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王若磊：“有效组织性”是中国国家治理的核心特征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一维，建立“现代化国家”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目标和使命。相对于传统“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等“器物”层面的现代化，取决于“治理现代化”的程度。然而，在学理层面如何更深刻地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含与要求仍未形成共识，还需继续探索。

当前大多数研究是“规范性”的，尝试给出治理现代化的“外在”标准与其对标。事实上同样可采取“内在视角”，以“向前看”的方法回溯性地考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乃至历史中国的治理脉络，从中发现自身的现代元素与现代维度。近半个世纪来历史研究中就已兴起了一股以“内在视野”理解“中国现代性”的思潮。治理领域的研究也有理由如此：当代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现代治理方式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而这一现代化过程，至少可将时间节点追溯到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降，中国从此走上了“现代转型”之路；即便传统中国，能在如此巨大疆域建立起一个数千年延绵不绝、持久统一且曾长期相对领先的国家，其有效治理背后一定也蕴含诸多现代元素。诚如吕思勉先生所言，理解一个国家必须“追溯既往”。探讨中国治理我们也需“转身回去”，追溯它“一路如何走来”，并以此理解当下形成的历史逻辑与深层结构，方可在这一轨道上探寻继续现代化的可能路径。

事实上近来法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界对这一研究范式已有一定理论自觉，既有方法论的探讨，也有针对某一议题或具体时代的研究。不过就主题而言，方法论的探讨并未直面问题与事实，触及实质性的“治理”议题；具体问题的研究仅涉及某一侧面，缺乏整体性视野；而历史政治学的研究，则对经济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结构等深层因素的影响有所忽视。本文尝试运用这一方法，以大历史的纵贯视野内在地考察中国历史进程中国家治理的现代因素，对其阶段性特征与整体性变迁的历史逻辑进行纵向勾勒。在笔者看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得益于对市场的有效动员和组织，而这建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进程中形成的动员和组织社会能力的基础上，它又蕴含着两千年传统中国有效整合和组织国家的历史基因。“有效组织性”是中国国家治理的核心特征。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形态

就物质领域而言，自改革开放至今是漫长中国史上最具现代性、最剧烈现代化的一个阶段。诸多经济史研究数据表明，传统中国至少在经济上是一个相对“停滞的帝国”，人均收入长期保持“均衡”，并无显著增长。但改革开放短短四十多年，中国出现了经济增长的奇迹。这一历史过程展现了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一个面向——“生产力的超增长”，并进一步联动到物质生活、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思维观念甚至人际关系领域。

这一巨大变迁从何而来？从治理角度看它是如何发生的？笔者曾从制度层面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这一时期中国树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观，并自上而下完整铺设了一套具有纵深覆盖力的金字塔式治理系统：纵向从中央到地方并一直延伸到乡村、社区、“网格”，全面集约化建制直至基层最小单位；横向覆盖政治、经济、社会诸多系统，包括财政、税收、治安、环境、教科文卫、社会组织等。整套体系有着较强组织性，关注治理绩效与执行力。

与此同时，如此铺设之制度还必须能够发生“化学反应”，让静态的组织体系“运转起来”。在此基础上，官方运用了诸多激励和约束机制，将行政发包制、压力型体制、官员激励机制等结合，辅之以目标责任制、考核制、项目制、评比创优工作、运动式治理、专班制等具体方式，形成了一个“总体控制、分级授权、同级竞争、激励与约束并存的治理体系”，实现了整个体制的有效联动与协同运转，成为这四十多年中国快速发展的制度基础。

（二）制度功能：“有效组织市场”

上述组织社会学视角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制度形态的描述与提炼，进一步的问题是“这套制度在发挥何种功能和作用”？笔者看来，改革开放后这套权威型治理体制着重发挥了“有效组织市场”的功能。这一点往往被忽略了。

