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岁单身女性是“濒危物种”，不结婚生子是我们的错吗？

“我可是全力奋斗到今天的呀。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好容易找到份工作，一点一滴地证明自己，终于感到受到了认可时，已年过30。那段时间根本无暇考虑结婚，一路狂飙至今……心想要不还是去结婚吧，可这个社会却告诉我，40岁的女性已经没人考虑了……”

《40岁开始》剧照

我从许多40岁左右的女性那里都听到过类似的心声。我自己也是她们中的一员。

我们这代人，总感觉像是被摆在了一场“浩大的社会实验”的实验台上，从就业冰河期到金融危机，像领跑者一样在前人从未涉足过的处女地上不顾一切地飞奔，苦撑至今。父母辈在40岁前大多就已得到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也许注定是奢望。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被无心地问及结没结婚，有没有孩子，承受着周围人怜悯的目光。甚至有的人说什么“不结婚生子的人就是没尽到社会义务，应当被削减退休金”。但这真的是我们的错吗？

我们究竟是如何在大环境中一路摸爬滚打、生存至今的呢？我们的出路又在何方？

以上是作家雨宫处凛在《单身女性》前言中讲述的话。

《单身女性》

[日]雨宫处凛 著，汪诗琪 译

《单身女性》考察的对象是日本冰河期就业世代中的女性群体。作者雨宫处凛根据“非正式员工”“中年女人的相亲”“生活的艰辛”“护理年老的父母”四个主题取材，采访了与自己同一年龄层、有类似境遇的多位女性：

有人明知公司的“努力就让你转正”是谎话，但也只能靠自我麻木来坚持工作；

有人生了病也享受不到公司的福利，只能眼睁睁失业；

有人找到了男朋友，却因为无法接受自己要先为他送终的现实而打退堂鼓；

有人追求亲密关系却几经挫折最后放弃，决定与猫为伴度过终身；

有人离开原生家庭，领着低保过着有些孤独却又不乏开心的日子；

也有人拒绝消费主义裹胁，并在参与工会帮助他人维权的活动中找到了归属感……

她们在泥沙俱下的时代洪流中或沉或浮，承受并对抗着日本社会中对女性的种种有形无形的歧视，也为记录当代东亚社会女性生存现状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证言。

她们究竟是如何在大环境中一路摸爬滚打、生存至今的呢？她们的出路又在何方？书中登场的40岁单身女性的经历或许能成为“生存”范例，对每一位读这本书的你有所启迪。

今天，与大家分享书中两位女作家栗田隆子和雨宫处凛的对话。

《西瓜》剧照

让“独居”不再意味着孤独

——栗田隆子和雨宫处凛的对话

内容摘编自《单身女性》，有删减

文 | [日]雨宫处凛

译 | 汪诗琪

本书最后是我和作家栗田隆子的对话。在我策划这部书时，脑海里最先浮现的就是作为同代人的她。

栗田在大阪大学研究生院中途退学后，在政府机关做过非常勤员工、派遣制员工等非正式员工。

同时，她还担任过小众杂志《自由职业者的自由》的发行责任人，该杂志针对的就是不稳定的就业状态和年轻人的劳动环境问题，致力于倾听当事人的声音。

另外，她还活跃在“女性和贫困组织”“全国劳动女性中心”等组织中。可以说作为一名先行者，一直将如今单身女性面临的各种问题作为研究对象。我和栗田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40岁女性是“濒危物种”

雨宫：初次见您是在2006年至2007年吧。那时，泡沫经济崩溃后的就业困难派生出了陷入贫困的“迷失的一代”这种社会现象，以及贫富差距的问题，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同时《自由职业者的自由》办得风生水起，非正式就业人群引发的社会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您比我大两岁，我们那时都是30多岁。

栗田：是啊。我从研究生院中途退学是在29岁左右。而且因为学的是哲学，研究的都是些不能用于实践的学问，若是像大家一样给公司递交简历，就会以“学历太高，而且缺乏实践能力”为由，连面试机会都不会有（苦笑）。于是，我就在政府机关做起了派遣制员工。

