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相斥还是相容？儒学与墨学究竟是什么关系？| 秦彦士 杨武金

除了这类大师级的人物之外，产生于秦国的《吕氏春秋》也明显地反映了战国后期儒墨合流的现象，仅从书中的篇名如《劝学》《尊师》《先己》《孝行》《至忠》，就可以看出它明显的儒家倾向。另一方面，书中对于墨子的“兼爱”“非攻”“尚贤”“节用”等思想也有明显的吸取。但它对儒墨各家思想的吸收更多的却是儒家大师荀子，因此书中“兼儒墨，合名法”的倾向十分明显。此外，在战国中后期的其他诸子著作中同样有儒墨会通留下的思想遗迹，比如在人们很少注意到的《尸子》这样的著作中就有融汇儒墨两家思想的论述。

在传世文献中，战国时代儒墨会通最靓丽的思想结晶就是《礼记·礼运》作者对两家思想的创新性提炼，而在中国历史上影响甚大的便是篇中“大同”“小康”这两个在两千多年学术话语中占据了关键地位的语词（就个人倾向而言，其实作者对于墨子的思想显示了更加倾心的态度——墨家“兼爱”的“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大同”明显高于儒家“子其子”的“小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同”理想不仅代表了古代中国人对于美好理想的最高愿望，更是可以融通人类多元文化的美好愿望，这种可以包容人类共通的美好理想由于超越了种族、宗教、政治的差异，因而具有了普世的意义。

令人惊奇的是，不仅在传世文献中，当代出土的大量文献更是为我们提供了两千多年之前儒墨会通的第一手信息：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岳麓秦简以及清华简等越来越多的出土材料都在不断提供最确切的证据。

这类古代的珍贵资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刻的启示：儒家与墨家的思想由于适应了当时社会不同阶层人们的需要，产生了值得人们汲取的思想营养，相对于儒墨对立的传统印象，上述传世与出土文献为儒墨会通的事实提供了更加全面深刻的历史资料，从而纠正了人们长期以来的误解。即使在法家思想成为学术文化主流的秦国，儒墨两家的思想依然有明显的影响：秦统一中国之后举行的第一次封禅大典之前，秦始皇也曾专门征询过他们的意见。在秦王朝中央政权的智库中，儒家学派的学者不仅在人数上占有相当的比例，在思想上也有独特的不容忽视的影响。据《史记》等史料记载，秦博士70人中，羊子为儒家，黄疵为名家，叔孙通“从儒生弟人至百余人”，淳于越等也都是著名的儒家学派人物，尤其是伏生等人，更在秦汉思想与政治文化以及学术思想上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这个事实也证明，战国后期儒墨的会通合流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只是由于后来汉代的“独尊儒术”，学者们因此也不断将儒法、儒墨等不同学派对立起来。但实际上汉代大儒董仲舒这样的人物暗地里也将墨子思想进行了肢解式的改造，并把建构新儒学所需要的思想成分吸收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

从此后的历史来看，民间宗教、汉代“游侠”以及“水浒式”侠义精神源远流长的影响，这也构成一种无形中的儒墨会通的事实。而在学术思想方面，除了韩愈这样的大家直接倡言“儒墨相用”之外，历代都有一些学者如明代的李贽、宋濂以及清代的颜元、孙诒让等，都持有同样的观点。

