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英双籍历史学者，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员，研究方向为现代德国历史
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一世曾抱怨“有俾斯麦掌权，国王真难当”。一位只对上帝负责的主权君主怎能任由那个出身平平、靠暴力手段攫取政治权力的“容克疯少爷”威逼操纵？自1862年任命俾斯麦为普鲁士王国首相起，威廉一世一直对自己走上的这条道路心怀疑虑，也不认同自己从那时起所做的每一个重大决定。他非常害怕在议会占据多数，还刚刚否决了陆军改革方案的自由主义者，以至于他在1862年9月一度认真考虑过退位。当俾斯麦用冷静的语调向议员们宣布，无论他们是否乐意，他都将带领普鲁士走上一条“铁与血”之路时，威廉一世感到无比惊恐。同样，即使在德意志即将统一的时刻，威廉仍不愿放弃普鲁士王位，甚至在帝国宣告成立的1871年1月18日早上仍为此事落泪。他浑浑噩噩地听从了俾斯麦的计划，但他完全没弄明白为何要这么做。俾斯麦对同时代的人—无论敌友—都施加了极为强势的控制，而且他并不是像20世纪的独裁者那样利用口才实现这一点的。1909年的《格里本柏林旅游指南》（Gribben’s Travel Guide to Berlin）中写道，即便在这位铁血宰相去世11年后，柏林城内的俾斯麦雕像仍然以“刚健有力的体态与炯炯有神的目光”散发着“钢铁般的意志力”。俾斯麦有一种固有的、不可动摇的信念，他认定自己的路线是正确的，任何外力都无法阻挡他，这对议会议员、其他国家的外交官乃至国王本人都造成了强烈的影响。这种特质也让他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
[德] 卡佳·霍耶 著
当时的人与后世史学家都曾将俾斯麦的政治模式描述为独裁统治，甚至是“君主专制”（Caesarism）。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现代的观察者如此强烈地质疑俾斯麦使宰相（总理）一职在宪法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做法。俾斯麦为德国设立的“总理民主”传统虽然经历了相当大的变动，仍然经受住了战争、独裁统治、东西分裂与两德统一，并延续至今。在本书写作时，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正处于她担任德国总理的第四个任期，仍拥有很高的支持率，她的前辈中也不乏赫尔穆特·科尔与康拉德·阿登纳等长期任职者。德国人对宰相（总理）的称呼也能体现这一职位在国民心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俾斯麦曾被称为“国父”（Gründervater），默克尔则被亲切地称为“默克尔老妈”。这个国家如此支离破碎，地域差异如此鲜明，它深受分裂、战争和痛苦回忆的折磨，渴望以一种近乎孩童般的方式获得稳定与领导。在这种背景下，一个权威的父亲形象充满吸引力，而俾斯麦正是这一角色的绝佳扮演者。法国大革命及其余波在欧洲的政治思想界引发了深刻而长久的变革。1848年以后，即便是君主统治最坚定的支持者，也开始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宪法适度制约君权的理念。但在另一方面，法国的历史经验也表明，独裁政治与进步思想并非绝不相容。拿破仑在1807年颁布的《民法典》以及拿破仑三世在1853年对该法典的恢复都表明，非选举产生的领袖并不一定会与自由思想、法治等理念发生冲突。因此，19世纪中后期出现了关于“现代式”独裁政治的热烈讨论，就连自由主义的阵营中也有这种理念的支持者。在拿破仑三世因1870年普法战争的惨败而下台后，很多自由主义者相信，新生的德意志国家有可能实现法国未竟的目标：在一个捍卫法治而不至于堕入专制主义的国王统治下，保障全体公民的自由。