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帝国终结 |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请容我感谢你们，将这所杰出大学荣誉博士的头衔颁授给我。塞萨洛尼基对我而言是个极富意义的名字，不只因为我是犹太人，总是会回想起这个地中海地区最大犹太社群的荣耀和悲剧，也因为我是个社会主义者和劳工历史学家。希腊社会主义最初就是通过萨罗尼卡劳工联盟加入第二国际。由于长久以来萨罗尼卡一直是个多民族的城市，因此其劳工运动有（也必须有）一种国际主义的意识。套用一句早期领袖的话，它试图成为这样一种运动，“可以让所有民族无须放弃他们的语言和文化而支持该运动”。1936年，萨罗尼卡奋起而反抗迈塔克萨斯的毒菜政府，能在拥有这段历史的城市里接受这项荣誉，真是莫大的光荣。请接受我深深的致谢。 
　　新博士必须发表就任演说。我打算针对帝国终结这个主题做些评论。 
　　在我出生之时，所有欧洲的国家，都是传统的王朝帝国或19世纪殖民帝国的一部分，除了瑞士、北欧三国，以及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上的前附属国臣民——其中有一些人，例如萨罗尼卡的居民，才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脱离奥斯曼帝国。非洲的居民几乎无一例外全都生活在帝国统治之下，同样毫无例外的是，太平洋地区和东南亚大小岛屿上的居民。不过，由于腐败的大清王朝在我出生前6年结束了自己的历史，所以我们可以说。亚洲的所有国家都是帝国的一部分，或许只有泰国(当时称为暹罗)和阿富汗可以在敌对的欧洲列强之间维持某种独立。唯有美国以南的美洲，主要是由相对独立的国家所组成，虽然它们在经济和文化上皆属于依附状态。 
　　随着我的年岁增长，这一切都已成为往事。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哈布斯堡帝国击成碎片，并彻底瓦解了奥斯曼帝国。要不是十月革命，这也将是严重衰落的俄国沙皇帝国的命运，以及失去其帝国头衔和殖民地的德意志帝国的命运。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曾由希特勒短暂实现的德意志帝国的潜力，它也摧毁了帝国主义时代大大小小的殖民帝国：英帝国、法帝国、日本帝国、荷兰帝国、葡萄牙帝国、比利时帝国，以及残余的西班牙帝国。（顺便一提，这场战争也让美国在菲律宾和其他一些领地所进行的以欧洲为模式的短暂殖民之旅宣告结束。）终于，在20世纪终了之际，欧洲贡颤主义政权的瓦解，使得作为多民族单一实体的俄国（如同先前沙皇统治下的情况）以及作为中欧那个更为短命的苏维埃帝国的苏联，同时画下了休止符。中心主宰国失去了依赖于它们的附属国，也失去了主宰它们的权力。只剩下一个具有帝国潜力的强权留了下来。 
　　30年前，面对这场全球政治面貌的剧烈震动，我们大多数人皆保持欢迎的态度；现在有许多人依然如此。然而如今，当我们从这个动乱不断的新世纪向后回顾时，今日的我们似乎不复具有冷战时期那种相对的秩序感与可预测性。帝国的时代已经远去。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可以实际取代它的东西出现。自1913年来，独立国家的数量已增加了四倍，其中大部分是前帝国瓦解之后的产物。理论上，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独立民族国家的世界，根据威尔逊和罗斯福总统的说法，这个世界取代了帝国的世界；然而实际上，今日的我们可以说，这个世界乃处于一种极度不稳定的国际和国内的全球失序状态。在这些政治实体当中，有些显然无法执行领土国家的基本功能，或是饱受分离主义运动的威胁，而且数量有日渐增多的趋势。更有甚者，自冷战结束之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在大多数的亚洲、非洲和欧洲，以及太平洋的部分地区，无法控制或只能勉强控制住的武装冲突，已变成了根深蒂固的地方病。那种种族灭绝的大屠杀和大规模的人口驱离（“种族清洗”）卷土重来，规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仅见的。我们难道不该怀疑，在某些国家里，那些前帝国的幸存者恐怕会对这样的发展深感懊悔？ 

