炭化种子和果实遗存4000余粒，以农作物为主，包括稻、粟、黍、小麦，稻的数量占绝对优势，其次是粟和黍，杂草有属、黍亚科，还有苋属、菊科、豆科、藜属、蓼属、芸苔属、马齿苋属、莎草科、黑弹朴、茄科、李属、大戟科、野葡萄。灰坑和地层中发现大量的水稻植硅体，并发现可能的稻谷加工场所。赵家庄遗址采集的71个龙山文化土样中有50个约447升土样中有炭化植物种子和果实1197粒；其中包括确定种属的972粒24种和225粒残破未知的种子。农作物种子700粒，占72%；豆科植物173粒，占18%；果实22粒，占2%（全部是野葡萄属种子）；豆科以外的其他杂草种子77粒，占8%。农作物包括水稻、粟、黍、小麦和大麦。从数量上看，水稻占总数的61%，谷子占33%，黍子占11%，小麦占1%；从出土概率看，谷子的出土概率最高，为70%，水稻居第二位，为61%，黍子的出土概率为36%，小麦出土概率为16%。豆科植物中的野大豆、野豌豆以及其他杂草中的萹蓄、赤匏属、紫苏以及葡萄属等都是可食植物，有可能被古人食用。赵家庄遗址还发现了水田遗迹，对该遗址出土双孔石刀进行刃部残留物分析，发现了丰富的水稻叶部扇型植硅体，这两个发现都表明遗址中出土的稻等农作物是本地所产。第一，农作物为主，野生植物数量和出土概率都显著低于农作物。两城镇等四个经过正式发掘和系统植物考古研究的遗址中植物遗存分析结果都如此。以全面报告了植物遗存分析结果的赵家庄遗址为例，植物遗存中，农作物占86%，非农作物占14%。滕州庄里西遗址龙山文化时期植物遗存也是以农作物为主，野生植物数量比较少。第二，农作物包括稻、粟、黍、小麦和大麦，稻在泰沂山以南的遗址中占主导地位，而粟和黍则是泰沂山以北遗址中的主导。两城镇等四个经过系统植物考古研究的遗址中，稻、粟和黍都是基本农作物种类，两城镇、赵家庄和教场铺都有少量小麦，赵家庄遗址还出土了大麦；统计结果显示，位于泰沂山以南的两城镇和赵家庄遗址中，农作物中稻的比重高于粟和黍，而位于泰沂山以北的教场铺和桐林遗址中粟占有明显的优势。龙山文化其他遗址中农作物组合也具有上述特点。表1显示，第一和第二类遗址共33个，32个遗址中至少有两种农作物（一种组合是稻、粟或者还有黍，有31个遗址，另一种组合是粟和黍，只有尹家城遗址），只有胶州西庵遗址出土稻。从这个统计结果看，粟和稻是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最多和最普遍的农作物遗存，黍其次，小麦和大麦占的比重很小。第三，正式发掘并系统开展植物考古研究的4个遗址中都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野生植物遗存，其中有些是可食野生植物。野生植物包括豆科、禾本科、菊科、藜科、葫芦科、唇形科等多种杂草以及葡萄属等，其中豆科、唇形科、葫芦科、蓼科等的某些种属都是可食植物。
统计显示，大约有43个经过调查或发掘的龙山文化遗址中都出土了猪和鹿等动物骨骼，目前有5处龙山文化遗址发表了动物考古研究结果（表2），但都不是系统获取的动物遗存，也没有统计数据，所以我们无法获得不同类型动物比例方面的信息，只能进行简单的定性分析。
表2显示，这5处龙山文化遗址中的动物遗骸都包括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两类，家养动物有猪、狗、牛和羊等；野生动物几乎都有鹿类等陆生动物和水生动物，但沿海遗址如三里河中出土的水生动物显著多于其他4处遗址，因为其中绝大多数是海洋动物，所以，这与其临海而居有密切关系，可见，同植物遗存一样，动物遗存也具有明显的区域特点，而这种区域特点可能与地理位置有密切关系。
综合动植物遗存资料，我们认为：龙山文化居民食物结构中，植物性食物除了农作物稻、粟、黍、小麦和大麦以外，还有一些野生植物，动物性食物主要是家畜（大汶口文化晚期以猪、狗为主，龙山文化时期增加了黄牛和绵羊等）和野生动物，包括鹿类等陆生动物以及大量的水生动物；小麦、大麦是龙山文化时期黄河流域新出现的农作物类型，与之相关的还有绵羊的引入，这些新出现的食物类型可能是黄河流域甚至欧亚大陆更广大范围内文化交流的结果。