之所以没被正式雇佣，现在想来和1999年的《劳动者派遣法》的修改有很大关系。在那以前，派遣原则上是被禁止的，而那年以后，则变为了部分禁止，这种转变导致了派遣劳动激增。我想也就是因为这，在我开始就业的2000年前后，才会导致一般的事务性工作岗位锐减，转而用派遣制来替代了。

雨宫处凛。1975年出生于日本北海道。作家、活动家。曾做过视觉系朋克乐队女歌手和自由职业者，2000年以自传性散文集《人间地狱与天堂》（太田出版/筑摩文库）登上文坛，后以霸凌、自残等亲身体验过的“生存的艰辛”为题材发表著作，2006年起，她开始关注贫富差距、贫困问题，从事该方面的采访、写作和运动，发表了《女性与贫困》（鸭川出版）、《一亿总贫困时代》（集英社international）、《“女性”这一魔咒》（集英社creative）等多部作品。

雨宫：当时，大家把问题笼统地称为“年轻人的贫困”，都认为这些问题必须是施政时优先解决的。然而2009年，政权由自民党更迭为民主党，给人感觉像是进入了“飘忽的空白期”，2011年又发生了东日本大地震，似乎贫困问题就被搁置了。要说解决贫困问题的成果，最多就是制定了《儿童贫困对策法》，使儿童的贫困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社会的重视。

然而我们这代人的贫困却被忘得一干二净，即使声称就业形势大体恢复正常，“迷失的一代”和“团块后代”的非正式员工雇佣率仍然居高不下。其中，40岁女性的贫困问题更是被弃之不顾，根本没被考虑在施政针对的范畴内。和我一起参与运动的同辈人，在2年前就说我们这群人是“濒危物种”。因为我们无法“留下子孙”，还一个个都遭遇了生育年龄这道壁垒。

栗田：的确，我感到我们这代人被无情地抛弃在了一边。这10年间，我针对女性贫困问题参与了多项运动，可我连自己的问题都没解决，太受打击了。即使我自己成为不了母亲，可我感到再不想想办法，我们父母辈遗留给我们这代人的问题将会成为一笔负资产让下一代人继续接盘。这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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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生活遇到困难就去卖春”的思维定式

雨宫：前几天，发生了一件事让我痛感“40岁单身女性”的社会地位低下，那就是我第一次没通过租房资格审查。好像是我父亲到了69岁的缘故，原本他一直是我租房的担保人，我这才明白原来租房资格和自己的收入没关系。

20岁做自由职业者的时候，就因为我父亲还年轻就能借到房子，可当我刚过了40岁，经过努力直到能够自立不依赖父母时，却仅仅因为父亲年龄已过65岁，不具备担保人资格，我就成了信用等级低的人了，按理应该反过来才对啊。

年轻的时候交不了税金，反倒是现在我一直都在缴税，比做自由职业时的收入还多。我感到这项政策是对自由撰稿人还有女性非正式员工的歧视，暗示单身的女性自由撰稿人不具备社会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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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田：真是难以理解，现在又不是“女子三界无家”（日本旧社会中，指女性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一生居无定所的状态）的时代了。当初促使我投身于女性与劳动问题的相关运动的，也是租房合同问题。大家都说“至少做连带担保人，父母是不会拒绝的”，可我还是感到这种想法给人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就是“父亲有一定经济能力，女儿才能够独自生活”，“女性也能自立”的幻想在这里崩塌了。

这说明当今社会仍残存着旧时代的观念，认为女性离家之日便是结婚之时，中年以上的单身女性之所以会面临生存问题就是因为没有结婚。有项法律条款象征着社会对女性的看法，你猜是什么？那是针对单身女性的唯一一条法律。我在这里卖个关子。

雨宫：什么？是保护单身女性的法律条款吗？

栗田：某种意义上说是的。

雨宫：是《卖春防止法》？

栗田：正确。只有这一条。

雨宫：果然。哇，可怕，可怕。援助贫困女性的法律只有这一项啊。这条法律“对有从事卖春可能性的女性实施保护，引导其重新做人”，并以此为名将这类妇女收容入保护机构。而事实上，对于那些生活陷入困境的女性，即便她没有卖春，对其实施保护时，参考的也是这条《卖春防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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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田：没错。这项措施和《生活保护法》《老年人福利法》并列为“一类福利事业”（日本社会福利事业分为一类福利事业和二类福利事业。一类福利事业对经营者要求较高，由于服务对象需要受保护的必要性较大，原则上该福利机构的营业主体为政府，民间营业者必须是经营稳定的福利法人。其中为有卖春倾向的妇女提供保护所的机构也包括在内）。