现代经济在市场中运转。但现代市场不同于传统社会简单、散乱、低效、小范围的“自发市场”，后者是自然经济的产物，在任何传统社会都会出现。活跃、高效、协调、联动的规模化市场才能引发和支撑现代经济，其内部包含着复杂的分工与协作。改革开放以来，拥有全面覆盖治理网络的权威性党委政府有着较强的治理能力，以监管、规制、调控、分配、服务等方式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进行全方位治理。其中，一些治理行为不同于以往，如招商引资、建设园区、铺路搭桥、政策扶持、项目推进、优惠补贴等，成为各级党委政府的重点乃至中心工作，对“生产力的超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周黎安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治理精准地提炼为“官场+市场”相互支持的双重互动模式。然而描述基础上还需揭示这一互动模式的“实质”——即政府针对市场发挥何种作用。本质上，上述行为的核心功能在于“动员与组织市场”。一是动员市场。自改革开放“发展主义”确立，政府开始不断鼓励各种经济活动，调动了每个人的经济冲动和经济理性，动员了海量基层经济主体，从而释放了巨大的需求、购买力和创造力这些促进经济良性增长的基础性要素；二是组织市场。被动员起来的亿万有活力的主体及其交换网络，进一步被国家有效组织起来。各级政府一面不停招商引资、建设基础设施、进行政策资金扶持，一面不断完善市场网络、推进各级市场建设，甚至主动“带货”。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那些曾深入人心的口号正是这种思路的体现：“致富光荣”“要发财、忙起来”“下海”的号召是在动员市场，而“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明显指向组织市场。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政府发挥了巨大作用。它并未等待市场自生自发自然生长，而是发挥了动员、组织、支持市场的功能，建立了一个“有效组织起来的市场”，成为一双“帮助之手”。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自发市场的缺陷主要有三：一是垄断，二是负外部性，三是分配不公。然而对于一个“后发”国家，自然生发的市场本身还有两大“前置性缺陷”：一是低效迟缓、不够活跃；二是成本过高。对于前者，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等待市场自生自发实际难以走出自然经济，至多产生一些“萌芽”，人口红利、潜在需求、购买力都只是“沉睡”的资源。传统中国如此，当代和我们拥有类似人口规模的印度亦是如此。对于后者，市场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其也有成本。搭建、扩展和组织市场的成本个体企业大多不愿负担，往往倾向于搭便车。这时就需要国家在现代经济中发挥作用，把市场组织起来，推动形成一个有效运转的市场网络，使它从分散、自发的自然经济，走向高效、协同、规模化的现代经济。

（三）经济学原理的挑战与延续

这一模式与功能只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一个特例，还是在理论上也能够站得住脚呢？某种意义上它形成了一个不同于“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模式，为政府在市场中找到了“合适位置”。传统经济学认为市场是“一双看不见的手”，无需政府在其中发挥作用。然而从上述经验可以看出，政府能够发挥有效组织市场的功能，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第一，“组织性”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不仅土地、资本、劳动、技术等物质资料是生产要素，“有效组织”本身也是一种生产要素。它能够提升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以及各生产要素使用的“效率”。实际上多位主流经济学家曾谈及“组织”这一概念。最早将“经济学”脱离“政治经济学”而单独命名出版专著的马歇尔，在其书中明确指出可以“把组织分开来算作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而制度经济学的标志性观点即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当然，早先关于组织性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企业这种组织形态之上，对整体增长而言更重要的是“市场本身的组织性”。亚当·斯密提出“分工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经典论断，然而，分工的本质并不是“分”，而是分之上的“合”，是通过有效的组织、调配把每个零部件的生产、销售及各个流通环节先拆分再整合起来，考验的是“合”的能力。在现实中可以看到，越大型的公司反而分工越细，把不同生产环节和部件分散在不同国家、地区和企业之中，恰恰说明强大的组织调配能力。

第二，市场是一种公共产品，它同样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笔者认为存在一个“双层基础设施”结构，底层是道路、交通、运输、能源、通讯、园区等“硬件”基础设施；之上，还需要一个有效组织起来的市场网络，它同样是经济活动依赖的“大环境”，是一种“无形中的有形”，否则上述物理性基础设施也难以发挥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一面积极修路搭桥建园区，一面招商引资、政策扶持、资金补贴“提环境”，本质上都是在提供此类“公共产品”。

第三，重塑政府与市场关系，建立“市场支持型政府”，发挥有效组织市场的功能。提供组织性这一生产要素和市场这一公共产品的责任均落于政府，其本质在于发挥“提升市场效率”和“降低交易成本”两大功能。本质上，政府组织市场，是在提供一个经济发展的“平台”，将各种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生产要素组织起来，提供“有效组织起来的市场”这样一个基础设施，它首先针对的不是市场失灵，而是市场缺失。市场本身是一张网络，网络需要组织协调。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看不见的手”并非市场本身，而是指“市场的组织协调性”。

第四，理解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传统主流经济学对于“自发市场”的推崇脱胎于当代英美发达国家的实践，既未看到经济发展的多元阶段，也没认识到不同国家社会结构存在的差异，甚至没有回到其自身历史中去观察真实的市场发育过程。系统考察了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布罗代尔在完成关于近代市场700多页的论述后深刻地指出，“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需一系列协助因素，市场经济也有一定“门槛”，跨过门槛，交换、市场、商人才会“自动发展”。这一门槛需由政府有效组织去“跨越”。时至当代，被誉为“发展型国家”的日韩等国，政府在组织市场方面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国家与市场间“嵌入式自主”或“治理式互赖”的关系被认为是其经济成功的重要因素。单纯的市场自发主义论实际隐含了一个前提，即“已经存在一个正常运转的市场以及与之配套的基础条件。”然而“任何市场不是自动出现的，运作方式也不同”，其总是嵌入在一定社会结构与社会背景之中，并非在真空中运行。

