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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也谈“甘露案”再审——与陈金钊商榷
对甘露行为定性可质疑毋庸置疑，所有案件的司法裁判都需要法官的法律解释，但由其个案针对性所决定，法官的解释要做到有的放矢和正确有效，就必须对案件事实有正确把握或定性。后者乃是所有关于解释方法讨论的基础或起点。对此陈文中亦有深刻认知，称之为“全部争论的源头”。本案事实定性的关键，在于甘露行是“考试作弊”还是“论文抄袭”，它们分别对应于不同的法条和处置方式。陈文作者深谙此理，在摘要中即强调，再审法官“在抄袭与考试作弊的竞合关系中没有准确定性”，“无视考试作弊的事实和相关的法律规定”。在文中也专设了大标题：“对甘某抄袭应定性为作弊，进而发现相关法律”。但遗憾的是，该标题下的相关内容极为有限，仅强调，甘某“以剽窃、抄袭的方式在考试中作弊，剽窃、抄袭在这里与作弊竞合了。但其行为的意义指向是作弊，而不是科研、撰写论文过程中的剽窃、抄袭。科研、撰写论文过程中的剽窃、抄袭与本案没有关系，因而无需在这些方面作出解释”。随即便轻轻一转 ，对再审理由展开方法论批评，只间或强调：“甘露自己承认”，“几次审判的法官都这样认为”等，再看不到其他明确的相关阐释。论者对甘露行为的“考试作弊”定性显然非常肯定和重视，但似乎恰恰在此最需着力处却轻敷过去，不愿多置一词。而这一问题在文章中既非自明也未释明，由此出发的整个逻辑推演过程和最终得出的结论便是脆弱的，经不起推敲的。经考察，笔者以为陈文对于本案的事实定性起码在以下几点上可质疑：其一，研究生课程考试提交的论文本具有学术性。这种论文虽是为了完成课程考试，但其通常是从学期初即布置，然后选题、查找资料、谋篇布局、写出初稿，再经数次修改定稿，时间长达数月，其过程和结果与其他学术论文写作并无大异。其二，对甘某行为的定性应充分注意其研究生身份。研究生学业与以接受知识为主的本科生有很大不同，具有研究性学习的性质或特点。而以提交论文方式完成某项课程考试，更不同于平时学习，更突出其研究性和学术性。其三，暨南大学将甘某行为定性为“论文抄袭”并非草率之举。暨大素以治学严谨著称，秉承对研究生教育的高度责任感，尤其是着眼未来，注重于培养学生的学术规范、学术品德。因而将甘某行为定性为“论文抄袭”是可以理解的，其中有治学理念、原则和人才培养目标的考量。学校的问题只在于对这种行为的严重性理解过度，以至超过了对受教育权这一学生基本权利的保护，不适当地采取了开除学籍的处分措施。可见，将甘某行为定性为“论文抄袭”并非不可以考虑。比较起来，“考试作弊”的定性反倒显得有些浮浅。因为其内在考量只是重视考风、考纪，未关注到研究生的学业特性，更缺失对暨南大学研究生教育宗旨的理解和尊重。综上而言，似还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即批评者自己搞错了事实定性，搞错了解释法律的对象。而这意味着，文章理论架构的根基并不牢固。
方法论叙事未及应有高度陈文对于再审判决的批评，主要是在具体法律方法层面铺陈观点，显然论者在这方面十分擅长，但恰恰在此却可能在更深层面上引发争议。
