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比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三联90 · 阅读记忆

——韬奋《事业与修养·弁言》

我这本书只预备给一些“本身已离开了学校，或始终就无从接近学校，还认识些中国文字，置身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说谎造谣消息所达不到的那种职务上，在那个社会里生活，而且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的人去看。他们真知道以前农村是什么，想知道过去农村有什么，他们必也愿意从这本书上同时还知道点世界一小角隅的农村与军人。

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四日记

《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 编

新知书店，大32 开，209 页

我们以为过去所做论战工作，到此可暂时告一段落，……此次论战虽然不能够说已经获得正确途径，但是自信已把多数读者的水准提升一个较高阶段。

——《编后余记》，《中国农村》1935年9月20日

这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溶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力气就能够接受。这种写法，在目前的出版界中还是仅有的贡献……普通哲学著作艰深玄妙的色彩，至少已经在这本书里扫除干净了。

从中国的每一角落，发出了悲壮的呐喊，沉痛的声诉，辛辣的诅咒，含泪的微笑，抑制着的然而沸涌的热情，醉生梦死者的呓语，宗教徒的欺骗，全无心肝者的狞笑！这是现中国一日的然而也不仅限于此一日的奇瑰的交响乐！

——茅盾《中国的一日·关于编辑的经过》

九月十七日

明天就是“九一八”六周年纪念了。往年逢到这前后，总很难过；我老是想着：那一天，才能回到东北去呢？但是今年不同了，我们所希望的抗战已经发动。

今晚黄浦江的上空又在砰砰的响了，天空发出一道道蓝色火焰；我们的空军又在轰炸敌舰了。这真是对“九一八”顶好的纪念。

——《战时读本（初级）·第二册·第三十课 日记（一）》

《资本论》的产生，正像一个新社会的产生一样，它的一切经过，都是斗争的，革命的，它虽然受到一部分人的嫉恨，但也受到更多人们的欢迎和拥护。它的理论是像钢铁那样坚密，利刃那样锋锐；它的内容是像海洋那样渊深宏福，它的文章又是那样健全，美丽、动人。译笔极严谨忠实，而又熟练流畅，早有好评赞誉。本书于廿七（1938）年初版瞬即售罄，颇多向隅，迭接读者来信，建议再版，终因战时种种条件所限，未能如愿，今兹勉印出版，以应需要，用答读者之盛意。

——重庆《新华日报》1947年2月20日、26日广告，黄洛峰、范用撰写

文艺斗争是和实际的血肉斗争息息相连的，不管我们这文坛怎样混乱，怎样荒芜，但也决不能把真诚的作家们和理论家们底努力和成长压死。那么，让我把这本小书献给他们，算是送给在寂寞里面苦斗的他们的一声问讯罢。

——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题记》（1947年版）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我高小时读的第一本小说。一九六五年的冬天，重庆的天气格外荒凉、沉闷，每年都躲不掉的冬雨，先是悄无声息的下着，不知不觉变成了令人忐忑不安的料峭寒雨。

作家受委托宣示和称颂人类既有的心灵和精神的伟大能力，面对失败不气馁的能力，勇敢、怜悯和爱的能力。在与软弱和绝望进行的漫长战争中，这些是希望和竞争的光辉旗帜。

——1962 年斯坦贝克（此前译为“斯坦倍克”）获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

《通史》不但揭示了中国历史上思想遗产的精髓，更重要的还是它剖剥了我们民族精神某些固有的特征，其中不少论断，直到今天读来，也还值得人们认真的玩味。

——包遵信《思想的化石——重读〈中国思想通史〉札记》《读书》1981年第10期

韬奋先生的文字绝大部分都可说是“集纳”体的文字。在这方面他显然有着绝大的成功。他能随时注意广大读者所关心，所要求解答的问题。无论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生活修养的问题，他都能用浅显而生动的文字来讨论，并从一定的原则水平上来解答这些问题。因此这些文字就能发生唤起群众觉醒，鼓舞群众进步的巨大作用。——在本书的选录时，大体上即根据这样的标准。这就是说，所选录的文字，都求其最能代表韬奋先生的文体，最足以表现韬奋先生的精神，对今日的读者仍有浓郁的兴味，并且有直接的启发作用的。

