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善华：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

谢立中：理论研究：探索与争鸣

张静：回应社会变革：中国实践为转型理论提供了什么

刘世定：产权理论的社会学探索

王思斌：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服务

邱泽奇：社会的技术化发展

周飞舟：政府行为研究

应星：集体行动及其治理

吴愈晓：社会分层与流动

佟新：性别与社会发展

吴越、卢云峰：宗教信仰：生态论和中国化

王娟：探寻“多民族中国”的可能性：“民族研究”的“本土化实践

田耕：历史与社会

肖瑛：《社会》：学科启蒙与引领

向鸿：《社会学研究》：主题沿革

参考文献

1979年3月被推举为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的费孝通教授，在回顾自己的学术经历时提到对他学术思想影响较大的几个老师：“我的几个老师当中，第一个影响我的是吴文藻先生，第二个是潘光旦先生”，“我从这些老师身上得到些什么呢？关于吴文藻先生，……他在中国提出来了两个重要思想，一个是社会学中国化，一个是把社会学和人类学结合起来，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发展中国的社会学，从实际调查中出思想，出理论。潘先生对我影响比较重要的思想是“两个世界“，一是人同物的关系的世界，一是人同人的关系的世界。我在潘先生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文世界”这个概念。我们可以通过中国社会学这些年来的发展轨迹，来印证承担引领学科发展责任的学术宗师其既有的学术思想，对社会学发展产生的影响。

吴泽霖教授在1981年6月1日为第二期社会学讲习班学员所作的讲座中，着重谈了学科和学科建设的问题。他提出，学科是“组织化的知识”，它把这一部分知识“系统化、理论化”；学科里有“出版书籍，组织化的系科”，可以把这门科学“进行教学，宣布出去”，这就成为了学科，“学科与科学不等同”，如宗教，“不是科学，但可有宗教学”，一个学科“一定要有自己的内容”，要有“具体的理论，具体的方法和自己的研究对象”。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费孝通教授在社会学恢复和重建伊始就借用“五脏六腑”的通俗说法，讲了学科恢复和重建必做的一些事，用现在的话来说，费先生这样的做法就是布局。郑杭生教授曾在《费孝通先生对中国社会学的巨大贡献》一文中回忆，1981年11月他在去英国伦敦的飞机上聆听费先生对他讲“五脏六腑”的设想。所谓“五脏”，是指“培养人才、建立机构等五项措施”，具体来说，是指建立学会、研究系所、图书资料中心、刊物、出版社。所谓“六腑”，是指“大学的社会学专业要开好六门基本课程：‘社会学概论’、‘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社会心理学’、‘城市社会学’、‘比较社会学’和‘国外社会学理论’”。郑杭生教授认为，“后来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之路，基本上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除了成立学会，对于开展学术研究、培养人才来讲，最重要的就是社会学研究所和高校的社会学系了。1980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正式成立，费孝通被任命为所长，王康被任命为副所长，陈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规划局局长）担任社会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研究所下设社会理论、婚姻家庭和城乡社会三个研究组。

同年4月，上海复旦大学分校（今上海大学）在原来政教系的基础上成立了社会学系，袁辑辉教授但任系主任。与此同时，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的相关教师和机构，在费孝通教授和雷洁琼教授的支持和帮助下，开始筹建社会学系。据苏驼教授回忆，费先生认为，五大要件（五脏）中至关重要和最急迫的还是培养专门人才。1980年他来到南开大学，在学校领导和有关同志参加的会议上，费先生希望南开大学能设立社会学专业，培养社会学人才。时任哲学系系主任的苏驼教授在与相关领导商量之后，决定从文科各系学满三年的学生中选拔一批学生进行社会学专业教育。这一想法得到了费孝通教授和时任南开大学校长的滕维藻教授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教育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力支持，最后这一想法变成了高教（一）字第104号文件：教育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委托由南开大学开办社会学专业班的决定。这就是被社会学界称为黄埔一期（之一）的南开班的来由。

地处广州的中山大学邻近香港，因为有费先生当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同学、美籍华裔社会学者杨庆堃教授的大力支持，在社会学师资方面可以借助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的部分力量，故在1981年就成立了以何肇发教授为系主任的社会学系，成为教育部所属的重点大学中第一个建立社会学系的学校。

据雷洁琼教授生前回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成立，是她偕同费孝通教授去与当时的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韩天石同志面谈，得到韩天石同志大力支持的结果。出于种种考虑，学校决定先设社会学专业，开设社会学课程，待条件成熟再建立社会学系。1980年8月19日北京大学致函教育部获得批准，暂设社会学专业于国际政治系内。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重建工作中，培养师资是个大问题，和全国社会学重建的工作相联系，主要采取了三种方式：一是前面所说的社会学讲习班，抽调各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里年富力强的教师与研究人员加以培训，北京大学的夏学銮受命参加；二是将5名北大本科生派往南开参加南开大学承办的社会学专业班；三是送学生外出学习，顾宝昌被派往美国。到1981年底，北京大学社会学专业已调集师资13人，建立社会学系的条件已经具备。1982年4月，校长办公会议讨论决定正式成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袁方教授任系主任。

