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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祥才 | 工资最高的“茶炉工”


作  者 | 孟祥才,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原  载 |《历史学家茶座》2006年第3辑,第25-30页

原  题 | 忆张政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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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政烺先生于2004年以93岁高龄驾鹤西去,凡认识和接触过先生的人无不感到痛惜。他是著名的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专家,在古文字学、古文献学等领域有很高的造诣。已故杨向奎先生曾对听他讲课的研究生说:“在中国,听过张政烺先生的古文献课,别人的文献课就不必听了。”显然,在杨先生心目中,张先生是中国古典文献领域的头号权威。三十多年前,我在中国科学院历史所读研究生和工作期间,同这位史学大师有些接触,留下一些独特的回忆。

我于1964年9月初到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历史所,师从侯外庐先生读研究生。那一年,张先生招了两名研究生:栾成显、陈绍棣。我第一次拜访张先生就是同这两位学友一起在先生的办公室。当时先生五十多岁,人很魁梧,大脑袋,头顶有点平,头发已花白,脸上架一副深度近视镜。看到他,我突然联想起汉代纬书关于孔子脑袋“望阳”的记载。他开口说话,原汁原味的胶东腔一下子拉近了他与我这个山东人的距离。我当时就纳闷,张先生在北京学习与工作已经二十多年了,为什么说话一点都未受北京话的影响呢?

张政烺先生

1964年10月,我们这批新入所的大学生和研究生随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科院)工作队到山东海阳县参加了一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接着,我们又在当地农村参加劳动,到1965年年底才返回北京。当时,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已经发表,“文革”的火药味开始在文化学术界弥漫。1966年年初,对邓拓、吴晗、廖沫沙所谓“三家村”的批判又接踵而至。当时所里团支部组织团员和青年批判“三家村”,我们几个人就认真地读《燕山夜话》,从中寻找可供“批判”的材料。由于邓拓写的是杂文小品,征引的古文献都不注明出处,凭我们当时的学力,很难一一判定其来源。都说张先生学识渊博,对古文献尤其熟稔,且记忆力超常,被郭沫若誉为史学界的“活字典”,我们于是决定请教张先生。一天晚饭后,我与陈绍棣一起去先生家。其时先生住在建国门外平安南里的专家楼。走进先生的书房,只见四壁的书架上满满地摆着线装书,现代出版的书却很少。我们说明来意,将从《燕山夜话》中抄出的古文献的卡片交给先生。先生对大多数引文一看即能判明其出处,少数需要翻翻书。不过,最多翻上三本书,出处也就找到了。这次,我真是领教了“活字典”的水平。