我在村里的小巷子内巡走，挨家挨户去拜访那些老年人，那些最苦的妇女们，那些积极分子，那些在斗争中走到最前边最勇敢的人们。月光像水似的涌入每一个小院，温柔的风轻轻送来秋天的花香，在每一个小院里我看到了希望和肯定。……忽然在我身上发生了一种异样的感情，我好像一下就更懂得了许多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性情，他们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我好像同他们在一道不只二十天，而是二十年，他们同我不只是在这一次工作中建立起来的朋友关系，而是老早就有了很深的交情。

黑格尔《逻辑学》中合理的东西在于他的方法。

过眼烟云历劫多，洞天清秘几摩挲。堂堂白日甘颓废，奈此饥虫跋扈何。

长编底簿述渊源，体例难从众口尊。钞撮陈言文数万，杂家原异一家言。

马郑精严自不同，说经家法异雕虫。平生颇好人讥弹，一笑难逃世网中。

他在鉴别史料方面，态度很是谨严。对于许多文献和传说，都不轻易置信，要加以考订。……他当时曾对我们说：一篇好的考据文章，犹如剥笋子一样，一层一层剥下去，终于得到真正的核心。写作的人写得痛快，读的人读起来也觉得痛快。他自己的许多文章，便是这样的。

此书是史话，不是史论。内容尽可能地多提供素材，少发议论，不多引经典著作，力求做到从事物的现象中反映事物的本质。

本书以童试始，而以老年人应试终，可见封建时代之科举，实为束缚读书人之工具。

我们时代里的伟大的作家高尔基，曾经这样评价绥青的工作道：“我认为绥青是非常人之一，我极其敬重他。他过分谦虚，不让我谈论他半世纪以来的工作的意义。但是，我仍然要说：这是一件巨大的工作。一个人把五十年的光阴全部献给了这一件工作，然而完成了以后并没有感到疲倦，并没有失去他对工作的爱好……”

1932 年我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学习。当时东北三省已沦于日本侵略者之手，全国处在强寇压境、虎视鹰瞵的危殆局势之中，我们年轻学子胸中都充溢着光复旧土、还我河山的爱国激情。正是在这一时代精神的激励之下，我受顾颉刚先生的识拔，参加了禹贡学会……从此走上了治历史地理学之路。半个世纪以来，我的治学活动都不期然而然地贯穿着爱我河山、建我中华的思想。

《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著作目录》

三联书店资料室 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大32 开，247 页

编译“灰皮书”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一开始编译局国际室按人头分别编出其著作目录，……然后在此基础上编成《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著作目录》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内部出版。编目录的过程也就是寻找这些著作的过程。

毫无疑问，本书不时掺杂着我本人的偏见，这是我个人的经历和人生观所必然产生的。我在原则上憎恶极权主义的独裁政权，而对于这个独裁政权尤其感到憎恶，因为我曾经经历过、亲眼看到过它对人类精神所作的丑恶的进攻。尽管如此，我在书中还是努力保持严格的客观态度，让事实自己说话，并仅仅注明每一事实的出处。本书所列举的任何事件、场面或引语，无一出诸作者的想象，全部根据文件、目击者的证词或我个人的观察。

《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经济学界1977 年三次讨论会发言汇编》

三联书店编辑部 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32 开，共532 页

为了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为了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也为了反映按劳分配问题讨论会的成果，并推动这一研究和讨论的进一步展开，我们编辑了这本《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经济学界1977 年三次讨论会发言汇编》。这本文集基本反映了三次讨论会的进展情况和讨论成果。

《西行漫记》是一部巨著。它的长远的重要意义，绝不仅是由于书中记录了一些领导人的讲话。斯诺是最早描写中国革命进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阶段的作家，这场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革命运动日益发展，吸引着越来越广大阶层民众的衷心拥护。

