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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是一位马基雅维利式君主吗?|凯瑟琳·扎克特

凯瑟琳·扎克特 勿食我黍 2021-12-25

凯瑟琳·扎克特(Catherine Zuckert),曾为美国圣母大学政治科学系南希·里夫·德勒教授、《政治学评论》(The Review of Politics)主编(2004—2018),现为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访问教授,代表作包括:《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Machiavelli’s Politics,2017)、《列奥·斯特劳斯与政治哲学问题》(Leo Strauss and 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Philosophy,2017)以及《施特劳斯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Leo Strauss,2008)(与迈克尔·扎克特合著)等。



  最近两年,大众报刊上的权威人士隔三差五就会问,特朗普(Donald Trump)是不是一位马基雅维利式“君主”。一些认为是的评论者着重强调他不怎么在乎事实真相,乐此不疲地重谈协定而非信守承诺,外加对普京(Vladimir Putin)与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这类“硬汉”公开表示赞赏。(2)然而,另一些评论者注意到,特朗普并不总是像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第17章中倡议的那样,设法“表现得仁慈、忠诚、人道、诚实与虔诚”,也没有极尽“残酷”给竞争对手来个一锅端,从而确保自身的地位,他们的结论是,这位总统还没有能力让自己要么令人畏惧,要么受人爱戴。(3)
  按照马基雅维利的看法,政治结果(political outcomes)不单由领袖的品格或资质(美德)所决定。(4)竞选结果与策略也由环境或“时局”,以及领袖在其中施展身手的制度与法律框架所塑造。马基雅维利流传最广的两部著作,《君主论》与《李维史论》的这一核心观点能表述为:不要把你对好政府的希望寄托于领袖的德性。有政治野心的人与普通公民或臣民一样,都是利己主义者(self-regarding)。你们别老想着教育出一位“最优异与最聪明的”政治精英,而应从罗马的例子中学到该如何建构“新模式与秩序”(new modes and orders)。正如他在《李维史论》中简述的,这些新模式与秩序,让野心对抗野心——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的名言,这就使得那些统治者在掌控被统治者的同时,又不压迫他们。少数学者已经指出,特朗普是否具有一位马基雅维利式“君主”的品质无关宏旨,马基雅维利会建议那些为特朗普当选总统忧心忡忡的美国人,要继续信任宪法对行政权的制衡。(5)不幸的是,美国宪法秩序的研究人员久已担忧正在出现“帝王总统”(the imperial Presidency)。(6)马基雅维利相信,政治领袖总是会想尽办法囤积资源以保全他们自身,因此,他无疑会理解并认同这种担忧。如果这些研究者是对的,那么,美国的问题与其说在于特朗普及其当选,不如说在于数代美国领导人都没能让宪法适应现代世界急剧变化的环境。
  鉴于特朗普并未赢得普选多数票,有人就拿产生了不民主的结果来指摘涉及选举团的那些“过时的”宪法规定。然而,即便在马基雅维利最鲜明的“共和主义”著述中,他都未曾倡导过一种纯粹或完全民主形式的政府。尽管他说过,“民众比唯一的君主要更智慧、更持守”(《李维史论》第1卷第58章),但他从不否认,人民会在推选领导人与指示公共政策时犯一些典型的错误。(7)一般来说,人民偏好收益能即刻彰显的那些大胆与进取的政策;而非须待多时收益结果才持续彰显的那些谨慎的政策。职是之故,罗马人民推选瓦罗为执政官,因为他承诺解除汉尼拔给他们造成的威胁,而费边·马克西穆斯(Fabius Maximus)采取的“拖延战术”未承此诺。事实上,瓦罗并不具备充当统帅的实力,他随后在坎尼的落败令罗马危如累卵。幸亏汉尼拔没抓住这个机会,共和国才逃过一劫。由于在一个共和国里,决策必须最终提交给人民,因此,马基雅维利承认,完全避免上述危险是不可能的。但真诚地愿意为共同善而奋斗的领导人,仍应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想办法解决它。
  马基雅维利深知,共和政府的维系要求已担任最高职务者,不但应把这些职务转给正经当选的继任者,而且还应为他们服务。(8)因此,马基雅维利会对即将卸任的总统奥巴马与落败的竞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感到欣慰,他们迅速承认了竞选失败,并且呼吁他们的追随者不要质疑选举结果。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会发现,特朗普威胁说自己绝不会善罢甘休,真不叫人省心。