（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治理现代化的再阐释

概括起来，这一时期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成功的关键，在于这套有效组织体制将“治理的重心”转向了“有效动员和组织市场”。

第一，改革开放使中国走向了“发展主义”。这解释了为什么传统中国同样拥有较为高效的官僚体制和社会组织能力，但由于重农抑商而非发展的观念，这种能力未能去组织市场，反而成为抑制市场的力量。

第二，动员了基层民间领域。致富，可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变得正当。它激发了每个人的经济欲望和经济理性，有效动员起了海量的经济主体和基层市场，产生了“造血功能”。这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洋务运动”失败而“改革开放”成功了。从一个方面讲，洋务运动是一场仅在上层展开的工业化努力，并未有效动员和组织基层，形成具有基础性的良性市场网络与需求。

第三，把市场组织协调起来。亿万有活力的主体及其交换网络，被国家有效组织与发动起来，这是解开中国经济增长之迷最关键的一把钥匙。它又能解释为何许多后发市场化国家失败了。走向发展主义和动员基层参与经济的核心在于“释放”，大多数国家可以做到；而第三点之要义在于“调度”，不少国家“心有余而力不足”。招商引资、修路搭桥、建设园区、推动投资、优惠补贴、产业政策、培养技工等，即在打造、组织市场这一经济活动无形的基础设施，让市场起了“化学反应”。这也从一定角度解释了后发国家中为什么只有东亚国家成功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继受中国传统治理体系和官僚制度的东亚诸国，有着较强的社会组织能力。经济领域、现代社会，这种组织能力最重要的表征是组织市场的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效组织市场的能力从何而来？中国为何能够有效动员和组织市场？这需将视野拉长。一定程度上，中国经济的成功与中国革命的成功一脉相连：中国共产党引领革命走向胜利的法宝是动员和组织群众，中国经济成功的法宝是动员和组织市场。近代革命为当代中国奠定了组织基础和社会基础，在革命过程中“积累了政治能力”。

鸦片战争以降，中国走上了“现代化”道路，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无数志士仁人为之做出过艰苦卓绝的探索、奋斗甚至流血牺牲。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题词中所提示的那样，人民英雄不仅包括解放战争与人民革命中牺牲的英雄，也包括上溯至一八四〇年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牺牲的英雄。这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建设与一八四〇年以后的现代化历程一脉相承、更有推进。

（一）全面崩溃与整体性危机

近代中国的根本处境决定了中国革命与现代化的道路选择与组织形式。至清帝国晚期，国家全面崩溃、社会一盘散沙、观念四分五裂，或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面临如此严峻的文明整体性危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一大关键因素在于“重新把社会组织起来”。

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多次外敌入侵和王朝崩溃，但近代这次并非一般性的政治动荡，而是一次全面的社会崩溃和整体性的文明危机：从政治秩序到政权组织形式，从社会秩序到社会组织结构，再到维系这两种内在关联秩序和体制的道德系统与价值观念。起初，随着帝国晚期叛乱和国力衰微，地方势力的兴起令帝国秩序出现动摇。而西方的入侵使这一危机加剧，政治体制和秩序受到彻底冲击。不同于以往，当朝野反思危局时发现面对西方的失败背后是文明体系的碰撞，由此产生了深层次震荡，一波波面朝西方的洋务、变法、文化运动引发整体性彷徨，进而又引爆长期革命，由此带来根本的动荡和混乱。随后，在政治失序和文化失败的基础上，借助儒家伦理、宗法制度和乡绅权威等传统方式组织起来的基层社会也彻底解体，成为无所依附的荒野。

许纪霖认为近代中国面临“权力与权威”的“双重危机”：权力危机是秩序危机；权威危机则是正当性危机。更深一步，前者涉及政治秩序，是传统政治制度及其组织方式的“治道”危机；后者则是建构前者的价值观与文明观的“政道”危机。两者进而联结为一次整体性危机，从内外交困导致的政治失序、经济崩溃、军事失败，联动到整体性社会解体，进一步延伸到价值观和文化传统的崩溃。

查尔斯·泰勒将现代化喻为一场“大脱嵌”。事实上，它不仅指主体脱离了原本的社会关系网络，更根本的是它重建了一套社会组织方式的解释体系，重新作出一种叙事，也就动摇了原本的根基，自然是革命性、重构性的。可以说这是先秦以来中国再度面临的一次“礼崩乐坏”时代，甚至比那次危机还要深刻——周秦之变还试图回到上古三代的轨道之上，还在中华早期文明的传统之中。因此，近代中国面临的根本任务是传统社会解体之后的“现代化重构”。