《傅雷家书》

傅雷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32 开，268 页

比诗还令我泪下，比小说还动我情感，比哲学还令我深思。征服人的心灵的，是心灵本身。

三四十年以前，凡查考中外关系、中国近代史的人，总要看看《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这部书。我接触王芸生先生的大名，就是从这部名著开始的。

《第三次浪潮》

（美）阿尔温·托夫勒著 朱志焱、潘琪、张焱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32 开，518 页

随着对科技的足够而深刻的认识，一个国家可以建立新资源来取代它以前需要依赖进口的资源。到那个时候，唯一重要的资源就只剩下信息和知识了，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创造出它所需要的全部知识和信息。这样，信息和知识就将成为未来的中心贸易。

像中国这样的青铜时代在人类中是一个极端“独一无二”的概念和存在；青铜器既是中国文明的象征，又是产生这种象征的因素。

《情爱论》

（保加利亚）基里尔·瓦西列夫 著 赵永穆、范国恩、陈行慧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32 开，443 页

正因为爱情问题谈得太滥，我们才需要真正“正儿八经”地谈论这问题的书。

这本小册子和我所写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调查报告性质不同。它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并不排斥其他体系同样影响着中国的社会，那些影响同样可以在中国的基层社会里发生作用。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一日

但在地球的几个角落里，还残存着自由，那些正直的有正义感的人有责任——迫切和绝对的责任，保存自己，蓄势待发，等待迎接能够开始重建大业的那一天。

《随想录》

巴金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32 开，901 页

50 年代我不会写《随想录》，60 年代我写不出它们。只有在经历了接连不断的大大小小政治运动之后，只有在被剥夺了人权在牛棚里住了十年之后，我才想起自己是一个“人”，我才明白我也应当像人一样用自己的脑子思考。真正用自己的脑子去想任何大小事情，一切事物、一切人在我眼前都改换了面貌，我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

《存在与时间》

（德）马丁·海德格尔 著 陈嘉映、王庆节 合译

熊伟 校 陈嘉映 修订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大32 开，518 页

《存在与时间》从表面上看是要纠正西方人在存在论问题上的根本错误，实际上却是以存在论问题为进路思考时代的问题。海德格尔在把事物是否存在的问题变成事物的意义问题的同时，也把理论问题变成了一个实践问题。当哲学的理论问题变成哲学的实践问题时，哲学也就成了我们的存在方式。《存在与时间》的一个划时代的贡献是恢复了实践哲学的基础地位，开始了哲学的实践哲学转向。

《蔡志忠漫画》

蔡志忠 图/ 文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32 开，2900 页

1990 年8 月间，我抵达北京进行签名活动，读者必须排上一个多小时才能得到签名……回到台北后迄今，也不时收到出版社转来……各类建议、赞扬等字句，虽由简体字写成，读起来略感吃力，但那份同属中国人的热情与参与感，我依然能深深感受。

《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

林耀华 著 庄孔韶、林余成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大32 开，214 页

林耀华要做的，不是为一般人类学的功能论提供一种中国范例，而是要从中国文明本位出发，来揭示宗族制度所内生的功能和均衡效应，以及中国人独有的社会生命的基本结构和存在方式。

《写给大家的中国美术史》

蒋勋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特8 开，240 页

当年，老董（董秀玉）帮我出这本书，希望我写一本帮小朋友讲美术史的书……再难的东西、再复杂高深的文明都可以用简单的方法讲给孩子听。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心愿，这个文化要传递下去，大概也必须要用这样的做法。

爱默生本人是他那个时代唯一一个始终如一、彻底地表达自己的人，从不以他人的理想来衡量自己，从不为文学是什么或文学应该如何创作而烦恼。他那个时代的其他人，以及他生活在其中的人，都相信文学是一种令人渴望的文体，只有聪明的人才可以创造出的东西。但爱默生没有文学抱负，对美文毫不关心。然而他成了超越年龄的巨人。