　　为什么那些帝国应该被怀念？在某种程度上，官方与民众的记忆是建立在帝国消失了多久之上，而非它是否留下了继承人。罗马帝国，不论是西罗马或东罗马，都已彻底毁灭，而且已经毁灭了很久，根本找不到任何继承人，然而它在这个世上所留下的印记，即便是在它不曾统治的地区，都非常巨大而惊人。亚历山大的帝国早已远去，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也是，倭马亚（Ummayads）与阿拔斯（Abbasids）的伊斯兰帝国亦然。比较晚近的哈布斯堡帝国，已于1918年完全崩溃，由于哈布斯堡帝国在结构上是完全去民族的，所以和今日那个被称为奥地利的民族小国并没有任何实质上的连贯性。然而，某些连贯性经常是存在的，尤其是因为许多帝国都是最近才宣告终结，在先前的宗主国里，往往有一段时期会伴随着相当程度的政治和心理压力。确实，今日没有哪个曾经统治过殖民帝国的国家打算复辟或有可能复辟，但是，在那些前帝国的核心国以实体国家（通常是采取民族国家方式）存在的地方，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人们总是会带着骄傲与乡愁频频回顾过去那段伟大的岁月。可以理解的是，人们也总是会夸大帝国的好处，说帝国曾经为其臣民带来种种德政，像是法律和秩序；还有，有些（但非全部）逝去的帝国比起后来继承它们的民族国家更为宽容种族、语言和宗教上的多元性——这点倒是比较公允一些。然而，如同一位谈论帝国的作者在评论马佐尔教授那本关于其出生城市的社会史名作时所指出的，“这种帝国的理论好到不可能是真的”。帝国的现实不应落入有选择的怀旧当中。 
　　今日。只有一种集体性的帝国记忆具有实务性。那就是在情感上认为，帝国得以征服和统治世界的优势，乃建立在优越的文明之上，这种情感很容易和道德优越感或种族优越感产生共鸣。在19世纪，这两种优越感通常携手并进，但是纳粹德国的历史经验已经排除掉文雅有礼的种族优越感论述。然而，以心照不宣而非公开明言的方式表达西方人具有道德优越性的情形依然存在。它表现在坚信我们的价值和制度比其他人的好，而且，为了他们的利益着想，可以或应该把这些价值和制度强加到他们身上；如果有需要，甚至不惜使用武力。 
　　就历史而言，帝国和帝国主义确实为落后地区带来文明，为当地的无政府状态赋予秩序；这种说法虽然不全虚假，却颇值得怀疑。从3世纪到17世纪，大多数帝国都是来自亚洲或地中海文明外围的勇士部落进行军事征服的产物。这些征服者在文化上是比较落后的，它们对往往较为先进的被征服地区除了刀剑之外，根本没带来任何东西；假使他们想在当地维持政权，就必须使用被他们击败地区的基础建设，并和当地的专家合作。只有阿拉伯人，带着他们的书写文字和宗教，为被征服地区带来了一些新东西。征服美洲、非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欧洲人，在科技上确实优于当地的社会；不过对亚洲和伊斯兰地区而言，一直要到19世纪这项优势才告出现。殖民附属国最后终于被整合到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之中。但我们大可质问，除了对殖民美洲的欧洲移民后裔之外，这张殖民时代的资产负债表对美洲居民到底有多正面？或举一个更近的例子，对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居民又有多正面？ 
　　至于帝国的前臣民，他们对于帝国的记忆就比较含糊。先前帝国的大多数殖民地或其他附属国，如今都已陆续转型为独立国家；这些国家不论多新或多无前例，仍像所有的国家一样，都需要国旗和历史。因此，它们对于前帝国的记忆，几乎都是由新国家所创造的历史来主导，这些历史多半是采取抗争建国或解放建国的神话形式。于是很自然的，这类历史对于帝国统治的时代，往往保持千篇一律的负面看法。对于这类历史，我们通常要用历史怀疑论来检验。这类叙述倾向于夸大解放军的独立角色，低估未参与解放运动的当地势力，并过度简化帝国与其臣民之间的关系。即便是在拥有长期解放抗争历史的国家，脱离帝国的过程往往也比官方民族主义版的历史所允许的要复杂。事实是，导致帝国终结的原因，很少只是因为其臣民的奋起抗争。 