  马基雅维利会认为,特朗普当选说明美国宪法秩序——不只是法律,还有人民的基本政治组织形式,政府职务与它们的选拔方式——应当改革了吗?马基雅维利暗示,那将取决于美国人民是否业已变得败坏。
  宪法与其他法律的效力很大一部分源自它们的历久存长。(9)马基雅维利在《李维史论》第1卷第18章中评论道,在罗马,“城邦秩序即人民、元老院、保民官与执政官的权威;延揽与任命官员的模式;制定法律的模式”;“这些秩序很少,甚或完全不变”。然而,他也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文明的人民往往变得败坏。讽刺的是,作为逐渐习惯服从他人的一项结果,他们丢掉了自治(govern themselves)所必要的技能。罗马人尝试通过颁布新法律消弭在共和国逐渐出现的各种道德与政治上的恶习,比如,通奸、炫富与野心。然而,这些法律未有成效,马基雅维利指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秩序没有跟着一道变更。
  马基雅维利给他的读者举出两例模式与秩序(选举模式/秩序与法律模式/秩序——译者注)。如果罗马人没有败坏,那它们能运转良好,但若罗马人已经败坏,则尤其会对后一例模式与秩序带来致命影响。头一例涉及获选最高职务的那些个体的品格。他评论道,只要罗马人民尚未败坏,他们就会推选有美德的那些人,既展现了自己的能力,又展现了对共和国全情的奉献。因此,身无美德者不会毛遂自荐,以免因无人推选而受辱于大庭广众之中。但当人民变得败坏后,他们开始选择向自己献殷勤的那些人,而非知道如何抵御外敌入侵,保障共和国与人民安全的那些人。当人民变得更败坏后,他们甚至不再支持合自己胃口的那些人,而是选举自己畏惧的那些有权之人。
  类似地,马基雅维利认为,只要公民是好公民,那么,使任何人民代表与公民能提议举措,而所有公民能再就其讨论的法律就是好法律。每个人都被鼓励,对公众如何才能受益各抒己见,而人民一般有能力在听罢所有选项后,判定哪个才是最佳选项。不过,在公民变坏后,这一看似自由与平等主义的“秩序”就会带来可怕影响,因为最终只剩被人畏惧的有权者提议法律。而他们不会谋求保护所有人的自由,只会谋求扩大自身的权力;其他人则害怕,会因公然反对有权者的提议,顶上冒犯他们的风险。
  这么说,美国人民已像罗马人一样逐渐变得败坏了吗?特朗普就职典礼前不久,唯一一位公开支持他当选的“硅谷”巨头,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时暗示,特朗普迎合了娱乐性的心理,同时也引起了畏惧。彼得·泰尔评论说,“他的当选让人有末日临头的(apocalyptic)感觉”,“在某种程度上,特朗普是滑稽的(funny);因此,你能同时感到滑稽与末日临头。这是一种奇特的混搭,但在心理上却实实在在地强烈”。(10)
  其他一些选举观察人士注意到,特朗普频频违反各种政治与道德的习俗性规范。在共和党候选人间的首场辩论中,通过拒绝承诺自己将支持党的选择,特朗普使自己表现得缺乏党派忠诚。而这并不是他显得缺乏信念的唯一写照。与他的前辈不同,特朗普没有公开宣示自己的宗教信仰,也没有被人目睹过出入教堂。虽然此前的候选人与总统都因离婚(史蒂文森)与婚外情(凯利·哈特与比尔·克林顿)而备受斥责,然而,福音派基督徒却一边倒地把票投给这位于言于行都毫无掩饰地把女人当作性对象,而且离过三次婚的男人。特朗普的选民似乎也不关心他在商人营利与总统权力间潜在的利益冲突。美国总统候选人须公布联邦所得税申报表,并承诺将所有资产放入保密信托以避免任何这种冲突,已经成为惯例。而特朗普却双双拒绝。他的支持者似乎不介意,他可能没有为支持政府而贡献过任何东西,而正是政府使他变得如此富裕(或知道自己实际多么富裕)成为可能;似乎不介意,他因有些可疑的健康问题而获免兵役;似乎也不介意,他已卷入过一系列被指控违约与虚假承诺的法律诉讼。(至少是)因为他反对堕胎的立场,以及任命志同道合的保守派法官上任最高法院的承诺,所以,大多数白人基督徒把票投给了他。尽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人试图操纵美国大选并使其有利于特朗普,但大多数现役军人同样还是把票投给了他。
      不是以普选多数票,而是依靠大量选民的支持,一位品格有问题的男人就如此当选了最高职务,这足以表明美国人民整体已变得败坏,而共和国的未来岌岌可危了吗?特朗普的当选不只是公众被不负责任的候选人承诺误导之一例而已吗?公众必会受到这种影响,但在一个共和政府中,能通过投票让一位被证明为不胜任或败坏的领导人下台。一些观察者担心,特朗普会利用其权力发动一场会毁灭共和国与人民的核战争。他可能视打仗为统一国内支持的一个手段。然而,马基雅维利会提醒他的读者,瓦罗战败于坎尼使罗马落入万劫不复的危险,并且更根本的是,没有一个城邦应“相信自己总是能选出一条万全方案……因为,我们在万物准则中发现,人们在避免一种不利的同时,难免遭到另一种不利。而审慎就在于能识知各种不利的性质,进而选择与好相比更不差的那个”(《君主论》,第21章)。有些人认为,毋庸置疑,希拉里·克林顿与比尔·克林顿是败坏的,因此,他们有意冒个险,把票投给特朗普。(11)换言之,与其说他们投票给特朗普,不如说他们投票反对特朗普的竞选对手。(12)
  马基雅维利曾评论道,随着时间的推移,罗马人逐渐变得败坏,一小群评论员也有样学样地在《克莱蒙特书评》(Claremont Review of Books)上指出,在二战后的数十年间,美利坚共和国已逐渐变得败坏。化名普布利乌斯·德西乌斯·穆斯(Publius Decius Mus)写作的迈克尔·安东(Michael Anton)提醒他的读者:“《美国伟大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Greatness)中一项颇为深刻的论述是,只有在一个败坏的共和国,在一个败坏的时代,特朗普这样的人才会出现。”(13)虽然承认“特朗普很不完美”,但安东奉劝他的读者,选举特朗普是废止已离散了这个国家的那些愚蠢的移民、经济与外交政策的最后机会。《共和国之后》(After the Republic)一文则更具末日临头的意味,恩格罗·寇迪维拉(Angelo Codevilla)在文中宣称,因为权力的行使不再受到任何有效的宪法限制,所以,无论是希拉里·克林顿,还是唐纳德·特朗普当选其实都不要紧。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当选,“行政命令、电话私授(phone calls),与正确判断都比法律要重要得多。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总统不是靠执行法律,而是不断通过为自己编定规则的代理人进行统治……至于最高法院,美国人已深知,它就是在没有权利的地方创制权利(比如堕胎),而限制已是共和国基石的那些权利,比如宗教自由与言论自由”。尽管他评论道:“2/3的美国人相信,当选与被任命的官员……正领导这个国家走在错误的方向上:他们是败坏的,害多益少,使我们更穷,让我们陷入战争并且铩羽而归。”有鉴于此,他们被一位明显“反建制的”(anti-establishment)候选人所吸引。寇迪维拉并不认为,会有多数人“准备支持持续的帝国计划,从而调转美国半个世纪的进程”,但是,与穆斯,以及《克莱蒙特书评》上的第三篇题为“唐纳德·特朗普与美国危机”文章的作者约翰·马里尼(John Marini)一样,寇迪维拉没有指责任何败坏的人民,他指责的是,以基于专家知识建立一个“行政国家”(administrative state)取代一种共和主义政治秩序的“统治阶层”(ruling class)。(14)


