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观点||易富贤：新冠疫情的生命核算和人口政策反思

南方治理 2024-06-27

新冠疫情的生命核算

和人口政策反思

易富贤

一、群体免疫下的生命核算

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各国封城、停工，寄希望于疫苗。疫苗何时能问世？是否有效、安全、稳定？有很大不确定性。但长期的经济民生停摆会带来更大的次生危害，各国陆续解封、复工，现在是疫苗和群体免疫竞赛。

群体免疫是指当人群中一定比例的人被感染并获得免疫力，从而令病毒不能在人际传播。钟南山院士认为如果实行群体免疫，全球将病死4500万人，张文宏教授认为美国将病死600万人。其实他们高估了群体免疫的病死数。

多数学者认为新冠病毒的基本传染数（R0）在3.0左右，那么群体免疫的阈值感染率为67%，最终总感染率为93%。

但是英国利物浦热带医学院的学者认为，由于对病毒的易感性存在个体差异，只需要10-20%的人感染就能实现群体免疫。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MichaelLevitt也认为只需要不到30%的人感染就可以实现群体免疫。

他们的估算可能过于乐观。纽约市进行了抗体检测，截至5月1日，全市、布朗克斯区分别有20%、28%的人已经携带了抗体，但是还没有实现群体免疫。截至5月1日，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上的水兵的感染率为24%。而根据5月7日的报道，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和支援船上的官兵的感染率为47%，当然也可能是因为还来不及产生抗体就大面积快速感染。

1918年全球流感、2009年美国的H1N1流感的R0为1.8、1.46，那么群体免疫的阈值感染率为44%、32%，但是实际上当28%、20%的人感染后疫情就熄灭了。照此比例，可能只需要40%的人感染就能扑灭新冠疫情。

美国疾控中心认为35%的感染者始终无症状。有症状的感染者，采纳3月16日英国帝国理工大学尼尔·弗格森教授发表的年龄别病死率：0-9岁0.002%、10-19岁0.006%、20-29岁0.03%、20-39岁0.08%、40-49岁0.15%、50-59岁0.6%、60-69岁2.2%、70-79岁5.1%、80岁及以上9.3%。

本文根据2020年全世界各地区的年龄结构，用上述年龄别的病死率，以40%总感染率估算群体免疫下的死亡情况。

表1 2020年各地区人口结构和新冠肺炎病死者的年龄构成

	正常情况	新冠病死者
	总人口	年龄	寿命	65+岁%	死亡	年龄	65+岁%
	（万）	（岁）	（岁）		（万）	（岁）
世界	763326	31	73	9.6	5930	72	71
非洲	134060	20	63	3.5	1058	69	59
亚洲	447952	33	74	9.2	3262	72	69
欧洲	74764	43	79	19.1	834	76	80
拉美	65396	31	76	9	422	72	70
北美	36887	39	79	16.8	325	74	78
大洋洲	4268	33	79	12.8	29	74	76
中国	127779	41	78	13.7	1060	72	71
美国	33100	38	79	16.6	293	74	78
印度	138000	28	70	6.6	800	70	63
日本	12648	48	84	28.4	139	78	87
俄罗斯	14593	40	74	15.5	177	74	75
英国	6789	40	82	18.7	59	76	81
法国	6527	42	83	20.8	60	76	82
德国	8378	46	81	21.7	91	78	81
意大利	6046	47	83	23.3	66	78	83
印尼	27352	30	72	6.3	180	69	60
巴西	21256	33	76	9.6	131	72	69
尼日利亚	20614	18	55	2.7	235	66	53
墨西哥	12893	29	75	7.6	76	72	68
瑞典	1010	41	83	20.3	9	76	83

注：“寿命”指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年龄”指中位年龄，“65+岁%”指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2020年国际人口数据是采纳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年版》，中国的是采纳笔者修正后的数据。