从前面的动植物遗存资料分析中可以看到，龙山文化居民食物结构包括以农作物为主的植物性食物和包括猪、狗、羊等在内的动物性食物，而且食物结构可能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龙山文化居民食物结构中，植物性食物包括稻、粟、黍、小麦和大麦等农作物以及野大豆、紫苏、豆茶、决明等野生植物。农作物是植物性食物的主要组成部分，野生植物明显少于农作物，但野生植物遗存的普遍存在则说明采集野生植物也是当时生业经济的一个补充。首先，农田遗迹和收割工具的确认，证实了灰坑等遗迹中出土的农作物等植物遗存是当地的产物，所以，最有可能是聚落居民的食物来源。其次，在农作物中，稻提供的食物份额可能最大，粟和黍其次。前述的炭化植物遗存数据显示，多数遗址出土稻和粟的数量最多，黍则相对较少，但大米的千粒重是19.704克，体积是23升；粟的千粒重是2.440克，体积是3.1升；两者的千粒重比为8.08：1，千粒体积比为7.42：1，而千粒黍子的平均重量是千粒谷子重量的2.26倍，最高可达10倍。显然，如果考虑这三种农作物的千粒重差异，稻可能是龙山文化聚落中产量最高的农作物，而粟和黍的产量可能比较接近，小麦和大麦最少。第三，豆科植物特别是野大豆，在居民的食物结构中也占比较重要的地位。黄河流域龙山时代遗址中野大豆属的种子普遍与稻、粟等农作物的种子共出，但是由于其大小介于现代驯化大豆和野生大豆之间，有的学者将其视为野生植物，也有学者将其视为农作物；不过，有研究显示，豆科植物在被人类栽培两千年左右其粒型仍然没有明显的变化，似乎我们不能只根据其粒型来判断其野生与驯化，况且其具有与农作物共出的特点。尽管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大豆遗存是农作物还是野生植物暂时还无法确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从距今8000年前后的古代人类就开始利用这种植物资源了，到了龙山文化时期，大豆作为人类植物性食物的一部分，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第四，一定数量的野生可食植物遗存的发现，说明当时还存在采集野生植物作为食物的现象。野生植物中还有数量比较多的紫苏、萹蓄等，紫苏是一种油料作物，现在我国一些地区还在使用这种植物，韩国食用的比较多；葫芦科植物可能也是被人类开发比较多的一种。但是，如果这些植物在未成熟的时候被食用，不仅其可食的肉质部分无法在考古遗址中保存下来，其种子被保存下来的可能性也非常小，这可能导致其在考古遗址中保存下来的比较少。第五，聚落等级与植物性食物结构的关系。两城镇遗址人骨同位素研究结果表明，在龙山文化时期，只有社会的上层人才能食用稻，普通居民可能只食用粟和黍等。对沭河上游的莒县一带进行的人骨同位素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但赵家庄聚落的研究结果并不支持这个观点。从聚落规模来讲，赵家庄遗址面积大约是5万平方米，可能是龙山文化时期的三级聚落，但遗址中却保存了比较丰富的稻遗存，显示了稻作为食物的普遍性，如果三级聚落和一级聚落中的居民同样普遍食用稻米，就不能说只有社会上层人才能食用稻米。当然，这类研究结果还需要更多的数据来验证，比如，对赵家庄遗址的继续发掘注意采集人骨标本，然后进行人骨同位素古人食谱研究。研究显示，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居民动物资源开发有显著的时代特点，大汶口文化晚期以猪、狗为主，龙山文化时期增加了黄牛和绵羊等，各个时期都有一定数量的野生动物，包括鹿类等陆生动物以及大量的水生动物。三里河遗址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早期的动物遗骸和各类工具表明，当时饲养的猪和狗、狩猎的鹿类和捕捞的螺蚌鱼等为居民提供了比较多的肉食资源。更能说明肉食资源在居民食物结构中重要性的是，对肉类食物的加工和食用可能已经影响了聚落居民的精神生活，在墓葬中随葬整条鱼和疣荔枝螺、用狗作祭祀、在居址旁边的灰坑中集中堆积的海鱼的鱼骨和大片鱼鳞、陶塑的猪形鬶和狗形鬶等便是证明。居民肉食构成中，水生动物的数量和种类可能与聚落的位置有关，沿海的三里河遗址有种类繁多的海洋生物，显然是由地理位置决定的。虽然单从动植物遗存，我们不能确认植物性食物与动物性食物的比例，更不能确定陆生动物和水生动物的比例以及淡水资源与海水资源的比例，但有一种化学分析技术，就是同位素古人食谱分析，能告诉我们关于人类食物结构的更多的故事情节。为了跟踪两城镇遗址食物结构，研究人员对采自该遗址的人骨样品和猪骨样品进行了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由于人骨样品保存差，没能从中提取到骨胶原，只在1个样本中提取到羟磷灰石，1个人骨羟磷灰石和14个牙釉质样本的同位素分析结果表明，部分人以C4植物（就是粟和黍类谷物）为主食，他们或直接进食C4植物或食用了以该类植物为饲料的动物，或在童年时吃过海产品，其他大部分人以C3植物（稻米属于此类）为主食。