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威廉·多伊尔（William Doyle）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布里斯托大学历史学教授，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会董事。主要研究18世纪法国史，尤其关注法国大革命史研究。
最初的两个世纪
从来不可能对大革命做出中立的评价。对当代人来说，个中的原因再清楚不过了。雄心壮志都被释放了，利益受到了攻击或是威胁，毫无妥协可寻。因此早在1791年，对于这场要对整个国家、社会和文化做出突然的且是彻底的改革尝试的各种对立的立场和观点已经形成了，那时罗伯斯庇尔仅仅是一个唠叨鬼，断头台还是一个耸人听闻的玩笑，恐怖统治尚无从设想。但暴力推翻王权的经历，九月屠杀和共和二年的腥风血雨，让一切变得匪夷所思，并从此给革命贴上了恐惧的标签。以清洗屠杀为主的统治方式超出了革命敌人最坏的估计，也考验着革命同道的容忍限度。因此从1794年以来，存在着三种基本立场，而不是两种。大屠杀是引发敌视革命的主要原因，现在看来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革命的支持者则分成了两类：一类认为，为了保住革命，认为恐怖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恐怖是必 须而且应当捍卫的；另一类既不捍卫恐怖，也不承认其必要性，但却认为恐怖是可以理解的。这三种态度的具体表达方式多种多样。用现代术语可以表达为“贵族”（或反革命）、“雅各宾派”和“温和派”三类，更晚近的术语则将其称作“反动派”“激进派”和“自由派”，或者简单地表述为“右派”“左派”和“中间派”。在200年之后，法国大革命的史学家依然可以如此划分。右派解释的所有基本要点都可以回溯到伯克。这种解释认为旧制度依旧是稳固的，而且根本上是可行的。言外之意就是这一体制必然是从外部被摧毁的。罪魁祸首就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持续且不负责任地批判、腐化了对宗教、君主制和既定社会秩序的信念。巴吕埃尔（Barruel）在恐怖结束后阐发了一种更为极端的观点，将启蒙运动看成是一种秘密且周密布局的阴谋，目的是要宣传无神论和无政府主义，主要就是那些共济会员。这伙人就是在搞破坏，他们宣扬暴力和屠杀深深根植在这场运动中，如此野心勃勃的企图，是不可能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的。这些观点的早期史可以参考拜克（P. H. Beik）撰写的《右派眼中的法国大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 seen from the Right ）（宾夕法尼亚，1956年出版，1970年再版）和麦克马洪（D. McMahon）撰写的《启蒙运动的敌人：法国的反启蒙者和现代性的形成》（纽约，2001年出版）。这种敌对的传统在19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里为一名不信教的一流作者十分合理地阐述，而且在19世纪的天主教圈子里流行，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他就是依波利特·泰纳（Hippolyte Taine）。他撰写的《现代法国的起源》（Les Origines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六卷，巴黎，1876—1893年出版）虽然没有天主教的痕迹，但同时却也充满了对血腥的民众激进的恐惧，这在1871年的巴黎公社时期反复出现，与先前的论辩相比，泰纳的观点有更多的受众。他的巨 著影响深远，故而雅各宾传统中当代一流的史家阿尔丰斯·奥拉尔（Alphonse Aulard）用了整整一本书的篇幅（1907年出版）从学术研究的标准来攻击泰纳著作，而泰纳已经去世。1909年奥拉尔遭到了一名年轻的信仰天主教的档案馆员的回击，他就是奥古斯都·科尚（Augustin Cochin），1916年被害。科尚几乎没有出版过其他著作。但是在一系列死后才发表的论文中，科尚重建了革命前的思想社（包括共济会）和雅各宾主义之间的连续性。当时俄国革命的胜利和过激引发了一片恐慌的气氛，泰纳和科尚的分析被融进一种新的右派综合观点中，他就是皮埃尔·加克索特（Pierre Gaxotte）（1928年出版，1930年出版英译本《法国大革命》），加克索特是法国运动党（Action Française）的拥护者，这个党派梦想着复辟君主制。加克索特认为暴力和恐怖从一开始就内在于革命，而整个革命过程就是在革命前的思想社中已经酝酿好了。这种观点在1940年到1944年的维希时期成为正典；但是当这个可耻政权倒台以后的半个世纪里，这种观点再也没有追随者了。反对革命的历史编纂学大多是从外部来分析革命进程的，这和最早的雅各宾派的取向不同，他们也在忙于撰写大革命史。这些人不少是大革命的幸存者，他们写下了自己的回忆录，试图为其卷入的恐怖行为辩解，他们常常将恐怖怪罪到别人头上，而罗伯斯庇尔总是替罪羊。最顽固的前雅各宾派可能就是邦纳罗蒂（Buonarroti），他撰写了《为平等而密谋》［（Conspiracy for Equality ）（布鲁塞尔，1847年出版，奥布赖恩（Bronterre O'Brien）于1836年译成英文出版）］， [1] 就将1796年巴贝夫的阴谋解释为一种试图恢复并超越已丧失的共和二年的平等期待的努力。但是左派历史编纂学的连续的传统得从1847年才开始，那 时他们面对着另一场革命。这一年朱尔·米什莱（Jules Micheles）大革命史的第一卷以及路易·勃朗（Louis Blanc）的数卷《大革命》都出版了。这两个人都颂扬在推翻压迫性的旧制度，建设共和平等的新体制中的人民所扮演的英雄角色。在他们撰写的历史中，看不到暴民：民众的干涉代表进步的力量，其动因还是对正义和团结博爱的日久的渴望。而且恐怖无论如何也不是人民的罪责。米什莱将恐怖推到罗伯斯庇尔头上；而社会主义者勃朗认为这是自私自利的艾贝尔派造成的。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两人都认为恐怖源于环境，无人能预见，无人能控制。这绝非是革命本身所致，也与革命的进程无关。共和二年那场人人向往的社会福利实验或者说“期待”却伴随着流血冲突，因此而困扰的历史学家一般都会像米什莱和勃朗那样思考。即便是保守而且不认同社会主义的共和主义者，也发现了杀戮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头两年的特点，这种杀戮实在很难与他们认为的共和主义所代表的进步协调起来。这就是奥拉尔的观点，他是索邦大学第一位大革命史的教授，那时第三共和国正通过召唤第一共和国，来寻找自身合法性的根基。《法国大革命：一部政治史》（The French Revolution : A Political History ）（1901年出版，1910年英译本出版）就认为大革命的历史使命便是创建一个民主共和国。当欧洲的各个君主国家联合起来，阻止这一事业的时候，这个国家就被迫投入战争，而恐怖和革命政府也是国家自卫的手段，而当共和国的存活有了保障时，恐怖和革命政府也终止了。奥拉尔不喜欢罗伯斯庇尔，因为他认为在已经不需要这样做的时候，罗伯斯庇尔还想要延长恐怖和革命政府。奥拉尔眼中的英雄是丹东，丹东反对延长恐怖和革命政府，并为此付出了生命。奥拉尔著作中最精彩的一章就是分析共和二年是否就预示着社会主义。他的结论是否定的。恰恰相反，这些看似带有社 会主义痕迹的做法只不过是一种临时的权宜之计。同样在1901年问世的还有政治家尚·饶勒斯（Jean Jaurès）的《大革命社会主义史》第一卷。 [2] 到目前为止，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还很纠缠不清，即使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直接论述过大革命。饶勒斯想要将马克思的理解更完全地整合进大革命的历史当中。因此他宣称“大革命间接地为无产阶级的到来准备了条件。大革命为社会主义的诞生准备了两个必要条件：民主和资本主义。但是从根本上说，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到来。”（1929年版，第一卷，第19页）。因此，仅仅是像奥拉尔那样撰写一部政治史是不够的。