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越、吴卫红：长江下游史前文化格局与文化特质的形成

《中国文化研究》

2022 · 3

中华文明探源

编者按：

202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起源，不仅是我国学者潜心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国际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研究课题。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见《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求是》2022年第14期）为进一步推进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开展，本刊特刊出《长江下游史前文化格局与文化特质的形成》一文，就长江下游史前文化的发展、文明化的进程及其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贡献予以探讨。

长江下游史前文化格局与文化特质的形成

文 | 刘越、吴卫红

提要：

长江下游是中华文明重要起源地之一，其史前文化格局经历了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兴衰演替。在制陶、稻作、织物、漆木器、储粮、丝麻、玉石器、建筑、水上交通、礼仪、艺术与宗教信仰观念等方面，不断变化而逐渐积淀成为文化基因。在经历了数千年多元文化不同的演化、继承、替代过程后，通过良渚文化的广泛传播，为中华文明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基因，最终在历史长河中多元汇聚，融为以夏商周三代文明为特色的文明大潮。

关键词：

长江下游   文化格局   文化特质   文明   良渚文化

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第二期）”项目“互动与比较：中国新石器时代背景下的浙江史前文化”（19WH5006ZD-2Z）的阶段性成果。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在史前相融并蓄的过程中不断组合或重组，最终融汇一体，形成以二里头文化为核心的广域王权国家。这一现象背后，各地在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阶段，在环境基础、经济内容、社会运作机制以及宗教和社会意识等方面，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别，呈现出多元格局。

长江下游是中华文明重要起源地之一，有着自身的发展模式，尤其是良渚文化时期，在玉石、蚕丝、稻作以及艺术、礼仪、社会制度等领域的领先优势十分明显，为中华文明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基因，最终不断融入到以中原为核心的夏商周文明体系之中。

一、史前文化格局的形成

长江下游虽然地形复杂多变，各地文化发展进程不一，但从更大范围观察，下游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文化，具有相对紧密的联系。在史前时期，长江下游的文化格局大体经历了以下过程：

（一）旧石器时代——徘徊于山林，从砾石工业到石片工业的发展，末期水稻和陶器出现

在皖南山区、茅山—宜溧山地和天目山边缘，旧石器人群都已有较广泛的活动。安徽繁昌人字洞240—200万年前的古人类石制品，是中国目前最早的旧石器文化之一。距今约80—10万年，在安徽水阳江流域出现了以陈山遗址为代表的旧石器地点群，尤其是60万年前的毛竹山遗址由砾石和石制品构成的半圆形人工堆积，显示可能出现了中心营地。距今60—13万年的江苏金坛和尚墩遗址，也发现了石器制造场和砾石堆。此外，浙江湖州上马坎、七里亭和银锭岗遗址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展现了砾石石器工业的广泛使用，同时也显示出向石片石器工业转变的趋势。自中更新世偏晚阶段开始，人类在旷野生存的趋势有所改变，洞穴成为人类生存的另一种重要场所，该时期的古人类化石也多有发现，如距今约30—10万年前后的江苏“南京人”、安徽“巢县人”和“和县人”，距今约33—27.5万年前的东至华龙洞10余个人类个体和较多石器、哺乳动物化石，则是中国在周口店之后另一处出土人类化石最丰富并与石器共存的重要遗址。这些古人类化石提供了东亚人类演化区域连续性的新证据，以小型石片石器为主要特征的石制品，则与此前以砾石石器为主的“南方主工业系统”区别明显。

晚更新世以来，洞穴更加成为古人类的重要居住方式，如浙江长兴合溪洞、建德乌龟洞遗址。安徽潜山彭岭、怀宁腊树和江西新余打鼓岭等地发现的石器，江苏苏州三山岛以燧石、玛瑙为主要原料的石片石器，都体现了典型石片石器工业的特点。距今2.5—0.9万年左右的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晚期还出现了磨制石器技术、大量稻属植硅体，并有目前为止中国最早的陶器。在仙人洞的不同层位还发现了数十处烧火的堆积，这些迹象都显示人类活动已日趋稳定、复杂。

尽管在长江下游内部存在旧石器文化的差异，但总体上表现为早期以砾石石器工业为主体、其后石片石器工业兴起的发展趋势，显示出长江下游与南方广大地区一样，人类演化和文化发展上显著的连续性和统一性特征。晚更新世之末稻属植硅体和陶器的出现，成为新石器时代来临的重要前奏。

（二）新石器文化开端与发展——迈向平地，磨制石器，陶器发展，稻作与滨海经济兴起，钱塘江南岸一支独秀

长江下游的旧石器晚期与新石器早期之间尚有缺环，但在江西鄱阳湖平原区以东、怀玉山西端的万年县大源盆地的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发现了旧、新石器过渡的证据，陶器与个别磨制石器，因此至少晚期阶段（约距今12000—9000年）可以作为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的开端。

本区域较明确的新石器时代最早期文化，是以浙江中部山地钱塘江中游为主要分布区的上山文化（距今约10000—8500年），广布于金（华）衢（州）盆地及周边的河流两岸相对平缓地带，从山洞走向了旷野。陶器制作明显发达，稻作农业已取得了长足进步。距今约8300—7000多年，钱塘江下游南岸的萧山跨湖桥文化（距今约8000—7000多年）、余姚井头山遗存（距今约8300—7800年）为代表，都表现出从山地走向平原和滨海的趋势，适应水网地带的独木舟开始出现，但井头山的海产品更加丰富，更突显出滨海经济特点。相近时期的北部淮河流域出现了裴李岗文化、后李文化、顺山集文化等，长江中游有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以及高庙文化。虽然长江下游与淮河中下游的南北互动已有所体现，但长江中、下游之间的文化互动却更明显，尤其是跨湖桥文化与彭头山文化晚期诸多相似性，不得不设想是否存在较特殊的关系。