（二）根本任务：重新组织农村社会

在这个全面危机、系统性崩溃的“生死存亡”时刻，如李泽厚所言，时代的主题是“救亡压倒启蒙”。它成为支配革命的核心问题，也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基石。而救亡，就必须“寻求力量”，来应对内部动荡与外部侵略叠加形成的严峻局面。这使得近代中国的历史任务“复归”到重建业已彻底解体的社会之上，重新凝聚一盘散沙的中国，以形成“组织化力量”。

这个力量在哪里？近代中国经历了百年探索，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上层的政治革命和精英的文化反思纷纷失败；共产党早期同样走过弯路，无论工读小组还是工人运动以及城市武装起义，均以失败告终。这些失败的根源在于它们未能认清近代中国革命与现代化的根本问题——去重建中国最广大的基层社会。这时，农村才从边缘走到革命和现代化的中心位置，农村秩序才被纳入革命视野。政治社会学以结构主义的视野展示了其历史逻辑的必然性：社会结构的差异导致革命走向和现代化道路的不同。巴林顿·摩尔以这一视角分析了不同国家革命走向差异背后社会和阶层结构的差别：英美等国存在有独立经济基础和组织力量的社会群体——资产阶级；而苏联和中国有着庞大的农民群体，因此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他的学生斯考切波进一步解释了社会结构和传统农村组织方式的差异如何使法俄中三大农业国走上不同的革命道路。

农村和农民是构成近代中国的主要力量，但这之前它一直被忽略。事实上，它既是问题，又是出路，更是可以依靠的力量。陈旭麓深刻地指出，“以超前愿望规划改造中国的行动，没有一次不在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国情面前碰壁。”“我们的革命是在改造社会，但社会也在改造我们的革命。”因此近代中国全面解体和崩溃之后，革命与国家重建的前提是必须重新动员和组织基层农村社会。

（三）有效组织农村基层的方式

如何重新把社会组织起来，成为近代中国革命与现代化最重要的命题：谁能重新组织社会，谁就能赢得革命胜利。而彼时，主体由官僚、资本家、军人、士绅组成的国民党本身形成了一个倒金字塔结构，在最需要组织化的基层最为空虚。正相反，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套深入基层的组织体系，借助严密的组织形式与意识形态动员能力，把民间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组织起来，成功代替了已经被严重破坏的传统中国延续两千年的基层组织形式——儒家思想、宗法制度和士绅阶层，自然能够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王奇生以组织学视角更精细地考察了这一过程。在他看来，国民党相当涣散，“党力”不足，而根源在组织形态上。其基层组织空虚、头重脚轻——“上层有党，基层无党”“城市有党，农村无党”。金观涛将其形象地比喻为“泥足巨人”。正相反，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铺设了广泛的基层组织。相对于注重上层的国民党，共产党的组织力量大量下沉到农村基层，通过不断“向下根植”“向下渗透”，把权力末梢“下探”到村一级，“渗透”到群众身边，呈现了高度组织化、细密化和行政区域集约化的特点。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党的政权之下，革命底层动员的周密性如“绘画绣花”。

它不仅铺设组织、下沉力量，而且整个组织“面向群众”，建立起直接而畅通的沟通、反馈、回应机制，能有效联系、动员、组织群众。政权组织因此不会变为“官僚化”的“汲取性”机构。为实现这一目标，共产党采取了大量“行之有效”“灵活变通”而非“僵化”的举措，如劳动竞赛、卫生运动、扫盲学习等，都起到了良好的制度效果。

理论上，一个组织试图进行有效治理至少需包含两重维度，一是内部可以有效组织自身，二是外部能够有效组织社会。前者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物理形态，存在完整、紧凑、周密的组织结构和组织网络；二是化学层面，组织有内在“凝聚力”，不仅架设机构，还能发生“化学反应”，为实现组织目标“运转起来”，拥有良好的执行力和联动性。就外部有效组织社会而言，同样既需借助党政权力的组织结构与形态“渗透”进入基层，还需真正深入社会、面朝群众，建立直接的沟通机制和渠道，以有效方式和灵活姿态“联系、动员和整合”群众。这是现代组织有效治理的必备条件。

（四）现代组织方式与近代革命的“基盘再造”