  马基雅维利会同意,一个共和国的衰落应归咎于统治阶层的失败。但是,他不会完全接受《克莱蒙特书评》的作者们对政治败坏的理解,也不会完全认可他们对政治败坏的回应之策。这些作者强调了领袖葆有——如果还说不上恢复的话——宗教信仰、习俗性道德(conventional sexual mores)与美德的重要性。尽管马基雅维利赞赏罗马共和国的领袖用宗教来掌控他们的公民同胞的方式,然而,他也表明操练与得到证实的成功经验才更靠谱。(15)在散文作品与戏剧中,马基雅维利指出,就领袖而言,保持符合婚姻的习俗道德,以及共享宗教信仰的形象是很重要的,而他也暗示,只须做做样子就够了。他本人并未提供任何一种信仰范式。在观察罗马人败坏的影响时,马基雅维利不仅指出,它是逐步出现的,而且指出,它是在罗马人赢得布匿战争不再感到自己受到外来入侵的威胁之后开始的。马基雅维利把败坏的人民定义为,不再意识到冒自己生命之风险保卫祖国,或推选具有美德的领袖有其必要者。他们不乐意承认一些人要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因此,他们被妒忌鼓动,对他们的领袖在大庭广众下出现失误喜闻乐见。而在缺乏受信赖与有能力的领袖的情况下,这样的人民会变得越来越服膺于畏惧。
  此后,在《李维史论》第3卷第1章中,马基雅维利指出,有两种方法能消弭人民共和国中的生活腐化的趋向。第一种是,共和国与它的人民要受到一场外来入侵的威胁。在这样一种环境下,人民就会理解必须冒生命危险来捍卫共和国,以及推选出具有领导公众所需的确凿美德与能力之人。然而,这显然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更新共和体制的方法。挑起一场外来入侵同样容易导致共和国的覆灭。因此,马基雅维利推荐一种更低风险的替代方法。他认为,每五到十年,对那些受指控试图推翻共和国的杰出公民进行“公开处决”,这就能复苏畏惧。正是这种畏惧先引导人民建立政府,再使人民乐意把具有美德的公民推上享有权威的职位,并且服从他们的命令与法律。他给出的“处决”例子是公开审判(诸)罗马领袖——并非全都以他们被定罪收场,处死的就更少了。他显然认为,以显得任何人都不能置身于外的方式,位高权重的领袖遭受这种审判,而目睹这些足以引起普通公民对于自己会因不甚明显的违法受罚的畏惧。
  美国《宪法》第2条第4款似乎确立了这种针对美国公职人员的审判制度,因为它包括如下规定:美国总统、副总统及其他所有公职人员,因叛国、贿赂或其他重罪和轻罪而遭弹劾并被判定有罪时,应予以免职。但建国后不久,政党的兴起就使这条规定失掉了它潜在的效用。只有把其人之利益关联于其职权,野心才能对抗野心。眼睁睁地看着本党的一位成员被免除公职不合乎很多立法者的政治利益。两百多年里,只有两位总统受到过弹劾,而且都未被定罪,这绝非偶然。
  还有学者指出,政党的兴起也使选举人团失去了预期的筛选功能。考虑到大多数公众并不熟悉候选人,建国者于是创设了选举人团,他们将对候选人作出更有根据的判断。但政党很快就不只获得了提名候选人的控制权,而且还掌握了选出官方“选举人”的控制权,他们将决定选举结果。(16)如今,受州法律的限定,这些官员要按照普选结果进行对应投票,并且不被允许行使自己的独立判断。但正如特朗普获胜表明的,大多数美国政党不再能掌控它们的提名。通过一系列初选,候选人被选定。在这些初选中,有能力组建自己的团队并筹到运转资金的个体,凭借比整体美国人思想更偏激的(稍稍)相对多数人口的支持而成就其自身。不再有任何个体间的中介组织,即便它们在“审查”候选人上比大多数公众更具政治经验与知识。候选人转而在大众媒体中受到更深入的检视,随着从各州颇非典型的选民开始的一系列定期初选,候选人遭到淘汰之过程的深入,这一检视会变得愈发猛烈。然而,正如特朗普当选所表明的,“社交媒体”更频繁的使用已使得“不实”或虚假新闻愈发盛行,“大众媒体”已不再受到很多选民的信任(17),就像马基雅维利在罗马见到的,选举程序的败坏与公共辩论的败坏相伴而生。
      与很多当代评论人士不同,马基雅维利不会觉得当前美国选民的分裂有多稀奇,或者,有多糟糕。恰恰相反,他评论道,所有政治共同体分裂成两种“性情”(humors):想操控与压迫的那种“大人物”的“性情”,与不想被操控与被压迫的人民的“性情”。这些“性情”与倾向跟自然差异或经济阶层无关。两者都由以下事实造成,即单个人(类)是孱弱的,并感受到联合他人以保全自己的生命与财产的需要,而一感受到相对的安全,他们就寻求更多的财产与更多的权力以维持自己已有之物。因此,马基雅维利认为(18),通过确立保民官这一公职,罗马平民首先在贵族的压制中求得保护,而一旦平民得到了这样的保护,他们就接着寻求分享先前完全由贵族担任的公职,比如,执政官之职。这两种“性情”并没有造就本性完全不同的两群人,即大人物与普通人;相反,无论是谁都总是想得到更多。这两种“性情”也不能简简单单地对应于经济阶层或利益,如马基雅维利所见,个体掌控了政府强制力量,于是有了获取自己所欲之物的能力,因此变得富有。在已建立的共和国中,这些“大人物”个体寻求获得支配权(dominion),而人民只盼着不被压迫,正是凭借他们的支持,大人物得以成就自身。但事实上,压迫的形式却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在如今的美国,我们看到,一方面,共和党领袖承诺解除加诸其追随者身上的、代价高昂的经济制度,以及解除强迫他们容忍有韪其笃信宗教信仰的行为与强迫他们容忍各种外来威胁的政策;另一方面,民主党领袖承诺为那些在种族与性别方面经历过歧视性压迫的群体提供政府保护。马基雅维利深知,在任何自由政体中,都将存在意见与私人利益的分歧。作为其结果,政治总是充满争执的。而抑制冲突将摧毁自由。(19)必要的是,创制与维护那些疏通冲突的法律与制度,“模式与秩序”,从而使争执的群体能制约他人的过分行为,而又不至于让政府陷入停顿。(20)