　　帝国与其臣民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因为帝国得以持续统治的权力基础也是复杂的。短时间的外来占领基本上可以依赖军事力量以及敢于采取高压政策和恐怖主义，然而单凭这些并无法确保外来统治长久持续，特别是因为这类统治几乎总是由相对甚至绝对少数的外来者所执行。请记住，负责统治4亿人口的印度帝国的英国文官，从未超过1万人。从历史上看。帝国可以靠武力征服，以恐怖打造——套用美国五角大楼的说法，就是“震撼与威慑”—一但如果想维持下去，就必须依赖两个主要工具：一是与当地利益和统治权力的正当性合作，二是利用其对手与臣民之间的不团结（分裂而控制）。伊拉克当前的形势便说明了，一旦少了这两项工具，即便是最强大的占领军也得面临重重困难。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古老的帝国时代才无法于今日复活，更别提是由单一的超级大国来恢复。西方帝国主义的最主要资产之一是：在那时，“西化”乃落后经济得以现代化和衰落国家得以强大的唯一途径。这点使得西方帝国或传统帝国的现代化都市，对于渴望战胜当地落后旧势力的当地精英而言，具有一种内在式的信誉。即便当本地的现代主义者最终转而反抗外国统治者时，西化依然是他们追求的目标，就像印度与埃及所示范的那般。于是我们会看到一种非常吊诡的现象，那就是，印度国歌的创作者，竟然是曾经在英属印度的文官机构里服务多年的印度人。然而，工业经济的全球化已经让全世界都现代化了。韩国根本不必从美国那里学习什么，反倒是美国得从印度“进口”软件专家，然后把办公操作系统出口给斯里兰卡，而巴西如今的出口产品可不只是咖啡，还包括公务专用飞机。亚洲人可能还会认为把子女送到西方接受教育是有益的，在那里，他们往往是接受亚洲移民教授的教导，但他们已经不再需要西方人在他们的国家里进行社会现代化的工作，更别提发挥在当地的政治权力和影响力。 
　　然而那些自称为帝国的国家，甚至得面对更严重的不利条件。他们再也无法依赖其臣民的顺从。而且，感谢冷战所遗留下的财富，那些拒绝顺从的国家如今可以取得充足而强大的武器阻止大国迫近。过去，这类国家可以由相对少量的外国人来统治，因为当地人民早已习惯接受由上而下的统治，所以不会拒绝任何具有实质权力的政权，不管统治者是当地人或外国人。帝国统治一旦确立之后，唯一会面对的抵抗，是来自那些拒绝接受任何中央政权（不管是当地人或外国人）的人民。而这些人民多半是居住在诸如阿富汗、柏柏尔(Berber)和库尔德山区，都是一些文明控制无法触及的地区。但即便是这些人，他们也知道自己必须与苏丹、沙皇或王公的强权和平共存。今日，如同非洲的前法属殖民地国家所展现的，在正式去殖民化后的数十年间，单凭少数的法国军队，再也无法维持当地政权。今日，事实已经证明，有好几十年的时间，即便是全副武装的政府，也无法在他们的领土上维持不受挑战的统治——例如斯里兰卡、印度的克什米尔、哥伦比亚、加沙走廊和约旦河西岸或贝尔法斯特。如今，国家的权威和政府的合法性确实面临了普遍危机，即便是在诸如西班牙和英国这类古老而稳定的欧洲国家的本土区域亦然。 
　　在上述种种条件之下，我们看不出有任何前景可以恢复过去的帝国世界，更何况是史无前例地由美国这样一个单一国家所建立的全球帝国霸业；不论美国的武力有多强，都不足以维持这样的帝国。帝国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们必须寻找另一种方式，来组织21世纪的全球化世界。 

本文为作者2004年在希腊萨塞洛尼基大学接受荣誉学位时发表的就任演说，选编自《霍布斯鲍姆看21世纪》，完整内容请购买原书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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