雨宫：可是这个名字也太……绝对不是个好名字。这意思不就是认为“生活陷入困境的女性只能去卖春，所以要去保护她们”吗?太荒唐了。

栗田：是啊是啊。总之，这项法律就是在告诉人们，政府就是这么看待单身女性的。“卖春”这个用词真的太不合适了，总之，他们根本就没考虑过，单身女性除他们所谓的“卖春”以外，工作也是一条生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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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也好，结婚也罢，都和幸福无缘

雨宫：要说女性该如何生存、工作，我感到选择范围非常狭窄。要么就是做干练的职业女性，要么就是非正式就业，要么就是专职主妇。

栗田：没错。我认为在1985年那年，女性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下被割裂成了几类。那年可以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元年”，制定了《劳动者派遣法》和《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国民年金的参保人里多了第三号被保险人（国民年金中第一号被保险人主要为个体户、农民、学生、无业者，第二号被保险人主要为享受福利年金的公司职员、公务员等，而第三号被保险人是第二号被保险人抚养的配偶，这类人无须缴纳保险费）这一项。

也就是说在那年，女性因为这些政策被分为了三类——第一类是努力和男性一样埋头工作的职业女性；第二类是在派遣岗位中适当发挥能力的女性；第三类是在丈夫的抚养下靠年金老老实实生活的女性。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就可以自由选择工作方式了。而是根据自己的人生轨迹被划分成了三个阶段——年轻时进入企业担任综合职务；干得精疲力尽后做派遣制员工；结婚生子后连派遣制员工也做不下去了就去做专职主妇。

但无论进入哪个阶段，都很难再回到原来的工作方式了。那要说相同立场的女性之间是否能相互理解，其实又没那么容易，因为每个人此前的经历都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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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宫：而且无论身处哪个立场，似乎都找不到获得幸福的例子。作为《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的副产物，让人联想到的就是“东电女白领被杀事件”（1997年发生了东京电力公司女白领被杀事件。据纪实文学作家佐野真一的纪实作品《东电女白领被杀事件》介绍，受害人疑似因工作压力巨大而失去自律，在下班后卖淫，并患有厌食症）了。

该女性单身，是东京电力公司最早的女性综合职务社员，还升为了核心员工，却从事卖淫，最后被杀害。

我感到这个事件象征了当时担任综合职务女性员工的苦闷。听说在那代人里，综合职务女性的自杀率、未婚率都很高，当时还留有男权社会的印记，叫女性如果要想干得和“男人一样”，就断了结婚的念头。

而另一方面，要说一边工作一边育儿的女性就是幸福的，也不那么乐观。因为丧偶式育儿都快把人累死了，自己明明也在工作，可丈夫却根本不来帮忙，还很难找到托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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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田：但是要问专职主妇们就在讴歌美好生活了吗？其实情况也很复杂。在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挣钱让人感觉直不起腰来。这就是“工作也不幸福，不工作又总感觉是‘被人养着’，真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感觉（苦笑）。

不求光彩照人，但求从容不迫

雨宫：如今，干着非正式工作，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的人中，占压倒性多数的并不是以干练职业女性为目标的人，而是想“普普通通地工作，过普通人那样生活”的女性。

栗田：2016年4月实施的《女性活跃推进法》的基本方针，还是以“让想要有所作为的女性发挥自己的个性和能力”为目标，给人和“普普通通地工作”截然相反的印象。虽然这项条款和《卖春防止法》向着完全不同的方向，但还是让人觉得这是在将女性特殊化。

“decent work”这个词在日语中被翻译为“有价值的像人样的工作”，让人听了很反感。对于“有价值”的定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我自己而言，我既没有特别想要出人头地的欲望，也不想做主妇来支持男人。

