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专题】桑本谦：人类为什么会穿上衣服（上、下两篇）

《人类为什么会穿上衣服》专题编按：

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的桑本谦教授之前连续发表两篇《人类为什么要穿上衣服》；吉林大学法学院的李拥军教授也写了《人类为什么要穿上衣服——写在本谦先生之后》作为回应和商榷思考。【法学学术前沿】有幸得到李拥军教授的赐稿，首发《人类为什么要穿上衣服——写在本谦先生之后》一文，在此诚挚谢意！添加【法学学术前沿】微信号，回复“衣服”查看本期完整的文章；回复“李拥军”查看李教授的《大义灭亲与亲亲相隐》（《中国法学》2014年第6期）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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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人类为什么会穿上衣服？——一个猜想。

作者：桑本谦，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法律评论】微信号

责编：若言

在人类还赤身裸体的时代，最先穿上衣服的那一个人（或一小撮儿人）是出于什么动机？现成的答案是：御寒、遮羞或引诱异性。但这几个答案都经不起推敲。

质疑“避寒说”的一个明显事实是，生活在热带雨林里的族群并没有赤身裸体，他们多少还是穿了点什么的。并且，当夏天来临热得难受时，只要出门在外我们也不会脱个精光。此外，人体最怕冷的部位是前胸、后背和腹部，但最低限度的着装——以泳装设计为参考——却着眼于如何遮挡（而不是保护）不怎么怕冷的阴部、臀部和乳房。说到这里我们会发现，衣服的起源肯定和性有关。

虽然“遮羞说”涉及到性，但也还是说不通。如果大家都光着身子，不可能有人会因此害羞。羞耻感不是天生的，它来自于某种社会压力。当大家一起面对社会压力的时候，每个人分摊的压力就会大大减轻。倘若让我独自一人在大街上朗读报纸，或是在广场上跳起秧歌，我就会感到很羞怯；但若有一群人跟我一起干，胆子立刻就壮了起来。如果说人类穿上衣服是因为感到了羞耻，那么需要继续解释的问题是——谁创造了足以让一群人为裸体感到羞耻的社会压力？提出这个问题就会隐约发现，衣服的起源涉及到一个权力运作的过程。

大家都赤身裸体，既没有压力，也无所谓羞耻；但若其中一个人试图用兽皮或用无花果的叶子把身体的敏感部位遮掩起来，他/她就要面对社会压力。不为别的，就因为他/她与众不同。谁敢穿着泳装去参加一个其他人都西装革履的宴会？但若是在澡堂子里、游泳池里、或是沙滩上，尤其是“天体主义者”聚集的沙滩上，社会压力就会调转矛头指向其中一个穿着风衣就下水的人。

“引诱说”的逻辑是，当大家都赤身裸体的时候，遮掩身体敏感部位会对异性产生诱惑——正如，当大家都把身体包裹起来的时候，暴露就会吸引异性眼球是一样的道理。然而，且不说这个逆向推理能否成立，即使能成立，即遮掩确实可以增加诱惑，这个与众不同的异端分子能否以及如何对抗“赤裸联盟”的社会压力也是令人费解的。除非这个人足够强大，否则“赤裸联盟”就会迫使他/她再次脱光。说到这里，我们会发现，第一个穿上衣服的那个人，或至多一小撮儿人，不论出于什么动机，都一定足够强大。然而，什么人最可能拥有“敢为天下先”的实力和胆量呢？

在远古时代的群居原始人中，那个最孔武有力的青壮年男人最可能成为首领；他拥有权力，也拥有性竞争的优势。但等到他年老体衰，他的权力以及性竞争优势，都会被更年轻、更强壮的男人夺走。当身体的衰老和权力的弱化同步发生时，性竞争是赤裸裸的。在这种社会条件下，衣服起不到影响性竞争的作用。

然而，毕竟人类社会要进化出“知识经济”。最早的知识经济应该还是狩猎，确切地说，是技术含量比较高的“群猎”。群猎需要一个指挥者，而指挥者的经验和知识却不可能迅速扩散给其他人。这是一种依靠权力和地位获得的知识；其他人没有权力和地位，自然会缺少获得这种知识的机会。知识经济产生了知识壁垒，其结果是知识反过来强化了权力。一旦知识因素介入了权力竞争，身体衰老和权力弱化就不再同步了。老男人——他是群猎的指挥者，也是原始人群中的首领——即使年老体衰，也能凭借他难以替代的知识垄断长期维持他的权力。只要有权力，就有企图、也有能力保持他在性竞争中的优势。

然而，性毕竟不同于其他的物质利益，两情相悦还是很重要的，只靠权力获得的性难免索然无趣。老男人凭借知识垄断可以保住权力，但保住权力不等于保住魅力。知识转化成魅力至少要等人类再进化几十万年（也未必），而在此之前，性竞争市场上的硬通货肯定还是身体吸引力（好像至今还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骨子里都是“外貌协会”的）。