近代中国面临的系统性崩溃和文明整体性危机导致社会彻底解体，传统组织方式一去不返，中国必须以一种“现代方式”重建。新民主主义革命使中国“再组织化”了，在这一过程中一套“全新的社会组织方式”得以形成。第一，相对于传统社会依靠乡绅、伦理和宗法制度的自治性、思想性“松散关联式”整合，革命的洗礼使近代中国建构了一套更加深入严密的“正式组织化”机制，形成了中国社会新的组织和运转“格式”。正如黄仁宇所言，“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改革了中国的农村，创造出一个新的底层结构。”党组织“以过去从未有过的规模深入中国社会。”它“深入并改造了地方基层社会，使得农民获得了一种在传统农业社会结构中未曾有过的组织的自治。”第二，相对于传统社会国家与基层的疏离，革命造就了一个“大众动员型政党国家”。新的治理方式与民众建立了更为密切的联系，能够直接沟通、反馈、回应与代表。第三，相对于传统社会以儒家观念整合国家，近代革命将其替换为一种更为现代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它并非一般意义上完成上层权力更迭的政治革命，而是通过军事斗争、群众运动和土地革命彻底重建了社会基盘；它也并非仅仅停留在精英阶层的政治运动，而是深入到人民大众中间，“直接”去动员、联系群众，使每个人“觉醒”并参与到这场全民的大规模社会运动之中，重塑了每个人以及他与社会的关系。

综上，近代中国革命与现代化的关键问题是有效动员和组织社会，它以一种现代方式重构了社会组织形式和网络，是赢得革命胜利的法宝。到了改革开放时期，组织社会的治理体制把精力用在组织市场上，这种“组织社会”的治理能力演化为了“组织市场”的能力。

事实上，中国的组织性有着深厚的历史基因。传统中国大多数时刻面临的首要问题一直是“如何将一个大国整合与组织起来”，以维系复杂多元大国帝国版图的历史地理极限。能在如此之大疆域建立起一个数千年延绵不绝、高度文明、持久统一的国家，有效治理是重要因素。福山曾言“现代国家”“中国第一”，“我们现代理解的现代国家元素，在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业已到位。”当以内在视野探寻中国的现代性时，传统治理之中包含诸多现代因子。或者说，相对于其他古代文明，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早早出现了治理的“现代化”，突出地体现在“国家的有效整合”之上。

（一）传统中国的核心议题

为何“现代国家”“中国第一”？首先这与其早早面临并一直延续的历史政治主题直接相关。就历史进程而言，奠定中国走向的轴心时代，其最迫切问题即是礼崩乐坏后的秩序重建，“有效组织和整合国家”便成为政治社会的核心议题。这一关键时刻寻找到的出路，奠定了传统中国的基本面向和基本制度，也决定了观念与制度所围绕的根本问题意识。正如司马谈所言，先秦六家“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之后历朝历代面对内部朝代更迭和周边游牧民族入侵的双重威胁一直延续“以治为务”。秦崩以及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大动乱后，无论两汉、隋唐还是宋明，其首要目标仍是再度统一、帝国重建、秩序稳固和长治久安。

而这背后，又与中国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人口规模等客观因素直接相关：

其一，地理因素。中国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大疆域之下需要大整合。如钱穆先生所言，较之于希腊、埃及、巴比伦及早期印度的“小地面”，中国腹靠“大江大河大平原”，在“大地面”上诞生。这一“大地面”形成一个半封闭地形，西部与北部是高原、沙漠、草原与长城，东南腹地一马平川，内部缺乏天险少有阻隔，而外部边疆游牧民族冲击频繁，维系巨型国家统一并抵御入侵掠夺需提高文明的“自组织能力”。

其二，农业生产因素。大江大河大平原及适宜气候、疏松土壤等地理条件使中国自然成为农业国。农业国不同于游牧与商业文明的人口聚集定居式生产生活方式，及日后逐渐形成的分散小农形态和农业经济的支撑地位等因素决定了传统中国对于治理、秩序以及组织化生活有更突出的需求。

其三，人口因素。精耕细作、男耕女织的农业生产和组织方式使中国农业生产力早早达到较高水平，因而能够承载较多人口并呈现局部性密集的状态。这构成了传统中国需长期应对的规模化治理局面。与此同时，由于缺乏“突破性”技术进步农业生产力几乎一直维持在“均衡状态”，长期在温饱线上下波动，未能突破“马尔萨斯陷阱”。这又需要通过有效治理防止承载力有限导致的叛乱，并能够整合为增加粮食供给不断开荒拓土而新获开发的地域。

概言之，传统中国无论观念或是制度，其首要关切一直在于“治”。“千古一治”成为其历史社会政治主题。面对复杂的治理局面，传统中国围绕这一核心议题不断探索，也取得了巨大成就，找到了有效的治理方式，形成了这套内生自发、自我逻辑、自成体系的体制与模式，具有“原型意义”。而它使中国成为最早兴起、持续时间最长且地域相对最大的文明体之一。五千年文明，两千年大一统，中国“独享高寿”，新陈代谢、极盛千年。即便对古代中国毫不留情的黑格尔也说，“从各国的国运来比较它们，那末，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