可这个社会似乎并没有容纳“窗边一族的平庸女性”(“窗边一族”这个词汇源自1977年的《北海道新闻》，其中一个专栏首次出现了“窗边大叔”一词，形容那些被调离管理职位，委以闲职，可以在窗边发呆看报纸消磨时间的中老年员工，之后“窗边一族”一词固定下来，用以形容那些晋升无望的平庸员工。该词是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前，企业实行终身雇佣体制下的产物。)的空间，闲适的职位并没有女性的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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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宫：没错，真是这样。就像《钓鱼迷日志》(  原为漫画，后被改编为电影、动画和电视剧。）中的阿滨这样，为兴趣而生，始终安于普通基层员工的位置，可却没有类似的女性形象的作品。

也从没见过像《寅次郎的故事》（由渥美清主演、山田洋次导演的电影、电视剧系列作品。）中男主人公阿寅这样的超然物外、不拘体统的女性版本。哈，女性还真是有趣。就像立体声装置那样非左即右，不被允许跨出模式半步。

栗田：确实如此。女性形象太狭隘了。我认为并不是社会“看不到”其他类型的女性形象，而是“不愿看到”。

雨宫：就我个人而言，在那种要求员工有实战力的企业1周干上5天，这我绝对没自信能做到。我有哮喘，还是过敏体质，精神也脆弱，根本算不上强大。就像现在这样以从容的节奏活下去对我而言才是最重要的。

栗田：2011年到2012年，我在某公司工作，那时每周工作6天，还要加班，结果得了哮喘。医生警告我再这样下去会死的。我才意识到这样的工作方式根本不适合我。不过在社会活动家群体里，那些相当于我姐姐辈的前辈们，她们在工作上也很能干，都是些“光彩照人的女性”。

《卖房子的女人》剧照

雨宫：嗯，的确。一些女权主义者也给人以能力强、能言善辩、搞运动时十分干练的印象。她们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在此基础上还参加运动。不行，我可办不到（笑）。

栗田：没错，这些人虽然如此能干，但我感到她们其实也有局限，或者说这样做未必能得到预期的效果，而这种局限带来的后果可能还会波及下一代的人。所以我不想采用她们的方式，而是想另寻一个突破口。

不是成为“能干的人”，或者说不是将运动建立在能自立的基础上，而是从无法自立这点出发开展运动。

凭1周3天、时薪2000日元的“工作”来照顾自己

雨宫：“不拼命也能生存”这点至关重要啊。要保持“通过战斗赢得胜利”这种昂扬状态太难了。尤其是现在，政治环境如此严峻，再怎么挣扎也只会消耗体力，或是无谓地受伤，或是弄得身心俱疲。

栗田：我认为搞运动要符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比如“全国劳动女性中心”在2017年4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将主题定为“让1周工作3天的人也能生存”。那里提倡的已经不是此前标榜的“标准劳动者范本”——男性让配偶承担家务，自己上常日班全勤工作，而是提出要实现“有制约的工作方式”。并且，大会将劳动定义为“维持生命的工作”，还将看护工作列入劳动范畴，并将看护的对象从家人扩展到了自身。

雨宫：那时薪你们怎么计算？

栗田：大约在2000日元。1500日元不够，一个人过还好，但考虑到要抚养孩子或身边有人需要照顾的话，就得有2000日元了。

雨宫：没错啊。非常棒。

《逃避虽可耻但有用》剧照

栗田：根据2009年至2015年的统计，每年“全国劳动女性中心”会接到大约400件的求助。其中有正式员工，但还是以兼职的居多。但在我们给劳动重新下定义后，劳动就不仅局限于有偿劳动了，没工作的女性也来向我们咨询了。

雨宫：太好了，太好了，非常有意思。

栗田：劳动环境也好，支持劳动的制度也罢，此前一直都是以男性为范本制定的。《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也只是单向地为女性“提供”综合职务的形式，却没有对男性也开放一般职务。劳动问题以及解决劳动问题的运动也都是大叔们在其中唱主角，这实在让人惊讶。

而与非正式员工、外国劳动者相关的问题，都被看成是女性和少数族群的特殊问题，并没有被当作公共问题来加以对待，可也就是在这长期的忽视中，才会滋生出今天贫困问题的祸根。正因为雇主在非正式岗位用女性当廉价劳动力，才会想出把男性也招作派遣制员工以降低用人成本的主意。因此，把标准劳动范本以外的劳动方式也纳入公共施政范畴非常重要。