大革命应该有更深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维度上的反思，这些反思到那时还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现在饶勒斯发挥他在议会的影响，寻求公共资金的资助，出版涉及大革命经济和社会史的材料。虽然到了20世纪20年代，饶勒斯又投身政治活动（他开始研究历史的时候还没有获得立法议会的席位），但是他创立的研究取向已然在法国的大革命历史编纂学里占据了主导地位。大概要过去60年后，阿尔贝·索布尔（Albert Soboul）作为最后一名伟大的饶勒斯信徒，才将这种研究取向称之为“经典”解释。1917年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在俄国取得了胜利，然而饶勒斯没有活到那一年，要是他活到了那一年，肯定是要后悔的。此外俄国革命的胜利也是“经典”解释取胜的原因之一。这场革命高举马克思主义的大旗，宣称自己是继承了罗伯斯庇尔和共和二年雅各宾派的遗产，激发了几代西方的同情者，在法国，所有那些想要继续1794年未竟事业的人，可能也都会认为这是一番光辉且可行的事业。在这些历史学家中，第一位表现出这种热情的就是阿贝尔·马蒂耶（Albert Mathiez）。马蒂耶授业恩师 是奥拉尔，但是更多地受到饶勒斯的启发。1908年他已经和自己的导师奥拉尔分道扬镳，自创一个更激进的大革命阐释学派，这就是“罗伯斯庇尔研究协会”。这些协会现在还存在，协会发行的刊物《法国大革命史年鉴》（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依旧是这个领域中主要的法文期刊。马蒂耶和奥拉尔的论战主要围绕着对丹东历史名声的评价展开的。马蒂耶认为丹东是一个腐败的人，是个自私自利的人，甚至很可能是个叛徒。而马蒂耶想要恢复罗伯斯庇尔的名声。自邦纳罗蒂之后，没有人胆敢正面捍卫罗伯斯庇尔，尽管他是个理想主义者，尽管他是一名不可腐蚀者，但却与恐怖有着不可脱离的干系。然而，俄国革命早期的经历说明如果要打压反动分子的话，那么恐怖是必要的。马蒂耶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毫不费力就论证了恐怖的合理性。“大革命中的法国会接受恐怖，是因为它认为如果不暂时停止自由，胜利就是毫无希望的”，此外“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党派就是因为想要借着恐怖，彻底改变财产关系，才会牺牲”。罗伯斯庇尔倒台了，这种社会和民主革命的希望也随之落空。马蒂耶的名著《法国大革命》（1922—1927年出版，1928年出版英译本） [3] 突然终结于热月9日。在此之后，仅仅就是“复辟”回潮。1932年马蒂耶突然辞世，享年58岁。他的论战好辩的风格没有继承者。之后，左派史学家开始关注更细致的经济和社会分析。最杰出的是乔治·勒费弗尔，他其实是和马蒂耶同一年出生，但活到了1959年。勒费弗尔因研究农民而声名鹊起。1939年恰逢大革命150周年纪念，勒费弗尔出版了一本言简意赅的作品，分析了大革命起源，这就是《八九年》（Quatre Vingt Neuf ）（1946年由普林斯顿出版英译本《法国大革命的降临》） [4] ，本书的立论基础是当时的正统命题：“经济权力、能力以及关于未来的感觉，现在都掌握在资产阶级的手里……：1789年的革命恢复了事实和法律之间的协调。”关于恐怖，在1930年出版一部通史中（1962—1964年出版英译本两卷） [5] ，勒费弗尔认为“尽管很多因素扩大或玷污了恐怖政策，但它仍旧堪称是革命的胜利，这是为了抵制‘贵族阴谋’而坚决采取的对策”。这种左派研究取向的学术血脉突然被维希政权阶段中断。但是在解放后，右派已经彻底遭人否弃，不少年轻的知识分子都加入了共产党，左派再次浮现，势头比以往更大。欧内斯特·拉布鲁斯（Ernest Labrousse）浩繁的研究《从旧制度末期到大革命初期法国的经济危机》（La crise de l'économie française à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 et au début de la Révolution ）（巴黎，1944年出版）就将大革命深深地扎根进经济背景中，阿贝尔·索布尔是新一代学者的代表，他在《共和二年巴黎的无套裤汉》（Les Sansculottes Parisiens en l'An Ⅱ ）（巴黎，1958年；1964年出版英译本）集中对所谓的“民众运动”进行学术分析，这场民众运动一直都在推进革命的激进化。但是他的概论性的研究遵循正统解释。在1962年出版的《新概览》中（1989年出版英译本） [6] ，他援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做支撑，认为“法国大革命代表了……漫长的经济和社会变迁的顶点，这让资产阶级成 为世界的主宰。这个真理至今未变……”然而将大革命看成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并不只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际上，马克思的这种观点可能就是从复辟时期的第一代大革命史家那里继承来的。这就是弗朗索瓦·米涅（François Mignet）于1824年出版 [7] 和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于1823年到1827年出版的著作。他们出现的背景可以参考梅隆（S. Mellon）《历史的政治用途：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的研究》（The Political Uses of History : A Study of Historians of the French Restoration ）（纽约，1958年）。这些历史学家勾画了自由主义的大革命研究取向。在他们眼里，革命是正义的，因为被推翻的旧制度有诸多弊端，而且十分不平等。资产阶级的发财致富、队伍的拓展以及受教育，都使资产阶级队伍中的成员对绝对君主制的角色以及世袭贵族的社会支配地位不满意。他们想要建立能体现代议制、平等的立宪君主制，能保障政治和公民权利；但是1791年以后整个进程就脱离了这个轨道，这是因为民众势力的介入，他们对稳定和政治秩序没有兴趣。自由派史家崇拜，也强调那些有勇气的人的重要性，这些人想要要让大革命稳定下来，最后失败了，比如米拉波，甚至还有丹东。面对像马拉这样的嗜血民粹分子，像罗伯斯庇尔这样的无情的独裁者以及恐怖的捍卫者就开始退缩了，更不用说那个更令人恐怖的圣茹斯特了。从这一角度撰写大革命史的历史学家遇到的根本问题总是为何这场革命会“出错”，何时出错。英语世界中，许多大革命史家也都遇到同样的问题。19世纪史家的论战在本－伊斯雷尔（H. Ben-Israle）的《英国史家和法 国大革命》（English Historian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剑桥，1968年）中得到了充分的阐述。但那时，盎格鲁世界对大革命的主流解释可能是来自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于1835年问世的著作，并通过仰慕他的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其于1859年问世的《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 ）中获得。很奇怪，伯克对大革命的全面诋毁在这片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上没有任何回声。在大多数英国人眼里，缺少代议制，没有自由言论，这就足以使推翻一个绝对君主制成为合理的，虽然暴力是不合理的，但却是可以接受的，至少卡莱尔早就从革命前群众的苦难和社会的腐化中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在20世纪中叶以前，英国和美国很少有历史学家长时间地待在法国，或是研读法语档案，他们的研究基本上是在阐释法国学者的观点，他们似乎对英国和平迈向自由整体很有好感。然而，最合英美学者品位的，就是亚力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托克维尔的第一部著作是分析大西洋对岸的民主体制，从那时开始，他就已经不同于法国的自由主义主流思想。托克维尔并没有按照计划写出专门分析的法国大革命的论著，但是他做的初步研究《旧制度与大革命》（The Ancien Régime and the Revolution ，1856年出版） [8] 是迄今为止关于这一主题的最重要的研究。这不仅仅是一部史书，更是一种试图从长时段来分析大革命的尝试。