（二）历史视野下的内在现代性与多元现代性

传统中国治理取得如此成就，其中自然包含诸多“现代”元素。比如福山指出，中国建构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比西欧民族国家形成早一千八百多年。更不必说与其他早期文明相比，相对于埃及与中东的宗教帝国君主制、希腊的小国寡民民主制、罗马的征服式行省制帝国、西欧的多元权威封建制等，传统中国治理疆域更大，也更为有效、持续。

事实上，“现代”是相对传统而言的，在与“传统”的对比中才显示自身，至少包含某些“早期现代性”。正如开篇所言，可以“内在的理解”一个国家的现代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一意识已经兴起，不少美国学者反思费正清“冲击与回应”的经典范式，批评其为西方中心主义的，转而尝试以中国自身视角理解中国的现代性。他们认为中国的现代转型不仅由于外部冲击，而是有其内在动力，这一过程早在西方入侵、西学涌入前就已开始。因此他们提出要“在中国发现历史”“从民族国家拯救（东方）历史”。不同学者选取不同角度来追寻这一内在的现代化历程，时间节点不断前推。孔飞力认为晚期帝国的叛乱是现代中国的起点，地方势力的兴起导致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为传统帝制模式的瓦解埋下伏笔。加州学派则从经济史视角考察中国的现代性，将“资本主义萌芽”的时点对准了明末清初。有学者认为可能更早，中国的商业革命在宋代就出现了，那时已有了市场扩展的斯密型增长。事实上，日本学者更早提出过这一思路，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说”和宫崎市定“近世中国说”都是以内在视角理解中国历史变迁的理论范式，他们认为唐中期以后士族的衰落与科举的兴起使中国走向了官僚国家和平民社会等，已与古典中国有较大不同。当代的沟口雄三则认为明末清初思想中出现的反专制思潮和政治上的地方化是中国现代性的起点。当然，不少学者更进一步，包括福山、赵鼎新等都认为秦汉帝国建立起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儒法国家”，实际已是一种具备现代形式的治理体制。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理解“现代”。现代这一概念是相对于传统而言的，面对着、也针对着自己的历史轨迹与历史传统，又都是在传统之上迈向自己的现代，是对自身传统的“超越”。西方的现代概念源自文艺复兴，Renaissance的原意即为“古典重生”，它通过返回传统来开启现代。因此现代是相对的，嵌入于内在变迁的过程之中；它相对于自身，也相对于同时代的他者。其一，现代性是内在的。它面向自身传统，有着内在的变迁和动力，否则也无所依附；其二，它由此又是“多元的”。不同文明有着不同的现代性轨迹，根植于自身政治、经济、社会和观念构成的整体文化之中，自然展现出多样的现代形式；其三，在此基础上，现代是一个“开放性”概念，也是一个“过程性”概念，其为一个渐进的“现代化工程”，在自身历史进程中不断搭建，又不断重构和自我超越；其四，因此现代性自然包含有多重维度与多样标准，不可能齐头并进、一步到位或一蹴而就，而是逐步充实、持续扩展、渐进完善的过程；其五，在这个意义上，传统中至少内含一定“早期现代性”，它存在于面向传统的变迁与自我超越之中，在这一进程里不断展示现代的萌芽与因子。

因此我们有理由在传统中国治理中挖掘内部的现代性，它既是面向传统内在的自我“超越性”，也是面向同时代他者所具有的“先进性”。此外，即便按照西方的现代标准，传统中国治理模式中也有诸多类似面向或早期形态。而这些，均来自于复杂大国多元整合的历史局面，从中探索出了较早且相对完备、有效的治理形式。传统中国治理的现代元素即可从中挖掘。

（三）传统中国治理的历史模式及其现代元素

那么，传统中国是如何有效组织起来的？这中间包含了哪些现代元素？

金观涛和刘青峰较为清晰地勾勒了一个传统中国治理总体模式的简化版本：政治系统存在上中下三层金字塔联动结构，上层的中央集权皇帝—官僚体制、中层的乡绅自治与下层的宗法家族制度联结成一个完整的一体化统治结构，再借助儒家的文化观念一体化结构将三者贯穿起来，儒家的礼与仁打通家与国，化家为国、由孝而忠。经济系统同样存在一体化，重本抑末的小农经济使碎片化的小地主和自耕农依附于土地之上。这三大系统综合作用，在互嵌联动中形成了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构成儒法国家治理的整体模式。

事实上，传统中国治理模式的形成是持续演化、历代沉积的结果，并不断展现和扩展其“现代性”。

周秦之变以降，秦统一中国，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皇帝官僚郡县制国家，车同轨、书同文、统一货币度量衡等，奠定了传统中国的制度底色。与上古体制相比，它包含两个重大“转向”：相对于分封制，它对疆土的控制更为直接、集中、紧密；相对于卿大夫身份继承制，它不再基于出身，而是基于能力和功绩，形成一种选贤任能的择优体制。这套经由数百年东周列国战争建立起的国家体制理性化程度更高、汲取能力更强。其形成过程和体制形态与西欧现代民族国家高度相似，但早于后者一千八百多年，突出地呈现出理性化、控制力、高效率、非人格化等现代特征。