问题在于当时的统治阶级鄙视这一想法，在他们看来，贵族像平民一样受到《民法典》管理的想法本身就充满革命与共和主义的可疑气息。还有一个问题更为关键：“君主专制”（当时的政治思想家已开始使用这一名词）的建立需要一位如拿破仑那般广受欢迎的魅力型领袖，但威廉一世既不是波拿巴，也不是恺撒。他固然受到很多德国人的喜爱，但他无法像拿破仑那样施展令人目眩的人格魅力，说服所有法国人投票恢复君主的绝对权力。俾斯麦也不擅长公众演说，至少他在嗓音的音质和穿透力上都不具备足够的条件。历史学家福克尔·乌尔里希（Volker Ullrich）曾描述俾斯麦的“讲话方式显得局促不安”，“声音尖细刺耳”，尽管他也指出，这并不意味着俾斯麦的演说缺乏影响力。俾斯麦以精准而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大大弥补了他在嗓音上的不足。甚至在俾斯麦早年的学业报告上，就有老师评论说这位学生口才惊人。俾斯麦发现，即便在敌意最强烈的对手面前，他也能利用极具感染力的生动语言，轻易就激怒、挑拨或是安抚、吸引对方。俾斯麦异常魁梧的身材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强势形象。他身高6英尺2英寸（约1.83米），有着宽阔的胸膛、金色的头发和他标志性的金色胡须。不论这位身材魁梧、自信满满、目光坚定的人物走到哪里，在场之人都会停下来倾听他的发言。这位铁血宰相在从政期间，也为自己精心打造了传奇的形象。在初涉政坛的19世纪40年代，这位作风古怪的年轻贵族就频频与资深议员、外交官和革命者发生正面冲突，很快为自己赢得了“钢铁”的名声，这远远早于他发表著名的“铁血演说”的1862年。在挑起并赢得一系列战争、实现德意志统一后，俾斯麦更是成了国民英雄。威廉皇帝与俾斯麦的关系颇为微妙。前者在1861年接任普鲁士国王之初，并不愿意任命俾斯麦为普鲁士首相，直到1862年的军事改革危机迫使他将俾斯麦从巴黎召回。但在那之后，他开始倚赖这位强势的大臣。俾斯麦在埃姆斯电报中篡改国王言行的做法既突破了外交行为的底线，也是对威廉本人的直接背叛，但威廉无法反抗俾斯麦。在1871年德意志帝国统一后，威廉对帝国政府的日常政务失去了兴趣，他只想当普鲁士国王，从未想过要做德意志帝国皇帝。然而，这正是俾斯麦想要的，他也最终得偿所愿。于是，威廉在普鲁士宫殿和乡间别墅中度过的时间越来越多，他在那里打猎、会客，几乎不关心新帝国的运转状况。俾斯麦不是共和主义者，他对君主制无比尊崇，但他设计的帝国宪法允许国家元首将国家的管理工作都交给宰相（俾斯麦本人），一如店铺老板做甩手掌柜，将生意都交给经理操持，自己很少来店铺营业。如果德国真的有一位独裁者“恺撒”，那也应该是俾斯麦，而非威廉。践行现实政治的俾斯麦在推动法案通过时并不会顾忌道德规范。常常被认为出自俾斯麦之口的名言“法律就像香肠”是个一针见血的比喻：第二帝国的立法过程的确像制作香肠一样混乱而令人不适。为了让法案通过，俾斯麦可以动用各种手段恐吓、哄骗并纠缠议员与皇帝，迫使他们就范。任何底线都可以被打破：如果精心罗织的辞令不能见效，俾斯麦就会大发脾气，当众羞辱对手，突然痛哭或是——如果情势必要——以辞职作为威胁。一想到俾斯麦下台后自己就要独自管理这个德意志帝国（这帝国对皇帝内心的普鲁士灵魂而言堪称诅咒），年事已高的威廉一世都会无比恐惧，于是几乎应允俾斯麦的一切要求，只要他能留下来继续主持政务。俾斯麦对帝国政府的掌控巨细靡遗，近乎偏执。他会直接管理内阁高官乃至整个文官系统的细节事务，不愿下放管理任务，也很难相信他人能把事情做好。结果就是俾斯麦的政界圈子里逐渐发展出各种裙带关系。1874年，他力劝自己的长子赫伯特成为公务员，还安排他结识了国王的孙子威廉，即未来的皇帝威廉二世。1886年，俾斯麦任命赫伯特为外交大臣，让他信任的心腹在这个核心部门工作，毕竟此时的德国仍然需要谨慎维持自己在欧洲的地位。1848年革命期间，俾斯麦曾试图说服当时还是王妃的奥古斯塔密谋反对她丈夫的兄长弗里德里希·威廉国王，俾斯麦与奥古斯塔的关系自此恶化。