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中后期，权臣专权的现象逐渐突出。出现这种情况有制度上的原因。元朝皇帝不行常朝，每年仅在元旦、皇帝生日及某些大庆典时举行“朝贺”，平时并无接见百官的法定制度。因此“百官入见，岁不过宴贺一二日，非大臣近侍鲜得望清光者”。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主要机构每日正常议政，处理有关的行政、军事、监察事务，议政结果由其长官定期入宫奏禀皇帝，取旨施行。这种政治体制使担任省、院、台长官少数高级大臣的实际地位变得更加重要。另一方面，由于分封制的发达，元朝的贵族政治主要表现为家臣政治，执政大臣基本出自怯薛，君臣关系当中具有一种自草原时代继承而来的私人隶属色彩和身份差异。而忽必烈以后的元朝诸帝绝大多数权力欲不强，满足于深居宫中、垂拱而治，习惯于对相当于其“家臣”的朝廷高官放手使用，不加疑忌。大臣（特别是宰相）虽然权重，但一般情况下其权力只是皇权的外延，不会对整个政治结构造成很大破坏。然而，在有些时期，个别大臣权力过度膨胀，形成专权，对政治体制的正常运作造成危害，成为政权中的不稳定因素。

《辽夏金元史：冲突与交融的时代》

张帆 陈晓伟 邱靖嘉 林鹄 周思成  著

新思文化  出品

中信出版集团

2023年8月

仁宗在位时，右丞相铁木迭儿长期专权。铁木迭儿本无政治才能，仅因家世显贵，本人又受到皇太后答己的宠幸，方能官拜丞相。他恃宠擅权，贪污受贿，提拔亲党，打击异己，令朝野侧目。延祐四年（1317），内外监察御史四十余人对他进行弹劾，列举大量罪状，凿凿有据。仁宗览奏震怒，诏命逮问。铁木迭儿逃匿于答己宫中，有司无法捕治，仁宗亦碍于母亲的情面而不再深究。延祐七年仁宗去世，铁木迭儿倚仗答己的势力重登相位，对以前弹劾过他的人大肆报复，诬陷杀害了前御史中丞杨朵儿只、前中书平章萧拜住、上都留守贺胜等高级官员，“一令发口，上下股栗，稍不附己，其祸立至”。答己死后，铁木迭儿的气焰才稍有收敛，不久亦死。

天历之变以后，政变的主谋燕铁木儿独揽大权。文宗为酬谢夺位之功，拜他为中书右丞相，特意罢左丞相不置，使他独为丞相，一切政务悉听总裁。此外文宗还加给他太师、答剌罕（蒙古传统荣誉官号，有“得自由”、“自在”之意，可享受多种特权）的荣誉头衔，并封太平王。燕铁木儿“礼绝百僚，威焰赫赫，宗戚诸王无敢以为言者”，“挟震主之威，肆意无忌”，娶泰定帝皇后为夫人，前后尚宗室之女达四十人之多。他的儿子唐其势甚至说“天下本我家天下也”。燕铁木儿除兼任多项要职外，还亲统左、右钦察等若干支侍卫亲军，可谓如虎添翼。大臣阔彻伯、脱脱木儿等憎恶燕铁木儿权势之重，企图推翻之，却被其手下的钦察兵一网打尽。文宗、宁宗相继去世后，顺帝被接到大都，但因燕铁木儿有追悔之意，顺帝“久不得立，……迁延者数月，国事皆决于燕铁木儿，奏文宗后而行之”。一直拖到燕铁木儿死后，顺帝才正式即位。

顺帝在位前期，朝廷大权实际上掌握在权臣伯颜手中。伯颜是天历之变的第二号功臣，在文宗朝的地位仅次于燕铁木儿。顺帝即位后，燕铁木儿已死，伯颜升任右丞相，进封秦王。不久燕铁木儿之子、左丞相唐其势嫉伯颜权重，发动政变企图夺回权力，被伯颜镇压。此后顺帝也不再设左丞相，由伯颜独秉国钧。元朝权臣专权的状况，在伯颜当权时期发展到了顶点。后至元五年（1339），顺帝将伯颜的官衔改为大丞相，加号元德上辅，这在元朝是没有先例的。伯颜的兼职一再增加，累计头衔竟然达到二百四十六字。他“自领诸卫精兵，……导从之盛，填溢街衢，而帝侧仪卫反落落如晨星。势焰熏灼，天下之人惟知有伯颜而已”。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威，伯颜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做法，着重打击不附己的宗室诸王，擅杀剡王彻彻秃，矫旨贬黜宣让王帖木儿不花、威顺王宽彻普化。伯颜权势的恶性膨胀，实际上已对皇权构成了威胁。后至元六年，顺帝与伯颜之侄御史大夫脱脱合谋，趁伯颜侍太子出猎之际，发动政变，草诏数伯颜罪状，将他贬往广东安置。伯颜于南行途中在江西驿舍病死。

继伯颜当政的脱脱，与前任诸人相反，有贤相之称。但由于长期以来已形成了有利于大臣专权的种种政治机制，故而脱脱也是“虽不弄权，而权自盛”。他任相时就国家的一些重大经济、政治问题举行过几次百官集议，实则最后全由脱脱一人做主，百官大都随声附和，持异议者均遭打击、贬黜。脱脱倒台后，仍然连续出现大臣专权的情况，直至元亡。