今天我们更有必要重新审视先秦时代的两大显学：就两千多年一直是占据中国主流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学而言，它对时代的超越使其并没有随着农耕帝制时代的结束而丧失自己的价值，儒家“和而不同”等超越时代的社会治理思路依然具有相当深刻的现代价值。在当前疫情肆虐的现实面前，西方极端自由主义已经给疫情防控造成极大的阻力，而中国“和合”传统形成的上下一心的合力则有效阻止了疫情的蔓延。当然，对于“集中”的传统悠久而民主法制的建设相对欠缺的中国，儒家必须在现代社会进行刮骨疗毒式的创新，诸如“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等违背法制公平正义的思想以及与皇权政治结合的“人治”等非理性的弊端更是需要我们认真清理。在这种情况下，儒家与墨家在新时代的会通就具有了极其重要的意义。作为先秦平民思想代表的墨家，其中的科学理性与平民化特质对儒家都是重要的补充。对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儒墨会通可以把过去对立的“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进行有机对接，并以墨家思想最优秀的文化基因——技术“科学”与逻辑“理性”补充儒家的欠缺。早在近百年之前胡适就曾经提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之路：在中国古代非儒家的墨家、名家学派中，可以找到移植西方哲学与科学的最佳土壤。如果说在那个时代这种期望还难以实现的话，那么，在中国文化自信日益增长的当下，这种文化的创新就有了更为充分的条件。经由儒墨的会通进而吸收并且整合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中适应我们当代民主法制建设的精华成分，我们就会像汉末魏晋—盛世唐朝一样，因融汇异域文化而形成中华民族更具活力的创新文化。

从历史上看，儒家定为一尊形成的汉代经学最终在政治权威崩塌之后被“玄学”所取代，其中的社会背景就是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比儒家更能够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在此后的各个历史阶段，“庙堂”与“江湖”两种文化催生了中国知识分子适应不同政治现实的精神需要，同时又通过历代文人影响到普通大众的心理。在当代，道家的思想依然具有积极的文化意义，其“道法自然”的理念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倡导，为人类与宇宙自然的和谐相处提供了哲学基础。在这种精神境界中，人就获得了一种“上德若谷”的胸怀与气度，成就了“与人而愈有”的精神，从而在与人为善中获得崇高境界的精神自由。同时道家还从珍视个体生命的原则出发，依据“人道”合于“天道”的理念，提出了“不以兵强天下”“战胜以丧礼处之”等重要的反战理论。老子的“以无事取天下”和“胜而不美”的理念不仅是一种高尚的和平思想，而且包含了下面三个重要的含义：战争是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所以不能夸耀武力，胜利之后绝不能得意忘形；“恬淡为上”，不以杀人为乐；战争毁灭生命，所以战胜之后要以哀伤的人道主义精神来处理战后事宜。比起斥责暴力，庄子更多的是探讨人类如何战胜人性的贪欲，寻求心灵的和平。这些伟大的和平反战思想与墨子的思想和精神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高尚的和平性格。道家的种种思想元素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也使得我们的民族更加具有包容的精神。

如果说道家是由内部精神力量的增强从而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那么佛家则从外部为民族文化注入了更多的新鲜血液，而它与本土文化的会通更是为当代民族文化的创新提供了历史的经验。

在历史上，佛教的传入正逢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灾难深重之时，在经历了道家、佛家对于传统儒家思想的纷争整合之后，在学术史的诸子学、经学之后的“佛学”时代，中华文化再一次焕发出崭新的生命活力，并由此诞生了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而我们的民族文化也散发出至今为全世界称道的特殊魅力。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被问及如果可能你愿意生活在何种时代何种地点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唐代丝绸之路的中西文化交汇地带。由此可以看出，历史上的盛唐不仅值得我们中国人骄傲，而且对于世界上各种文化、各个民族的人们依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这不仅是我们今天要推动儒墨道释融汇乃至中西文化会通的重要原因，这也是我们获得国际认同的重要文化基础。

有关佛教对于中华民族的意义，我们的学术界的研究总结是远远不够的。概括而言，它的当代价值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认识：首先，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佛教的慈悲与众生平等观念可使得人类与万物自然平等相处，这在当代人类不断破坏地球生态环境的情况下尤其具有特别的意义；其二，众生平等的观念对于消除人际的矛盾与冲突显示出深刻的价值；其三，佛教注重人类内心精神力量的提升，力求克服永无止境的贪欲，这对于人类道德境界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相对于世界三大宗教中其他两种宗教的传播方式而言，佛教是唯一以和平方式进行传教的，这对于当代人类和平交往的启示意义尤为显著。

