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悦读 | 《文史哲》与中国古典小说研究

作者|  周广璜，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副主编。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史哲丛刊》之一《文学与社会：明清小说名著探微》（2010年）一书共收录《文史哲》杂志刊载的20余篇精妙论文，从中可以看到《文史哲》在引领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特别是明清小说名著研究上所作的努力。

古人有云，读好文章如饮醇酒，令人陶醉。可以说，《文史哲》便是山东大学奉献给读者的醇酒。作为新中国创办最早的高校学报，新中国高校中创办最早的学报，1951年5月，《文史哲》的出现，揭开了新中国学报发展史的序幕。《文史哲》与当时北京的《新建设》、上海的《学术月刊》鼎足而立，共执学术界文科理论刊物之牛耳，推动了新中国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

《文史哲》曾刊登过许多关于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性文章，其中对《红楼梦》的研究和评论最多。仅1955年第1期，就刊有张维华《〈红楼梦〉写作的历史背景》、潘颖舒《略论“红楼梦”的时代背景》、吴大琨《略谈〈红楼梦〉的人民性》、孙昌熙《从考证谈到〈红楼梦〉的评价问题》、陆树崙《谈谈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形象》、冯沅君《试论〈红楼梦〉的人物塑造——以刘姥姥为例——在〈红楼梦〉第三次讨论会上的发言》，并且在以后的每一期中几乎都刊载了关于《红楼梦》的评论文章。除此之外，对《聊斋志异》、《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金瓶梅》等古典小说的评论研究性文章也是不乏其数的，像孟非《儒林外史里面的两类“读书人”》（《文史哲》1952年第1期），李希凡《略谈“水浒”评价问题——读张政焕先生的“宋江考”》（《文史哲》1954年第4期），陆侃如《略论吴敬梓和他的“儒林外史”——在山东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研组吴敬梓逝世二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文史哲》1954年第5期），苗得雨《关于宋江——“水浒”问题研究之一》（《文史哲》1955年第1期），蓝翎《略谈〈聊斋志异〉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文史哲》1980年第6期），王平《〈四游记〉与民间信仰─—兼论神魔小说的文化心理依据》（《文史哲》1994年第6期），林鸿雁、贺晓霞、徐鸿修《〈西游记〉与明律》（《文史哲》1999年第2期）……尤其在1975年第4期中，主要刊载关于《水浒传》的评论和研究性文章20余篇。

山东大学的古典文学研究当时在全国名声大噪，主要受惠于《文史哲》杂志所发起的《红楼梦》讨论。萧涤非先生曾说过，《文史哲》在50年代之所以办得有生气，与当时能够及时地在文史研究范围内组织几次大讨论——如中国古代史分期、中国古代文学史分期、《红楼梦》研究的讨论——有很大关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史哲》和《红楼梦》的关系是毋庸置疑的。

1954年，刚刚创刊三年的《文史哲》因刊登山东大学刚刚毕业的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评论文章，曾被毛泽东主席称赞为扶植“小人物”。毛泽东是在赞扬《文史哲》和年轻学者在开拓马克思主义研究古典文学方面所表现出的非凡勇气。《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文史哲》杂志的发表，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后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红楼梦》的新的开端，使《红楼梦》研究成为继20世纪20年代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考证派建立的“新红学”之后，实现了“红学”史上的第二次飞跃。正如李希凡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所言：“通过这件事，在那么大的范围，有那么多的人说《红楼梦》、评《红楼梦》，的确拓宽了《红楼梦》研究的视野，推动了红学在新的历史阶段下的发展。”（《说不尽的毛泽东——百位名人学者访谈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相对于过去从考据学层面上对《红楼梦》的诠释，这是第一篇从社会史的层面上来解读《红楼梦》的文章，这种开创性视角掀开了红学史上的新篇章，将“红学”研究乃至文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时代，有其重要的学术地位。《文史哲》在1955年第1期专门组织整理了《红楼梦研究讨论专辑》，专辑收入的17篇文章集中火力对胡适与俞平伯的“红学”观点进行批评。之后，又对“《西游记》考证”、“《水浒传》考证”等，进行了地毯式轰炸，《文史哲》的影响也很快扩大到全国。

如同《文史哲》在山东大学创办并非偶然原因所致一样，年轻学子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刊发在《文史哲》上，也并非杂志主持者们的一时心血来潮。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讲授与训练，历来是山东大学的强项，对明清几部小说的探讨与评论，自然也在其中。所以，由山东大学的两个毕业生来写这篇批评文章，当然明显与他们在校读书期间所受到的训练有关。“知出乎争”，这个儒家的遗训一直是《文史哲》杂志的办刊理念。所以杂志自创刊伊始，几乎期期都坚持倡导学术讨论。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先生的文章能在这里找到发表的园地，固然与所谓“清算资产阶级学术”这个当时的特定情境有关，更与《文史哲》的办刊理念密切相关。