从一种长时段的历史视角出发，托克维尔将大革命看成是不可逆转的自由民主化进程中的关键环节，但是这两股力量并不能共存。在彻底摧毁旧制度后，推定大革命的民主和平等也粉碎了自由的保障，而这种保障曾阻碍了君主制威权化的倾向。结果这为拿破仑的上台铺平了道路， 促使拿破仑一举推翻了大革命创立的更无根基的自由体制。从1789年开始，没有任何一种代议制能存活下来；托克维尔写下这些观点的时候，正值新的波拿巴摧毁了孕育其政治生涯的那个体制。因此这位自由主义者并不是将大革命看成一种解放的力量。大革命释放的民主完全有可能迈向独裁。托克维尔为此深感遗憾，因此他珍视自由观念，也发现自由在大西洋彼岸已经生根发芽。这真是对他们的恩宠；但是托克维尔的结论所依据的事实并不准确，而且误解也不少，尽管如此，在他去世（1859年）后的一个世纪里在英美都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另外，托克维尔去世仅仅几年后，第三共和国便宣告了一个全面自由制度的诞生，而且直到1940年才告以终结。这与他的预测不太吻合。所以在自己的国家，托克维尔很快就被遗忘了；在法国，广域大革命研究的自由主义传统是被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左派吸收的。奠定近代世界繁多的潮流与趋势基调的就是法国大革命，故而大革命的研究也从来不可能脱离当代政治。1945年以后，在这方面却出现了一些变化，然而也算不上是巧合，围绕大革命的新一番论战就是在“冷战”的阴影里开始的，然而这难说不是一种巧合。这些论战者就是后来所谓的修正派，这个称呼和那些共产党内部的不受欢迎的批判者是一样的。在英语世界里，这种批判开始于1954年阿尔弗雷德·科班（Alfred Cobban）在他就职伦敦大学的法国大革命教席的演讲。讲座的题目是“法国大革命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他认为大革命不是成长的代表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胜利，而是一种非资本主义的律师和持官者的胜利。十年后，科班在他的《法国大革命的社会阐释》拓展了他的批评，矛头指向了他称之为以勒费弗尔、拉布鲁斯和索布尔为代表的正统学派［剑桥，1964年，1999年重印，格温·刘易斯（Gwynne Lewis）写了一篇很有用的 导言］。不仅大革命不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成就，而且大革命并没有摧毁所谓的封建制度，而且远没有实现所谓的开启自由职业，解放经济，相反大革命阻碍了经济扩张，代表了“保守的、有产的、地主阶级的胜利”。同时，在大西洋的另一端，乔治·泰勒（Georges V. Taylor）在1962年到1972年之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他分析了大革命前的财产结构和商业活动。泰勒的结论是多数严格的资本主义模式都是在君主制国家下运作的，而不是反对君主制国家；此外法国国家财富中，资本主义所占的份额很少，因而不会对旧制度构成挑战。实际上，在位于社会顶层的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不存在经济上的竞争。从正面来看，他们同属一个精英群体。因此大革命不是阶级冲突的结果。这是一场带有社会影响的政治革命，而不是一场带有政治影响的社会革命。 [9]起初，法国学者是带着怀疑和鄙视的态度看待这些观点的。去世前，勒费弗尔本人也不重视科班的观点，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西方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但是在1956年苏维埃入侵匈牙利之后，团结的法国左派也出现了裂痕，并且开始批评斯大林主义在莫斯科的所作所为。1965年两名幻灭的年轻的前共产党员，弗朗索瓦·孚雷（François Furet）和德尼·里歇（Denis Richet）出版了一本大革命的新作（1970年英译本《法国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 , London, 1970）出版），这本论著复兴了自由派的传统，认为1789年到1791年才代表真正的大革命，而此后便出现了“侧滑”，进入了恐怖，原因是王室的变节和民众想要控制巴黎。这两位新人立即遭到了谴责，说他们在学术上缺少说服力，这就像当年奥拉尔谴责泰纳一样。1971 年孚雷回应了对他的批评。他猛烈地攻击被他称为“革命的教义问答”或是“雅各宾－马克思主义的圣经”的大革命史观。他说这种东西总在纪念大革命，而不是用一种学术超脱的态度分析它。这是第一次，一个法国人认识到英语世界的学者对这个问题所做的越来越多的贡献。孚雷认为法国学界的看门人总是念念不忘那种僵化的雅各宾正统，而这些英语世界的学者与他们截然不同。这一切也鼓励了其他法国学者，他们也开始关注别国研究，其中诺加莱（Guy Chaussinand-Nogaret）最重要。1976年他出版了一部关于革命前贵族的研究，［英译本《十八世纪法国的贵族》（The French Nobili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剑桥，1984年］，认为革命前的贵族在很多方面和资产阶级类似，他们也接受大革命的很多观念。因此大革命与其说是资产阶级的胜利，不如说是一个新的有产精英群体的胜利，这个有产精英群体既包括贵族，也有资产阶级，他们必将在19世纪以显贵之名统治法国。由英国和美国学者发表的其他的关于贵族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弱化了阶级冲突作为大革命起因的解释。我本人是从研究旧制度涉足大革命研究领域的，1980年我出版了《法国大革命的起源》（第三版，牛津，1999年） [10] ，在梳理了1939年之后的学术论战后，提出革命爆发更多的源于偶然性的和政治上的失策，而不是社会冲突，也就是说是大革命创造了革命者，而不是革命者发起了大革命。实际上，修正派的研究慢慢地颠覆了大革命起因的“经典”解释，而且越来越让人觉得可信。苏联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举步维艰，这也同样损害了那种纪念式的历史书写传统。1917年以后，这种传统一直仰仗苏联的成就才得以维持下来。1982年索布尔去世后，左派阵营里就再也没有任何一名重要的人物能够重建一度占据支配地位的解释了。社会党的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宣布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将在1989年举行，他选择的主题毫无疑问是代表自由派的：将大革命看成是宣扬人权的，与恐怖毫无关系，也不提及恐怖。这就等于是接受了孚雷和里歇在1965年提出的观点；但是孚雷没有止步。1978年他重印了发表于1971年的那篇重要檄文，并出版了一系列论文 [11] 。孚雷呼吁一套全新的解释模式，赶走社会分析，也包括他自己之前提出的革命侧滑的解释。孚雷说之前只有两位史家“提供严格的对大革命的概念化”，这就是托克维尔和科班。这两人都是一种挑战，但至少托克维尔还是英语世界比较熟悉的。科班是大革命遗产的公开的敌人，他从20世纪40年代早期开始就没有被严肃地对待过。孚雷在政治舞台上的历程让思想右派重新获得人们的尊重；20世纪80年代他们宣称恐怖从1789年那一天开始就是内在于革命的，这种分析方式在前一个世纪已然成熟了，但是他本人对宗教因素并不关心，这似乎让他和最古老的敌对传统有所区别。但是不久宗教的维度也浮现出来了：旺代问题重新唤起了人们的兴趣。1964年美国社会学分析者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出版了《旺代》（The Vendée），就是这一潮流的先驱。法国西部反革命的历史现在被放进更传统的议程加以分析。最极端的，也是最臭名远扬的例子就是雷纳尔多·塞克（Reynald Secher）的《法国的种族灭绝：旺代复仇》（Le Géocide franco-français : La Vendée-Vengé）（巴黎，1986年） [12] ，此书谴责雅各宾派共和国，认为共和国是有计划地在灭绝其农民敌人，毫不避讳煽情地描绘种族屠杀的情景。大革命是否绘制了迈向20世纪大屠杀和古拉格（gulages）的道路？另一位也持有同样观点的是英国历史学家西蒙·莎玛（Simon Schama）。