讨论西方文化必然不能避免谈及其社会治理与核心精神的自由主义，而谈到自由主义，我们其实有许多误区，许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西方的自由主义不仅思想来源非常复杂，而且历史发展与内部派别也是非常复杂纷纭的。就前者来说，当代西方学者公认的是：“希伯来预言”、“登山宝训”、前苏格拉底学说的历史文化遗产导引西方世界产生重视人的个性这样的自主意识，近代以来的平等观念与个人解放更是成为西方文化的独特成就。在这一历程中，经济的因素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中世纪“个人”消失之后，随着欧洲商业化、城市化的兴起，在反抗教会与君主压迫的斗争中，中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加之宗教改革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的产生，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发源于古代的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在经过了近代“启蒙运动”等历史巨变之后，尤其是经过影响巨大的思想家如洛克、霍布斯、孟德斯鸠、狄德罗、斯宾塞、托克维尔等人的深入研究，发展成为系统的自由主义思想，加之亚当·斯密《国富论》提出社会经济的一系列重大经济理论之后，自由主义对西方的思想解放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社会问题的治理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除此之外，这些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还有超越时代、地域的思想内涵，比如洛克不仅提出了著名的自由主义的代表性思想：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当人民的权力被剥夺的时候，人民就有权力夺回自己让渡的权力，而且更为根本的是，他还提出了人类生存的终极问题，即人类的认知如何可能，以及他们应该如何生活，这其实就是人类所面临的终极问题。正是由于人类面临共同的问题，西方自由主义与世界上不同民族的文化学习交流才有了对话的基础。同时，近代以来从黑格尔到罗尔斯对于自由主义的思考与批判，也为东西方文化的会通问题提供了新的启示，比如针对启蒙运动自由主义对观念的强调，以及对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忽视。黑格尔就指出：自由的政府既不是自然的馈赠也不是纯粹理性反思的产物，而是长期艰难的历史进程的结果。这不仅对我们过去学术界过分重视西方的理论而忽视自己的文化价值具有针砭之效，对于西方学术思想界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同样具有重要启迪。再比如罗尔斯《正义论》中提出的自由主义必须考虑社会“解决稳定性”的理论，同样可以成为国际学术界进行中西方文化会通的交融点。

对于我们而言，当代西方社会虽然遭遇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自由主义并没有死亡，它的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依然具有值得我们思考和吸取的地方。同时西方自由主义的历史发展也向我们提出了值得反思的问题：当西方殖民主义在近代的不断扩张对殖民地人民造成深重灾难的时候，自由主义者为何没有发出过去他们前辈那种反对暴政、反对压制平民的声音？而当代西方文化的种种危机以及自由主义的左右两派分裂同样值得深思：为何主张“平等”“法制”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会造成社会贫富差距日益严重的后果？左右两派的自由主义思想与西方政治的走向有何种关系？他们的未来会如何发展？尤其是前段时间发生的特朗普的支持者冲击国会大厦的暴行，更引发了全世界的震惊。西方学术界也正在对这些问题开展新的学理思考，而这些社会与学术新的动态都直接涉及东西方文化融通的未来。

从自由主义的历史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普世”思想其实基本上都是在西方历史文化占据主要话语权的时代产生的，但这种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点已经不断受到西方学术界的质疑。随着东方以中国为主的亚洲经济文化的崛起，一些西方的有识之士也重新以新的眼光来审视世界。国际知名学者马丁·雅克就说：“中国转型带来的启迪是它如何成功地将从西方和东亚邻国学习到的经验与自身历史文化结合起来，从而开发和释放本国的活力之源。”“我们正在目睹一种历史性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还相对处于一种初级阶段，但是它最终必将改变整个世界。”

在抗击疫情取得巨大胜利的情况下，伴随着经济的逆势增长，中国成为2020年世界上唯一的经济指标正增长的大国，但我们也切不可认为中国的一切已经尽善尽美，形势大好之下我们更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不仅要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经济发展还有不少问题：地区的差异仍然很不平衡，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问题不少，尤其是民主法制的建设依然任重道远。我们不仅要在解决具体社会问题上付出极大努力，同时还要在西方国家围堵中国的不利环境下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在反腐的制度建设等重大课题方面我们更需要创新性的努力。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不仅要传承发展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而且需要吸收世界上一切人类文化的精华。因此，儒墨会通以及与西方自由主义的会通也就成为未来中华文化创新的应有之义。