但衰老是阻挡不住的，肌肉的衰老还可以通过健身来延缓，身体敏感部位的衰老却必定回春无力，青春小鸟一去就再也不回来了；并且，在直立行走的条件下，这个衰老的体征是一望而知的。如果这个拥有权力的老男人还想尽力拖住青春的尾巴，那么，最简单可行的办法，就是把他身体的敏感部位遮掩起来——与其释放负面的信号，不如不释放任何信号。让她们去猜吧，猜测的评价多半会高于观察的评价。说到这里，人类最先穿上衣服的那个（老男）人的动机就找到了。

遮遮掩掩只是防守型策略，进攻型策略是阻止性竞争对手（那些更年轻、更强壮的男人）释放魅力信号。因此，老男人除了率先垂范，更为进取的做法，是迫使所有年轻男人都把敏感部位遮掩起来。这是一个权力运作的过程，对立双方免不了一些复杂的博弈。但如果这个老男人成功地做到了这一步，穿衣服的社会规范就被创造出来了。

还可以把这个故事想象得更复杂一些：老男人可能联合其他老男人组成“遮掩同盟”，还可能设法瓦解“赤裸同盟”——提醒那个年轻的接班人要对未来的衰老做好长远打算不是个很好的说服理由吗？但不管怎样，总体上说，年轻男人应该是被迫穿上衣服的。因为衣服制造了信息不对称，稀释了魅力信号，也缩小了他们和老男人之间的魅力差。衣服起源之后，人类性竞争就开始复杂化了。

衣服的起源涉及到性竞争、权力运作和知识经济。最初只是为了满足欺骗的需要（哦，这个功能至今仍在，所谓“美化”不就是欺骗的修辞嘛）。但说到这里，也只是解释了男人为什么会穿上衣服。女人呢？女人穿上衣服原因又是什么？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去猜。如果大家猜不出头绪，我就会在下一期“拍案集”中公布答案，当然，所谓“答案”也只是我个人的猜想。不妨先提示一点，女人穿上衣服的原因和男人完全不同。

续：

人类为什么会穿上衣服？——女人篇

为衣服的起源提出了一种以性竞争为基础的“冲突论”解释（区别于御寒、遮羞或诱惑的“功能论”解释），因此有朋友说从中看到了阶级斗争！（呵呵，好敏锐的联想！）续篇解释女人为什么穿上衣服，仍沿着性竞争这条主线。

性竞争是动物世界的主旋律（人类呢？），总体上它是建设性的；适度的性竞争可以实现优胜劣汰，促进物种的进化。但动物世界里的两大主题——生育和生产——却至少在表面上经常是相互排斥的；倘若性竞争的烈度太高或持续时间太久，就会引发数量可怕的血腥搏斗，甚至危及物种的生存；虽然搏斗很快就能决出胜负，但若参与者为准备搏斗而付出的时间、心血和精力太多，就势必会压缩他们的生产性投入——寻找食物和建造住所。为了避免性竞争摧毁生产力，动物世界进化出了两条途径。

一条途径是协调生育和生产的竞争关系，让生产能力直接转化成性竞争的筹码。织巢鸟是个成功的例子，雄鸟吸引异性的主要招牌，是通过辛勤劳动编织出来的精巧爱巢，因为雌鸟是不和没房子的“屌丝”谈婚论嫁的。性竞争和生产竞争在人类社会中更是高度统一，性资源(尤其是优质性资源)潮水般地流向资本密集的区域。但，这只是在社会制度（尤其是市场）建立之后才可能发生的事情。

另一条途径是抑制性竞争——或者降低其烈度，或者缩短其时间。降低性竞争烈度是个危险的选项，性欲降低或快感减少会削弱生育激励，而雄激素水平下降的严重后果，是种群内的雄性“娘化”，这要在太平盛世还问题不大，可一旦遇上战乱灾荒，它/他们的表现就不给力了。放眼于进化的历史尺度，“好色”和“好斗”——作为性激素旺盛的两个表现——是人类繁衍至今的两大法宝；“贪婪”和“吝啬”则是应对饥馑的美德，对两者的正面描述就是“开源节流”。

脊椎动物普遍进化出了“发情期”，这一事实验证了，对性竞争进行时间限制是最好的进化选择。发情期将性竞争限定在一段时间之内，短暂的执着、浪漫和疯狂不至于坏了大事，动物的主要活动还是觅食挖穴或哺育幼崽；如此两全其美，生育激励和生产激励都有了保证；发情期的长短变化，还可以在生育投入和生产投入之间寻找最优组合。对比而论，那些全天候投入性竞争的物种，要么停留在低级阶段，要么因经济基础崩溃而断子绝孙了。

发情期与雌性动物的受孕期吻合，这一生物学安排将性行为与生育捆绑在一起，与生育无关的个体层面的无效率性行为以及群体层面的无效率性竞争都被降到了最低限度；在动物世界里，只追求快感的性是一种奢侈品。