对教场铺10个龙山文化人骨进行碳十三分析，C4类植物百分比为96%，表明以粟和黍为主要粮食作物。从整个黄河流域看，龙山文化居民的肉食资源方面的特征首先是明显地继承了仰韶文化的传统，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骸以猪为主，还有黄牛和绵羊，这个时期狩猎野生动物的数量明显减少。对新砦和陶寺等遗址进行的人骨同位素古食谱分析也显示，居民食物结构中植物性食物为主，动物性食物比例比较低。对新砦遗址进行的人骨和动物骨骼同位素分析显示，该聚落居民的食物中动物性蛋白已经占了一定比例，植物性食物中以C4植物就是粟或者黍类植物为主，也有一定数量的C3植物，可能是稻类作物；陶寺遗址12个人骨样品分析结果显示，植物性食物中小米可能是主要的，而在总的食物结构中，肉食的比例不高。如果上述的人骨同位素古人食谱分析结果比较接近事实的话，那就是说，在龙山时代居民的食物结构中，植物性食物占主要地位。前面的分析中已经阐明，植物性食物中农作物远远多于野生植物。如此，我们可以推测，龙山文化居民的食物主要来自农业生产的粮食，这可能是社会稳步发展的一个重要保障，因为相对于狩猎采集和捕捞来讲，农业生产可能会使居民的食物更有保障。根据现有资料，可以将龙山文化居民植物性食物结构分成三个区域：鲁南、鲁北和胶东半岛。鲁南区指的是胶莱河以西泰沂山以南地区，包括潍坊南部、日照、临沂、枣庄、济宁和菏泽。经过系统植物考古研究的有两城镇和赵家庄两个遗址，农作物都是稻、粟为主或者稻稍多，开展了植物考古调查、进行植硅体分析的遗址基本都出土稻（只有尹家城是例外，没有发现稻），而且稻占的比例明显高于粟、黍或是粟和黍的总和。区域内，可能存在从南向北、从东南向西北稻的比重逐渐降低的趋势。尉迟寺和大墩子等遗址的发现显示，这个区域南部的苏北和皖北一带是稻粟共存，但从尉迟寺遗址的情况看，稻占有绝对优势，粟和黍比较少，大墩子只发现粟没有发现稻可能与非系统采样有关；苏北的其他遗址如藤花落和后大堂等只有稻，但因为均非系统采样，还需要今后再做工作；莒县调查的遗址多数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阶段，稻占绝对优势，多数遗址都是只有稻；日照两城镇、胶州赵家庄等遗址则稻、粟、黍、小麦共存，但稻的比例也明显高于粟和黍等，不过所占比例可能低于莒县诸遗址。鲁北区指胶莱河以西泰沂山以北区域，包括潍坊北部、淄博、济南、聊城。经过系统植物考古研究的桐林、教场铺遗址都显示农作物中包括稻、粟、黍、小麦等，粟和黍的总和明显高于稻；教场铺遗址粟显著高于稻，在2500余升土样中浮选到的农作物，粟的数量占绝对优势，粟和黍出土概率92%，稻出土概率3%，小麦出土概率3%。对茌平境内龙山文化遗址的植物考古调查也显示粟和黍的绝对优势。大豆出土概率为78%。目前还没有发表胶东半岛地区龙山文化遗址系统的植物考古结果，但杨家圈遗址的红烧土中保存了比较多的稻、粟等农作物的印痕，表明基本的农作物包括稻和粟。现代气候资料显示，龙山文化分布范围属于典型的东亚季风气候区，对农作物结构有显著影响的降水具有从东南向西北逐渐减少的趋势，这与稻在居民食物中的重要性从东南向西北逐渐减弱比较吻合。这个事实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龙山文化时期的气温和降水格局与现代差异不大，而且直接影响了当时的农作物组合，东南地区由于降水充沛而水稻种植更多，西北地区由于降水减少而更多地种植粟和黍等耐旱作物，这种格局直接决定了居民的植物性食物结构。第二，龙山文化居民食物结构的这种区域特点，反映了古代居民顺应自然发展农业的实践，也说明龙山文化聚落中居民食用的植物性食物多数属于自己生产的，虽然不能排除高等级聚落中可能有从其他聚落进贡或者以其他方式运输来的粮食，但在一般聚落中主要是自给自足的供给方式。龙山文化居民动物性食物构成的区域特点表现为沿海地区遗址中有更多的海洋生物资源。纵观海岱地区史前时代动植物考古发现，我们认为龙山文化居民的食物结构，一方面继承了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特别是大汶口文化的传统，另一方面与周围的文化交流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与早期相比，龙山文化时期野生植物和野生动物在食物中的比例明显下降，这应该是农业和家畜饲养进一步发展的结果。首先，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早中期，动物性食物中野生动物占的比重高于家畜，到了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野生动物的数量显著减少，家畜的数量增多。