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小平 | 元代崇福使爱薛史事补说

来源：《西域研究》2014年第3期

殷小平

爱薛（1226～1308）是元代基督教管理机构崇福司的首位崇福使。1246年，爱薛从西亚来到漠北，以其语言、天文和医药等技艺，效力蒙古汗廷逾六十年。至元中后期，爱薛地位日崇，先后在秘书监、崇福司、中书省任职，大德（1297～1307）初年授平章政事，封秦国公，[1]是元代西域色目人中以译人身份跻身高位的代表。[2]

爱薛一生事功无数，于天文、医药尤有突出贡献，迄今学界对爱薛之研究，就其西域医药星历事迹关注较多；[3]至于其色目基督教徒的身份，伯希和亦早已揭橥，[4]历来治元代基督教史者，多有述及。[5]但就爱薛以教徒身份任崇福使的相关史事，既往研究多点到为止，探讨无多。本文拟就此略作补说，以就教方家。

崇福司置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长官称崇福使。《元史·百官五》“崇福司”条曰：

按“马儿哈昔”衍于景教叙利亚文mar-hasia，意为“尊敬的主教”。[7]“列班”音译自叙利亚语rabban，解作“长老”，指教中高僧；“也里可温”，ärkägün，基督徒也，其或源于希腊文，后经亚美尼亚及回鹘等中介，为蒙古语所采入，义为“福分人”，主要指基督教的聂斯脱里派；[8]“列班也里可温”（rabban-ärkägün）可合译为“教士和僧侣”，专指教内神职人员。[9]“十字寺”是元代基督教堂的统称，缘其寺内咸悬挂十字标志；与唐代统一称天下基督教堂为“大秦寺”不同，元时基督教堂虽统称为“十字寺”，但实则各寺自有其名，如镇江路有“大兴国寺”、“云山寺”、“聚明山寺”，泉州路有“大兴明寺”。“十字寺”之外，元代基督教堂还有“忽木剌”之称，乃突厥语umura之音转，[10]大概只流行于讲突厥语的信徒。照“崇福司”条所云，该司无疑是掌管全国基督教事务的最高机构，其统管教士、教徒及其教堂的一切宗教事务，而崇福使则是该机构的最高行政长官。

佛道两大主流宗教的官方机构始建于两晋时期，经过历代承袭和发展，到元代达到了新的高峰；但基督教管理机构则前所未见，崇福司之立乃属创举。故自伯希和以来，凡治元代基督教史者，少不了征引上揭《百官志》条。

崇福司之设立，一般都将之与蒙元政府宽容的宗教政策相联系。出于管理多民族国家之政治需要，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诸汗都十分注意笼络各教上层人物，以协调不同信仰族群与政府间的良好关系。忽必烈执政后，更相继设置了宣政院（初名“总制院”，1264年）、集贤院（1264年）、崇福司（1289年）和回回哈的司（年代不详），分别管领佛教、道教、基督教及伊斯兰教。[11]

按基督教于11世纪便已传入了漠北地区的克烈部，[12]拖雷正妻唆鲁禾帖尼即为克烈部的景教徒。受其影响，蒙哥、忽必烈和旭烈兀等都优待基督徒，加之元朝所倚重的色目阶层中有不少基督徒，因此，作为新兴宗教群体之也里可温，很早就与僧道同享政治上免杂泛差役、经济上免租税的特权，[13]成为元代的“超种族阶级”。[14]不过，也里可温虽受同等尊崇，但其官方管理机构崇福司却并非和佛道机构一起设于至元初年，而是直到至元二十六年才设立；较诸宣政院、集贤院晚了近二十五年。崇福司迟迟未得设立，其间自有各种原因，不题。惟首任崇福使为持有基督教信仰、业已为蒙古统治者效劳数十年的爱薛，这就不禁令人推想该司之立，当与爱薛个人所起作用分不开。缘前此的至元二十四年，适是爱薛仕元一生的重要转折。是年，他迎来了政治生涯的煊赫上升期，在朝廷中具有相当的话语权。