雨宫：数据显示，晚年生活也是女性更为困苦呢。根据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2011年发布的调查数据，20岁至64岁单身女性中，每3人中就有1人处于贫困状态，而65岁以上的单身女性该比例为52%，也就是每2人中就有1人为贫困者。而与此相对的是，从2006年至2012年，65岁以上高龄男性的贫困率却有所改善，因为他们有退休金，可高龄女性却根本无法享受这个待遇，这之间的差异太大了。

栗田：果然，这制度还是偏向于为男性、男性化的劳动方式，还有刚才提到的符合“标准劳动者范本”的劳动者支付更多的养老金啊。这导致“团块一代”的父母辈现在的收入比我们做儿女的收入还多。不过，这和非正式员工的问题一样，同样没注意到女性待遇低下的问题。如果这个社会认为女性掀不起什么风浪，再怎么闹也没人当回事，从而没把这个问题摆到台面上来加以严肃对待的话，照此下去就会和派遣制员工问题一样，使得男人也陷入和当今女性同样的困境中，最后事情就会闹得不可收拾。

面向大叔的合租屋行不通

雨宫：在为写这本书采访的过程中，听到最多的就是“晚年梦想住进合租屋”，所以要是合租屋在必要的时候能配备护理人员就最好了，比如有常驻护士，或有住家医疗之类的措施。

栗田：是吗？没想到这么多人都希望住合租屋啊。不过我结了婚的朋友中也有表示想什么时候住进合租屋的。

雨宫：哦，毕竟到时都是两个老人相依为命互相照顾。现在基本上还是女性更长寿，所以即便结了婚，配偶先走一步从而落单的概率还是很高。不过，单身女性和单身男性相比较，感觉男性会更惨些。老了不会照顾自己，在满是垃圾的房间孤独死去的人里，男性占了多数。而且和女性不同，他们不太有要住合租屋的意愿。

栗田：的确是这样。

雨宫：因为大叔们在一起，话说着说着就会发展为争论，没法好好相处。而且住在一起说不定仍会根据退休前的头衔按资排辈，大叔们一起住合租屋看样子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可话说回来，若是男女混住的合租屋，男人在里面只会成为累赘啊（笑）。一想到还得关照这些人，就感到很焦虑。他们会破坏和谐的，比如他们经常不愿去洗盘子。要是家务干得好的男人住住倒也算了。

栗田：就是要那种不会凌驾在别人之上、不摆谱的男人。

《宽松世代又如何》剧照

雨宫：看样子男女混住不太可能了，因为很少会有那样的男人。除非比女人还能干家务，爱干净的，才不会给人造成压力。

栗田：不过有洁癖的也让人头疼啊。神经兮兮的，认定“洗发膏非这个牌子不可”的那种，也很要命（笑）。

雨宫：是叫人不爽啊。

栗田：能住进合租屋的男性估计只能是早稻田大学毕业的神长恒一（无政府主义者，活动家，看护助手。)和佩佩长谷川(和神长恒一同为早稻田大学出身，花了8年时间才从第二文学部毕业，留级期间同神长恒一结成“失败者联盟”，毕业后一直靠打工生活)于1992年结成的“失败者联盟”(1992年诞生的团体，代表人物为神长恒一和佩佩长谷川。反对社会将“不像普通人那样工作”“不恋爱”“不成家”的人定义为“失败者”，认为这些都是社会施加给个人的压力，提出自由生存的主张，探索新的生活方式。以“交流”“漫谈”为口号，开展了各类交流活动，该团体在2000年代初期停止活动10年后，于2011年再启。)中的这类人了。

雨宫：他们所做的就是推崇不工作不结婚的生活方式，让人不纠结于这些“失败”而继续生活下去的运动吧。不过目前多数日本男性可掌握不了这些“要领”。

栗田：是啊，男人如果不放下男人的自尊的话。就同“失败”和解这一层意思来说，那些人可谓是划时代了。虽然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思路却可行。

雨宫：他们可以说是从父母这代人观念的束缚中挣脱出来的男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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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起不结婚，更担心孤独死去