其次，后李文化时期植物性食物以野生植物为主，少量的农作物已经出现，从月庄等遗址的材料看，狩猎采集捕捞是主要的食物来源，种植和家畜饲养占的份额非常少，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时期，植物考古资料少而且缺乏系统性，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农作物在植物性食物中的比例显著增加，而且农作物的种类多样化也表明了植物性食物种类的多样性以及农业风险的降低，而风险的降低又反过来促进农业的发展和农作物在植物性食物中的稳定统治地位。对农业工具的研究也显示，与先前相比，龙山文化时期农业获得了突破性发展，用于农作物收割的刀和镰等显著增多，三里河遗址大汶口文化时期只发现了3件刀，而龙山文化时期则发现了22件，山东地区其他遗址也有类似发现；豫西晋南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址也反映了相同的趋势。后李文化时期已经开始开发稻、粟和黍等植物资源，北辛遗址、傅家遗址等发现的粟遗存表明粟类植物是海岱地区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居民的植物性食物来源之一。目前在二涧村和文家屯都发现了属于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中期阶段的稻遗存，近年在小朱家村中层发现一粒炭化稻米。这三处发现都在海岱地区的边缘地带，二涧村位于海岱地区的东南角，位置比海岱地区的中心区靠南很多，从地理位置上讲出土稻遗存的可能性显著大于海岱地区的中心区，其代表性不强，而文家屯遗址只在一个陶片中发现了极少的水稻扇型植硅体，小朱家村中层只发现了1粒炭化稻米，虽然这两个遗址地理位置位于海岱地区的东北角，但因其稻遗存的数量等导致其可靠性也很弱。所以，海岱地区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早中期居民的植物性食物中是否有稻，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证实的问题。现有植物考古资料显示的大汶口文化末期特别是龙山文化时期居民食物结构的突然丰富，似乎与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时期植物遗存资料的缺乏形成的对比有关，但这个时期由农业发展所引发的植物性食物结构的变化可能也是事实，其中稻的普遍种植可能是海岱地区与长江流域古文化交流的结果。不仅如此，位于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龙山文化居民的食物结构与黄河中游同时期居民的食物结构基本相同，表明黄河中下游地区龙山文化居民人群往来密切，文化传统和生产力水平接近，进而形成了相近的食物结构。现有资料显示，黄河中游地区龙山时代居民植物性食物也是以农作物为主，包括稻粟黍大豆等，到二里头时代，小麦出现。河南新砦遗址从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时期都是以稻为主，还有粟黍野大豆，野生植物比较少；驻马店杨庄遗址距今4500-3800年间的近700年间，存在大量水稻植硅石，还有果核等；王城岗遗址在龙山时代晚期、二里岗、春秋三个时期，粟的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都居第一位，黍出土概率仅低于粟，但绝对数量明显少于粟，甚至少于小麦（二里岗和春秋时期），表明粟和黍一直是该地区居民的主要植物性食物资源。前述黄河流域龙山和二里头时代农作物种类中，小麦、大麦是龙山文化时期黄河流域新出现的农作物类型，与之相关的还有绵羊的引入，可能是黄河流域甚至欧亚大陆文化交流的结果。到目前为止，大汶口文化遗址中还没有发现任何的麦类遗存。我们推测，海岱地区史前居民的食物结构中，小麦和大麦是龙山文化时期新出现的。在日照两城镇、胶州赵家庄和茌平教场铺遗址中都出土了小麦和（或）大麦遗存，赵家庄遗址炭化小麦的年代是公元前2500-2270年，相当于龙山文化早中期。甘肃天水西山坪遗址与小麦共出的炭化稻米的年代是距今4800年前后。黄河流域这些史前麦类遗存说明，至少在龙山时代，史前居民的食物中就可能有小麦和大麦了。二里头和商周时期出土麦类遗存的遗址数量明显增多，居民可能食用了更多的麦类。