金庸的小说写得并不好，不过他总是觉得，不应当欺压弱小，使得人家没有反抗能力而忍受极大的痛苦，所以他写武侠小说。他正在写的时候，以后重读自己作品的时候，常常为书中人物的不幸而流泪。他写杨过等不到小龙女而太阳下山时，哭出声来；他写张无忌与小昭被迫分手时哭了；写萧峰因误会而打死心爱的阿朱时哭得更加伤心；他写佛山镇上穷人钟阿四全家给恶霸凤天南杀死时热血沸腾，大怒拍桌，把手掌也拍痛了。他知道这些都是假的，但世上有不少更加令人悲伤的真事，旁人有很多，自己也有不少。

昔日天下的历史完全证明：在统一政权中产生的消极因素和社会弊病的根源并不是统一本身，而是政治制度，或者说是用什么制度来实现统一，如何统一，统一到什么程度。同样，分裂社会中存在的积极因素也不是分裂本身带来的，而是冲击、削弱了旧制度的结果，是外力迫使中央集权制度暂时或局部解体的副产品。……尽管我们讨论的是昔日的天下，但面向的无疑是未来的世界。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

茅海建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32 开，600 页

近代中国的转变与延续虽有隐有显, 却是同时并存的。如果没有通识, 就容易忽略事物延续不变的一面。茅君显然着意于同时考察历史的断裂与延续两方面。他既强调了鸦片战争变的一面, 也注意其不变的一面。这样的通识也许来自他跨越了几个历史子学科,……或者可以说是尝试了一种在历史大学科范围内的“跨学科事件史”研究方法。从长远看, 这一尝试本身在史学方法上的开拓意义, 恐怕还在该书对鸦片战争研究的直接贡献之上。

一直喜欢柳宗元一句话：“思报国恩，独惟文章。”它将三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立身之道、使命之感，一语道尽。以此看陈寅恪，一生所争，一生所论，概无出此途。以此看吾侪，前贤高德，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美国不是一个善于遮羞的国家, 它投出一片阳光, 就落下一片阴影。它全部的阴影都毫无遮掩地暴露在所有人的面前, 哪怕你是一个陌生人。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 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岁次，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发展的尽头。

《自由秩序原理》（上下册）

（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 著 邓正来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32 开，787 页

如果人们容许那些受西方影响的地区所生发出来的文明自由生长，而非自上而下地迫使其生长，那么它们就可能以一种更为快捷的方式获致适当的发展形式。如果缺乏自由进化的必然条件（即个人主动的创新精神），那么不争的是，没有这种精神支援，就绝不可能生成发展出任何有生命的文明。

《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

（法）让- 弗朗索瓦·利奥塔尔 著 车槿山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32 开，145 页

此书的研究对象是最发达社会中的知识状态。我们决定用“后现代”命名这种状态。这个词正在美洲大陆的社会学家和批评家的笔下流行，它指的是经历了各种变化的文化处境，这变化从19 世纪末就开始影响科学、文学和艺术的游戏规则了。在这里，我们将通过与叙事危机的比较来定位这些变化。

即就摘示各节，一斑窥豹，滴水尝海。其道人之善，省己之严，不才读中西文家日记不少，大率露才扬己，争名不让，虽于友好，亦嘲毁无顾藉，未见有纯笃敦厚如此者。于日记文学足以自开生面，不特一代文献之资而已。

关于“近代”“学术”“名著”以及“中国”的这套书, 也许原意也是给关心近代中国的历史与现代中国的命运的学人指示“应读何书, 书以何本为善”, 这当然不成问题,不过我更相信, 它也将会成为九十年代思想与学术的历史文本。因为, 从钱、朱二先生精心选择的书目, 和朱维铮先生精心写成的十篇导言中, 我能够体会那一代人“走出中世纪”和“追索真文明”的心情, 能体会到他们与我们不同的学术取向, 也能看到他们对“音调未定的传统”, 抱着三分疑惑、三分警惕、三分忧虑, 外带着一分执着的追问。

《东方学》

（美）爱德华·W. 萨义德 著 王宇根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大32 开，528 页

人文主义是我们反抗种种扭曲人类历史的非人性行径和不公正现象的唯一武器，我甚至要说它是最后的反抗武器。今天我们受到非常鼓舞人心的网络空间的煽动，它向所有的用户开放，这是我们的前辈无论是专制君主还是正统派做梦也不曾想到的。