（原载《文史哲》2021年第4期，第31-35页）

儒家与墨家是中国古代两个最为著名的学派，儒学与墨学并立为先秦时代的显学。韩非子曾经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韩非子·显学》）儒学的创立者是孔丘，而墨学的创立者为墨翟。

据大量文献记载，墨子熟悉木工和各种手工业技术，其技艺可与当时的名匠公输般相媲美。《墨子·鲁问》载：“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而墨子则对公输般说“子之为鹊也，不如匠之为车辖，须臾斫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车辖是安装在车轮轴上的一种机关，以防轮子脱落下来，还能够增加载重量。在墨子看来，科技的发明创造只有能够给老百姓带来实际的好处才有意义：“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鲁问》）墨子的思想感情比较接近劳动人民，这是其学说具有强烈人民性的重要根源。

儒家的仁爱虽也是一种博爱，但这种爱却是有分别的，强调亲亲之爱。《墨子·非儒下》说：“儒者曰：亲亲有术，尊贤有等，言亲疏尊卑之异也。”儒家认为，敬爱家人必须按照关系远近而有亲疏之别，尊重贤才也要因人才各异而有等级的差别，说的是亲疏、尊卑的差异。当然，儒家也主张“推己及人”（《论语·卫灵公》，以下出自《论语》的引文，只注篇名），“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不过，儒家的“仁爱”最终必定会导致爱自己的父母胜过爱别人的父母，爱自己的家庭胜过爱别人的家庭，爱自己的国家胜过爱别人的国家。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国与国之间相互争斗，家与家之间互相攀比，人与人之间互相争夺。儒家的仁爱从而必然会进一步助长人的自私性，于是导致社会的大量乱象的发生。

针对儒家仁爱思想的不合理性，墨家提出了一种无差别的爱，也就是兼爱的思想主张。墨家的兼爱强调“爱人若爱其身”（《兼爱上》），强调人与人之间要平等相待，突出了爱的平等性和广泛性，从而开阔了仁爱思想的社会性和公共性。墨家的兼爱就是要平等地普遍地爱每一个人。墨子说：“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兼爱中》）要像对待自己的国家那样来对待别人的国家，要像对待自己的家庭那样来对待别人的家庭，要像对待自己那样来对待别人。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关爱，不能有人、己、亲、疏的区别。墨家提倡“兼”，反对“别”，主张“兼以易别”。墨家的兼爱强调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平等，是在当时社会动荡的时代，作为小生产者阶层的墨家学派极力主张取得人格平等的要求的反映。

孟子曾经批评墨子的兼爱为“无父”的“禽兽”理论，对墨家的兼爱主张极力加以排斥和否定。《孟子·滕文公下》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这里，孟子在反驳中所使用的方法是归谬法，即归结为不可能法。也就是将墨子的兼爱理论归结为“无父”或者“禽兽”，从而证明兼爱是不成立的。问题在于，孟子在实际论证中出现了错误的推断。

其中的一个推断是：“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另一个推断是：“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前一个推断所可能包含的一个隐含前提是：“墨家的兼爱不尊敬父亲，或者对父亲不孝。”这个前提显然是虚假的。墨子主张每一个人都应该“视父兄与君若其身”（《兼爱上》），反对“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兼爱上》）的行为，认为这是导致社会动乱的根源。事实上，墨家思想里并没有“无父”的观点，相反，墨家特别强调对父母的爱。《墨子·经上》说：“孝，利亲也。”《墨子·经说上》说：“孝：以亲为芬，而能能利亲，不必得。”对父母的孝敬，就是要做对他们有好处的事情，要将对父母的孝敬作为自己的职责，所以凭借自己的能力来做对父母有好处的事情，不一定需要得到什么回报，因为这是一种义务。当然，“墨氏兼爱，是无父也”这个推断也可以作如下分析：