莎玛是犹太人，他撰写的《公民：法国大革命的编年史》（Citizens : 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是大革命两百周年之际最畅销的作品。他认为暴力一开始就是大革命的本质，而且“仅仅在1789年恐怖导致很多人死亡”。莎玛认为1794年罗伯斯庇尔的倒台便意味着大革命的结束，这和马蒂耶的叙述完全一样，而且很多左派叙述也持同样的观点：如果恐怖和大革命不能分开，那么恐怖结束了，大革命也就结束了。英语世界主要是通过《双城记》，甚至是《红花侠》（The Scarlet Pim pernel ）来获取他们想要知道的知识，但是莎玛的书并没有译成法文。毕竟孚雷已经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很难将大革命研究的社会取向从左派的经典解释中剥离开来，他们是最先严肃地阐发这种取向的人。所以当经典解释的完整性在修正派的研究冲击下崩溃的时候，科班从一开始就呼唤新的社会史，但一种不落窠臼的新的社会史的呼声似乎被人遗忘了。很多人抱怨说修正派只会破坏，毫无建树之功。社会史的解释力不再受人信任，这种心态不是孚雷独有的。早在1952年，塔尔蒙（J. L. Talmon）在《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 [13] 中指出了能在启蒙运动的思想中找到现代暴政的根源，而这种暴政首次出现在恐怖时期。这种观点一部分是受到托克维尔的启发，但是更多地受到反革命传统的启发。塔尔蒙是生活在以色列的犹太史学家， 他的观点与那种被维希政权摒弃的天主教右派传统没有关系，但是却受到了各派社会史家的嘲笑。这种情况直到诺曼·汉普森（Norman Hampson）的《意志与环境：孟德斯鸠、卢梭和法国大革命》（Will and Circumstance : Montesquieu, Rousseau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伦敦，1982年）出版才告以终结。一名在社会史领域中已经功成名就的人开始全面转向思想解释。汉普森的第一本专著是《法国大革命的社会史》（Social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伦敦，1963年）。不过到那时，新一代学者也朝着同样的方向迈进。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研究所谓在启蒙运动上层统治下的地下出版和色情文学，一直想要将革命前法国的社会史和思想史融合在一起，他的文章结集，名为《旧制度的地下文学》（The Literary Underground of the Old Regime ）（堪布里齐，马萨诸塞，1982年）。 [14] 1978年凯斯·贝克（Keith Baker）也开始了一系列讨论，就革命前政治作者的思想模式和“话语”完成了一系列讨论文章，结集出版了《创造法国大革命》（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剑桥，1989年）。他们关注的都不是主流的历史人物。令他们更有感兴趣的是贝克所谓的旧制度的“思想库”：它是如何为革命的意识形态打下基础的。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文化，而不是观念本身，和晚年的孚雷有很多共同之处。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叶，这一潮流已然蔚然成风。在一部影响很大的论文集里，这股风潮彰显无遗，就是林·亨特（Lynn Hunt）的《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政治、文化与阶级》（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伯克利，1984年）； [15] 1986年贝克和孚雷主持的一组会议在芝加哥开幕，主题是“法 国大革命和近代政治文化的诞生”（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Culture）（会议论文分四卷出版，在同一主标题下，牛津，1987—1994年）。现在，“后修正派”（post-revisionism）这一术语开始使用，称呼一种对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取向，在这种研究取向中，大革命基本上被看成是一种更深层趋势的表征，比如某种公共舆论的浮现［基于哈贝马斯（J. Habermas）1962年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对于资产阶级社会范畴的研究》（The Structural Trans 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英译本，堪布里奇，马萨诸塞，1991年）］ [16] 的理论构设），以及君主制的“去神圣化”（desacralisation）［梅里克（J. Merrick）的《十八世纪法国君主制的去神圣化》（The Desacralisation of the French Monarch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巴吞鲁日，1990年］，或者可以参看公共生活中的边缘群体研究，比如琼·兰德斯（Joan B. Landes）的《法国大革命时期妇女和公共领域》（Women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纽约，1988年）。1989年的两百周年纪念之际也是本《牛津法国大革命史》第一版问世之际，恰逢苏联解体，至此，活跃了大半个世纪的左派解释也寿终正寝。二百周年纪念的特点便是引发了全世界范围的论战，孚雷宣称自己是赢家；除了少数想要将雅各宾派和恐怖分离开的艰苦努力之外［比如伊格内（P. Higonnet）的《超越德性的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Goodness beyond Virtue :Jacobins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布里奇，马萨诸塞，1998）］，年轻一代的学者还没准备好要重振经典解释。在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在1997年孚雷去世后就一蹶不振。即便之 前，法国的研究也更多追随的是大西洋彼岸的学术风气［比如沙尔捷（R. Chartier）的《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达勒姆， 1991年）］。科班和泰勒开创的修正派解释逐渐被法国同行接手，不过只是被诡异地称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此外，后修正学派也在世纪之交树立了自己的霸权，这基本是一场北美的运动，发生在一个思想潮流激荡的世界里。而在那里，马主义已经没人信奉了。今日的大革命研究
近期的论战、更详尽的指引，以及它们如何演化、变化、进化的，可以参考两本简单但不乏分析力度的著作：刘易斯（G. Lewis）的《法国大革命：论战的反思》（The French Revolution :Rethinking the Debate ）（伦敦，1993年）和布兰宁（T. C. Blanning）的《法国大革命：阶级之战还是文化冲突？》（The French Revolution : Class War or Culture Clash ）（伦敦，1997年）。琼斯（P. Jones）主编的《社会和政治视野中的法国大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 ）（伦敦，1996年）集结了重要的论文并给予了颇有裨益的分析讨论，而且编者本人也是大革命的研究者。关于法国在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之际的论战，最充分的导引是卡普兰（S. L. Kaplan）的《别了，大革命》（Farewell, Revolution ）（两卷，伊萨卡，纽约，1995年），虽然很长，但一点也不啰唆。大革命研究不乏优秀的导论，但是琼斯的《朗文大革命手册》（The Longman Companion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伦敦，1988年）首屈一指，无可替代，内容丰富，必然会使初学者受益无穷，且按图索骥，也很容易找到更详细的研究指引。