汉武之后，儒家被“独尊”起来，在原本完整铺设的刚性秦制基础上增加了“弥散性治理”的维度，形成了“刚柔并济”的治理体系。在西方，意识形态是一个现代概念；而在中国，两汉时期儒家思想的一统地位就已确立，成为“政治社会秩序稳定的精神基础”。这种治理方式主要借助三项机制：其一，它通过一体化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教化发挥社会整合、维系秩序的功能，相对于刚性管控其统合性更强，治理成本更低；其二，以“天命观”作为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的正当性基础，治理具备了“道德性”维度，因之限制也更为文明；其三，以“伦理”作为国家整合的联结性基础，将以家庭、宗族为中心的伦理等级秩序理想化，形成了一套以“氏族血缘”为纽带的“家国同构”秩序，使国家构成更为“有机”，相对于古典城邦或契约式国家凝结度更高。这种儒家化的组织方式令传统中国脱离了早期单纯暴力支撑的国家形式。

隋唐时期，发挥关键作用的是“科举制”。它作为枢纽性机制，如同在早期国家结构中安装了一部联动装置，使整个体制如一台机器般在“科举”链条的牵引下机械运转起来。它纵向连接了官方与民间，打通了公域与私域，融贯了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横向串联起政治、文化、社会、经济诸系统。就治理功能而言，在政治领域，科举取仕为官僚系统提供了大量相对贤能、文雅的士人官员，形成了士大夫阶层并巩固了官方意识形态；在社会领域，其核心功能在于实现社会流动与观念统合，科举因此发挥了社会整合、社会吸纳、社会稳定、社会激励等多重作用。传统中国通过科举形成了公与私、官与民、观念与行为、政治文化社会诸系统的多向渗透与互构体系，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无形之统合作用”。

赵宋之后，更为突出的特点是治理体制逐渐成熟定型，不断扩展并向基层延伸，真正开始有效组织基层，终将国家整体整合进一个完整的“一体化结构”。这一趋势由科举的制度化和扩大化引发。一方面科举范围的扩大使得地方精英开始出现，乡绅阶层逐渐形成并承担起组织基层社会的主要责任，成为官方体系的有效延伸。与此同时，官方借此推进“国家伦理同一性”，以书院、乡先生、知识手册、宗法制度等建制化方式让儒家观念进入普通人的生活世界，弥散性治理和观念统合真正落到基层。

此时，在经历了从普遍建制到刚柔并济并经由科举联动最终逐步深入基层的过程后，一个通过“组织一元化”和“观念一体化”打造的国家治理体系正式搭建完成、整体成型，它将整个帝国官方民间、思想行动、上下阶层、诸多系统放置入一个动态的“同构性组织体”中，由此缔造了传统中国长期稳定的韧性治理秩序。

（四）传统治理的现代性维度

在这一“层层积淀”的形塑过程中，传统中国治理凸显了诸多现代面向。

“文明性”。相对于野蛮、粗暴、压制的治理方式，传统中国早早出现了治理的“人文转型”，形成一种“文明秩序”。（1）“周公制礼”是最重大的一次转型，它使中国政治最早走出传统巫术与祭祀文明，出现世俗化的礼乐秩序。仅就内容而言，礼，最初是指古代贵族所内含的斯文、优雅与风度，当其扩展为社会秩序的准则，就演化为一种具有文明性、人文性、教养性的治理状态。（2）孔子进一步“释礼归仁”，为礼乐的人文性找到了“道德”内核，从行为性的“礼乐—礼仪”到政治性的“礼政—礼治”，出现了“为政以德”的道德性政治。这一突破为传统中国政治奠基，日后历代治理一直推崇“礼”、强调“德”。（3）两汉时“天道—天命观”开始正式在制度层面确立，成为施加在现实政治之上的“道德”限制。（4）此后，饱读诗书、富有教养的文人士绅经科举入仕，逐渐形成了一个蕴含历史人文精神的文明教化型治理体系。（5）以“士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其主导阶层和社会精英的儒家言行进一步弥散性地影响、辐射普通民众，催生了文明礼仪的社会秩序。借助上述机制，传统中国早早突破了野蛮政治，形成了一种具有人文主义倾向的文明型治理方式。