  在《佛罗伦萨史》中,马基雅维利剖析了自己共和国的“病灶”,他声称:“那些希望一个共和国能被统一的人被骗得不轻。”但他也指出:“有些分裂对共和国是有害的,而有些则是有益的。宗派性与党派性的那些是有害的。鉴于共和国的建国者不能奢望在共和国中不存在敌意,故而,他至少也不能奢望没有宗派。”他在《李维史论》第3卷第28章中指出,公民通过两种方法获取“威望”,即公职与影响力:公共的与私人的。通过打赢一场战争、执行基于关心与审慎而确立的重大政策,或者“给共和国提出智慧的和致盛的建议”,他们获得公众的承认,而通过使其他公民获利,保卫他免受政务官的伤害,用钱来帮助他,让他得到不相称的荣誉,资助公共庆典与礼物“让自身迎合”人民,他们收获个人的、党派的支持者。(21)像悬疑故事里的侦探,马基雅维利就此暗示,在寻找一个共和国异常分裂的原因时,我们应当“紧盯金钱”(follow the money)。在当代美国政治中,私人财富与捐赠对由初选确定的要职候选人的自我提名具有影响;并且国会规则还把委员会任免与竞选资金的控制权交给了各个政党,这一做法使得“跨越门户之见”(across over the aisle)并与反对者达成妥协,对一位想再次当选的立法者变得极具风险。这意味着,要检查并找到修缮这种影响与做法的方法。两大政党的控制权越来越多地落到极端党员与空想者(ideologue)手中。而两大政党主要都以给对方的提案设障的 主导思想团结全党。负面宣传如此之多,公共政治话语中敌意的持续升级,这都在意料之中。
  国家层面的内耗(stasis)继而扩散到各州与各地区。当民主党集中精力要赢得全国大选时,共和党则有组织地谋划赢取州政府的控制权,因为州议会确定选区的划定。结果就是,他们以设计选区的方式最大化自身选票的影响,并稀释竞选对手选票的影响,只要不是太过杰利蝾螈(Gerrymander)。如此一来,美国大多数选民要在下次中期选举中,表达对目前共和党在各级政府及其分支机构中的主导地位的不满,就会很困难——如果还说不上绝无可能的话。当此之时,还不清楚,已倾向于把精力投入国家政府的民主党人,是否会通过在各州与各地区的选举中更强势地组织与竞选来作出回应——正如他们应当做的那样。
  然而,马基雅维利对共和政府内在缺陷的反思表明,修改提名制度使它更清晰地反映选举时选民的偏好,并不足以获得更好的候选人与选择。设计与维持一套制度,迫使高级职务的候选人必须寻求民众的支持,这确实相当重要。但他承认,人们会被那些作出轻率的、不能兑现之承诺的候选人误导。看起来,确实需要提醒美国政治学家与评论人士直接民主中的政治所具有的不稳定性。政治与科学方面的经验与专业知识具有一种重要的,甚至是根本的作用。在最近两次美国总统选举中,我们已经发现,选民青睐那些竞选赢面不大的,并且承诺了含糊其辞的“改变”的候选人。奥巴马的当选被很多人认为标志着残存的种族歧视的殆尽,但在其总统任期内,在警察同非裔美国人之间愈演愈烈的紧张关系面前,那项承诺化为了泡影。他复兴经济,改善美国与穆斯林国家的关系,以及提供全民医保的努力全都陷入严重的困难,导致这些选民对奥巴马及其政党不再抱有希望。尽管选举特朗普更多是出于他的支持者的畏惧,而非他们的希望,但其总统任期的一开始,在兑现竞选承诺上,他似乎也遇到了许多同样的问题。特朗普与奥巴马在履职前都没有多少在华盛顿的历练,而且他们的无所作为已然加重了公众对美国政府制度的失望情绪。为了得到公众认可的更好与更有效率的政府,马基雅维利会敦促更有见识的政治精英,发明出更好地间接(而非直接地)控制选举过程的办法。比如,更改在各州举行的初选的场次、规则与时间。(22)目前,爱荷华州与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选民实际上给总统候选人的选举设定了头道关卡,但他们并不能代表所有的美国选民。如果采取不同的方式组织初选,比如,通过把全国划为四部分,并进行错峰选举,这样就能使候选人在整个过程的更早阶段受到甄选,媒体可能会提供有关诸位竞选者的信息与个人竞争力的分析,而不是只关注谁将赢得这场“赛马”游戏(horse race)。为了让公众不再担心某些特殊利益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它们目前似乎已经发挥了影响——有必要对竞选财务法与立法程序进行更细致的修订。立法程序中的“透明性”要求确实是一种抑制特殊利益影响的对策,但它却已然促成了内耗与对美国公共机构广泛的失望情绪。这是因为,它要求代表们跟其选区与支持者的特定利益保持足够距离,以与其他人就通过更具普惠性的法律达成妥协,然而,这对代表们而言太难做到了,如果还说不上绝无可能的话。
  然而,马基雅维利也会强调,这样的修订远算不上是美国宪法秩序的一场“革命”。他认为,它们只是共和政府的领袖为了共和国的法律与秩序适应变动不居的环境(如果那些法律与秩序还打算维系下去的话)必须不断筹划的“补救办法”。(23)虽然特朗普可能对他的一些选民的确具有蛊惑人心的吸引力,但加诸行政权的宪法制衡始终是有效的。他是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官,但这些武装力量并不像推翻罗马共和国的那些领袖的军队,或像效忠希特勒的“褐衫队”(brown shirt),它们不是私人的,也不是哪个党的。我们看到,美国法院几乎毫不迟疑地放缓了(如果还说不上阻止的话)他控制移民的一些初步行动。甚至,他与他那已控制了国会两院的政党一起,持续地受到弹劾质询。当然,马基雅维利警告说,在政治中,任何人都不应自满。人民不喜欢被约束或被征税,然而,他们又需要一个有效政府来保护他们的生命、自由与财产。如果美国政府继续受两党内耗的掣肘,那么,要求更严峻、更危险的改变就绝非危言耸听。