表2 40%总感染率下各地区新冠肺炎病死情况

	总死亡	占总人口%	相当正常死亡%	<50岁	<60岁	65+岁
地区	（万）	（万）	（万）	（万）
世界	1317	0.17	22	72.8	201.2	935.1
非洲	92	0.07	9	10.5	22.4	54.0
亚洲	750	0.17	23	45.1	126.6	514.7
欧洲	252	0.34	30	7.1	23.3	200.3
拉美	108	0.16	26	6.4	17.1	75.5
北美	107	0.29	33	3.3	10.7	83.2
大洋洲	10	0.23	33	0.4	1.1	7.4
中国	304	0.24	29	14.0	47.0	216.3
美国	95	0.29	33	2.9	9.5	73.9
印度	167	0.12	21	13.5	33.5	106.0
日本	62	0.49	44	1.1	3.7	53.7
俄罗斯	40	0.27	23	1.5	4.4	29.8
英国	22	0.33	38	0.6	2.0	18.0
法国	24	0.36	39	0.6	1.9	19.5
德国	33	0.39	36	0.7	2.8	26.9
意大利	25	0.42	38	0.6	2.0	21.0
印尼	33	0.12	18	2.8	7.3	20.0
巴西	37	0.18	29	2.2	6.0	26.0
尼日利亚	11	0.05	5	1.5	3.2	6.0
墨西哥	18	0.14	24	1.3	3.2	12.5
瑞典	3.5	0.35	38	0.1	0.3	2.9

世界、中国、美国将病死1317万人、304万人、95万人，占总人口的0.17%、0.24%、0.29%，相当于正常病死数5930万、1060万、293万的22%、29%、33%。

新冠病死者的年龄结构与正常病死者类似，多为老人，比如美国95万病死者中，50岁以下只占3%，60岁以下只占10%，而65+岁却占77.6%。如果让年轻人群正常工作、学习，只隔离50+岁、60+岁、65岁及以上人群，那么美国只会病死2.9万人、9.5万人、21.3万人，对经济的影响相对较小。但是目前各国很难做到这种精准隔离。

很多人以为非洲疫情最严峻，因为医疗条件差，其实这是误解。日本的65岁以上老人占28%，因此新冠病死数多达62万，占总人口的0.49%，相当于139万正常死亡数的44%。而非洲尼日利亚的老人只占2.7%，因此只病死11万人，只占总人口的0.05%，只相当于235万的正常死亡数的5%。可见，如果非洲实行群体免疫，对社会的冲击会很小；如果因为经济停摆而导致饥荒、结核等次生灾害，会死亡更多人。

其实，在疫情面前，即便没有停工、停课，人们仍然会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比如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这将大幅延缓疫情的进展，因此，在推广抗体之前，病死数将远低于上表的数据。比如，瑞典采纳“自由放任”的模式，截至6月10日，只病死了4795人。

古代预期寿命只有三十多岁，老人占比低，如果爆发新冠疫情，死亡人数很少，人们根本不会特别留意。从某种角度看，新冠肺炎是富贵病。1918年流感导致全球5000万人死亡，占18亿总人口的2.8%，近半是20-40岁青壮年；如果当时爆发新冠疫情，只会死亡一百多万人，且多为老人。

历史上瘟疫多次损耗20-50%的人口。现在世界对可能损耗全球0.17%人口的新冠疫情如临大敌，一方面说明现代文明的脆弱，已经承受不了这种死亡了；一方面也说明现代文明的强大。

二、疫情对生育率的影响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生死之间存在一种神秘的对称：导致死亡人数大幅增加的事件，也往往导致九个月后的出生数下降。

比如1866-1868年的芬兰饥荒，饿死了十分之一的人口，也导致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从1865年的4.8降至1868年的3.4。中国“大跃进”期间，由于营养不良导致妇女闭经和月经失调，生育率从1956-1958年的年均6.0降至1959年、1960年、1961年的4.3、4.0、3.3，三年共少生了2000多万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英国、德国死亡了170万人、100万人、256万人；生育率也从1913年的2.47、2.93、3.52下降到1917年的1.34、2.10、2.51，1915-1919年共少生了170万人、87万人、347万人。惨烈的苏德战争造成三千多万人死亡，也导致苏联的生育率从1941年的4.6降至1943年的1.68，德国从1941年的2.25降至1945年的1.53。

1918年全球流感，美国病死67.5万人，结婚数从1917年的114万对减少到1918年的100万对，生育率从1917年的3.33降至1919年的3.07，少生了约30万人。1889年法国流感，2014-2016年西非埃博拉病毒也都导致生育率下降。