最全面的英文工具书是斯科特（S. F. Scott）和罗萨（B. Rothaus）主编的《法国大革命 历史辞典》（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两卷，韦斯特波特，1985年），虽然各词条的质量参差不齐，而且还存在一些奇怪的纰漏。而在法语辞典中，索布尔主编的《法国大革命历史辞典》（Dictionnaire Histor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巴黎，1989年）也有同样的问题，其编纂者大多是经典解释学派阵营里的学者。而孚雷学派也有自己的辞典，这就是孚雷和奥祖夫（M. Ozouf）主编的《法国大革命批判辞典》（A Critical Dictiona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纽约，1989年），其实这是一本反思论文集，而不是辞典。关于1789年各名代表的，有一本质量上乘的必备手册，即勒迈（E. H. Lemay）主编的《制宪议会辞典：1789—1791年》（Dictionnaire des Constituants 1789—1791 ）（两卷，牛津，1991年） [17] 。蒂拉尔（J. Tulard）主编的《拿破仑辞典》（Dictionnaire Napoléon ）（第二版，巴黎，1989年）。大革命的很多重要人物都有传记，尽管这种写传记的取向在专业史家中已经不流行了。路易十六最优秀的生平传记是哈德曼（J. Hardman）的《路易十六》（Louis XⅥ）（伦敦，1993年），但是相比之下，此书关于路易十六在1789年前的经历更为可靠，也不乏新意。关于路易十六最后岁月，可靠的导论是乔丹（D. P. Jordan）的《国王受审：法国大革命VS路易十六》（The King's Trial :The French Revolution vs Louis XⅥ ）（伯克利，1979年）。关于大革命人物，近来最重要的传记出自戈特沙尔克（L. Gottschalk）多卷本的《拉法耶特》（La fa yette ）（芝加哥，1950—1973年）。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叶 [18] 这套书还没完 成，但是这么一位妄自尊大的人真的值得如此关注吗？关于米拉波的传记质量平平的倒是不少，但是至今还没有一部算得优秀的。布拉比（E. D. Bradby）的两卷研究（牛津，1915年）是关于巴纳夫的唯一传记。此外除了贝克的《孔多塞》（Condocret ）（芝加哥，1975年）和迈（G. May）的《罗兰夫人和革命年代》（Madame Roland and the Age of Revolution ）（纽约，1970年）之外，主要的吉伦特派成员也还缺少传记。不过作为一个群体的分析，可参看惠尔（L. Whaley）的《激进派》（Radicals ）（格洛斯特，1999年）。关于重要的山岳派成员的研究是帕尔默（R. R. Palmer）的《十二统治者》（Twelve who Ruled ）（普林斯顿，1941年）以及诺曼·汉普森的《意志与环境》。关于马拉有杰尔马尼（I. Germani）一部最新的传记（兰彼得，1992年），但是关于那位想要成为马拉继承者的传记，我们还得去看沃尔特（G. Watler）的《埃贝尔和杜歇老爹报》（Hébert et le Père Duchesne） （巴黎，1946年）。诺曼·汉普森的《丹东》（Dantοn ）（伦敦，1978年）综合了关于这位神秘人物的一些不太可信的材料。《圣茹斯特》（Saint-Just ）（牛津，1991年）也是出自汉普森。关于卡诺，有雷纳尔（M. Reinhard）两卷的法文传记（1951—1952年），这到现在也还是不可取代的。罗伯斯庇尔至少已经有了几部不错的传记。最充分的，也是最易读的传记依旧是汤普森（J. M. Thompson）的那本（两卷，牛津，1939年），但是近期的研究已经收入由海登（C. Haydon）和多伊尔主编《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 ）的论文集（剑桥，1998年）。革命景观最著名记录者大卫的传记可参阅罗伯特（W. Roberts）《雅克－路易·大卫：革命艺术家》（Jacques－Louis David,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伦敦，1978年）（教堂山，北卡罗来纳，1989年），而社会和政治上最激进的参与者就是罗斯（R. B. Rose）《格拉胡斯·巴贝夫： 第一位革命共产主义者》（Gracchus Babeuf : The First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伦敦，1978年）一书的主人公。在两百周年纪念之际葬入万神庙的，也是大革命期间最让人能接受的可能就是格雷古瓦神父（Grégoire）。波普金父子（R. H. Popkin和J. Popkin）主编的《格雷古瓦神父和他的世界》（The AbbéGrégoire and his World ）（乌得勒支，2001年）饶有趣味。任何时候都有关于拿破仑的书。蒂拉尔标准的法国式的传记的英译本质量平平，副标题是《救世主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Saviour ），是在1984年出版的。英语世界里最好的传记依旧是马卡姆（F. M. H. Markham）撰写的（伦敦，1963年），尽管在很多方面这本书都为后来的研究所赶超。大革命的起源是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勒费弗尔的《降临》依旧值得探讨，但是更晚近的研究是多伊尔（W. Doyle）的《法国大革命的起源》（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第三版，1999年） [19] ，且附有详尽的关于历史编纂学的导论。斯通（B. Stone）所著的《法国大革命的创生：全球史的阐释》（The Genesi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 A Global-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剑桥，1994年）试图建立一幅更宏大的解释情景，而沙尔捷的《文化起源》则提供了一种十分有趣的解释。关于旧制度末年政治的最优秀的导论是哈德曼的《法国政治：1774—1789年》（French Politics 1774—1789 ）（伦敦，1995年），而关于1787—1788年更详尽的研究参见让·埃格雷（Jean Egret）的《革命前的法国：1787—1788年》（The French Preκ-Revolution, 1787—1788 ）（芝加哥，1977年），其结论依旧可靠；塔克特（T. Tackett）的《革命者的诞生：法国国民议会代表和革命文化的出现（1789—1790）》（Becoming a Revolutionary The Deputies of the French National Assembly and the Emergence of a Revolutionary Culture （1789—1790 ））对1788年到1789年的政治给了一个严肃且令人信服的重估。琼斯（P. M. Jones）的《法国的改革与革命：1774—1791年变迁的政治》（Retorm and Revolution in Fran （e : the politics of transition ）一书分析深入，引人入胜，他试图跨越1789年的断链，寻找连续性。关于制宪议会的工作成就，汉普森的《恐怖序曲》（Prelude tο Terror ）（牛津，1988年）、费兹西蒙斯（M. P. Fitzsimmons）的《重建法国：1789—1791年》（The Remaking οf Franle : The Nutional Assembly and the lonstitvtion of 1791）（剑桥，1994年）和阿普尔怀特（H. B. Applewhite）的《法国国民议会中的朋党：1789—1791年》（Political Alignment in the French National Assembly, 1789—1791 ）都让人耳目一新。制宪议会的两项重要的改革得到了细致且十分深入的研究，这就是马科夫（J. Markoff）的《废除封建制度》（The Abolition of Feudalism ）（帕克大学，1996年）和马哥丹特（T. W. Margadant）的《法国大革命中的市镇争斗》（Urban Rivalrie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普林斯顿，1992年），后者是关于重新划分行政版图的研究。