(1) 本文译自Catherine Zuckert,“Trump as a Machiavellian Prince? Reflections on Corruption and 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in Trump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Patriotism,Cosmopolitanism and Civil Virtue,Marc Benjamin Sable and Angle Jaramillo Torres eds.,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8,pp.73-87。译者为童海浩,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生,美国圣母大学访问学者。何涛博士反复阅读了译文初稿,并提出了准确与中肯的校订意见,在此谨表谢忱。

(2) 比如,David Ignatius,“Donald Trump is the American Machiavelli,”Washington Post,Nov.10,2016,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donald-trump-is-the-american-machiavelli/2016/11/10/8ebfae16-a794-lle6-ba59-a7d93165c6d4_story.html?utm_term=.6ffid;Andrew Sheng and Xiao Geng,“Donald Trump is the ultimate Machiavellian prince,”Financial Review,Dec.21,2016,http://www.afr.com/news/politics/world/donald-trump-is-the-ultimate-machiavellian-prince-20161220-gtexc3;Jannik Skadhauge Sano,“Machiavelli,Trump,and Success,”Apr.18,2017,https://www.linkedin.com/pulse/machiavellianism-trump-succesjannik-skadhauge-sano;Susan B.Glasser,“Machiavelli Would Approve,”Politico,Apr.17,2017,http://www.politico.eu/article/donald-trump-russia-foreign-policy-machiavelli-would-approve-michael-anton/。