1246年，“于西域诸国语、星历、医药无不研习”的爱薛，得到景教长老列边·阿答（Rabban Ata）的推荐，被贵由汗“召侍左右”。[15]及至至元二十四年（1287）归国擢秘书监，爱薛仕元已近四十年。四十年间，其所领职务皆与西域语言、星历和医药有关。

其一，因擅长西域语言，爱薛长期担任“怯里马赤”（kelemechi，汉译“通事”）

自蒙古南侵金国到忽必烈即位中原的半个世纪，蒙古帝国的语言问题日益复杂，君臣同僚间必需通事传达言语，因此，蒙古皇帝身边总时刻陪从其信任的善译。爱薛之东来，正逢大蒙古帝国缔造多元民族国家、急需多语种人才之际，怯里马赤也是爱薛从事时间最长的工作。按怯里马赤隶属皇宫怯薛，虽无品秩，却因长期陪侍元朝皇帝身边，受到信任。无论姚燧《蒙克特穆尔祖考伊苏追封秦国康惠公制》（下文略作《康惠公制》）所记“居画馆”、“教习帝姬”等经历，[16]还是程钜夫《拂菻忠献王神道碑》（下文略作《神道碑》）所述直言劝酒、倡言节俭等言行，[17]都表明爱薛以怯里马赤的近侍身份，与世祖建立了亲密关系。元《秘书监志》载：“至元十年九月十八日，秘书监扎马剌丁于万寿山浴堂根底爱薛作怯里马赤奏。”[18]札马剌丁是元代著名的回回天文学家，爱薛亦擅长西域星历，是最适合传译的通事人选。至元十年爱薛已领有广惠司提举，萧启庆认为怯里马赤是其返回怯薛轮值时的工作。[19]爱薛“尝数使绝域”，最著名的一次当为至元二十年之出使波斯，其官方身份就是使团之怯里马赤。至元二十四年六月，爱薛擢秘书监后，[20]元世祖仍让爱薛作为通事陪从。《秘书监志》有载：“至元二十六年，有扎马剌［丁］奏奉薛禅皇帝圣旨：‘分付爱薛怯里马赤：这苫思丁根底与勾当者。钦此。’”[21]以爱薛秘书监身份而兼怯里马赤，说明长期以来爱薛都是札马剌丁与世祖之间翻译沟通的不二人选。

其二，因其西域星历之学，爱薛曾参与回回司天台的筹建

中统年间，世祖任命爱薛“掌西域星历医药二司事”。[22]就“星历”司而言，其时元朝政府似乎还未成立专门的官署，其相关机构或仍隶于皇宫怯薛，由爱薛执掌，直到至元八年回回司天台成立。《元史·百官六》载：“世祖在潜邸时，有旨征回回为星学者，札马剌丁等以其艺进，未有官署。至元八年，始置司天台，秩从五品。”[23]札马剌丁即上文提到的秘书监札马剌丁，至元八年其被任命为首任回回司天台提点；[24]两年后元朝新置秘书监，他又加授秘书监。[25]与札马剌丁相比，爱薛掌领回回星历官署的时间并不长，地位也不及札马剌丁重要。但爱薛毕竟是元代回回星历官署草创时期的元老人物，回回司天台的筹建离不开他的参与和运作。或许正是因为这一层渊源关系，爱薛之子也里牙才会进入司天台工作。[26]子袭父职是也。

其三，以其回回医药学之技能，爱薛筹建并掌领广惠司机构

与回回天文学相较，爱薛在回回医药方面的成就更加突出。如上，爱薛擅西域医药，因此被任命负责西域医药司事，其具体职官不详，很可能与另一回回医药机构舍利八赤相似，属皇宫怯薛。[27]至元七年，在爱薛掌领的西域医药机构基础上成立了广惠司，爱薛为首任提举，掌“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以疗诸宿卫士及在京孤寒者”[28]；宿卫者，怯薛是也。广惠司的最初品秩，参考至元九年所设的医学提举一职，当为从五品；直到延祐六年（1319）始升为正三品。[29]