因此，墨家的兼爱无父。

这个推断在结构上没有问题，但是其中的第二个前提未必真实，它可以转换为：“父子之爱必须是一种不平等之爱。”显然，其中所主张的“父子之爱”这个概念已经与墨家关于爱的基本主张不同了。因此，孟子批评墨家兼爱为无父的做法，基本上是从自己的观点出发来推断墨家的观点，这种批评两千多年来没有得到彻底澄清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封建宗法制度下所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氛围，使得人们无法看清楚其中存在的问题。

孟子的另一个推断是“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这是一个省略了结论和部分前提的三段论推理。展开来就是：

所以，墨家的兼爱是一种禽兽理论。

这个推断除了其第二个前提本身不真实之外，在推理过程上整个属于一种肯定后项式的推理，属于无效的推理形式，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

墨家尚贤思想，是其兼爱平等思想的体现，是以其兼爱平等的思想为基础的。墨家的尚贤理论，要求唯贤是举，唯才是举。《尚贤上》说：“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尚贤中》说：“古者圣王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尚贤上》还说：“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避私怨，此若言之谓也。”墨家主张在国家政治中必须平等尚贤。

墨家的平等尚贤主张是其尚同思想的必然基础。《墨子·尚同上》说：“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强调必须选举贤者为最高的统治者。墨家对天子的具体选举产生过程，没有作出阐述，但是从其应有之义来看，应该是由前一代的贤人天子来选择，其实就是类似三代圣王尧舜禹的“禅让”制。唐尧和虞舜两人，他们不是把地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传给了别的贤能之士。他们在位的时候，都能以百姓的利益为先，个人的私利为后，雍容大度，禅让王位，开创了历史上一段太平安康的盛世。

墨子对于三代圣王的禅让制是非常欣赏和认可的。当然，前一代的天子选择贤人来继任新的天子，其实只要真正做到“尚贤”，也就会与老百姓的想法相一致。但这一点往往难以保证，因为前一代的天子或者某些贤者一旦存有了私心，情况就会发生变化。如所周知，禅让制度在禹的儿子启之后，就实行不下去了，因禹的儿子启击败了伯益，从此开始了“家天下”的世袭制。

一直到墨子的时候，实行的都是世袭制。众所周知，世袭制在实行的过程中，并非都能尚贤，而是大多都不尚贤，所以，墨家学派提出唯贤是举、唯才是举的尚贤思想，兼爱平等的思想，反对儒家的“亲亲”做法，是非常具有深意的。墨家所提倡的尚贤和尚同思想就是要打破世袭制，实行禅让制，真正让尧、舜、禹这样的贤人成为天子。《墨子·鲁问》说：“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于人者多；欲人之处高爵禄，则以让贤也；多财，则以分贫也。’”鬼神希望一个人做的事是多方面的：希望人处在高爵地位上的时候，必须要能够让贤；在财产多的时候，一定要能够赡济穷人。汉代以后，儒家思想一统天下，强化了家天下和世袭制，墨家的尚贤思想基本被埋没。

墨家的“天”则是有意志的天。墨家的“天志”“明鬼”思想，肯定了天和鬼的存在，认为天和鬼是人世间万事万物的最高主宰。天和鬼都是有意志的神，它们能够通过赏善罚恶的手段来控制人间的事情。墨家的天志明鬼思想，具有宗教学的向度。在实质上，墨家的“天志”“明鬼”思想，从根本上还是在于以“天”和“鬼神”为工具，去推广和实现他们的“兼爱”理想或主张，从而实现他们心目中的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的美好愿望。可以说，墨家的“天志”“明鬼”思想，是墨家为了推行其兼爱思想主张，采用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以天道明人事”的哲学方法，认为必须尊天明鬼，这体现了宗教的超越性精神。既然人事之最终根据在于天道的主宰和裁断，那么人事就得服从天道或者天理，所以，“人在做，天在看”，天是人事的监督者和最终的审判者。墨家的“天”，相当于指出了某种规律性，它警示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每一个人，必须要有敬畏之心，不要胡作非为，而要有所畏惧、有所顾忌。

责任编辑 / 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