农史学界对小麦和大麦是中国本土起源还是从西亚经过中亚传播过来还存在争议。不过，最新的分子生物学研究结果还是支持西亚传播的观点。虽然目前还无法论证哪种观点更接近事实，但中国龙山时代居民已经种植并食用小麦和大麦则是事实存在。与小麦和大麦同时作为史前居民新食物类型的还有绵羊等动物，距今5600-5000年左右，家养的绵羊出现在甘青地区，距今4500-4000年绵羊出现在中原地区考古遗址，可能是黄河流域与甘青等西北地区文化交流的结果，龙山文化遗址如茌平尚庄等都出土了羊或者牛的遗骸，显示这种文化交流一直影响到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黄河流域史前文化交流的大背景则是丝绸之路形成之前欧亚大陆广泛的文化交流，有学者将这个时期欧亚大陆的文化交流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新旧大陆之间的交流相提并论，并强调了欧亚大陆史前时代这种文化交流对人类历史的深远影响，其中，食物的全球化便是这种影响之一。龙山时代欧亚大陆文化交流不仅有居民食物结构方面的证据，在技术和人类体质方面也有反映。冶金考古研究显示，中国西北地区早期冶铜业的发展，是与中亚地区保持文化互动为前提的，如果此论成立，那就意味着黄河流域铜石并用时代的到来可能也是欧亚大陆文化大融合的产物，结合龙山文化中出现的小麦和大麦等农作物，我们推测山东沿海地区三里河和尧王城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黄铜遗存，可能也是在文化交流的大潮下来到东海之滨的。三里河遗址发现了两件含铅的黄铜钻形器，黄铜的年代不晚于距今3980±100年第二期墓葬。尧王城遗址曾经出土青铜渣，甚至有人认为西清古鉴上的铜鬶都可能是龙山文化的遗物。由此看来，在龙山文化及其稍后的时代里，欧亚大陆的文化交流就非常频繁，英国学者伦福儒早在1970年就提出这个由西向东的文化传播过程，认为当时的交流包括互惠的交换等几乎全部的行为，涉及多个层面。当时的狗、猪、羊、牛、马、骆驼等家养动物，是通过文化交流进入甘青地区的，这个文化交流的过程从马家窑文化时期就开始了。文化交流不仅表现为中国与中亚乃至西亚地区的文化融合，在中国的黄河流域也存在着黄河下游与中游地区的更加密切的文化交流，这种交流不仅改变了龙山文化居民的食物结构，而且可能成为中华文明孕育和发展的重要动力。这种文化交流，不仅表现在物质文化上，而且从居民体质特征方面也有体现，对我国北方新石器时代居民体质的研究显示，新石器时代早期居民体质形态比较单纯，未发现明显的混血现象，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北方人群内部出现了体质分化现象，青铜时代这种现象得到了加强，甚至在同一文化同一遗址内部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体质类型，这可能与人群迁徙导致的血缘混杂有关，并可能直接促进了文明的诞生和发展。诚然，根据考古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来研究古代居民的食物结构，存在很多局限性，主要表现在：（1）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遗址都进行调查或者发掘并采集标本进行研究，而考虑到古代聚落动植物资源利用的个性特点，如果想获得比较科学可靠的结论，分析的遗址越多越理想。（2）有些动植物信息可能由于多种原因而没有在考古遗址中保存下来，或者即使保存下来我们也没能获取，这会直接影响我们分析结果的科学性。当然，上述问题的存在并不说明我们现在的研究毫无意义，事实上是我们通过不断积累资料、改进方法，以期获得更科学客观的结论。目前首要的任务是要积累相关资料，对更多的遗址进行系统的动植物考古研究。龙山文化遗址近1000处，其中经过发掘的大约70处。已经发现农作物遗存的遗址有45个，其中进行系统的植物考古研究的4处，调查时发现动物遗骸的遗址有43个，这些动物遗骸多数是大的骨骼或者鹿角等，还未见系统的动物考古研究报告。上面的数据对比显示，由于获得动植物遗存的遗址数量只占全部遗址的一小部分，而且有动植物遗存的这些遗址中多数都缺乏系统科学的动植物考古研究，所以，目前所得到的关于龙山文化居民食物结构的认识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来支持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