“理性化”。相对于神秘而散漫的非理性化治理，传统中国治理包含较高“理性”成分。（1）西周之际中国政治“突破”了巫术和祭祀，走出了对于世界与秩序天启式的神秘崇拜，转而关注世俗秩序的建构机理，奠定礼乐秩序，呈现出“人文理性”的倾向。（2）东周战争导致国家进一步“工具理性化”。列国相继建立起高效的官僚体系与国家体制，秦国是突破者与集大成者，理性化程度最高、汲取能力更强，自然成为最终统一者。查尔斯·蒂利关于国家间竞争导致西欧国家形成的理论，东周列国战争提供了一个早于其一千八百多年的版本。（3）日后这一基础性体系历代基本延续并不断进化。如韦伯所言，官僚制是理性化的典型。从整体政制演变和法律典籍规范性内容就可看出传统中国国家体制与官僚系统体系庞大、架构复杂、运转精密、制度繁复，包括官僚考核晋升、户籍人口管理、税收征缴体制等，都展现出较高的理性化程度。（4）传统官僚体系以其枢纽性制度科举为典型，展现出“择优性”和“非人格化”等“形式价值理性”的面向。

“平等性”。传统中国治理机制造就了“古代平民社会”这一具有典型“现代性”的后果，从而区别于阶层等级制和身份世袭制社会。这是“唐宋变革说”的核心观点，它认为官僚制和科举制使传统中国形成为一个“平民社会”。当然其平等是相对的，它远不能与现代平等相提并论。但其一，它在政治领域早早打破了官阶世袭制这一最为要害的社会等级制度，促成了社会流动；其二，传统中国没有类似种姓制度那样基于出身的先天身份等级制度；其三，伦理秩序的差序格局也不完全等同于身份等级制，前者是家庭—家族制度，后者是社会体制。具体到治理领域，（1）战国起始的列国竞争导致卿大夫身份继承制的破灭，出现了唯才是举、选贤任能的士大夫官僚制，出现了早期的官职平民化和社会流动性。士，就其含义本身就是贵族下降和平民上升后形成的新的身份阶层。（2）从察举制到科举制是古代平民社会形成的根本性突破。它本质上是战国士大夫官僚体系的延续，战时军功变为和平时期的科考。随着科举范围的不断扩大，平民社会逐渐形成。（3）相对于贵族分封制，中央集权郡县制也有其平等面向。商鞅变法起力推君主—皇帝之下皆为平民，兆民间没有身份和阶层上的等级。“编户齐民”中，“齐民”就隐含平等之民之意。日后这一趋势更为明显。如宫崎市定所言，传统中国平民社会实际与皇帝专制一体两面，皇帝之下皆为平民，可自由流动，平民子弟靠自己努力读书考取功名皆可为官，成为宰相的例子也不在少数。（4）到了宋代，科举的扩大引发其他一系列机制的联动，书院的出现、书籍的普及、“国家伦理一体化”的推进等使基层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既增进了社会平等的实质性基础，社会精英群体也不断扩大，阶层间更加平等。（5）甚至在经济领域，总体而言整个传统社会相对平等。据研究，传统中国大部分时期土地集中程度不高，土地继承并非采取嫡长子继承制，而是由多子平分家产，它使土地长期处在集中与分散的动态调整之中。

“有效性”。传统松散、低效甚至放任的治理方式其治理能力、范围、深度均相对有限，而古代中国已能有效管控国家、经济与社会，组织整合起这一超大规模国家：（1）制度上，铺设了广为覆盖的官僚体系，层次分明、结构严密、功能齐全，搭建了“一体化组织”。（2）方式上，并非单纯地以暴力进行刚性管控，而是辅之以儒家思想的“弥散性治理”，通过“一体化观念”教化民众，影响政治社会思想和行为。（3）深度上，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对广大基层社会实施有效治理。传统社会治理手段有限，对基层或是放任不管，或是采取层层转包的分封制方式。而传统中国中央集权郡县制架构早早搭建完成，并通过编户齐民延伸至基层；同时借助儒家化的宗法制度和乡绅阶层施行乡村自治，使其能够保持在中央设定的主轴之上。（4）广度上，传统中国的大一统体制不仅纵向深入基层，横向也实现了政治系统对经济、文化、社会、观念包括宗教的同构化控制。这种管控并不借助其他中间组织，而是通过政权本身的“强组织化”和其他机制的“去组织化”实现。

传统中国国家治理至少在上述四重核心维度上展现了某种“现代性”，既内含“文明”与“平等”两大现代内在价值，又具备“理性”与“效率”两大现代工具性价值。簇拥上述价值的治理模式形成于中国历史进程之中，既自发突破，又具普遍性，还在发展中不断积淀、推进，现代性越发展现，形成了自身历史轨道上自成逻辑的治理方式。这种具有现代面向与元素的治理模式，又是构成了一个文明整体现代性的关键维度，也就成为考察“中国内在现代性”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