这样，到1982年底，已经有4所高校成立了社会学系，地方社科院也有不少成立或筹建了社会学研究所，五脏中的机构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当然，在解决设立社会学研究与教学机构的问题的同时，费孝通教授一直紧紧抓住了培养专业人才这一核心问题。具体办法，除了南开大学承办的社会学专业班之外，还有在北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举办——被称为黄埔一期和二期——的两期社会学讲习班。

两期讲习班的具体组织者之一、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的王康教授，在《社会学人才的培养》一文中回忆了两期讲习班的情况。王康先生指出，“培养人才需要师资、教材，也需要必要的教学条件。社会学在重建中恰恰缺少这些。”但因为“时间逼人”，所以“只能根据这个特殊学科的特殊情况另辟蹊径”。总起来说，讲习班是“一种特殊的速成的教学方式”。

哈尔滨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来参加学习的李德滨学员，概括了第一期讲习班的如下特点：一流的先生+浓缩的课程+反刍的学法。所谓一流的先生，即请当时健在的老一辈社会学家吴文藻、吴泽霖、杨堃、费孝通、雷洁琼、王康、张之毅、袁方及著名学者于光远、杜任之、戴世光、张芝联、李友义、汪子嵩、吴昊等到班上做专题讲座。而“浓缩的课程”，则是“课时浓缩，提纲挈领，讲精华”。至于“反刍的学法”，是指“课堂上以轰炸式灌输为主，而消化吸收则留待讲习班结束后，自己慢慢去咀嚼反刍”。因为讲习班时集中授课，每门课的时间有限，故“每天都是上下午满堂灌”，甚至“有时晚间也安排来中国的学者讲学。”

根据安排，讲习班的课程“由两大板块构成”，一块是“中国社会学与相关学科”，这一块课程由中国国内的学者担当。另一块是“现代社会学概念和方法”，由于当时中国大陆社会学这门学科已经被取消了28年，当年从事社会学教学和研究的社会学者至少已达古稀之年，且均已脱离专业多年，故这是急需“引进”的一块，亦是新入社会学之门的学人最需学习的一块。这时费孝通教授当年燕京大学的老同学和老朋友，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的杨庆堃教授在费先生向他求助的时候毫不犹豫的伸出了援手。

中国大陆1952年取消了社会学这门学科，这让毕生以社会学为志业的杨庆堃先生痛心疾首，但他坚信社会学在中国总有恢复的一天。据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沛良回忆，1965年初夏，时任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的杨庆堃以校外考试委员的身份访问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当时他已取得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涅尼瓦萨教授的同意，从香港挑选一名年轻人到匹大进修社会学博士课程并给予资助。李沛良先生最终幸运入选。在得知李沛良获选后杨先生曾语重心长地向李沛良指出，中国社会学虽然已被取消，但终有重建机会，为国家现代化尽一份力量，他计划以香港为基地，为日后中国社会学的重建播下种子，而李沛良就是“第一颗种子，必须努力耕耘，不许失败”。在李沛良之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还有刘创楚等来匹大深造。现在，这些学者都可以用上了。

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成立之后不久，1979年3月30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在讲话中提到，“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这就为社会学的学习、研究和对外交流进一步敞开了大门。在此背景下，1979年12月，根据中美学术交流协定，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代表团一行四人访问中国并受到姚依林副总理接见。杨庆堃教授就是其中之一。这样，杨先生就有了与费先生携手重建中国社会学的机会，当时杨先生的承诺就是聘请课程的境外主讲教师，并支付国外及香港地区来的教师的国际机票及旅途生活开支（包括筹措讲习班所需外汇），他申请到了岭南基金会的资助，解决了这些问题。

1980年5月25日，第一期讲习班开学。来自全国12个省市的高校、科研机构以及政府部门的40名学员来到地处西直门的国务院第一招待所，参加为期两月有余的学习。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杨庆堃教授的同事霍尔兹纳和涅尼瓦萨两教授负责讲授“社会学和现代化”课程，香港中文大学李沛良教授主讲“社会调查与统计分析”课程，香港中文大学刘创楚教授主讲“社会学概论”课程，社会学专题研究这门课程则以讲座形式由主办方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邀请国内学者来讲授。学员们虽然是处于社会学的“扫盲”阶段。但仍冒着酷暑，以高涨的积极性投入学习。显然，到学习班结业的时候，社会学的种子在这些学员心中已经播下了。