（三）新石器晚期文化兴盛——宁镇宜溧与浙东的二元并立，南北文化互动增强，下游诸文化互动频繁并出现崧泽化过程

距今约7000年以后，钱塘江南岸孕育了以夹炭黑陶、木骨象牙制品、杆栏式木构建筑为特点的河姆渡文化，完全呈现出低海拔平原区的水乡特点，木骨象牙质艺术品和玉石质装饰品呈现出独特面貌，它的出现与井头山一类遗存有渊源关系。与此同时在长江南岸的宁镇山脉、宜溧山地及周边，马家浜文化开始出现和兴盛，可能与淮河系文化南下有关，长江、钱塘江以及苕溪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太湖平原，也为其扩张奠定了自然条件基础。两支文化大体以钱塘江为界，南北二元并立，河姆渡文化曾在早期跨钱塘江北上到太湖流域，但晚期越来越多的马家浜文化因素越过钱塘江进到南岸，导致河姆渡文化渐趋衰落。

马家浜文化晚期借助丘陵、山区矿产资源优势，逐渐发展起以穿孔石钺、玉璜等为代表的玉石器制造业，开创了此后长江下游长达两千余年的玉石器工业前景。在距今6000年左右，可能因淮系文化的持续南下影响及社会发展需求，宁镇一带作为南北文化互动的地理节点，短暂兴起了一支以玉石器制造为特色的北阴阳营文化，巩固了马家浜文化晚期玉石器制造优势，并发展出多种先进技术和器物造形，但其分布基本不出宁镇山脉、茅山山脉，显现出玉石产业对资源的强烈依赖性。

距今5800年前后，东段太湖流域马家浜文化向崧泽文化转变，西段大别山南麓两侧兴起了黄鳝嘴文化。中段除北阴阳营文化外，巢湖流域出现了尚不发达的凌家滩文化早期。距今5500年左右是中国史前文化急剧变化时期，长江下游的崧泽文化以灰陶、黑陶制造和打破正常曲线的奇异造形取得了优势；凌家滩文化在北阴阳营文化基础上，创新了大量新的玉石器制作工艺、器型，成为整个下游最杰出的代表；源于黄鳝嘴文化的薛家岗文化早期，各方面并不突出；偏于一隅的河姆渡文化，在兴盛一时后未再持续发展，并因马家浜文化南下而沉沦。

由此，一个以长江干游为主线、以玉石制造为重点的沿江经济带开始形成，在沿江诸文化的频繁互动中，崧泽文化由早期的朴素中脱颖而出，在成功吸收、转化外来文化影响的同时，创造出诸多新的文化因素，并反向影响到宁镇、皖江流域及其以西区域和江淮东部地区。这一“崧泽化”过程的结果形成了“崧泽文化圈”，使长江下游出现了大范围文化趋同，不仅固化了此后长江下游延续数千年的“鼎、豆、壶”陶器组合，还使石器生产出现了全域化特点，以适应农业社会发展的需求。经济发展、人口增多等社会巨变，带来了社会管理的问题，宗教、礼仪需求得到进一步发展，玉器顺应了宗教、礼仪的需要，成为长江下游盛极一时的重器。这些变革奠定了此后良渚文化达到巅峰状态的基础。

（四）玉石分野与一枝独秀——薛家岗与良渚文化各自发展，良渚统一了太湖流域并对外强烈辐射

距今5300年左右凌家滩文化衰落后，玉石器制造技术和理念分别被东南方向的良渚文化、西南方向薛家岗文化晚期继承，出现了“玉石分野”现象。良渚文化“以玉为尊，玉石并重”，在独尊玉礼的前提下，农业、手工业都有了飞速发展；薛家岗文化晚期则“以石为重，以玉为辅”，在石器制造的技术规范化、产品普及化方面具有了更大范围的影响力。

良渚文化在早期便立足于良渚、瓶窑一带的“C”形平原快速发展，出现了良渚古国，并快速统一了太湖流域，对钱塘江南岸和浙东沿海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覆盖面积达三四万平方公里，聚落数量成倍增加，出现了多个密集的聚落群及次中心。良渚古国是一个以玉琮、玉璧为核心，“神人兽面”纹为象征的文化共同体，也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在同时期中华大地一枝独秀。

（五）文化巨变——区域文化衰落与淮系文化南下，文化趋同与中原化趋势增强

早在距今4800—4500年左右良渚文化仍强盛之时，淮河中游的尉迟寺类型向西南越过江淮分水岭，加速了薛家岗文化晚期的蜕变，并在西侧石家河文化、东部良渚文化和北部大汶口文化的夹缝之间，再次以多元的形式，形成了以侧三角篮纹鼎、长颈鬶为特征的张四墩文化。

距今4500年左右，或与钱塘江上游新安江流域和天目山西部的原始山地文化有关的钱山漾文化，于浙西北天目山边缘兴起，在距今4300年左右出现了短暂的强劲势头，迅速取代了良渚文化并进入到浙东，但两者之间是以强代弱还是先亡后替的关系，目前还不清楚。浙西南、浙南的狭促山地之间，则出现了与良渚晚期有密切联系的好川文化；浙北和太湖以东，稍后受到淮河中下游大汶口晚期—龙山早期的淮系文化向东南影响，出现了广富林文化。