1973年秋，《文史哲》复刊号刊有《红楼梦》研究的两篇长文，一篇是李希凡的《〈红楼梦评论集〉三版序言》，另一篇是袁世硕、李志宏、龚克昌三人合写的《〈红楼梦〉第四回是全书的总纲》（署名袁宏昌）。在“文革”中，传闻毛泽东主席非常推崇《红楼梦》，说不读《红楼梦》就不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红楼梦》不读五遍，就没有发言权。《文史哲》的编辑们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反复研读《红楼梦》，并在1974年第3期（当时为季刊）发表张伯海评《红楼梦》论文——《建筑在累累白骨上的天堂》，同年第4期上李国涛撰写的《大观园的造反生力军——从苏州买来的十二个女孩子》。1982年1月，《文史哲》第1期开设“《红楼梦》研究”专栏。1981年10月5日至10日，由山东大学和中国红楼梦学会联合举办的第二次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在济南举行，讨论的主题是“《红楼梦》的艺术成就”。为配合这次会议，本期《文史哲》特开设“《红楼梦》研究”专栏，刊登了一组大会论文，包括袁世硕的《论〈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白盾的《〈红楼梦〉的悲剧美与艺术风格美》、杜景华的《王熙凤与〈红楼梦〉的艺术结构》、魏同贤的《简论〈红楼梦〉人物形象的丰富性》等。这些都为“红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其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文史哲》也刊发了多篇《聊斋志异》学术讨论文章。1963年，杜荇在《文史哲》第4期发表《新发现的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初校后记》。据考，该文作者实为康生。徐庆全在《康生、齐燕铭关于〈聊斋志异〉版本信跋》（《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1辑）一文中通过多方面钩沉，得出“‘杜荇’似是康生的笔名”这一令人信服的结论。1964年，徐恭时在《文史哲》第2期上发表《蒲松龄著作新探》，对散佚难考的蒲松龄著作进行了初步归纳。这些都为后人们研究《聊斋志异》相关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证据。1980年11月，《文史哲》第6期辟出专版开展“《聊斋志异》研究”，发表了蓝翎的《略谈〈聊斋志异〉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赵俪生的《试论〈聊斋志异〉妇女形象中人性的异化》，李厚基的《〈聊斋志异〉刻画人物性格的几点特色》、袁世硕的《蒲松龄与王士祯》等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以及综述文章《〈聊斋志异〉研究中的争鸣问题》。在此前后，《文史哲》发表了众多研究《聊斋志异》的论文，从而奠定了山东大学在全国《聊斋志异》研究的领先地位。

《文史哲》还极力引领《水浒传》的研究。早在上世纪50年代，著名宋史专家华山先生就在《文史哲》1955年第10期上发表《〈水浒传〉和〈宋史〉》一文，在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李希凡在《文史哲》1957年第7期、第9期上发表《〈水浒〉的现实主义——“论〈水浒〉”之一》的长文，将《水浒传》研究引向纵深。1973年《文史哲》复刊号刊有一篇山大中文系工农兵学员陈久和、宋庆吉、司继义三人合写的文章《宋江形象浅析》。文章刊出以后，很快就有两篇争鸣文章：秦家伦的《也谈〈水浒〉中的宋江》（《文史哲》1974年第1期），王尚文的《农民革命的叛卖者——试论〈水浒传〉中的宋江》（《文史哲》1974年第2期），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评论《水浒传》的高潮。2004年第4期刊登的王学泰的《〈水浒传〉思想本质新论——评“农民起义说”等》一文，从主题、思想、招安等各个方面对《水浒传》作了全面的研究，尤其对《水浒传》最后的结局“招安”进行了分析，作者不同意主流学者把吴用说成反对招安的总后台，而是认为吴用等人反对的不是招安，而是不成功的招安、失败的招安。作者与众不同的观点，对《水浒传》的研究做出了新的贡献。

此外，《文史哲》还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发起了对《西游记》、《金瓶梅》和《儒林外史》的研究，先后刊发了陈澉、赵明政、王平等人研究《西游记》的文章，袁世硕、何满子、朱俊亭、马瑞芳等人评论《金瓶梅》的文章，陆侃如、孟非、李启明等人研究《儒林外史》的文章，从而使《文史哲》杂志成为名符其实的明清小说研究的学术重镇。

由此可见，《文史哲》与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至为密切。由《红楼梦》研究发端，到以后的《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研究，等等，《文史哲》对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尤其是对明清小说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大大提高了《文史哲》在全国的影响力，使其一直保持名刊大刊的荣誉，不断创造佳绩。透过《文学与社会：明清小说名著探微》一书，可以看到《文史哲》严肃认真的办刊精神，而这正折射了山东大学朴实厚重的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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