(3) 比如,伊格内修斯收回了他早期的观点,参见David Ignatius,“Trump Is Not so Machiavellian after all,”Washington Post,Mar.23,2017,https://www.washington post.com/opinions/trump-is-not-so-machiavellian-after-all/2017/03/23/0lcb9516-0ffd-lle7-ab07-07d9f52lf6b5_story.htrnl?utm_term=.2f9490afe;Peter Sahlins,“Sincerely,Niccolo Machiavelli:An Open Letter to Donald Trump,”Berkeley Blog,Feb.26,2017,http://blogs.berkeley.edu/2017/02/26/sincerely-niccolo-machiavelli-anopen-letter-to-donald-trump-from-a-berkeley-freshman-published-insalon-magazine/;Maurizio Viroll,“Machiavelli Not in Support of Donald Trump,”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log,Apr.11,2016,http://blog.press.princeton.edu/2016/08/11/maurizio-viroli-machiavelli-not-in-supportof-donald-trump/;Jack Butler,“4 Ways Donald Trump Doesn’t Live up to Machiavelli,”The Federalist,2016.http://thefederalist.com/2016/01/22/4-ways-donald-trump-doesnt-live-up-to-machiavellij;Steffen White,“Machiavelli’s Verdict on Trump:He’s No Prince,”Bureaucracy Blog,Mar.27,2017,https://bureaucracybuster.com/2017/03/27/machiavellis-verdict-on-trump-hes-no-prince/;Doyle McManus,“Trump Is neither Feared nor Loved,”Los Angeles Times,Jul.2,2017,http://www.latimes.com/opinion/op-ed/la-oe-mcmanus-trumpfear-love-2017/07/02-story.html;“If Trump Has Read Machiavelli,It Doesn’t Show,”The Heisenberg Blog,Jul.7,2017,https://seekingalpha.com/instablog/47439673-the-heisenberg/5008973-trump-read-machiavellidoesn-t-show。