奥古斯塔无法忍受俾斯麦的傲慢，认为他对自己的丈夫施加了太多控制。她与俾斯麦的关系糟糕到两人拒绝在同一个房间里进餐，这想必令威廉皇帝颇感尴尬。俾斯麦与太子妃维多利亚的关系也很紧张。皇太子弗里德里希从英国迎娶维多利亚时，他们原本希望以英国宪制为蓝本，在德国建立起一套更加自由开明的政治体系。维多利亚女王在抚养这位长女时，也教导女儿要以她和她的德国丈夫阿尔伯特亲王为榜样，学习如何与丈夫共同治理国家。不过，俾斯麦对此深恶痛绝，他非常担心弗里德里希即位后只有君主的虚名，而实际政务都由维多利亚决策。史学家乔纳森·施泰因贝格（Jonathan Steinberg）甚至提出了更激进的观点，他认为俾斯麦的态度体现了他自童年时代就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厌女症。无论如何，俾斯麦无疑都十分厌恶奥古斯塔和维多利亚，他认为这两个女人好管闲事，妨碍自己操纵她们的夫君。俾斯麦只是单纯地怨憎她们，让他在别处游刃有余的政治游说艺术蒙上了失败的阴影。作为宰相，俾斯麦的主要职责是掌控帝国议会。虽然根据帝国宪法规定，帝国议会没有立法提案权，但它有权否决它所审核的法案，这种情况也经常发生。为了说服394名议员同意自己的计划，俾斯麦不得不寻找除眼泪和咆哮外的其他工具。他会精心维系盟友关系，展开各种幕后交易，也会像摧毁民族自由党那样施展无情的诡计——俾斯麦在这两种行事风格中维持着精巧的平衡。这与波拿巴王朝的共和独裁有着本质区别：19世纪法兰西帝国的两位皇帝都不必与一个咄咄逼人的议会展开艰苦斗争。那时的法国人相信过多的异见会造成国家的软弱与分裂，因此，全体国民应该由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来代表，这样才能避免犯错。而在拿破仑一世和拿破仑三世看来，法国大革命正是犯了这种错误。相比之下，俾斯麦没有两位拿破仑皇帝那样的好运。无论有没有魅力型领袖的感召力，他都要去应对那些政治意识越来越强的德意志国民所选出的代表。尽管俾斯麦只需要对皇帝负责，皇帝也不会罢免他，但他还是创造出了这样的政治制度——法案只有经过代表德意志人民的议会批准才能生效。威廉一世不乏民众爱戴，但他也没有卓越的号召力，无法扮演拿破仑的角色。更重要的是，他对统治帝国缺乏兴趣，而帝国的臣民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果威廉一世在1871年后试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德意志国民，他一定会遭到空前强烈的反击。从表面上看，俾斯麦更适合担任这个“恺撒”式的专制统治者：他气场强大，声望极高，其权威远远凌驾于他所缔造的帝国宪法之上。但强大如俾斯麦，也无法撇开帝国议会这一代表选民意志的机构施行统治。很多德国人崇拜俾斯麦，把他当作德意志民族国家的缔造者，在俾斯麦去世后更是为他修建了数百座纪念碑。尽管如此，俾斯麦所在的时代不仅盛行民族主义与威权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思潮的影响力也同样强大。正如马库斯·普鲁施（Markus Prutsch）所说：“尽管俾斯麦握有惊人的巨大权力，但是‘鸟尽弓藏’仍是贯穿他整个政治生涯的关键词。”由此可见，俾斯麦不可能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独裁者。换言之，德意志没有“恺撒”。
本文选编自《铁与血：德意志帝国的兴亡，1871-1918》。推荐购买此书阅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赢利组织运营的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否则勿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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