除好川与良渚具有较多的文化传承外，良渚与钱山漾、广富林文化以及薛家岗与张四墩文化之间，都表现出相当程度的文化断裂特点，其原因都是受到来自外部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北方淮系文化。 

纵观长江下游史前文化格局，旧石器时代起步于皖南山区和天目山区，徘徊于山林之间。在末期赣东北山地边缘因稻、陶器和磨制石器的利用，开始迈向新石器的步伐。辗转到浙江中南部山地，形成彩陶、稻作农业发达的上山文化，继而向东北方向的沿海低地扩散，并适应了水乡环境。在宁镇宜溧山地马家浜文化与浙东滨海河姆渡文化的并立与竞争中，逐渐形成了以太湖流域为核心文化趋同过程。整个长江下游的沿江东、西互动及“崧泽化”，则促成了区域内第一次大范围的文化融合，并经良渚文化的传承达到了巅峰。淮系文化再次南下的冲击和山地原始文化的走出大山，先后形成张四墩、钱山漾、广富林文化，及回归到大山之中的好川文化。在这长时期的过程中，来自北部淮系文化的不断南下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二、多元文化特质的形成

长江下游的文化特质，包括制陶、稻作、织物（含竹编）、漆木器、储粮、丝麻、玉石器、建筑、水上交通、礼仪等社会制度、艺术与宗教信仰观念等，在历史长河中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断出现、兴盛、消失，或产生替代，而逐渐积淀成为文化基因并得到广泛传播。

（一）农业基础的发展

发达的稻作农业是长江下游文明化进程中最重要的经济基础。赣东北吊桶环遗址植硅体研究发现，早在旧、新石器过渡时期的G层开始（约12000年前），野生稻采集已成为食物的一部分，而E层（约10000年前）野生稻与栽培稻便可能共存，到C层（约7000年前）栽培稻基本取代了野生稻；仙人洞东区②A层与吊桶环D层时代相近，也发现了较多的栽培稻植硅体。可以推测一万年前赣东北已经出现野生稻向栽培稻过渡的现象，人群已有意识地利用稻谷作为食物补充。

截至目前，最早的、明确的稻作证据发现于上山文化，不仅有镰形石器和石刀等收割工具、石磨盘和磨石等加工工具，在上山遗址早期的陶片、红烧土残块中还都发现了大量炭化稻壳，浮选发现了炭化稻米，部分小穗轴中辨识出栽培稻特征，植硅体分析还有27%被判断为驯化稻，这些距今接近一万年的栽培稻实物可能为旱稻或热带粳稻，是世界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栽培稻遗存。在义乌桥头等其他遗址也发现了丰富的炭化稻米，表明在上山文化中晚期水稻的食用更加普遍。

继上山文化后，稻作农业开始向平原区推广。八千多年前的井头山遗址发现了炭化米、水稻小穗轴，陶支脚胎土中夹杂的大量稻谷壳碎片印痕，都证实了稻作农业的存在。七八千年前的跨湖桥文化、六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均呈现以耜耕为特征的农业，河姆渡文化还发现大量很有特色的农耕骨耜，大面积的稻谷和稻草堆积，其数当以万斤计算，也可证实稻作农业发达的景象。到良渚文化时期，良渚古城的池中寺粮仓推算总量已达20万公斤。

稻田的开辟和使用，对于农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浙东地区距今6000多年的余姚施岙遗址，便已出现了带有2米多宽田埂的河姆渡文化稻田；崧泽时期已有田埂、河道、灌排水口组成的稻田系统；良渚时期更出现了最大面积约1750平方米、一般700平方米左右的大稻田及纵横交错呈“井”字形结构的田埂，已确认的古稻田面积达8万平方米，钻探估算总面积可达90万平方米，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面积最大、年代最早、证据最充分的史前稻田。与施岙早期稻田大致同时的马家浜文化也出现了稻田和简易的储水、灌溉系统，但多为面积为0.8—16平方米的小块农田，在江苏吴县草鞋山、昆山绰墩和姜里遗址均有发现，马家浜遗址也发现了约1.5万平方米（约22亩）的稻田。良渚文化晚期和广富林文化时期，稻田更已广泛存在，浙江余杭茅山遗址在聚落旁发现了面积约80亩的大面积稻田，包括水渠等灌溉系统、宽达3米左右的田埂，亩产可达141公斤；上海广富林遗址也发现广富林文化水稻田。

伴随着农田的出现和推广，农具也有较快发展。崧泽时期太湖流域已出现了犁耕，在长兴江家山、湖州毘山等地都发现了复合型石犁。良渚文化时期“耘田器”、石镰和石刀等成套的农具均已广泛使用，在平湖庄桥坟还发现一件通长达106厘米、残存木质犁底的复合式石犁。