其实,张先生读书之博,记忆力之好,在史学界是有口皆碑的。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20世纪30年代初,张先生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读书,其时胡适正做北大的文学院长。一次胡适给北大学生作学术报告,教室里坐满了人,窗外还有不少学生站着听。胡适侃侃而谈,广征博引,惊得学生们啧啧称奇。突然,他讲到要征引的一段古文献,却记不清楚了。此时张先生坐在第一排听讲,他迅速将胡适记不清的这段古文献抄在一张卡片上递上去,胡适很高兴。作完报告,胡适即叫张先生到他的办公室,问了有关学业的一些情况。交谈一番后,胡对张先生特别赏识,告诉张先生毕业后的工作可由他推荐安排。张先生毕业后,胡适果然将他推荐给了傅斯年,张先生就在傅任所长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做了助理研究员。
张先生的最可贵之处是他一生没有学会说假话。1965年,孙达人先生发表文章,批判农民战争史研究中有关“让步政策”的观点,在史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后来知道,毛主席看了文章后也深表赞同。在批判“三家村”的同时,历史所的团员和青年也组织了一次关于“让步政策”的讨论会,大家的意见几乎一边倒:同意孙的观点,认为每次农民战争之后封建王朝只能“反攻倒算”,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让步政策”。会后,青年同志分头去找所里几位老先生征求意见。记得我同张荣芳(后来做过中山大学副校长)到张先生的办公室向他征求对“让步政策”的看法,张先生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达人同志的观点不对。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让步在斗争双方都存在。例如,佃户斗一斗,地主就减一点田租;雇工斗一斗,地主就改善一点他们的待遇。”在“左”风大炽,对“让步政策”的看法几乎一边倒,而有些名气很大的老学者也在报纸杂志上发文章批判“让步政策”的情况下,张先生不顾风向,坦然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在当时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1966年6月1日以后,“文革”的火越烧越旺,张先生也在劫难逃,作为“反动学术权威”与顾颉刚、杨向奎、贺昌群、胡厚宣、谢国桢、王毓铨诸先生一起进入“牛棚”,每天打扫院子,清理厕所,同时接受批判,给一批批的外调人员写有关材料。无论是受批判还是写外调材料,张先生总是心平气和,实事求是,既不自污,更不诬陷他人。在所有“反动学术权威”中,他是最能坚持实话实说的一个人。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多么不容易呀!
1970年夏天,学部全体工作人员下放到河南省息县办“五七”干校。息县地处豫南,接近湖北,夏季酷热难耐。人们恨不能脱光衣服以纾解炎热带来的烦恼。年近花甲的张先生比别人更怕热,在最热的日子里,他每天从早到晚只穿一件三角裤衩,开会、干活、吃饭,就是这一身行头。先生身高体胖,走起路来,浑身上下肌肉颤动,这在当时的干校也算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吧。
张先生到干校后,先是被安排与魏明经先生一起烧茶炉。这两位教授过去从来未干过这个活,一开始点不着火,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点着火,又因加煤不得法烧不旺。大家等着喝开水着急,他二人更着急。不过,两位教授毕竟有着从事科研工作的良好训练,办事又特别认真,所以几天以后,他们的茶炉也就烧得得心应手了。有一次,我去打水,看到魏先生正看着小本子为茶炉加煤。我看了一下他的小本子,上面记着烧开一炉子水的全部操作程序:水上到什么高度,引燃木柴后几分钟加多少煤,以后再几分钟后加多少煤,等等。他们二人的认真劲儿真让人感动。又一次去排队打水,有人发议论说,张、魏两先生可能是当时中国工资最高的茶炉工,他们烧的开水的成本也可能是最高的了。
秋天到了,学部在息县东岳公社的田野上建起了连绵十多里的干校。一个所为一个连队,排排平房虽然简陋,倒也能遮风挡雨。大家天天在田地里劳动,有些人甚至连家属也搬来了。如文学所大名鼎鼎的俞平伯先生就同老伴一起来干校,还闹出了在市场上一分钱买一只小虾的笑话。不少人认为,自己的下半生可能就在此度过了。至于头脑中的知识,按照当时的观点,那叫“封、资、修黑货”,最好是忘个一干二净。各研究所也真的将这里当成家,置办各种生产、生活用具,认认真真地过起了日子。