安德烈斯（D. Andress）的《马尔斯校场屠杀》（Massacre at the Champ de Mars ）（伍德布里奇，2000年）重写了制宪议会期间的民众史。人们对立法议会少有同情，也就没什么学术研究的兴趣，但有米切尔（C. J. Mitchell）的《1791年的法国立法议会》（The French Legislative Assembly οf 1791 ）（莱登，1988年）。相反，国民公会这段时间引得了广泛的关注。政党，长期以来，好像是不言自明的党派之争。在西德纳姆（M. Sydenham）于1961年出版的《吉伦特派》（The Girondins ）（伦敦，1961年）中得到了彻底的重估。帕特里克（A. Patrick）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人：1792年国民公会里的朋党》（The Men of the First Republic : Political Alignments in the National Convention of 1792 ）（巴尔的摩，1972年）提供了更激进的观点，令人难以接受，不过总体上却是个可信的解释。那场决定吉伦特派命运的政变在斯拉温（M. Slavin）的《政变的形成》（The Making of an Insurrection ）（堪布里奇，马萨诸塞，1986年）得到了细致的分析。高夫（H. Gough）的《法国大革命中的恐怖》（The Terror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是一本简洁明了的导论。关于新近大革命研究不可替代的精彩论文集有贝克主编的《法国大革命和近代政治文化诞生》的第四卷（牛津，1994年）。20世纪50年代对著名的无套裤汉有了细致的研究，此后人们对他们关注得越来越少了，概览性的研究有鲁德（G. Rudé）的《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 [20] （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牛津，1958年）和威廉姆斯（G. A. Williams）的《技工和无套裤汉》（Artisans and Sansculottes ）（伦敦，1968年）十分精彩地梳理了无套裤汉到底是些什么人。这些研究中，妇女是被忽视了，戈迪诺（D. Godineau）的《巴黎的妇女以及她们的法国大革命》（The Women of Paris and their French Revolution ）（伯克利，1998年）弥补了这一缺陷。民粹主义（political populism）在斯拉温的《从艾贝尔派到断头台》（The Hébertists to the Guillotine ）（巴吞鲁日，1994年）中得到详尽的分析，而热月之后的历史，腾内森（K. D. Tönnesson）的《无套裤汉的挫败》（La Défaite des Sans－culottes ）（奥斯陆和巴黎，1959年）。马蒂耶的《罗伯斯庇尔死后》（After Robespierre ）依旧是关于后热月时期最可读的叙述。西德纳姆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1792—1804年》（The First French Republic 1792—1804 ）（伦敦，1974年）虽然评价公允，但是在各处细节的处理上已经被后人所超越。对热月困境的审慎分析是巴奇科（B. Baczko）的《终结恐怖》（Ending the Terror ）（剑桥，1994年），此外卢卡斯（C. Lucas）主编的《超越恐怖：论法国的区域和社会史，1794—1815年》（Beyond the Terror : Essays in the French Regional and Social History, 1794 —1815）（剑桥，1983年）也很出彩。关于颇有争议的阴谋者巴贝夫，伯查尔（I. H. Birchall）《巴贝夫的幽灵》（The Spectre of Babeuf ）（贝辛斯托克，1997年）提供了一种感情丰富的观点。就后来的雅各宾派试图摆脱和恐怖的干系的这个问题，参见沃洛克（I. Woloch）《雅各宾派遗产》（Jacobin Legacy）（普林斯顿，1970年）和利夫西（J. Liversey）《在法国大革命中制造民主》（Making Democracy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堪布里奇，马萨诸塞，2001年）。近期，关于导致拿破仑上台的危机，最易读的分析参见克鲁克（M. H. Crook）《拿破仑掌权》（Napoleon Comes to Power ）（加的夫，1998年）。关于这一时期的宗教，最优秀的导论是麦克马纳斯（J. McManners）的《法国大革命和教会》（伦敦，1969年）。在细节的论述以及分析的范围上，阿斯顿（N. Aston）的《法国的宗教和革命：1780—1804年》（Religion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1780—1804 ）（贝辛斯托克，2000年）都超过了麦克马纳斯的书。关于宗教引发的巨大的分裂，杰出的讨论是塔克特《十八世纪法国的宗教、革命和区域文化：1791年的教士公民组织法》（Religion, Revolution and Regional Culture in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 : The Ecclesiastical Oath of 1791 ）（普林斯顿，1986年）。对宗教分离引发的更广泛的影响，参见查德威克（O. Chadwick）的《教皇和欧洲革命》（The Popes and European Revolution ）（牛津，1981年）。梯利的《旺代》是一本关于宗教如何演化为反革命的经典分析，但是此书的某些观点遭到了萨瑟兰（D. M. G. Sutherland）就同一现象的论著《朱安党人》（The Chouans ）（牛津，1982年）的质疑。自塞克的《法国的种族灭绝》 在1986年问世后，关于旺代镇压的规模一直都是争论不休。更公允的评述参见马丁（J. －C. Martin）《旺代和法国》（La Vendée et la France ）（巴黎，1987年）和迪皮伊（R. Dupuy）的《从大革命到朱安党》（De la Révolution à la Chouannerie ）（巴黎，1988年）。关于反革命文学发展的简论参见罗伯特（J. Roberts）《法国的反革命：1787—1830年》（The Counter-Revolution in France, 1787—1830 ）（贝辛斯托克，1990年）。法国流亡者重新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卡彭特（J. Carpenter）和曼塞尔（P. Mansel）主编的论文集《欧洲的法国流亡者和反对大革命的冲突：1789—1814年》（The French Emigrés in Europe and the Struggle against Revolution, 1789—1814 ）（贝辛斯托克，1999年）便是引领这一研究的代表。流亡者在基伯龙（Quiberon）遭遇的严重危机在赫特（M. G. Hutt）的《朱安党和反革命》（Chouannerie and Counter－Revolution ）（两卷，剑桥，1983年）中有十分详尽的叙述。哥德肖（J. Godechot）的《反革命：教义和行动1789—1804年》（The Counter－Revolution : Doctrine and Action1789—1804 ）（伦敦，1971年）已然为上述研究超越，但仍有参考价值。如果宗教意味着大革命第一个重要转折点的话，那么战争就是第二个转折点，而对当时人来说，战争带来的转变更大。布兰宁的《法国大革命战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Wars ）（伦敦，1986年）证明这一系列巨大冲突开始的缘由，并为何能在1798年又重新开始，令人信服。此后在《法国大革命的战争：1787—1802年》（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Wars 1787—1802 ）（伦敦，1996年），对冲突的过程和重要性给予了十分生动的叙述。