水稻、稻田、农具，成为长江下游的文化特质而不断传承、稳定，并不断扩展到黄河下游和东北亚、东南亚地区，长久地影响到当今。

（二）制陶产业的进步

吊桶环、仙人洞西区的少量最早期陶釜，是掺杂大粒石英的条纹陶，泥条圈筑法成坯，因用齿形器刮抹而形成条纹，此后出现了绳纹陶。上山文化的陶器制作虽然仍较简单，但已有一定的规范；龙游荷花山遗址陶片上还出现刻划符号；特别是上山遗址发现的少量红衣红彩陶器、桥头遗址丰富的红衣白彩陶器都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彩陶，与黄河流域彩陶有明显区别，证实中国彩陶的出现经历了东南与中西部二元起源的过程。王仁湘认为上山文化陶器尽管简单，但具备了成熟的制作工艺，最鲜明的就是化妆土技术，还有彩绘、渲染、用彩搭配等，纹饰简单但很有用意。随后的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等文化中也多有彩陶发现。跨湖桥文化的黑陶、河姆渡文化的夹炭黑陶、马家浜文化晚期的外红里黑陶，都是具有地域特点的文化特征，反映了当时人群通过掺和料、渗炭来改变色彩的制陶工艺已有较大的发展，也是视觉对色彩改变的新需求。

崧泽时期的陶器，以灰陶或灰胎渗炭外表黑衣展现了全新的色彩面貌，形成了自身的风格特征；从红陶发展到灰陶和黑陶，标志着窑炉技术的改进，也反映出人群对色彩的偏好变化；鼎彻底取代釜作为炊器，也是一个新时代的标志。崧泽文化晚期，快轮制造技术已出现，是产品规模化生产的重要技术改进；鼎、豆、壶、杯、盘、罐等成为主要陶器组合，种类的多样性反映了食物种类、饮食方式出现了巨大变化；三角夹圆形镂孔的组合装饰风格，不仅成为崧泽时期的典型特征，更反映出长江下游与中国文化核心区的庙底沟彩陶纹样之间有了特殊的联系；陶龟、鹰首壶、兽首壶、塔型壶以及其他奇异的造型等，既是技术发展的结果，也是在精神领域更加丰富的结果。在陶器上显现的十分明显的“崧泽化”过程，使整个长江下游的文化面貌更加统一。

良渚文化是以快轮制造的黑陶而著称，圈足器特别发达是其特点，器物表面多打磨光滑，部分陶器还具有光泽，体现出高技术含量的创新成果；器物生产进一步专业化，标准化突出，达到了同时期陶器制造的最高水平。由于社会的发展，一些特殊陶器上出现了龙蛇纹、鸟纹和云雷纹等朱绘、戳印或刻划，功能明确的日用器物和非实用礼器，分化已十分显著。

长江下游一万多年陶器的发展历程，与其他地区一道为中国制陶产业和后世瓷业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玉石产业的兴盛

长江下游是中国玉、石器发展的核心地域之一。虽然在吊桶环D层已出现个别磨制石器，但因为时代局限，直到距今7000年前各地石器的种类简单，与全国其他区域并无太大差别。到马家浜文化中晚期，石器制造技术开始改变，斧、钺产品及大钻孔技术引导了全域此后石器制造的趋向。玉器制造可能始于跨湖桥文化，但仅有个别简单的小璜，句容丁沙地遗址也出现极个别玉器，到河姆渡和马家浜文化时期，开始出现包括透闪石、阳起石和其他材质多样的条形璜、玦等玉器，数量虽然很少，但体量有所增大，地理分布扩展到整个宁镇、宜溧山地和太湖流域。

此后宁镇地区北阴阳营文化继承了马家浜晚期技术，并有了突破性进展，成为当时长江下游玉石器制造最发达的区域。石器仍以斧、钺、锛、凿为主要器类，玉器则创新了多种玉璜，利用边脚料制作各种小饰件，并发明了隧孔、对钻斜孔及暗槽拼接工艺。钱塘江中游的桐庐方家洲遗址出现了以玦为主要产品的大型玉石器加工场所，展示了自崧泽早期开始玉石器手工业从选料、储存、加工、废弃等一条完整的操作链条。

凌家滩文化中晚期则全面承袭了北阴阳营文化玉石器制造工艺传统，并进一步发扬光大，创新了齿纹璜、出廓璜、小璧等各种新器型和十分特殊的玉人、龙、鹰、龟等各种动物形象，以及刻纹玉版、刻叶脉纹三角玉片等内涵特殊的器物；制作工艺方面也达到了极致，线切割使用纯熟，片切割使用渐趋广泛，大片开料不再成为难题，发明的线锼技术使玉器的透雕艺术得以实现，因而成为当时整个长江下游最重要的玉石器制造中心，也成为全国范围内最突出的代表。与凌家滩大体同时的崧泽文化，玉器制造并不发达，器物形态主要是钺、小饰件，但石器制造更偏向于实用性的木作工具、农具，体现了务实作风。

良渚文化玉石器制造受到凌家滩文化影响，并迅速达到了巅峰状态。线锼技术在早中期有明显进步，但或因过于复杂和所制器物的功能需求不足，在中期出现了退化。玉璜在早期持续了一段时间后，中期便失去了其功能需求而不再被重视。玉钺则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其内涵也逐步演化，成为权力的象征，最终成为王权的化身。良渚文化还因礼仪需要，创新制造出其他众多玉器，大都作为重要人物的穿戴礼仪用品或相关物品的配饰。而最重要的是，自早期创新而成的玉琮及刻划的“神人兽面纹”，更具有神秘性；从凌家滩小型玉璧发展出的较大玉璧，也成为最重要的玉器。琮、璧都已摆脱了普通饰品的属性，成为具有宗教、政治含义的特殊用品。石器制造除钺之外，也继承了崧泽文化的务实之风，生产了大量的木作工具和农具。