雨宫：我们这代人之所以会如此痛苦，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团块一代”父母的观念在我们身上打下的烙印。他们让我们和他们一样贷款买房，找个正式员工的工作，结婚生子。不过将这些观念强加在我们身上的父母一辈中问题也层出不穷，许多夫妻结了婚仍然不幸福，而且“团块一代”中父亲大多挥舞着男尊女卑的暴力价值观。作为他们的孩子，我们这“迷失的一代”想要符合他们的理想，却因为办不到而深陷痛苦，许多人就宅在家中闭门不出了。您对这点怎么看？

栗田：我的父母还算宽容，对我这不结婚的女儿也从不唠叨“想看见外孙”这类的话，好像是“被迫接受现实”了。“自己曾经是职场上的风云人物，但现在却不是”“对自己而言结婚是理所当然的，但孩子不这么认为”，这种对时代及两代人之间变化是否有着清醒认识决定了孩子身上负担的轻重。

雨宫：您父母很了不起啊，真棒。

栗田：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内心是否真的理解了我，毕竟他们背着我也说过希望我结婚的话。如果孩子自身稍稍有那么一点想要结婚的心思，想必日子还要难过。只不过由于我自身不是块适合结婚的料，所以他们也许觉得，即使给我施加压力也是对牛弹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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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宫：是嘛，这也挺好，躲过一劫。

栗田：不过回过头来想想，先不说结婚，其实他们还是在担心，我会不会一直一个人过下去。

雨宫：那当然会担心啊。我也过了40岁了，父母开始担心我会不会孤独终老了。他们的担心已经不在结婚这个层面了，而是别的方面。真心酸啊，让父母为自己的孤独终老而操心了（笑）。

栗田：仔细想想，父母这代人好像不太会有孤独面对死亡的情况。

雨宫：没错。他们有配偶，有子女，有社区，邻里间也有不少朋友，亲戚间的往来也很频繁。我自己也很惊讶，到了自己身上，孤独终老的概率却陡然上升了。

栗田：比起是否结婚，还是应该在独居生活中保持同他人的联系，以此来向他们表明自己没有孤独死去的风险，也许才能让他们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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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婚女性合租屋”的实验

栗田：其实我在2010年至2011年间住过只面向女性的合租屋。那是在横滨的独栋房屋，叫“未婚女性之家”。不过不是企业推出的商业性出租屋，而是一个有独栋房产的人要搬家，房子空置了下来，因为长期参与女性劳动运动，希望租给同样参加运动又生活窘迫的女性居住，才使我有了那么一段经历。

租金为每人每月1万日元。她并不谋求赚钱，而是为了维持固定资产税11  在日本，不动产所有人每年要缴纳一定比例的固定资产税。的支出才设定的这个价格。电费还要另行支付，由租客平分，所以在家时间越长的人越划算。

雨宫：这可是在解决女性与贫困问题、租房资格审查壁垒方面具有开拓性质的实验啊。租金1万日元的话，生活将会发生多大变化啊！一般来说，要是住在东京周边的话，一个人住至少也要6万到8万日元了吧。

栗田：我要是付那么多租金，肯定没法像像样样过下去了。一开始我和30出头的朋友，还有一名20出头的女性3人合租，后来又来了一名30多岁的女性。2011年，我和朋友离开了，又来了名20多岁的年轻女性和一名50多岁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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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宫：大家都是关心女性劳动问题或从事社会运动的人吗？

栗田：不是。一开始和我们合租的那位20多岁女性正好来“全国劳动女性中心”咨询，对办事员说由于种种原因自己父母要搬去东北，但她自己想留在横滨。这名办事员对问题了解得很深入，就向她介绍了“未婚女性之家”。于是她父母和祖母就一起来实地查看，和我谈话后觉得“没什么可疑”，就让她住进来了。

雨宫：有意思。一般的独栋房屋厨房只有一个吧，你们怎么协调的？为此发生过争执吗？

栗田：如果是两三个人的话，只要不是特别合不来的人，都能凑合。锅子有些是公用的，食材不写名字也还是分得清是谁的，吃饭的时间也各不相同。打扫的话，我喜欢打扫庭院，就由我负责，但打扫卫生间或者厨房我就不在行了，就让擅长的人去干。