疫情对生育率的影响，主要是因为经济衰退所继发。失业率攀升，养育能力下降，婚育年龄推迟，结婚率下降，从而降低生育率。

新冠疫情对经济的打击，将介于1929-1933年美国大萧条和2008年金融危机之间。大萧条期间，美国的结婚数从1929年的123万对减少到1932年的98万对；生育率从1928年的2.66降至1933年的2.17，同期出生数从267万人减少到231万人。

历史上的饥荒、流感、大萧条、战争对生育率的影响是短暂的，在社会稳定后生育率甚至反弹。这是因为当时结婚率高，而非婚比例、避孕率、初婚年龄都低。比如1917年、1929年、1945年美国的结婚率高达11‰、10‰、12‰，妇女初婚年龄都只有21岁，避孕和堕胎是非法的。

但是现在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变，比如2007年、2018年美国的结婚率降至7.3‰、6.5‰，妇女初婚年龄推迟到26岁、28岁，生育的时间窗口缩窄，非婚比例不断攀升，避孕、堕胎已合法，避孕非常便利。因此生育率一旦下降将很难回升。

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影响远不如大萧条，并且在两年后就恢复了，但是对人口的影响却延续至今。1989-2007年美国的生育率稳定在2.0-2.1，金融危机将生育率踢下悬崖，从2007年的2.12跌到2018年的1.73。

而日本的人口拐点则是在1974年。从1956年到1973年，生育率稳定在2.1左右，妇女初婚年龄稳定在24岁。第一次石油危机，使得日本经济衰退，结婚率从1973年的9.9‰直线下降到1990年的5.9‰，同期妇女初婚年龄从24岁推迟到26岁，生育率从2.14狂跌到1.54。1992年日本爆发经济危机，生育率继续下降到2005年的1.26。

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负增长，失业率超过13%，死亡人数飙升。结婚数从1990年的132万对减少到1998年的85万对，生育率从1990年的1.89狂跌到1999年的1.16。1991-2000年“多死”了约400万人、“少生”了约500万人，生命损失极为惨重。

三、新冠疫情下的“生”、“死”博弈

为应对新冠疫情，各国政府采取社交隔离措施，但是也对经济造成巨大的打击，将降低生育率。

“病死”者的寿命短，而“少生”的孩子寿命长。比如根据2017年美国的生命表，0岁、50岁、65岁人口分别还有78.6年、31.6年、19.4年余命。新冠病死者，如果不死于疫情，每人平均还有14.4年余命。截至6月10日，美国死亡了11.5万人；最终死亡数应能控制在20万，那么合计将损失288万年寿命。如果实行群体免疫，将病死95万人，合计损失1372万年寿命。如果疫情导致2021年的生育率下降0.1，意味着少生22.2万人；合计损失1745万年寿命。并且疫情还将影响很多年的生育率。

全球的预期寿命73岁，“病死者”平均余命本应还有12.9年。如果实际死亡100万人，意味着损失1290万年寿命。如果实行群体免疫，病死1317万人，将损失1.70亿年寿命。如果因为疫情导致2021年的生育率下降0.1、0.2，将损失577万、1154万条新生命，合计损失了4.2亿年、8.4亿年寿命。可见，疫情“少生”的寿命数远超“病死”的寿命数。并且孩子是可以世代相传的，而病死者大多已丧失了生育能力，因为94%超过49岁。

“病死”影响近期的经济，而“少生”却将影响今后几十年、数百年的宏观经济。因此，“生命至上”不能只盯着“死”，也要聚焦于“生”。政策需要精细的平衡，既要减少“有话语权”的老人的病死数，也要避免经济衰退，让“没有话语权”的孩子有生存的机会。

四、抗疫和人口政策都难以“抄作业”

这次儒家地区对疫情控制的比较好，原因有二：

第一，儒家尊重国家权威，积极配合政府的抗疫。尤其是中国利用强大的“他组织”，对社区和村镇实行网格化管理，动员4.3万医护人员驰援湖北。而欧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组织”。

第二，对生命的终极意义的认识不同。西方认为人死后会进天堂，从“此岸”到“彼岸”，因此对生死看得相对较开,崇尚“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而儒家文化只有“此岸”，没有“彼岸”，因此更珍惜生命，婴儿死亡率低、预期寿命长，比如2017年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的预期寿命分别为84.1岁、84.8岁、84.7岁，而美国、欧盟、印度、拉美只有78.5岁、81.0岁、69.2岁、75.3岁。