但人类却没有发情期，至今这还是个让生物学家感到困惑的问题。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人类之所以没有发情期，是因为女人“隐瞒”了自己的排卵期体征（性器官红肿），而据说，采取这种“欺骗策略”的好处是，可以吸引男人和自己发生更多性行为以强化两性关系，并为男人的代际投资（抚养孩子）创造感情基础。

然而，这种说法是令人怀疑的。首先，从个体生态竞争的层面，那个带头隐瞒自己排卵期的女性变种很难表现出性竞争（也是生存竞争）的优势，男人一旦发现上当受骗了，就会改变目标——显然，只有和那些诚实的女人更多发生性关系，才能提高性行为的生育效率。其次，即使隐瞒排卵期体征是有优势的，如果所有女人都采取了欺骗策略，就会给整个群体带来灾难。男人之间的性竞争会变得无休无止，一旦全天候争斗摧毁了这个群体的生产力，就会导致进化论意义上的历史倒退；而那些间断发情的克制种群，就会再次成为自然选择的宠儿。

因此，我猜测，隐瞒排卵期体征与没有发情期之间的因果关系是相反的，前者是后者的结果，而非其原因。所谓“隐瞒”，也只是描述了一种假想的动机。

既然没有发情期，就必须发展出抑制性竞争的替代方案，并且这个方案只可能是社会性的，而不会是生物性的，因为“烈度控制”和“时间限制”的生物学选项都被排除了。

说到这里，我们就发现确立“性产权”有多么重要了——为性资源确定归属并划分界限，是人类社会解决性竞争难题唯一选项。婚姻制度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它本质上是一种性资源的产权制度；这个制度最重要的目的，不是为了促成两性之间的互助合作，而是为了阻止同性之间的相互争斗。

可以模仿卢梭来讲述一个关于婚姻制度起源的故事：如果某一天，某个有实力的男人指着某个或某几个女人说：“她（们）是属于我的”，并且，如果这个宣称获得了其他男人的认可（尽管多半是被迫的），那么，这个男人就是婚姻制度的真正奠基者。不用说，在原始的婚姻制度里，产权的主体只能是男人，女人只相当于男人的财产。但这对于女人并不是特别可悲的事情，因为，如果没有性产权，她们就要被迫陷入“公地的悲剧”——只被使用，却不被养护；生下来的孩子也没有父爱，谁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

性产权（或至少类似性产权的现象）在灵长类动物种群中普遍存在，最强大的几个雄性猿猴差不多能够垄断群体内全部性资源。由此可推测，性产权的历史大概比人类本身的历史还要久远；在类人猿完成向人类的进化之前，原始的性产权制度很可能已经萌芽，甚至已经成型了。

产权当然是需要保护的，除了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之外，让女人穿上衣服就成为保护性产权许多辅助性措施之一。衣服的功能是掩盖女性的排卵期体征，从而以假乱真；如果潜在的性竞争对手搞不清楚从事性冒险的最佳机会，冒险的收益就会降低，冒险的动机会削弱。女人身上的衣服，在占有她的那个男人眼里，就像他自家房屋的窗帘。

如果所有女人都穿上了衣服，排卵期的体征信号就不重要了，“发情期”也不再是个优势基因。此时，“全天候发情”的女人反而会成为性竞争(生态竞争)中的胜利者，她们能获得更多的性机会，也更有条件和男人建立亲密关系，她们生育的孩子也能获得更多的父爱。当所有女性都能全天候发情的时候，人类的性行为就不再受发情期限制了。但这时，稳定的性产权制度已经足以担当起抑制人类性竞争的使命。

没错，女人最初是被迫穿上衣服的，但当所有女人都穿上衣服之后，穿衣服就不再是被迫的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拥有全天候发情能力之后所有女人都丧失了暴露的欲望——少数性进取女性的暴露欲望还可能很强烈——只是这种欲望一直受到社会压力的抑制。禁止暴露的社会规范仍然是为了保护性产权，与之相应的针对男人的社会规范则是禁止偷窥。可以想象，几乎所有性冒险或性侵犯都是由视觉刺激引发的，因此，努力切断刺激源就是保护性产权的预防性措施。

现在，你明白性侵犯（强奸、猥亵、偷窥以及性骚扰）的受害人究竟是谁了吧？没错，是那个男人，他是性资源的产权人。

外在的社会规范内化到人们的心灵之中，日久天长就演变为“羞耻心”。当且仅当大家都穿上衣服之后，暴露才会让人感到羞耻。因而，所谓衣服起源的“遮羞说”，其实是对衣服起源之后的描述。“保密”才是穿衣服的最初目的，无论男女，穿衣服的最初目的，都是为了保密，只是保密的动机和内容有所不同。

提出关于衣服起源的“保密说”，并不否认衣服还具有其他功能；只不过遮羞、御寒、引诱、辟邪等等，都是后来添加的。但伴随着衣服功能的多样化，保密的初始功能会相对弱化，添加的功能后来居上或喧宾夺主也顺理成章。到了文明社会，衣服所有具有的社会涵义就更加复杂了。如果大家还对这个话题感兴趣，请关注“拍案集”的后续文章——“你为什么会购买奢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