广惠司的建立乃缘于爱薛之提议。查《元史》卷八有载：“（至元十年）改回回爱薛所立京师医药院，名广惠司。”[30]程钜夫《神道碑》则述曰：“赐宿卫士庐舍，禁杀胎夭䴠，置西域星历医药之署，立广惠司给在京疲癃残疾穷而无告者，皆以公言罢行之。”此句的“罢”字令人困惑，然明清以来版本均如是。[31]按“罢”一般解作停止、消除之义，然顾所列诸事皆为利国利民之举，碑文于爱薛之赞颂唯恐不足，焉会认为该等善举因其建言而罢行？因此“罢”字当作他解。考古人撰勒碑文，出于审美，于邻近之同字往往采用异体字。故疑原始文本的“罷”当为“置”的异体字“”[32]之误录，盖缘前文“置西域星历医药之署”，已见“置”字，故此处改用其异体字。若然，则“皆以公言置行之”完全可通：皆出于爱薛之建言而置立施行之。惜迄今未找到该碑之拓本，聊备一说耳。[33]不过，古籍传抄重刻，错讹常见，碑刻拓片之过录尤有甚焉。“罷”、“”形近，刻本、抄本或拓片如有烂损，益易错认。是以，历代版本于该字果以讹传讹，乃不足奇。

倘笔者于上引《神道碑》文字的解读无误，则显见元时回回医药星历官署的设立，和爱薛的建言直接相关；而“立广惠司给在京疲癃残疾穷而无告者”，则爱薛居功至伟。鉴于爱薛与广惠司的深厚渊源，爱薛子嗣亦荫袭广惠司职，其第五子鲁合（《神道碑》作“老哈”）为广惠司提举。[34]

如上，爱薛长期服务于皇宫，担任怯薛怯里马赤，与鲁布鲁克、柏朗嘉宾所述相同，[35]他也曾以宫廷教师、医生等身份，在漠北服务。元朝建立后，融合漠北制度和汉地制度，建立国家机器，爱薛由于其医药星历等才能，被任命负责西域医药星历二司事。在此二机构的基础上，至元七年、至元八年广惠司和回回司天台先后成立，其中都有爱薛的筹建之功。二司成立后，爱薛负责广惠司，回回司天台则由札马剌丁掌领。但爱薛家族仍有参与司天台者，爱薛长子也里牙曾领司天台事，其中既有家学渊源的因素，也属荫袭官职的元代选举惯例。

萧启庆先生把元代职官分为三等，正一品到从三品为上品，正四品到正七品为中品，从七品到从九品为下品。[36]如此看来，至元二十四年爱薛使波斯归来以前，长期为无品秩的怯里马赤，至元七年以后，才开始担任中品的广惠司提举，影响力也限于西域科技领域。爱薛真正位居上品高位，乃是自波斯返还以后事。对此，《元史·爱薛传》有简明扼要的交代：

而爱薛领上述职位的具体年代，《神道碑》载记更详：

至元二十年爱薛使波斯阿鲁浑汗所，归来擢秘书监的时间为至元二十四年六月，则爱薛此行时间在1283至1287年间，由于其归途遇乱历有两年，推测其大约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左右离开阿鲁浑所。[39]

爱薛一归国，世祖就拟拜为平章政事，惟因其“固辞”而未果，最后实授职位为正三品的秘书监。[40]按平章政事时属中书省，设有三员，为从一品高官。[41]以爱薛从五品广惠司提举而立拜从一品平章，连升五级，实属罕见，难怪爱薛也要谦虚“固辞”之了。虽然爱薛最后并未进入中央权力机构的中枢，但从世祖提拔之举，亦可推知爱薛此行之重要影响。爱薛擢秘书监后，一路平步青云，所授皆三品以上大官，大德元年终授平章，致位丞弼。