讲习班主办方趁热打铁，在杨庆堃教授的大力支持下于1981年同样的时间，又在北京日坛全国总工会招待所办了第二期讲习班。这次来自美国三个大学的五位教授开设了“社会问题研究”、“社会研究方法”、“社会心理学”、“社区分析”和“应用人类学和教育的社会文化观点”共计五门课程，来自香港的五位学者开设了“抽样调查与资料分析”、“人口统计学”、“集体行为研究”和“都市社会与都市社会学”四门课程。这次的学员数也超过了第一期讲习班，达到51人，加上注册旁听的35人，教室内济济一堂。这些学员回去后，大都成为本单位社会学教学和研究的骨干。至此，费孝通教授速成培养社会学人才的设想实现了一大半。

还有一部分自然是南开的社会学专业班。这个班的教学也是靠开放和引进完成的。据原天津社会科学院院长王辉教授的回忆，这个班上的两门主课，社会学理论（社会学说史）和社会学方法，聘请了两位美国一流的学者，他们是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彼得•布劳和著名的美籍华裔教授林南。除此之外，还有其他4位外籍教授。一位是美国华盛顿天主教大学的美籍华裔教授李哲夫，主讲“社会统计学”。第二位是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的伯格教授，主讲“欧美社会学流派”。第三位是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社会学副教授贺碧力，主讲“社区分析”，第四位是纽约市立大学人类学教授帕斯特纳克。主讲“人类学”。

经教育部批准，这个专业班从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复旦大学分校、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云南大学、兰州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吉林师范大学、湘潭大学和南开大学等18所高等学校中选拔了43名1977级本科生作为学员。他们来自哲学、经济、中文、英语、历史和政教等专业。另外还招收了旁听生11人，多为在职人员。这些学员毕业后，留在国内的迅速成长为中国大陆社会学界的中坚力量。

在积极培养专业人才的同时，费孝通也没有忘记作为学科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教材编写和出版。作为具有丰厚学术积累的老教授，他深知“六腑”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课程非《社会学概论》莫属。据杨心恒教授的回忆，第一期讲习班快要结束的时候，“费老召集高等学校来的学员座谈，我们向费老反映，我们对社会学只是初步接触，知识很少，回去讲课有困难，能不能在讲习班结束之后再集中一段时间，共同编出一本教材来。费老答应向教育部建议”。后来教育部接受了费孝通教授的建议，请他主编《社会学概论》。在1984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社会学概论（试讲本）》前言中，费先生自己是这么说的：“我勉为其难地承担了这项工作。解放前我虽在一些大学里教过社会学的课程，但我个人的主要兴趣在于社会调查，在学校里所讲的大多是一些能利用我的调查资料的专题课程，对于社会学整个领域缺乏有系统的全面研究。”因此，“要我主持和指导这个《社会学概论》的编写小组，实在是力所不及的。”“但是我也明白，除非忍心让社会学停顿下去，各大学迟早要办社会学系，办社会学系的第一门必修课必然是《社会学概论》。”“这是恢复社会学系必须突破的第一关。”“明知这是用我之短，明知现在客观上还不具备足够的条件编出一本使一般读者满意的教材，明知这是件不会见功只会取咎的事，我经过踌躇之后接受了这个任务，愿意为建立新中国的社会学出一点微力。”

任务接下来后，成立了以南开大学杨心恒、中山大学丘士杰、复旦大学刘豪兴、上海大学沈关宝、北京大学夏学銮、中国人民大学贾春增、武汉大学周运清和新疆社会科学院何炳济等8人组成的编写组，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夏学銮教授的回忆，编写组的工作得到了北京大学的大力支持，学校把编写组作为一个独立的教研室放在国际政治系，并为编写组安排了宿舍，以方便编写组在北京大学的生活和工作。北大图书馆则向编写组开放了所有有关社会学的中英文图书资料，为编写组“思考、讨论和决定《社会学概论》的写作框架提供了充分的思想资料”。在这样的条件下，编写组在北大工作了三个月，写出了整本书的大纲，同时也写出了各人的分配章节的大纲。在费孝通教授和其他一些老一辈社会学家的具体指导下，《社会学概论（试讲本）》经过多次集体讨论和修改，终于在1983年暑假由费孝通教授定稿，交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所以，我们可以把《社会学概论（试讲本）》看成是中国社会学恢复和重建早期中国社会学界共同努力的成果，也是中国社会学界开放引进的一个成果。

当然，像费孝通教授这样的社会学宗师对此书的学术价值亦有着清醒的认识：“试讲本现有的水平必然反映当前初创时的实际情况。本着‘先有后好’的精神，不怕起点低，只怕发展慢。再过几年，能有水平较高的教材出现才显得我们有了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