(4) 比如伍滕在其著作的“导言”中所指出的,马基雅维利并不仅仅是用“君主”指从国王父亲那里继承权力的儿子。他以归类“君主”能获得统治的许多不同方式开写《君主论》,不只能通过武力的方式,也能依靠人民的支持。参见David Wooten,Niccolo Machiavelli “The Prince”, Indianapolis:Hackett,1995,xxviii。

(5) Maurizio Viroli,How To Choose a Leader,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6;Robert Zaretsky,“The Hands of a Leader:Donald Trump and Niccolo Machiavelli,”Los Angeles Times Book Review,May 31,2016,https://lareviewotbooks.org/article/218473/.

(6) 早在特朗普当选之前,阿克曼在奥巴马执政期间就表示了这种担忧。(参见Bruce Ackerman,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Cambridge,MA.:Belknap Press,2013)然而,正如波斯纳在他对阿克曼的书评中指出的,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在20世纪70年代对一位“帝王总统”的生成发出过警告。的确,对国家政府——与州、地区完全不同的,及特别是执行部门的一项集中的权力的担忧能追溯到建国时代,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之间的分歧。为了改善审议机构中必然低效的决策程序,马基雅维利本人为诸如罗马独裁官的一项公职的作用进行了论证(参见《李维史论》第1卷第34章),它给予某个人一段严格期限内的无限权力去应对特别的突发事件。(参见Eric A.Posner,“POTUS-phobia,”The New Republic,Dec.23,2010)此处详见马基雅维里:《论李维》,冯克利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6-138页,以下简称“冯译本”。——译者注

(7) 《李维史论》第1卷第53章。转引自Niccolo Machiavelli,Discourses on Livy,translated by Harvey Mansfield and Nathan Tarcov,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p.115。

(8) 参见《李维史论》第1卷第36章,第3卷第47章。

(9) 参见《联邦党人文集》第49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第2卷第8章,1268b4-1269a24。

 (10) Maureen Dowd,“Peter Thiel,Trump’s Tech Pal,Explains Himself,”New York Times,Jan.11,2017,https://www.nytimes.com/2017/01/11/fashion/peter-thiel-donald-trump-silicon-valley-technology-gawker.html.

(11) Amy Davidson,“Donald Trump’s Stunning Win,”New Yorker,Nov.9,2016,http:// jwww.newyorker.com/news/amy-davidson/trumps-stunning-win.