与良渚文化同时，薛家岗文化晚期虽然也承袭了凌家滩玉石器制造技术，但玉器制造并无特别之处，器型简单，在玉璜上发展的线锼工艺和独特的L形纹样，成为薛家岗文化玉器的特征。石器制造发展迅速，除石钺、锛、凿为主的常态产品外，一端宽、一端窄的斜梯形多孔石刀还影响到太湖流域，其钻孔定位技术可达到仅1毫米左右的误差，体现出高超技术水准。但与良渚不同的是，这里的农具制造并不多见，而是仍以木作工具为主。

良渚、薛家岗文化之后的张四墩文化、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等诸文化，石器制造不再辉煌，整个长江下游的石器出现了小型化趋向，玉器制造则出现断崖式下滑。

大略从凌家滩中晚期文化开始，对玉料材质的使用逐渐规范，闪石类玉材成为最重要选择，但良渚晚期或因原料匮乏，蛇纹石等也开始更多地得到使用。值得注意的是，动物形玉制品如鸟、龟（蛙）、龙、鱼、蝉等，分布范围大多数限于长江下游的东半部，是始于马家浜文化末期、流行于崧泽至良渚早期的器物，其中龙形玉器在凌家滩之后，以崧泽末期到良渚早期的太湖流域出现较多，曾流行一时，但体量已缩小到1厘米左右，形制也简化；鸟形玉器同样如此，到良渚文化中期这些形态便不再流行。这些没有成为长久的文化基因传承下去，根本原因应是社会体系出现了巨变，以王权、军权主导的新社会可能部分取代了神权的发展，并影响到信仰体系。

经过马家浜文化的起步，北阴阳营文化的发展，凌家滩文化的创新，良渚文化和薛家岗文化晚期的继承和转型，长江下游最终成为当时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乃至全国最大的石器和玉器制作工业区，并在制作技术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有力地促进了社会进步，引领了玉石器制造的方向，也成就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最辉煌的一段历史。钺的功能和象征意义不断转化，成为早期中国军权、王权的象征，玉琮、璧、璜等诸多器型一直到商周时期还是作为重要的宗教或礼仪饰品，玉文化特质的凝结，深深地融进了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质之一。

（四）其他产业的发展

除稻作农业外，采集、捕渔、狩猎也是长江下游各时期均较为普遍的生业经济行为。河姆渡、田螺山等诸多遗址都有采集的成堆野生橡子、菱角和芡实等。太湖流域和钱塘江两岸多水域环境，为渔猎经济提供了便利，井头山人群更因近海而食用蚶、螺、牡蛎、蛏、蛤、蚝等大量海产品。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遗址中，均发现有大量人类食弃的水生动物遗骨，各时期的狩猎对象以鹿类、圣水牛为多，萧山跨湖桥、桐乡罗家角、嘉兴马家浜和余姚河姆渡等遗址，都出土过较大量的圣水牛遗骨，上海松江广富林遗址M24还随葬了1件刻画有鹿、钺组图的陶尊（壶）。老虎、野猪等作为攻击性较强的动物，捕捉并不容易，或许这也成为受到崇拜的原因，如凌家滩文化中仅见极个别虎的骨骼，反而在玉器或石雕中成为表现对象。

在聚落成为稳定的定居之所后，家畜饲养也成为重要的食物补充，猪、狗是最常见的家畜，此后一直为长江下游最重要的家畜，也成为中国饮食文化的重要内涵。

蚕丝作为中国文化独特的因素，在长江下游也较早发展起来。1958年湖州钱山漾发现的绢片等丝织品和河姆渡遗址第二期象牙盖帽形器上刻的蚕纹，证明已经有蚕丝产品。

长江下游不少器具的使用，也具有东南地域特色。漆木器最早出现在长江下游，井头山遗址一件带销钉的残木器、一件带黑色表皮的扁圆体木棍，均有人工涂层痕迹，是迄今已知中国最早的漆器，将中国乃至世界用漆的历史提早到8000多年前。跨湖桥文化和河姆渡文化漆木器也都有发现。直到良渚文化晚期和好川文化时，各种漆木器仍然使用，一些漆觚还具有礼仪的功能。井头山、跨湖桥、卞家山等不同时期遗址中经常出土竹制品、芦苇制品、木器，反映出这些产品是江南水网地区常见的器物种类，其中跨湖桥独木舟和井头山木桨的发现都是国内最早的实例，表明进行采集、交通的水上工具适应了江南水乡的环境需求。在跨湖桥和河姆渡文化出现的杆栏式木结构建筑，以及木制楼梯，都是适应南方水乡环境创造出的居住和登高形式，也成为后世南方地区杆栏建筑和吊脚楼的渊源。

三、社会复杂化的出现

（一）聚落的宏观地理变迁

一万多年前的长江下游，史前聚落还十分稀少，仅在赣东北有个别发现，以山洞为居。但万年之后在钱塘江中游山间盆地，出现了以上山文化为代表的诸多遗址，到目前已发现20余处，均为临近河流的旷野型聚落，出现了农耕定居。虽然这些聚落存在时间差异，但总体上已成规模，并向周边扩展到东到括苍山、北到四明山北麓的广大范围。距今八千年前后，在钱塘江中游山间盆地、下游南岸平原区，也均存在零散聚落。