斯科特（S. F. Scott）的《王家军队对大革命的反应：1789—1793年之间陆军的角色和发展》（The Response of the Royal Army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 The Rol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ine Army during 1789—1793）（牛津，1978年）以及科马克（W. J. Cormack）的《大革命和法国海军中的政治冲突：1789—1794年》（Revolution and Political Conflict in the French Navy 1789—1794 ）（剑桥，1995年）分析了革命对法国军队的影响。论述法国扩展的通论性作品，参见哥德肖的《伟大的国家：法国革命在世界的扩张》（La Grande Nation : L'Expansion révolutionnaire de la France dans la monde ）（第二版，巴黎，1983年），这本书依旧是不可替代的。关于法国如何对待国内的外国人的，参见拉波特（M. Rapport）的《革命法国的国族性和公民权》（Nationality and Citizenship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牛津，2000年）。尽管其倾向有些令人费解，但是帕尔默的《民主革命的年代》（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两卷，普林斯顿，1959—1964年）依旧是这个时期一种重要概览，他试图将法国放入更广阔的视野里。丹恩（O. Dann）和丁威迪（J. Dinwiddy）主编的《法国革命时期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伦敦，1988年）搜集了一系列关于当时人如何回应革命的个案研究。与之相关的还有布勒斯（M. Broers）的《拿破仑统治下的欧洲：1799—1815年》（Europe under Napoleon 1799—1815 ）（伦敦，1996年），他的分析也很中肯。《爱国者和解放者：革命在荷兰1780—1813年》（Patriots and Liberators : Revolution in the Netherlands 1780—1813 ）史诗般地描绘了革命浪潮是如何吞没这个国家的，而布兰宁的《法国大革命在德国：莱茵河地区的占领和抵抗》（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Germany : Occupation and Resistance in the Rhineland 1792—1802） （牛津，1983年）涵盖的不止是莱茵河地区，而且最后一章的总结价值很大。支持法国革命的两个国家的历史参见莱希诺多尔斯基（B. Lesnodorski）的《波兰的雅各宾派》（Les Jacobins Polonais ）（巴黎， 1965年）和埃利奥特（M. Elliott）的《革命战友：爱尔兰人联合会和法国》（Partners in Revolution : The United Irishmen and France ）（纽黑文，1982年）；而对法国最顽固的反对者的分析，参见库克森（J. E. Cookson）《不列颠武装国家：1793—1815年》（The British Armed Nation 1793—1815 ）（牛津，1998年）和罗伊尔（E. Royle）《革命的大不列颠？》（Revolutionary Britannia ？）（曼彻斯特，2000年）。大革命也是布莱克本（R. Blackburn）所著的《推翻殖民地的奴隶制：1776—1848年》（The Overthrow of the Colonial slavery ，1776—1848）（伦敦，1988年）的主题；关于加勒比海最详尽的研究，而且其影响远远超出其标题所展现的是盖格斯（D. P. Geggus）的《奴隶制，战争和革命：英国对圣多明各的占领》（Slavery, War and Revolution : the British Occupation of Saint－Domingue ）（牛津，1982年）。从两百周年纪念以来，大革命的经济和社会史多少有点起色。至今仍旧没有合适人选来翻译这个领域中最伟大的作品，即拉布鲁斯的《法国的经济危机》，尽管此书在1983年已经重印了。而马蒂耶的《高物价和恐怖时期的社会运动》（La Vie chère et le movement social sous la Terreur） （巴黎，1927年）依旧能让我们受益良多。关于指券及其影响的权威评论参见克鲁泽（F. Crouzet）的《通货膨胀：路易十六到拿破仑时期法国的纸币》（La Grande Inflation : La Monnaie en France de Louis XVI à Napléon ）（巴黎，1993年），而关于十分混乱的金融世界，参见布吕吉埃（M. Bruguière）的《大革命的管理者和不法牟利者》（Gestionnaires et pro fiteurs de la Révolution ）（巴黎，1986年）。两百周年纪念时，法国学术界关于大革命的经济史的共识可参看论文集《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国家、金融和经济》（État, finances et économie pendan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巴黎，1991年）；而发人深省的概览出自一位心存怀疑的外行之手， 即塞迪约（R. Sédillot）的《法国大革命的成本》（Le Coût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巴黎，1987年）。在所有农民研究中，最杰出的是勒费弗尔的《法国大革命时期诺尔省的农民》（Les Paysans du Nord pendan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巴里，1959年），此书还没有英译本，但是勒费弗尔另一本杰出的论著《1789年的大恐慌：革命法国的农村恐慌》（The Great Fear of 1789 : Rural Panic in the Revolutionary France ）（伦敦，1973年）已经有了英译本。琼斯的《法国大革命中的农民》（The Peasantry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剑桥，1988年）综述了在这一宏大领域中两代人的成果，尽管他的观点备受争议。福里斯特（A. Forrest）的《法国大革命和穷人》（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Poor ）（牛津，1981年）重新开启了一个长久以来为天主教宣传者所占领的领域。博迪尼耶（B. Bodinier）和泰西耶（E. Teyssier）合著的《大革命最重要的事件：国有财产的售卖》（L'Evénement le plus important de la Révolution : La Vente des biens nationaux ）（巴黎，2000年）是一个鼓舞人心的信号，这标志着法国史学界重新对重大问题产生了兴趣。与作为整体的大革命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还在不断修正中。克鲁克（M. Crook）的《法国大革命中的选举：民主的学徒期》（Election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 An Apprenticeship in Democracy）（剑桥，1996年）和格尼费（P. Gueniffey）的《数字和理性》（Le Nombre et la raison ）（巴黎，1993年）改变了人们关于大革命选举的理解。丘奇（C. Church）的《革命和官僚作风：法国部长科层制，1770—1850年》（Revolution and Red Tape : The French Ministerial Bureaucracy, 1770—1850 ）（牛津，1981年）和布朗（H. Brown）的《战争、革命和官僚国家：1791—1799年法国的政治和军队的行政管理》（War, Revolution and the Bureaucratic State : Politics and Army Administration in France 1791—1799 ）（牛津，1995年）对法国的官僚体系提供了更好的理解。