如上所述，自波斯归来后，爱薛在中央的政治影响力大大提升了。至元二十六年，即其擢秘书监后两年，朝廷新设从二品之崇福司，掌管天下也里可温教士僧侣和十字寺祭享。鉴于崇福司在前朝并无先例可循，完全是元时新创，其无疑当如广惠司、回回司天台一样，也出于爱薛的建言，由其主导筹建，不然，焉会任命其为首任崇福使？尽管目前并无直接史料可资为证，但观崇福司设立的时间脉络，爱薛任崇福使后的相关事迹及其家族与崇福司的深厚渊源，便已显明。

爱薛掌领崇福司期间，江南景教得到实质性进展。例如，撒马尔干景僧马薛里吉思于镇江、杭州兴建之七座十字寺（其首寺始建于至元十八年）[42]，在爱薛执掌崇福司期间进一步扩张势力，其一度居于佛教之上风，其中自离不开爱薛在朝中的积极运作。爱薛辞世以后，镇江的两座十字寺随即遭到佛教反扑，可资反证。[43]又据《元典章》记载，大德八年以前温州路“止有僧道二教，别无也里可温衙门”，新兴的也里可温为争夺信徒和祝祷次序，竟将道士殴打。[44]考虑到也里可温“掌教司”乃基于地方十字寺之发展而设置的，[45]由是推知，自至元末年到大德年间，江南也里可温掌教司从无到有，十字寺数目规模亦有明显突破，崇福司在设立初期所起到的作用业已明显。

尽管官私文献对至元二十六年以前爱薛的奉景崇教事迹毫无着墨，甚至在文献中全然不提其也里可温身份，但以爱薛来华背景及晚年事迹，不难看出爱薛与元代也里可温家族及僧侣群体有密切关系，出于宗教感情，其在崇福司的作为，无疑多代表该群体之利益。当然，作为朝廷命官，他的行为更要对国家负责，规范全国十字寺有关事务，协调政教关系，确保宗教为国家服务。尽管由于史料的佚失，难以一一举证，但爱薛任崇福使期间的贡献显然为朝廷所认可，是以其子嗣亦荫袭该职。按元代见载于史册的崇福使概有六人，分别是爱薛、阿实克岱、也里牙、马某火者、笃麟铁穆尔[46]和刘则礼[47]；前三位皆来自爱薛家族，占了已知人数的一半。不过，由于爱薛家族后来卷入中央权力斗争的漩涡，[48]导致政治上的衰落和覆灭，崇福司职位亦旁落。

邓之诚先生曾谓，元代“宗教官较前朝为重”[49]。崇福司为管理基督教之官方机构，其长官称“宗教官”似无不可。只是汉文称“宗教官”者，其内涵有两层，既可理解为管理宗教事务的官员，也可理解为身份为职业宗教者的官员。在中国古代宗教官制，尤其以佛教为中心的僧官体系中，这两个身份往往重叠，宗教官既是教内高僧（道士），又是领取薪俸的僧官（道官），称其为“宗教官”，不致混淆。然崇福使能否与传统“宗教官”等同视之？窃以为不可。以爱薛为例，尽管爱薛与教内的马尔哈昔牙、列班关系密切，但他本人并未领有教内神职。

众所周知，自13世纪20年代以降，蒙古统治者身边就活动着不少来自西亚东方教会的景教僧侣，在主持宗教仪式之外，他们也扮演着宫廷教师、医生和译史的角色。爱薛之东来，即缘自聂斯脱里教士列边·阿答之举荐。《神道碑》载曰：“有列边阿达者以本俗教法受知定宗，荐其贤，召侍左右。”[50]伯希和认为这位自称“东方副司教”的列边·阿答，大概于贵由汗登位初期游历东方，[51]受唆鲁禾帖尼之托，引荐西域景教人才。不过，列边·阿答最初举荐的是爱薛之父博罗穆苏，只因后者老迈不能远行，方由爱薛代父前往。此事在《康惠公制》中有进一步交代：

以博罗穆苏受景教长老荐贤之背景，不难推知爱薛应出身于叙利亚的著名景教世家，其族中应不乏教内任神职者。然而，生于景教世家，持有景教信仰，但本人不一定就是教内神职人员。东方教会并不严格限制主教以下的神职人员结婚，[53]但僧侣却需独身守贞。[54]爱薛有家室，自不能认定为僧，那么有无可能是教士阶层的神职人员呢？