六七千年前是聚落大发展期，马家浜文化早期首先在宁镇山脉、宜溧山地一带骤然出现，并辐射到太湖以北、以南的山前地带，太湖东南嘉兴一带也有分布。晚期则遍布于太湖周边广大区域，密度明显增大，尤其是在良渚附近开始出现。钱塘江南岸的姚江一带则出现了3处以上河姆渡文化聚落。在长江下游中段的繁昌缪墩以及巢湖东北的支流旁、宁镇以西的姑溪河—石臼湖流域、裕溪河流域，聚落都有零星发现。北阴阳营文化的聚落分布目前还不太清楚，大体上在宁镇山脉至宜溧山地一带。

崧泽时期是整个长江下游聚落大发展期。早期在西段出现了宿松黄鳝嘴、怀宁孙家城等少量黄鳝嘴文化聚落，但尚未形成较密集的聚群分布；中段的裕溪河流域、姑溪河—石臼湖流域聚落数量明显增多，并出现了聚群现象。中晚期在宁镇衰落的同时，巢湖流域则出现了以凌家滩为中心的大规模聚落群。

东段的太湖流域自崧泽文化开始进入到持续稳定的发展阶段。与马家浜文化相比，聚落在分布位置、连续性及密度上均发生较大变化，太湖东北、东南分布更为密集，而宜溧山地则有减少。崧泽文化中晚期，中心聚落与相应的聚落群更加广泛分布，湖州一带明显兴盛是一个突出现象。崧泽文化末期在其他区域相继衰落减少的情况之下，太湖东南部和杭州湾西、北部增长较快。良渚文化聚落数量呈几何级数超常增加，空间分布密集，人口增幅呈跳跃性飙升指数。良渚初期在瓶窑、良渚一带原有崧泽晚期文化基础上，率先发展出良渚文化，到早中期之交聚落已相对密集，并出现了水利系统和良渚古城。在经过了早期的发展之后，嘉兴、上海福泉山和常州寺墩一带陆续形成多个有中心的聚落群，还向外围延伸到浙东、浙西南，并北跨长江到江淮东部。在良渚文化发展的同时，在皖西南则因薛家岗文化晚期的发达，而呈现繁荣趋势，聚落持续增多，并形成了以薛家岗、孙家城为中心的多个聚落群，一直到张四墩文化时期，但长江下游其他多数区域却呈现出衰落景象，各地聚落急剧减少。

在史前的最后阶段，整个长江下游在良渚文化衰亡之后，钱山漾文化的聚落仅在太湖以南、钱塘江下游两岸有一定分布；广富林文化的聚落分布稀疏，两者都无法与良渚文化相比。其他区域也难以看到昔日的繁荣景象。

纵观整个区域的聚落变迁，自万年之前起于赣东北的山间盆地，经钱塘江中游浙西南山地河谷地带上山文化的快速发展，再往北移至钱塘江南岸的狭促平原，聚落都没有密集的成群分布。马家浜文化时期在环太湖西、南的山地和山前地带以及东南部平原区增多，并在宁镇及以西地区短暂发展。崧泽时期成为聚落发展的重要转折，全域广布特别是沿长江两岸新兴了大批聚落。良渚时期则以太湖流域独占鳌头，成为聚落分布最密集之地。

（二）聚落等级的发展

距今七千年之前，整个区域的聚落并未显现出明显等级差异，上山文化桥头遗址古河道与人工环壕相结合的现象，也只是作为防卫需要。自崧泽中晚期开始，因为少数超大型中心聚落的出现，等级差异才日趋明显，如面积上百万平方米的含山凌家滩、几十万平方米的张家港东山村，都是当时重要的中心聚落。不同聚落之间已存在着中心聚落、普通聚落的差异，甚至还有中间层次的聚落。等级差异还体现在聚落内部功能的细化、墓地的分化等方面，诸如凌家滩大型祭坛出现、高等级墓地与普通墓地分离、随葬品差异巨大，都是社会复杂化已经开始的重要表征。

最重大的变化发生在良渚文化时期。自崧泽末期至良渚早期开始，在良渚一带官井头聚落的墓地中对玉器的使用已出现了分化。良渚早期瑶山墓地出现了大型祭坛和高等级墓葬，随葬大量玉石器成为重要的身份象征，墓葬随葬玉器最多的达700余件（套），与庙前等普通墓地形成了巨大差别。大略从良渚中期偏早开始，反山墓地更是一处相对独立、可称之为“王陵”的墓地，与周边大量普通墓地截然不同。更为重要的是，良渚一带采用“草裹泥包”堆砌的高低坝水利系统，对于蓄洪调节水源已有整体的规划，可形成面积达8.5平方千米的蓄水库区。而面积约30余万平方米、高约10米的莫角山大型人工堆筑基址，以及稍后完成的总面积290余万平方米、城墙底部宽度多在40—60米左右的城墙，还有更外围围成800多万平方米的的外廓城，城墙外的护城河与内城河与主河道之间开挖的支河道，形成城内的“井”字形河网，构成颇为完整的水路系统。

与此同时，整个太湖流域出现了多个规模较大、随葬品丰富、以玉为葬的高等级墓地，如江阴高城墩、常州寺墩、上海福泉山等，但与瑶山、反山墓地均无法比拟，从而成为次一等级的中心聚落。中心聚落之外都存在一定数量的普通聚落，在良渚古城外围的临平玉架山出现了6个环壕小聚落集中分布而组成的聚落群，茅山遗址则可能是以从事稻耕为主的基层聚落，其他次中心聚落周围也大致如此。