旧制度核心体制的终结可参阅多伊尔的《卖官鬻爵：十八世纪法国的官职售卖》（Venality : The Sale of Offices in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 ）（牛津，1996年）第九章以及卡普兰的《团体终结》（La Fin des cor porations ）（巴黎，2001年）；沃洛克在其《新制度：1789—1820年间法国市民秩序的转型》（The New Regime : Trans formations of the French Civil Order, 1789 —1820 ）（纽约，1994年）富有启发的分析也填补了空白；大革命给拿破仑带来的教益在莱昂斯（M. Lyons）的《拿破仑·波拿巴和大革命的遗产》（Napoleon Bonaparte and the Legac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贝辛斯托克，1994年）得到了全面的总结。高夫在其《新闻报的出版和法国大革命》（The News paper Pres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伦敦，1998年）提供了个概览，而达恩顿和罗什（D, Roche）主编的《印刷中的大革命：1775—1800年法国的出版》（Revolution in Print: The Press in France 1775—1800 ）（伯克利，1989年）就将印刷和出版看作了一个整体。关于由后修正派引发的研究领域，参看肯尼迪（E. Kennedy）手册性的《法国大革命的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纽黑文，1989年）。最后一个主题是贝纳尔－格里菲特（S. Bernard—Griffiths）、舍曼（M. －C. Chemin）和埃拉尔（J. Erhard）主编的《法国大革命和“革命者破坏文物行为”》（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vandalisme révolutionnaire "）（巴黎，1992年），但是奥祖夫在其《节庆和法国大革命》（Festival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堪布里奇，马萨诸塞，1989年）中研究了这个问题的积极影响。革命者关于其文化遗产的矛盾态度在普洛（D. Poulot）的《1789—1815年的博物馆、国家和遗产》（Musée, Nation, Patrimoine, 1789—1815 ）（巴黎，1997年）中得到了概述，然而他们未竟的建筑梦 想在利思（J. A. Leith）的《空间和革命：1789—1799年法国的纪念建筑、广场和公共建筑计划》（Space and Revolution : Projects for Monuments, Squares and Public Buildings in France1789—1799 ）（蒙特利尔和金斯顿，1991年）得到了丰富的描述。革命服饰可参见里别罗（A. Ribiero）的《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流行时尚》（Fashion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伦敦，1983年），然而大革命结社中最顽固的弊端在阿拉斯（D. Arasse）的《断头台和恐怖》（The Guillotine and the Terror ）（伦敦，1989年）中有深入的分析。法国大革命的每一个层面都激起论战，而大革命论著的数量惊人，在任何一方面想要提出观点都困难重重。有人说大革命主题的论著要比法国近代早期史其他领域每年出版的著作总和还要多。本书推荐的阅读书目也只不过是个线索，难免武断。但是，这里指出的大部分研究本身都有重要的参考书目，或者也能在它们繁多的脚注里找到出处。-------------------------------注释：
[1] 中译本由陈叔平翻译，上下卷，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译者注
[2] 第一卷中译本由陈祚敏翻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译者注
[3] 两个中译本。第一个中译本由唐虞世翻译，中华书局，1948年版，但是质量较差。第二个中译本由杨人楩翻译（兼注），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版；商务印书馆，1963年新版；1973年第二版。杨译不仅附有详尽注释，矫正马蒂耶多处错误，而且用语典雅，堪为精品。此外1958年版后附有介绍马蒂耶生平，法国大革命研究及各国大革命研究论文三篇。——译者注
[4] 中译本由洪庆明据英译本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译者注
[5] 中译本由顾良等翻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2010年再版。——译者注
[6] 索布尔的《法国大革命史》有两个中译本，节译本由端木正翻译，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版；全译本由马胜利等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译者注
[7] 两个中译本：北京编译社翻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2009年再版。——译者注
[8] 中译本由冯棠翻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9] 参见泰勒的论文“非资本主义财富和法国大革命的起源”，载《美国历史评论》，第79卷，1967年，469-496 ('Noncapitalist wealth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79 (1967), 469-496.
[10] 第三版中译本由张弛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译者注
[11] 英译本《思考法国大革命》（Inter 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剑桥，1981年中译本由孟刚译出2005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1版。——译者注）
[12] 英译本2003年由圣母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出版，译者乔治·沃洛什（George Holoch）。——译者注
[13] 中译本由孙传钊译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版。——译者注
[14] 中译本由刘军译出，中国人民大学2012年版。——译者注
[15] 中译本由汪珍珠译出，华东师范大学，2011年，第1版。——译者注
[16] 中译本曹卫东翻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译者注
[17] 去世前，勒迈最后主编并出版了《立法议会辞典：1791—1792年》（Dictionnaire des législateurs 1791—1792 ）（牛津，2007年），由奥祖夫作序。——译者注
[18] 原书做“18世纪90年代”，有误。——译者注
[19] 中译本《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张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20] 中译由何新译出，北京：三联书店第1版。
本文编选自《牛津法国大革命史》，题目为编者所拟。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选编不易，如复制转载，请务必注明原始出处和来自“勿食我黍”。不守此规矩者勿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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