元朝中后期出现权臣专权，与皇帝的怠政也有直接关系。忽必烈以后的元朝诸帝，大部分人都对理政兴趣不大，在政事上少有建树。成宗在位后期多病，政务委于皇后和宰臣。武宗自漠北入主大统，整日沉溺于饮酒作乐。仁宗、英宗虽有志振作，但前者受制于母后，后者在位短暂，都未有大的作为。文宗受权臣掣肘，只能在宫里召集一批文士讨论书画。顺帝更以怠政著称。他即位后侍臣进言说：“天下事重，宜委宰相决之，庶可责其成功，若躬自听断，则必负恶名。”顺帝“信之，由是深居宫中，每事无所专焉”。此后在他一朝出了不少权臣，但顺帝的对付办法仅仅是利用其间的矛盾，用一个权臣除掉另一个权臣，而自己则一直“溺于游乐，不恤政务”，未能亲揽乾纲，在制度上采取预防措施。皇帝怠政如此，元朝国势的衰落也就不难理解了。

早在忽必烈在位时期，就已出现政治腐败的迹象。阿合马、桑哥长期当政，排斥异己，任用私人，官吏专事搜刮，贿赂盛行。成宗即位以后，标榜“守成”。朝中大臣惩阿合马等人理财之弊，深恐成宗再兴此举，也纷纷劝他勿事更张，尽可能按元初所定制度办事。但在“守成”的幌子下，君臣不思进取，也使忽必烈后期的政治弊端无法得到治理，腐败风气日趋严重。

腐败风气较早出现并深化的原因，一是官员素质低下，二是法制不够健全。元朝的官员构成与其他朝代相比有很大差别，怯薛和吏员是最主要的两条入仕渠道（详见后文）。由此二途出身的官员有一个大体相同的特点，即受正统儒家思想熏陶很少，缺乏巩固统治的长远目光，文化素质较低，社会责任感、道义感较弱，只知刻剥百姓、营私聚敛。“进身之初，不辨贤愚，不问齿德，夤缘势援，互相梯引，有力者趋前，无力者居后……苟图俸考，争先品级，以致临政，懵无所知”；“一旦得用，如猛虎之脱栅，饥鹰之掣构”。官员质量虽然低下，数量却持续膨胀。特别是自成宗时起，不断创设新机构，旧有机构也一再升高品级，“官冗于上，吏肆于下，言事者屡疏论列，而朝廷讫莫正之”。另一方面，元朝法制建设较差，尤其是对官吏犯罪的惩罚规定很不完备，往往法无专条，或者是笼统地泛言“禁止”“罪之”。有些问题虽有明文规定，但执行起来也常是大打折扣，随意性很强。凡此种种，都使元朝中后期的腐败现象渐成积重难返之势。

成宗时期，政治形势表面平稳，但新问题不断出现。怯薛集团凭借近侍身份，弄权乱政。他们受人请托，徇情舞弊，往往直接奏准皇帝，越过中书省的正常议政渠道颁发圣旨玺书，当时称为“内降旨”。据时人估计，从成宗大德六年（1302）到武宗至大元年（1308），短短六七年间，这种“内降旨”即达一千三百余道，内容涉及命官、田土、户口、词讼、造作等许多方面，严重地干扰、破坏了国家正常行政事务。“中卖宝物”之弊亦在此时发端。“中卖宝物”是元朝中期官员勾结色目商人、损公肥私的一种重要手段。他们代表官府，动用公款，高价收买色目商人的宝石之类珍奇异物，然后从商人手中提成分利。据波斯史籍记载：一次有关情况败露，十二名高级官员下狱被判死刑，但因国师胆巴说情，成宗全部予以释放，不了了之。贪污受贿之风愈演愈烈。大德七年，轰动一时的朱清、张瑄贿赂案案发。朱、张南宋时原为海盗，降元后受命管理海运，通过经营海上贸易成为巨富。他们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对朝中官员遍行巨额贿赂。事发，中书右丞相完泽、平章政事赛典赤伯颜、梁德珪等高官皆卷入其中，成宗被迫将他们罢免，中书省几乎为之一空。但实际上过了不久，有关人员又都被重新起用。

仁宗以下，频繁出现权臣专权局面，这些权臣大都是腐败现象的代表人物。他们为巩固和提高自己的权威，结党营私，卖官鬻爵，本人则大肆收受贿赂，生活奢侈腐朽。铁木迭儿“私家之富，又在阿合马、桑哥之上”，燕铁木儿“一宴或宰十三马”。在这样的风气下，“风俗大坏，居官者习于贪，无异盗贼，己不以为耻，人亦不以为怪。其间颇能自守者，千百不一二焉”。到顺帝时期，地方官吏贪污、敛财各有名目：初次接见下属要收“拜见钱”，逢年过节要收“追节钱”，利用具体职权收费叫作“常例钱”，处理诉讼受贿叫作“公事钱”，还有无任何借口强行索取的“撒花钱”。当时“上下贿赂，公行如市”，地方监察官员至州县巡视，“各带库子检钞称银，殆同市道”。

元朝中后期，统治者在惩治腐败方面做过一些努力，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奉使宣抚的派遣。为整顿地方吏治，朝廷于地方官府（包括地方监察官）系统之外，临时选派中央高级官员充任钦差使臣分道巡视各地，问民疾苦，惩办不法官吏，称为奉使宣抚。自成宗大德三年（1299）直至元亡，共举行六次奉使宣抚，平均约每十二年一次。奉使宣抚代表朝廷巡行地方，权力较重，惩办贪赃，疏理冤滞，雷厉风行，从重从严，在一定时期和地区内起到了良好作用。但在元朝政治的总体腐败趋势下，这种以官治官、人治色彩突出的理政方式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了弱点。顺帝时派遣奉使宣抚，使臣在地方恃权勒索，实际上又为百姓增添一重灾祸。民间流传歌谣讽刺说：“九重丹诏颁恩至，万两黄金奉使回”；“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从中央到地方，大小贪官污吏成为一丘之貉，政治的颓势已难挽回。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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