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被害人当面调解了，还给对方赔了9000元。”在接到雨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的电话时，李军(化名)主动表示，在律师的组织下，他已经代儿子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

奇怪的是，被害人却表示，从来没有与对方接触过。截然不同的说法，引起了承办检察官的怀疑。调查发现，李军见到的被害人是假的，取得的谅解也是假的，一切都是律师安排的一场戏。

11月5日，记者从雨花区人民检察院了解到，日前检察机关已将该案线索移交岳麓区公安分局。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019年6月24日，远在西安老家的李军接到了公安机关的电话。他从电话中得知，正在读高中的儿子小浩(化名)在长沙搭乘出租车时，抢劫出租车司机未遂，之后因涉嫌抢劫罪被刑事拘留。

就在李军一筹莫展之际，他接到了来自长沙的律师刘伟(化名)的电话，自称已经了解了案件情况。李军的家庭状况并不宽裕，6月26日，为了省路费他从老家驱车十余小时抵达长沙，想见见儿子。此时，刘伟却给李军泼了一瓢冷水，“只能由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家属需要拿到判决书才能见到被关押的小浩。”

无奈之下，李军只得返回西安，同意将小浩的案子交给刘伟处理。当天双方签署了授权委托书，由刘伟正式代理小浩抢劫案的辩护律师。在他看来，这个能拿到自己电话号码的律师应该“相当有能力”。

很快，刘伟通知李军，先与被害人见面，争取取得对方谅解。8月3日，在刘伟的安排下，李军见到了所谓的被害人，诚恳地赔礼道歉。

“律师说对方要1万多才肯谅解，我卡里只有9600元了。后来他同意9000元，给我留下600元作路费。”李军与被害人协商一致后，被害人写下了一份谅解书。之后，刘伟将谅解书放进了自己的公文包。至此，李军安下心来，准备耐心等待法院判决。

小浩的案子移送到雨花区检察院后，9月25日，承办检察官给李军打了个电话，通知由于小浩未满18周岁，需要他前来陪同提审。

此时，李军才知道，按照法律规定，绝非律师之前所说的“只能由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家属需要拿到判决书才能见到被关押的小浩。”他不仅可以见到小浩，而且应该在小浩被讯问和审判时到场。同时，李军向承办检察官透露，他已经代儿子取得了被害出租车司机的谅解，还签订了谅解书。

听到李军的回答，承办检察官顿生疑惑。“在此之前，并没有律师因为该案与检察院联系过，哪来的谅解书啊?”承办检察官又给被害人打了个电话核实。然而，被害人在电话中却称从未见过小浩的家属或者代理律师，也没有出具过谅解书。

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引起了承办检察官的怀疑，凭借多年的办案经验，她断定此中必有隐情。因此，她多次催促小浩的代理律师刘伟，要求其尽快送达委托代理手续和谅解书。刘伟担心骗局可能会败露，就推脱自己在外出差，以此来拖延时间，同时又积极与真正的被害人见面，给了对方8000元，让对方出具了真正的谅解书。为了瞒天过海，刘伟还要求被害人将谅解书的落款日期提前，但遭到了拒绝。刘伟退而求其次，只得到了一份没有落款日期的不规范谅解书。

9月26日，刘伟才将事后补签的这份谅解书交至检察院。承办检察官却发现这份谅解书并不规范，上面未签署日期，又经李军的现场辨认，原来这并非李军当初与“被害人”签订的那份谅解书。至此，真相终于水落石出，原来之前参与调解的被害人是假冒的，谅解书也是假的，这完全是律师导演的一场骗局。

10月10日，雨花区人民检察院将该诈骗案线索移交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目前案件正在紧锣密鼓的侦办当中，并已取得重要突破。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一条的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和审判的时候,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到场的法定代理人可以代为行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如果无法通知、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或者法定代理人是共犯的，也可以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并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

职业道德建设是律师队伍建设的重大问题，关系到律师工作的质量和生命。该案中的无良律师，正是由于职业道德的沦丧，趋利倾向严重，逾越法律底线，最终必将自食其果。广大律师应自觉加强个人职业道德修养，恪守执业纪律，才能提高执业水平，真正行稳致远。

（来源：潇湘晨报）

11月9日，长沙律协发布《情况通报》，宣告涉事律师身份已经确认，涉事的违规行为已经立案进入调查环节。

      根据律所网站上的介绍，刘建平，男，1988年生，法学学士，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检察院特约监督员，民盟长沙市委社情民意调查员。2012年毕业于重庆市西南政法大学，同年考入重庆市某检察院，从事公诉、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五年，2017年辞去公职。在检察院工作期间，独立承办大、小刑事案件500余件，覆盖刑法的各主要罪名，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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