苏先生的《新探》一书，堪称为主题典范，将主导中国文化史研究，足够后学咀嚼领会，引发进一步的开展与延伸。我自己即深深为此书吸引！……苏著以摆脱愚昧与偏见的怪圈起笔，以瞻望世界为结尾。这不但是学术研究的著作，更是学术良心的表现。我们向这位真诚的学者致敬！也感谢他为世人留下这样一份知识的遗产。

《锦灰堆》（全三卷）

王世襄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 开，856 页

经济学结合了政治学和科学的优点，它是一门真正的社会科学——讨论人们如何选择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如何相互交易。但它以科学的冷静来研究这个主题，通过把科学方法引入政治问题，经济学力图对所有社会面临的基本挑战做出推动。我坚定地相信，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习经济学所提供的基本思想。

《楠溪江中游古村落》

陈志华 文 李玉祥 摄影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32 开，186 页

本系列旨在介绍中国民间传统的地域文化；以图文随记的形式，向大众传播中华本土文化之精髓，复苏久远的历史场景。为探究历史传承，反思文化变迁的人们，开辟一片传统文化的博物馆，乡土社会的史书库。亦借此呼吁：保护我们的民间文化！珍视我们的历史！

钱锺书绝对不敢以大师自居。他从不厕身大师之列。他不开宗立派，不传授弟子。他绝不号召对他作品进行研究，也不喜旁人为他号召，严肃认真的研究是不用号召的。《钱锺书集》不是他的一家言。……

钱锺书六十年前曾对我说：他志气不大，但愿竭毕生精力，做做学问。六十年来，他就写了几本书。本《集》收集了他的主要作品。凭他自己说的“志气不大”，《钱锺书集》只能是菲薄的贡献。我希望他毕生的虚心和努力，能得到尊重。

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绝不该忽略中国传统政治。辛亥前后，由于革命宣传，把秦以后政治传统，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因于对传统政治之忽视，而加深了对传统文化之误解。我们若要平心客观地来检讨中国文化，自该检讨传统政治，这是我想写中国政治制度史之第一因。

关系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顾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

作者在本书《前言》中讲到陈寅恪先生的治学特点时说：“陈寅恪先生的诸多贡献，得益于新史料者并不算多，更多的是凭借极为深厚的史学修养，凭借精微思辨，推陈出新，从习见的本不相涉的史料中找到它们的内在联系，提出新问题，得出高境界的新解释，使古史中的许多模糊区域得以逐渐辨识清楚。”其实这也是对作者多年来所坚持的研究方法的最好总结，本书也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这种方法。

在李老师哲学中有三个反复被强调的原则：历史建理性、经验变先验、心理成本体，这三个原则实质上是三个建构性的假设，能够用来解释许多事情，但这些假设还有待证明。有一次李老师说，或许要五百年后才能证明。为什么是五百年？估计只是表达“很久”的意思。……我愿意将其视为思想遗产，通过讨论而使“李泽厚问题”存在于进行时。

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争，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锺书总是和我一同承担，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

人在春风得意、自我感觉良好时大概是很难接近鲁迅的，人倒霉了，陷入了生命的困境，充满了困惑，甚至感到绝望，这时就走近鲁迅了。

刚刚逝去的上个世纪，是北京急剧变化的百年。对于文明积淀深厚的这个历史名城来说，这仅仅是其沧桑变幻的一个瞬间。而这个瞬间所爆发的力量，至今仍使这个城市保持着一种历史的惯性，塑造着它在今天以及将来的形态，有体有形地影响或决定着这里每一个人的生活。……而我仅是尽绵薄之力，将这段历史勾画出些许轮廓，随着历史档案的不断公开，人们会看得更为真切。

这是一本关于观念的历史化的著作，是一本中西思想相互对话的著作，一本过去与现在、思想与历史情境相互对话的著作。

汪晖对天理、公理，甚或现代中国科学话语共同体的解读不仅是对中国思想核心和内在主题的重新阐释，而且也是对现代西方所宣称的普适性和实证性的科学提出挑战的一种方式。它们意在为现代科学打开伦理和政治- 社会的维度。