在考释姚燧制文时，韩儒林先生就文中“虽一话而一言，可三薰而三沐，即其时皆书之册，视他日取用为模”等语，提出所谓“皆书之册”者，乃指叙利亚文景教经典。[55]邱树森先生进一步指出，爱薛初仕蒙古的任务，就是为皇室中的景教徒讲授该等叙利亚文景教经典。[56]鉴于中古时期讲授叙利亚文景教经典者，自非职业教士莫属，两位先生提出的这一推测，难免会引出爱薛为“教士”这一结论。[57]是耶非耶，试辨一二。

首先，仅从姚燧制文所述内容来看，爱薛“皆书之册”不太可能为叙利亚文景教经典。按《康惠公制》用典讲究，对仗工整，“三薰而三沐”对“一话而一言”，以赞扬爱薛言行举止非常虔敬，有令受教者感化的力量，将此句与爱薛的基督教信仰相联系，是合理的。不过，据此推断爱薛所书者为叙利亚语经典，则似可商榷。按爱薛“供奉乎东朝”，在宫中教习的对象是读写不佳甚或不识读写的蒙古贵族妇女，为该等人撰写叙利亚文经典，实在不可思议。即使像忽必烈这样勤政的皇帝，虽积极采纳汉法重用色目人，但其生时与回回天文学家札马剌丁进行简单的交谈尚颇困难，文字阅读自更不待言；可见蒙古统治阶层并非以语言见长，否则就不必广用译人了。再推及其他可能的读者群，即当时的统治阶级上层，如果爱薛想写出教化文章感化他们，当以其时通行的官方文字为宜，或是回回字，或是蒙古文、八思巴文，叙利亚语这种职业教士阶层专用的宗教语言，在东亚地区并不通用，又何以能被“视他日取用之模”呢？联系到鲁布鲁克在漠北地区的观察（1253～1254年），当时蒙古统治者身边的聂斯脱里教士，虽有叙利亚文祈祷文，但大多已不能念诵，更不会书写，水平极其有限。[58]爱薛精通多语种，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把基督教经典译写成统治者所熟悉的文字则不奇怪，若以叙利亚文书写，可能性则无疑微乎其微。

其次，域外史料尚缺乏爱薛为教士的明确证据。以拉施特《史集》（Jami‘al-Tavārikh）为例，爱薛虽被描绘成一名迫害穆斯林的基督徒，但并未被指出是一名聂斯脱里神职人员。[59]如果爱薛曾在东方教会内担任神职，则波斯史书不至于只字不提，而教会史书也应该将此作为一个闪光点，大书特书才对。

再次，从时人对基督教教士僧侣阶层的认知来看，爱薛亦不可能是个教士。《元史·百官志》已明确道出崇福司职责为“管领马尔哈昔牙、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联系到《元典章》、《通制条格》及元代白话碑文中，也总把也里可温与佛、道、答失蛮等宗教人士相提并论，可知官方对也里可温宗教人士的身份是明确的。爱薛既为管领也里可温十字寺之长官，若其真的为职业宗教人士，何以汉文史料毫无提及其为“也里可温”？也无任何有关爱薛推广“本俗教法”的蛛丝马迹？世人所赞颂者，主要为爱薛直言敢谏、忠心效君之行迹；直到20世纪初伯希和利用中西文献互证，其家族景教信仰才揭橥于世。皇庆元年程钜夫撰《神道碑》时，距爱薛来华已有六十余年，但爱薛家人仍能明确道出其祖上与列班·阿答之关系，明确列班·阿答所奉为有别于中国佛道教之“本俗教法”，可见其家族仍保持固有的景教信仰而不坠，然而，爱薛众多子孙，皆大官近侍，并无一人为地方掌教；爱薛晚年虽致力地方教务发展，[60]但一生主要事迹在于俗务，与江南辞官修寺，“子孙流水住持”[61]的马薛里吉思显有不同。

（作者单位：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

编排：王润泽

审校：王文洲

审核：陈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