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确有对大学开除违纪学生的授权，但如果对相关规定有全面关照，如果不只着眼于孤立的一两个条款，而是用到体系解释方法（论者批评最高法院再审没有关注和应用“体系解释”，其实自己恰恰缺少这种解释方法），尤其是用到价值导向思维方法，便不难发现和理解，立法的重心并不在于对学生的处罚，而在于对学生受教育权的保护或对学校处分权的限制。从《规定》前后相邻的原则性和规则性诸多条款，以及它们的相互关联中，不难体会到这一基本立法精神。而它也正是立法权衡了不同价值的位阶或冲突，确定自己的价值选择，从而刻意树立的一个中心价值，所体现的正是立法对于相关法律规定的可接受性的深刻考量。法官如能透过条文字面，对此深入理解和把握，并以立法树立的中心价值导引自己的裁判思维，寻找法律和解释法律，甚至对事实的解释或定性，最终可达成的正是最高法院的再审判决结果。而正是由此，该判决也真正能体现立法精神，也在应有的高度上实现合法性与正当性、可预测性与可接受性的统一。
这正是价值法学所倡导的“价值导向思维”，因其超越了法条的简单文义或字面理解，而以立法的中心价值为思维路径导引。相比其他思维方式更体现法官的高境界、高素养。具体到甘露案再审，法官是否真的采用了这种思维方法？笔者没有旁听再审，更不可能旁听庭审合议，可见的判决书也十分简洁，因而无法揣度法官的思维历程，对此无从肯定。但可以肯定的是，从甘露案的再审结果实可以回溯这一思维路径，而从一审、二审的处理结果却显然没有这种路径回溯的可能。正是基于此，笔者宁愿相信再审法官运用了价值导向思维。而为了判决书的简洁性，未将此思维过程体现于判决理由也并不为过，毕竟，判决书面向的是普通公众而非挑剔的法律专家，尤其并非法律方法专家。需强调的是，该判决书能选登于当年最高法院公报，即已表明一种嘉许或推广之意。而其理由或许便是再审裁判应用了价值导向思维，表明在立法理解、事实定性及方法应用上超越了一审、二审。比较之，后两者显然都未能把握立法树立的中心价值，因而都止步于较低层次的思维方式。而作为事后的学术批评，陈文的考察视角可能一开始便因目标设定而有失客观，案件事实定性局限于浅层状况，对相关法规纠结于单个条款，没有对众多条款的体系或关联性考察，更未能把握相关其中的价值内涵。而这便从根本上决定了，论者不可能关注到原本熟知的价值导向思维。虽在文中大谈“体系解释”甚至“前理解”，最终还是在讨论中失去了应有的方法论高度。
对司法裁判学术批评需谨慎通过上述思考和讨论，笔者特别想强调，学界针对司法裁判的批评应十分谨慎。对此主要有以下几点考虑：其一，在通常意义上，司法者都应当坚信立法已充分考虑了社会关系中的价值冲突，已作了相应的价值选择，即已充分考虑了规范的可接受性问题。法官通常只是在个案裁判中实现立法的价值判断、价值目标，由此也即实现了裁判理由的可接受性。而当立法的中心价值超越了法条文义或单个条文时，它的存在便具有一定的隐晦性。因而需要法官具备一种能力，即能够透过孤立法条或表面文义，在整体和更高层面上去把握它，进而能够进行价值思考，寻找到价值导向的思维路径。因而，法官们在这种情形下进行个案裁判需格外谨慎。同样在此，学界的批评更需谨慎，学者们也要有这样的视角和眼光，深刻考量自己的批评是否具备了这样的超越性。其二，如果说法官是法律人中的精英，那么最高院法官应是精英中的精英。因而不应怀疑，他们在法律素质、素养方面一般高于地方法院法官，在法律方法方面亦如此。当学者试图从方法论角度对最高院的裁判提出批评时更需慎之又慎。即使是在这方面自恃甚高也勿轻易为之，否则效果可能适得其反。一如陈文，试图从方法论角度质疑最高法院再审判决理由的可接受性，而其恰恰忽略了，价值导向思维才是通向裁判结果可接受性的正确路径。最后，民主社会并不排斥学术对于司法裁判的批评，但需注意的是，即使司法裁判在某方面存在瑕疵，只要不是重大问题，最好不要大张旗鼓地展开批评。因为在另一方面，学者也担负了维护司法裁判权威之责。尤其针对最高院的裁判，更需特别注意。对于这一点的重要性，法学人自应理解，似不必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