(12) 詹姆斯·怀尔斯在《马基雅维利给特朗普先生以及我们的建议》(James G.Wiles,“Machiavelli’s Advice for Mr.Trump—and Us,”American Thinker,Apr.30,2017,http:// jwww.americanthinker.com/articles/2017/04/machiavellis_advice_for_mr_trump_and_us.html)一文指出,问题在于,奥巴马政府扩大福利的政策是否已经如此败坏了美国人民,以至于将没有能力,或没有意愿在没有这些福利的情况下做事。然而,他们是把票投给特朗普的这些“人民”吗?如果是的话,那么,马基雅维利会将奥巴马与民主党视为在以分发个体利益的方式寻求党派利益。然而,这些利益是由法律提供的,而非直接由个人分发的,并且公共健康是一种公共善,因此,马基雅维利不会认为寻求保住已通过政治行动,从政府那里获得的福祉的人民是败坏的。正如他在《君主论》第14章中所说,获取的欲望是非常自然的,那些能够成功做到的人值得称赞。对于马基雅维利而言,败坏的人民是已经丧失用于规制他们自身的组织与协商技能的那些人。参见《李维史论》第1卷第16章。

(13) 参见Publius Decius Mus(Michael Anton),“The Flight 93 Election,”http://www.claremont.org/crb/basicpage/the-flight-93-election/。迈克尔·安东是一份在线杂志的创始人之一,这份杂志一经面世旋即关闭。从那之后,安东就成为了特朗普政府的一位国家安全顾问,并且《美国伟大杂志》已被一份似乎更受人推崇的、也明显得到更多资助的杂志所取代,这份杂志题名为“美国事务”(American affairs),以印刷与在线两条渠道发行。毫无疑问,马基雅维利会对安东选择这个化名感到莫名其妙。在《李维史论》第2卷第16章与第3卷第45章中,马基雅维利对比了以下两种做法:一方面,在战斗中(苏伊萨会战——译者注),首先是老普布利乌斯·德西乌斯·穆斯,然后是他的儿子普布利乌斯·德西乌斯·穆斯故意牺牲自己的生命以达到鼓励手下兵丁的目的;与此不同,另一方面,他们的联合执政官(fellow consul),提图斯·曼利乌斯·托奎图(Titus Manlius Torquatus)则采取了替代性的策略,他留下部分兵丁,从而伏击并战胜了疲惫不堪的敌人。在《李维史论》第3卷第1章中,马基雅维利承认,像两位德西乌斯这样的领袖,他们非凡的自我牺牲行为激励了好人效仿他们,并且也使坏人耻于没有匹配法律与秩序所产生的“那样一种效果”,即与美德行为的激励性的示范相比,法律与秩序是保护人民免于败坏的一种更可靠的方式。详见冯译本,第252-255、442、313-317页。——译者注

(14)  John Marini,“Donald Trump and the American Crisis,”CRB Digital,Jul.22,2016,http://www.claremont.org/crb/basicpage/donald-trump-andthe-american-crisis/.

(15)  《李维史论》第1卷第15章。详见冯译本,第90-91页。——译者注

(16) 参见James W.Ceaser,Presidential Selection:Theory and Developmen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另参见罗伯特·波顿、扎克利·乔曼与迈克尔·扎克特为本选集提供的文章(Robert Burton,Zachary German and Michael Zuckert,“The Aim of Every Political Constitution:The American Founder and Election of Trump,”in Trump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Patriotism,Cosmopolitanism and Civil Virtue,Marc Sable and Angle Torres eds.,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8)。

(17) Hunt Alcott and Matthew Gentzkow,“Social Media and Fake News in the 2016 Election,”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31,No.2,2017,pp.211-236.

(18) 参见《李维史论》第1卷第37章。

(19)  参见《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

(20) 参见《李维史论》第1卷第50章。

(21) Niccolo Machiavelli,Florentine Histories,translated by Laura Banfield and Harvey Mansfield,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pp.276-277.

(22) 参见《李维史论》第1卷第47-48章。在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的选举惨败后,民主党通过搞出所谓的“超级代表”(superdelegates)以期做到这点。然而,如果希拉里·克林顿没能在初选中赢得选民多数票,那么,要使得她的提名被接受为合法的,这是不可能的。马基雅维利暗示,精英不应该只是选定候选人,还应该是以人民将把票投给被选定的候选人这种方式选定他们。

(23) 《李维史论》第1卷第49章,第3卷第49章。详见冯译本,第172-174、448-449页。——译者注



本文原载于《政治思想史》(2019年第1期),如需引用,请购买原刊。文字已经过本号整理、编辑。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网”。选编不易,转载请遵守基本规则,务必注明原始来源“勿食我黍”公号。不守此规矩的公众号,请勿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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