由此可知良渚一带以莫角山为核心，以古城为重点，辅以水坝、河网系统而建立起来的中心聚落，经过了缜密规划，最终成为整个良渚文化的中心，一个可能具有一定集权特征的“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已在良渚文化形成。

在长江下游西段，虽然没有出现如此高度发展的社会和显著的社会等级，但薛家岗文化晚期也出现了以薛家岗遗址为代表的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的中心聚落，只是墓地所见的分化并未特别明显，虽然最重要的薛家岗M44随葬品达45件，并有13、11孔石刀和彩绘石钺、少量玉器；M40随葬品30件，有9孔石刀和玉钺、彩绘石钺等，但同一墓地中的墓葬差别并不太大，与良渚高等级墓葬相比更是相形见绌，社会分化程度并不特别严重。而在略晚的怀宁孙家城遗址，张四墩文化时期已出现了面积20多万平方米的城址，是这一区域的中心聚落，但总体上聚落群只呈现为两级结构，社会复杂化还未达到足够的程度。

（三）礼仪文化的繁荣

1.丧葬礼仪的复杂

“事死如事生”是史前时期重要的社会内容。长江下游的丧葬礼仪表现在祭坛的出现、墓葬规制的形成和等级的出现、葬仪的发展（葬品种类、摆放和穿戴）、特殊产品的使用（早期的彩陶，玉龟和真龟、陶龟的使用，玉琮、璧等）等方面。

自马家浜文化晚期开始，对于丧葬礼仪的重视已初现端倪。距今5500年左右，凌家滩文化率先出现了在自然高地上的石筑祭坛和依附祭坛却独立于生活区的大型墓地，作为具有一定身份的成员葬地，而非普通的社会群体所用。墓地中对于不同身份墓主的埋葬也十分讲究，十分显贵的高等级墓葬都葬于祭坛南半部，随葬较多的玉器和石器，而掌握玉石制造技术的“工匠”大都埋葬于祭坛西部。

崧泽文化晚期到良渚初期，部分聚落出现了面积不大的土筑祭坛，整体呈覆斗状，但却是作为独立的祭祀场所，墓葬并不与其相配，如浙江嘉兴南河浜、江苏无锡邱承墩，江苏昆山赵陵山虽承袭了这一形式，但稍晚出现了“趋坛而葬”的过程。良渚早期的瑶山祭坛则可能揉合了凌家滩与崧泽两种不同的祭坛风格，是在自然高地上用土构筑坛体，高等级墓葬则依附于坛体南半部。至少从良渚中期开始，高等级墓葬开始出现专门营建的高土台，而很少利用自然高地，与此同时大型祭坛似又出现衰落。到目前为止，在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均未发现可以定为祭坛的遗迹。

对玉器的使用及相关礼仪的形成，是长江下游对中华文明的重要贡献之一。玉礼器系统是从作为装饰的玉器演变而来，在凌家滩文化中晚期，便已出现复杂的玉器使用现象，以及尚在完善之中的礼制，在墓主下葬过程中具有一套复杂的丧葬礼仪，如高等级墓葬在棺底铺有成排石锛、凿，身下和身上叠置石钺等，胸前配戴成组的玉璜，而棺外则随葬陶器等，不少器类还有成对随葬之仪。但凌家滩总体上还没有清晰、规范的制度，相互之间的配伍关系并不十分稳定，处于创新发展状态。张家港东山村墓地虽没有凌家滩复杂，但也已有相当的规范。良渚文化自早期开始，高等级墓葬以随葬玉器为主，特别是琮、璧、钺等高级别玉礼器种类和数量极其丰富，形成了一整套以玉器使用为核心的较完善礼仪，玉琮、璧、璜、钺、各种头饰和柄饰，创造的“神人兽面”，都是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玉钺也成为显贵男性的权杖，玉璜则成为女性的象征。除玉器外，随葬品中的陶器组合也更加规范。以玉器为核心的整套礼制，已成为良渚社会重要的社会治理手段。

2.艺术的发展促进了礼仪文化的繁荣

彩陶艺术的兴起，并非简单的艺术行为，当与特殊的文化需求相关。在年代较早的上山文化和跨湖桥文化出现的彩陶，虽然较为简单，但彩纹中出现了太阳纹的图案，此后彩陶不再盛行。崧泽早期开始，一些夸张的表达手法在长江下游广为流行，北阴阳营文化的弯曲、麻花形鼎足和偏晚阶段的崧泽文化陶器与动物或人形塑像的合一、双曲线或多曲线陶器，彰显了别具一格的特征。受庙底沟文化的影响，下游各地陶器的绘彩有所再兴。基本上只见于豆柄的三角夹圆形镂孔成为崧泽文化（及北方的大汶口文化）的特殊纹样，也体现出这类陶豆应该具有礼仪方面的特殊功能。到良渚文化晚期，泥质黑陶器身上时有加饰的各种云、鸟、动物等细密刻纹已经达到极致，完全成为礼仪用器。

以往平素无纹的石器表面，在崧泽文化、薛家岗文化晚期和良渚文化中，也在具有礼仪性质的特殊器物如石钺、多孔石刀上施彩。

更为重要的是，自凌家滩文化开创玉器创新的时代以来，各种奇异形态和风格的玉器，从多样化的艺术逐步走向了规范化的制度，到良渚文化早期已形成一整套具有规范器型、规范纹样、规范组合的制度，但在玉器上表现出的极其复杂的纹样，却显现了以高端艺术技能结合特殊器物形态，控制社会运转的礼仪或宗教系统。值得注意的是，良渚文化玉器中龙的形象，应直接源自区域内的崧泽末期文化，并显示出与凌家滩文化及更为遥远的红山文化具有一定关系，但对于“龙”的崇拜在良渚文化初始阶段，有可能是独立于神人兽面纹体系之外的，龙形象很快消失，也有可能此后融入神徽的兽面形象之中，并未在良渚文化中得到长久传承；其他动物形象在良渚中期也出现了衰落、消失，而神人兽面则成为良渚文化统一符号。相较而言，在泥质黑陶中保留龙、鸟的形象则更为持久。