一个传统要继续繁衍下去，一定要有新的解读、新的阐释注入新的活力，否则这个传统就死了。现代中国似乎有这样一种想法，认为西方的文学是讲述普遍人性的东西（所以人人可以理解），中国古代文学则仅仅属于古代，而且仅仅属于中国古代，所以就变成一个很僵化的东西，放在由中国所独家拥有的过去。如果这样想的话，这个文学传统就死了。这其实是一个陷阱，从这个陷阱里出来才能让这个传统活起来。莎士比亚的研究最早不是从英国，而是从德国开始的，所以有时候，文学是要离开自己的故乡然后再回去才能重新活起来。

《礼仪中的美术》中所收录的文章，显示出他力求突破既有的研究范畴，在方法和理论上寻求创新，其目的不在于再造一种与西方传统历史写作形式相类似的单线的历史，而在于多角度地展现中国艺术的丰富、复杂与变化。

这部书当应引起凡想要理解出现欧洲虚无主义，尤其德意志虚无主义的人的兴趣。书的论题可以叫作以歌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欧洲人文主义之转变为德意志虚无主义……这论题宣称，由“致死的结果”而来的哲学史的发展，提供了理解当今在德国发生的事情的钥匙。

我在研究艺术史的过程中，比较注意外部的文化环境对艺术家的审美倾向、创作过程的影响，所以有评论者说我的研究属于“艺术社会史”。但是，在进入艺术史领域之前，我已练字近二十年，80 年代初就曾参加过全国书法展览并获奖，对书法的艺术语言可以说是相当熟悉。作为一个学者，我会时时思考各种研究方法的长处和短处。

《八十年代访谈录》

查建英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6 开，454 页

让我高兴的是，这本书中的大多数谈话者都没有简单地将中国的80 年代浪漫化，尽管他们那时年轻气盛、出道成名……这些回忆者的态度却不是一味怀旧或颂扬，相反，他们对于80 年代抱着难得的坦率、客观，甚至苛刻的审视态度。对自我和时代的局限、对不少当年轰动一时的现象、事件和人物及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动因做了很多深入的剖析、批评和反省。

《通三统》

甘阳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32 开，151 页

我今天想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要重新去看我们的中国。……要重新认识中国改革成功与毛泽东时代的联系和连续性，重新认识中国传统历史文明对现代中国的奠基性。我们今天要强调，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是同一个中国历史文明连续统，套用从前中国公羊学的一个说法，就是要达成新时代的“通三统”。

《隔江山色：元代绘画》

（美）高居翰 著 宋伟航等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6 开，390 页

高居翰主张，研究中国美术史上一个历史时期直至一个流派的符号系统，通过把握其形象系统，进而探求隐于形象系统之后的意义系统。为此，既须研究旧的符号系统之被扬弃，又要研究新的符号系统之得以生成。对于使用符号系统的画家，不仅要看到他有意识的一面，也要洞悉他不自觉的一面。这不自觉的一面，在高居翰看来，源于耳濡目染的文化背景，这自觉的一面则反映了画家要使同样文化背景的观者得以理解的心愿。

《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

（美）菲利普·津巴多 著 孙佩妏、陈雅馨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6 开，552 页

近半个世纪以来，无论在自然科学方面，还是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知识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新。涉及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新发现、新探索和新成果层出不穷，并以同样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影响人类的社会和生活。了解这种知识成果的内容，思考其与我们生活的关系，固然是明了社会变迁趋势的必需，但更为重要的，乃是通过知识演进的背景和过程，领悟和体会隐藏其中的理性精神和科学规律。

人间事千变万幻，今非昔比，仔细观察体会，所变者大抵是服装道具布景，例如元宝改支票、刀剑换枪弹而已，用抵抗刀剑的办法抵抗子弹当然不行，但是，何等人为何等事在何等情况下流血拼命，却是古今如一。