历史所在紧靠东岳村的一块空地上建了一排猪圈,将张先生调去养猪,不久调我去协助张先生。连里专案组负责人明确告诉我,张先生是我的领导,我的一切行动都必须听他的指挥。当时,“文革”中涉及人数最多的冤案——抓“516分子”的运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我被定为“516分子重点审查对象”。在有些人眼里,我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不少人看见我都故意躲着走,仿佛我是印度种姓制度中的“不可接触者”。那位专案组负责人明确交代张先生,由他管理我,一切脏、累、苦的活儿都由我干。如果行为不轨,立即报告。张先生答应着,我也答应着。那人走后,张先生宽厚地笑笑,对我说:“咱俩的任务是每天为那七八头猪做早晚两顿饭,其他时间让它们到田里觅食。再就是垫圈、起猪粪了。”当时秋收刚过,田里还残留些地瓜、胡萝卜,将猪赶到田里,可省下中午的猪食。张先生是我尊敬的老人,又是山东同乡,他丝毫不歧视我这个“516”重点人物,因而相处非常融洽。当然,挑水、垫圈、起猪粪这些活儿我全包了,他的任务是每天烧火为猪熬两次吃食。
闲暇时,我们就坐在棚子里或猪圈旁,天南海北地聊天。张先生学识渊博,同他聊天是一种享受。一次,我问他对一位史学大家一篇文章的看法,他用胶东男人常说的话回答:“那是胡吉巴扯!”又一次,谈到翁文灏,我问:“翁是个地质学家,他后来怎么能当上国民党的行政院长呢?”先生回答:“那是国民党快垮台的时候,蒋让干的人不愿干,愿干的人蒋不让干。翁这个没有党派背景的人就被蒋硬拉出来干了几天维持会长。你知道吗?抗战胜利后,学术界曾讨论中国的首都设在什么地方好。翁也写了一篇文章,认为山东大汶口最适合做首都,因为那里的地质条件最好。你看,他的本质是书生。”还有一次,谈到陈伯达,我说陈的书《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写得好,文字酣畅淋漓,一泻千里。《人民公敌蒋介石》书中有一句骂蒋的话“发昏章第十一”,不知出自何书,我问了几个人都不知道。先生立即回答:“这句话出自《水浒传》第二十六回,西门庆在狮子楼与武松打斗,被武松从窗口上摔到楼下,‘跌得个发昏章第十一’。”我再次惊异先生的记忆力。《水浒传》我读过两三遍,可这句话一点印象也没留下。
东岳村每五天有一次集市贸易,附近村里的人来此买卖一些农产品、生产工具和日用品。一次,张先生去赶集,买回五六斤黄豆。我问:“您买豆子干什么?咱们又无法磨豆浆喝。”他说:“前些日子我看一篇回忆林副主席的文章,说他指挥东北野战军时,就炒豆子当点心吃,还用来招待客人呢,咱们也炒点吃。”那天下午做猪食前,我俩将他买的豆子都炒了,装在袋子里挂起来。闲暇时,我们边吃豆子边聊天,还真是乐在其中呢。
我们养的七八头猪中,有一头母猪已到怀孕生仔的年龄,连里领导要我们将这头母猪送到公社的配种站为之配种。我们俩费了好大劲将母猪赶到配种站的院子里,让它同那里的公猪交配。谁知这头母猪见公猪赶过来就跑,在院子里转了几圈也没配上种。在场的人都大笑不止,张先生搓着手,着急地说:“母猪它不懂,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后来,在配种站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总算配上了。我们二人精心喂养,期望母猪产下一窝小猪仔。可是未等产仔,我们就到明港集中搞抓“516”的运动,这头母猪最后如何处置,我们就不知道了。
因为每天早晨要将猪赶到田野放牧,傍晚又要找回来,还必须时时关注它们的行踪,费时费力。尽管当时社会秩序良好,我们并不担心猪被人偷,但每天傍晚满田野找猪实在太麻烦。我于是同张先生商量用巴甫洛夫信号系统的理论对猪进行训练,训练的工具是哨子。早晨鸣哨,猪出圈吃食。然后鸣哨,赶它们去田野。傍晚鸣哨,召唤它们赶回猪圈吃食。训练了三四天,居然成功了。早晨鸣哨,稍稍喂食。再一鸣哨,它们就结伙奔向田野,其间我再到田里转一转,看看它们的行踪。傍晚一鸣哨,它们就飞快地跑回来。我们省了不少事,一头猪也没丢。后来,撤离干校前,我们养的猪大部分被宰杀了。那十来天,大家天天吃猪肉,最后吃的有点腻了,一齐要求吃青菜。
在干校同张先生一起养猪的那段时间,是我感到最愉快的日子。尽管当时我被定为“516重点审查对象”,是被“群众专政”的“阶级敌人”,但同张先生在一起,却没有一点被“专政”的感觉。他既没有做思想工作让我“交代问题”,也没有疾言厉色地批判我。虽然他被指定“领导”我,可实际上却是我“领导”他,因为养猪的活儿基本上都是我来安排。我们一老一少,工作上互相配合,生活上互相照顾,业务知识上我更是受益良多。张先生对我说:“你们这些年轻人文献底子太薄,要用功补一补。”从干校返回北京后,虽然我几年中一直处于被管制状态,但还是安心读了一点书,这与张先生的鼓励和指教是分不开的。

史学界公认张先生是一位人品、学品俱佳的大历史学家,但他一生留下的学术成果却称不上丰厚。这是他本人的不幸,更是中国史学的不幸。斯人已逝去,生者常凄恻。环顾宇内,我们能够找到与先生相伯仲的学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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