社会复杂化的结果，导致了社会分层的严重化，由此带来的社会变革，在整个长江下游是不均衡的，而良渚文化最终成为长江下游乃至全国最早进入文明社会的古国。王权和军权，在良渚文化早期便已滥觞，至少在中期可能已经出现并逐渐规范。以莫角山宫殿或神庙区为核心、以良渚古城为重点的良渚聚落群，形成了以神人兽面纹为核心纹样、以玉琮为重要载体的统一认知体系，及布局严整、功能清晰、等级分明的区域政治和宗教中心，尤其刻划纹玉器在兴盛期可能是从良渚聚落群向外分配，因此良渚聚落群是整个良渚文化的政治核心。莫角山超大型建筑群和水利系统、城墙的建造，远远超过一个聚落群的人力物力所能承担；众多墓地随葬大量精美玉器，其制作的专业化程度达到了极高水平；良渚晚期古城北部的塘山和外围德清中初鸣的玉器专业作坊，证实了产品生产的专业化。在良渚文化的政体形式中，世俗权力（军事、资源、技术）可能掌握在社群中以家族为代表的单位内，掌控神权的社群可以通过某种对神权进行再分配的方式，如对神徽和法器进行分配。

长江下游在经历了数千年多元文化不同的演化、替代、继承过程后，终于在太湖流域形成了良渚文化早期文明社会，是在物质表现、经济形态、礼仪和社会制度、信仰体系等多方面集大成者，成为中国率先进入文明阶段的古代文化，并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形成，起到了难以替代的作用。

四、从良渚到中国

（一）良渚文化因素的扩张

距今5300—4300年的良渚文化，在分布上以太湖流域为核心，边缘地区可达苏北南部、浙江南部和安徽东部，具有相当发达的水稻种植农业，陶、石、玉、骨、漆、木、纺织等多类手工业以及精湛的玉器雕刻工艺水平和高度统一的社会信仰。它与同时期其他文化的交流尽管呈双向态势，可以在良渚文化中偶尔看到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等因素，比如上海福泉山良渚文化墓葬中的背壶，即为大汶口文化独有的典型器物，但在中晚期更多的是输出为主，其他文化因素则绝少见于良渚文化。良渚文化因素的影响所及，北达苏北鲁南，西至两湖地区，南到闽越之地，甚至对山西的陶寺类型和陕北的神木石峁一类遗存也有一定的跨时空影响，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分布区及其他地区发现的玉璧、玉琮、T形鼎足、贯耳壶、阔把杯，都可确切证明良渚文化的影响；新沂花厅墓地还发现良渚文化与大汶口文化“文化两合现象”。

（二）良渚文化因素的传承

良渚文化因素的扩张，在广泛影响广大区域之时，既有较多因素并未得到长期、有效传承，但也有一部分逐渐融入到当地的文化基因之中。大致在良渚文化晚期，浙南山地及沿海地区出现了与良渚文化关系密切的好川文化，还扩展到闽江上游南浦溪流域，锥形器、珠、管、宽体钺、有段锛等玉、石器说明传承的存在。但好川文化与良渚文化最大的差异是缺乏较大型的玉礼器和神人兽面纹，显示出很可能游离于良渚国家神权分配体系之外。台湾岛内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因素，可能与受到良渚文化晚期的影响有关。

（三）中华文明的聚合

到了良渚末期，来自西侧山地边缘的钱山漾文化对良渚文化形成了较大冲击，并可能最终在太湖流域南部短暂替代了良渚文化。淮河中下游王油坊类型的人群南下到长江三角洲地区，促使了太湖流域东南部广富林文化的形成。最终，长江下游在不同时段经过南北、东西的多次互动之后，逐渐融入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洪流之中，尤其是在大中原区，以玉琮、神人兽面和玉锥形饰为主的良渚典型文化因素，已融入并延续到商文化之中；武器中的钺、陶器中的鼎豆壶组合、纹饰中的饕餮和云雷等母题、漆器、蚕丝，都为后来中国的主体文化即夏商周文化所继承和发扬，成为中华早期文明的重要基因。

长江下游史前文化长期发展所形成的以稻作农业为主体、蚕丝为特点的农业，以适应时代需求而兴盛的玉石器制作和很可能存在的以贸易为特征的“资源—加工—贸易型”玉石产业，以神人兽面纹及玉琮和璧为核心、玉石钺为重点的玉礼器，及其背后的礼仪制度对社会的控制而最终形成的王权，都具有本地文化特色，这种以神权为纽带、王权为支撑、经济为重点的文明发展模式，与二里头为代表的更重视行政、王权的文明模式大不相同，但最终在历史长河中多元汇聚，融为以夏商周三代文明为特色的文明大潮。

作者简介：

刘越（1990—），女，内蒙古赤峰人，安徽大学历史学院考古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考古。

吴卫红（1968—），男，安徽旌德人，安徽大学历史学院考古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