我的一个企图是写史，用不那么正统不那么凝重的笔触，用考古人特有的视角和表达方式来写部小史。“何以中国”，本来是对最早的中国形成原因的追问，但这本小书基本上是在叙述一个过程，讲一个故事——最早的“中国”诞生的故事。显然，仅仅叙述过程，无法圆满回答“何以中国”的追问，但对过程的叙述或许比论理更能迫近答案。这本小书所做的就是这种“迫近”的尝试。

在时空移后的今天，人们或可对这些文本作种种颠覆性阅读与阐释，但可知七十年前中国军民在西南一隅的浴血抗争中，奉献于战火的显然不仅仅是躯体，更有高贵的头颅，有对人民生命尊严的呵护意识，这些已经完全被遮蔽了的心血和脉动，也在余戈的“微观战史”中部分地复活了。

《自然社会：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

李猛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6 开，494 页

无论革命的发生出于思想的自我启蒙，还是历史情势的被迫，或是兼而有之，革命留下的如果不只是文明的废墟，就势必需要为其中的人们重新找到共同生活的可能。每一个鲁滨逊都想要回家，哪怕是为了能再次出发。只是当自然法已经不再能充当“我们的星与罗盘”时，谁能在荒凉的大海中看见我们日渐远离的陆地？

轴心时代中华文明形成的基本价值成为主导中华文明后来发展的核心价值。经过轴心时代以后两千年的发展，中华文明确定地形成了自己的价值偏好，举其大者有四：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社群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

《我们的中国》（全四册）

李零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6 开，1100 页

我们提倡“开放”，一种理解是千古皆备于我，即80 年代启蒙思潮下的说法，光是强调以今人的立场重新解释历史，光是强调倒写的历史。还有一种是我强调的考虑，即今人的想法必含逆溯的偏见，要反复校对，反复消毒，特别是把西方史学积五百年之久，已根深蒂固的文化立场，把“现代”对“古代”的优越感，“文明”对“野蛮”的优越感，放进更大的时间尺度去理解。这个理解就是王国维先生得出的著名结论，即“学无古今中外”。这是我做历史的信念和立场。

《图说敦煌二五四窟》

陈海涛 陈琦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6 开，247 页

作者认为二五四窟所承载的佛教宇宙观和世界观，对于今天的观众而言，依然明晰且引人遐思。我想，作者是在整体洞窟功能分析的基础上，经过了认真而长期的思辨后，才得出了这个有启示作用的结论。而这样的判断，确实超越了一般的知识性介绍，当然也区别于普通的教义与仪轨宣传，这在其他图说敦煌石窟的书中，实属罕见。

谈论晚清画报，不仅仅是以图证史；其中蕴含的新闻与美术的合作，图像与文字的互动，西学东渐的步伐，东方情调的新变，以及平民趣味的呈现等，同样值得重视。

选择在什么地域创建根据地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它是成功还是遭受挫折乃至失败。需要着重考虑的，有如前面所说：一是有利的敌我力量对比，二是有利的地形，三是能够支持斗争的经济条件。三者中又以正确估量敌我力量对比最为重要，而这种力量对比并非一成不变，有时甚至有剧烈的变化。……如果判断得正确，通常就能取得胜利；判断错了，做出错误的选择，就会遭受挫折乃至招致失败。这远不是后人今天想象和议论时那么容易。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便是有力的例证。

《范用存牍》（全四册）

范用、艾芜、巴金等 著 汪家明 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32 开，1709 页

这不是一般泛泛的书函，而是经过挑选保存下来的（不是每信都存），信的内容主要与书有关……从这些信件中可看出，许多老一辈文化人，是如何在范用这里找回他们的第二次文化生命的。

这是我第一次在同代人的著述中，读到未来必将成为经典的一部学术专著。厚古薄今是一种安全的习惯，厚民国而薄当代也是恨铁不成钢之后的选择。但读了这部书，我们那双久已充满疲惫和失意的眼睛，便终于可以向当代的学术，投去惊诧和钦佩的一瞥了。

——高峰枫《2021，我喜欢的五本书》，《南方周末》2022年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