但是儒家地区的生育率全球最低。2005-2018年的平均生育率，日本、韩国、新加坡华裔、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只有1.39、1.17、1.09、1.11、1.12，而美国、欧盟、印度、拉美还有1.92、1.57、2.45、2.18。原因有三：

第一，生死相依，随着婴儿死亡率的下降、预期寿命的提高，生育率直线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心理学因素，比如婴儿死亡率降低，不再因为害怕孩子的成长风险而多生孩子；有生物学因素，比如长寿的日本佛系青年比例高；有社会学经济学因素，比如老年福利压制儿童福利。

第二，政府越大，家庭越小。中国的生育率从1990年的2.3下降到2000年的1.22，除了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外，还因为分税制改革等导致中央“他组织”能力增加、民间“自组织”能力减弱。“自组织”强的地区，如广西钦州、玉林、广东茂名，2010年的生育率还有2.6、2.3、2.1,而依赖“他组织”的东北只有0.75。在美国，共和党人更强调“自组织”，追求“小政府”，这次很多人不戴口罩，游行要求复工，生育率也比民主党人高。“自组织”强，创新能力也强。

第三，儒家认为孩子是生命的延续，对孩子有强烈的利他主义，在高养育成本下，从传统的追求孩子数量转变为牺牲数量、追求质量。

第四，儒家过度注重教育，降低家长养育能力和生育意愿；受教育周期延长，婚育年龄全球最晚，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的妇女平均初育年龄都达31岁，挤压生育时间，提高不孕率。

欧美非婚子比例高达40-70%，而日本、韩国、新加坡的非婚子比例都只有2%。在1918年流感、大萧条、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的离婚率都有所下降，在一定程度对冲了结婚率下降对生育率的影响；而儒家地区，危机不但降低了结婚率，也提高了离婚率。

在抗疫上，西方抄不了东方的“作业”；在人口政策上，东方也抄不了欧美的“作业”。但是各国最后还是会殊途同归的。

五、新冠疫情将导致中国的生育率下降

2020年中国大陆的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相当于中国台湾、韩国2004年，妇女初婚年龄则相当于台、韩2005年，而离婚率和避孕率比台、韩更高，法定结婚年龄更晚，生育意愿则更低。比如2019年中国的粗离婚率为3.4‰，而台、韩分别只有2.3‰、2.1‰。计划生育不可逆地改变了社会经济结构和生育观，目前中国大陆的理想子女数只有1.7-1.8个，而台、韩还有2个。

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04年、2005年、2019年中国台湾的生育率为1.18、1.12、1.07，韩国为1.15、1.07、0.92。韩国2020年预计只有0.83，2021年应低于0.8。而中国大陆还只是实行二孩政策，2020年的实际生育率应低于1.0。

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的打击。计划生育又减少了年轻消费者，导致额外过剩”一亿多劳动力，内需不足，就业高度依赖出口，而疫情在全球蔓延，导致出口受阻。为了缓解疫情下的就业压力，2020年提出了扩招研究生和专升本，这将导致婚育年龄继续推迟。家庭收入减少、失业率提高，不但降低养育能力，还降低结婚率、提高离婚率、推迟婚育年龄。

事实上，中国的结婚率在2014年就开始下降，从2013年的9.9‰降至2019年的6.6‰。而离婚率却从2000年的0.96‰飙升到2019年的3.4‰。妇女初婚年龄从2010年的24岁提高到2020年的28岁。也就是说，生育率下行的势能很大，而疫情又导致民不聊“生”，2021年的生育率可能只有0.9、甚至更低。

并且疫情会永久性地改变人们的习惯和社会经济结构，如果不采取措施，生育率可能会沿着东北的老路狂跌；东北从2000年的0.90降至2015年的0.56，意味着下一代人只是上一代人的1/4。

中国需要拿出这次抗疫的魄力，立即停止计划生育，并出台符合我们文化传统的休养生息的政策。

来源|《中国改革》2020年第4期

作者|易富贤（1969—），湖南洪江人，医学博士，《大国空巢》作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广州大学南方治理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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