只是我不能接受事先不打招呼就突然住到一起，还是希望在一起住之前先见见面。这样大家就会有机会相互考量卫生习惯是否相差太大，对方为人是否能够接受了。而且要是8个人、10个人住一起的话，还是得制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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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宫：“未婚女性之家”里面饱含了单身女性的生活智慧啊。

栗田：这类合租屋应该给人一种“开放”的感觉。并不是说不甄选合租的人，而是不应该出现只有参与运动的人才能入住，或是硬性规定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之类的情况。住户或者房东的主人色彩太强的话会增加紧张气氛。比如有人因为不想住家里，搬出来住进合租屋，但连那里都呆不下去的话就太可怜了。

雨宫：如果规定只有社会活动家才能住的话，那合租屋就变成运动指挥部了（笑）。太高高在上了些。

栗田：这个我觉得不太适合我，确切地说不太妥当。我认为合租屋给人应该是“大家因为某种缘分而住到了一起”的感觉。这样的行动本身从广义上来说，也是一种实践性的“活动”。

只是“未婚女性之家”的尝试在2014年就终止了。本来合租屋对面住着房东的亲戚，后来他们搬家了，周围变得空无一人，大家觉得只有几个女同胞住着，心里实在没底。

雨宫：哎，真可惜。不过坚持了3年还是很了不起了，很棒的实验。这几年一定积累了不少经验。我也曾参加过“未婚女性之家”的家庭派对，房子非常别致。

栗田：电影导演早川由美子还为此拍摄了名为《未婚女性之家》的纪录片，留下了影像资料。似乎是想让这次实验留下印记，告诉人们这世上还曾有过这样形式的合租屋。

让“独居”不再意味着孤独

雨宫：针对单身女性，是不是还有什么制度需要建立的呢？就拿无法租房这件事来说，我认为应该完善法律，以防房屋租赁企业的歧视性操作。若放任不管，不仅是单身女性，那些没有父母兄弟可依靠的独居人士、单身高龄老人也会因此而被拒之门外吧。

栗田：暂且不说法律制度，我认为开展有针对性的社会运动也很关键。我从很早开始，就对只知一味地去完善法律法规这种做法抱有疑问。因为法律法规还存在一个如何实施的问题。在促进法律法规的完善这方面，前辈们已经做了不少努力。

比如制定和推进《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虽然我并不认为这是项好法律，但据说这项法律的制定也并非出于恶意。可法律推出后根本没有配套的惩罚机制，到头来弄成这副德行。所以我认为光完善法律还不行。况且有了这项法律也不被公众所知（苦笑）。

雨宫：这次制定的《女性活跃推进法》中，规定有义务遵守的只是大型企业，而对于3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只是规定他们有“努力的义务”。而且，日本中小企业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其中许多经营者都缺乏性别意识。就这点来看，这项法律并没给女性带来多大福利。

《重版出来》剧照

栗田：对于现在及将来的女性来说，通过各种方式构筑“一个人也能生存”的社会是十分有必要的，在这样令人安心的社会里，单身也就并不意味着孤独了。因为物理意义上的一个人同心理意义上的孤独感完全是两码事。今天的谈话中，我们重点聊的是住房问题，但终究每个人的困境和担忧都是各不相同的。

雨宫：正如你所说，有些人父母家就有产权房，没有住房上的担忧，有些人从外地来到东京，好不容易大学毕业，却被高成本生活一点一滴地吞噬了薪酬。她们就算是回到老家，也有可能找不到工作，生活逐渐被看护老人所占据，因而越发贫困，从而导致了最让人不愿看到的结果——一家人集体自杀。

但在地方的话还是以结婚有孩子的人士居多，独居生活显得很奢侈。所以，到了40岁，每个人的生活其实已经有了很大差异了。

栗田：换作是男性，我感觉互相之间的差异就没有女性之间来得那么大了。所以在进行制度改革时，受惠最多的还是男性群体。对于女性来说，若是简单地针对某一类人将制度的某一部分作出改良，收效就没那么显著了，因为女性群体的情况更为复杂多样。

雨宫：的确。从笼统的政策中获益的要么是“在东京铆足精神工作，在事业上光彩照人”的成功精英，要么就是“连饭也吃不饱”的人。但这两极中间其实还有更庞大的群体。

女性自行构建安全网

栗田：我认为首要的就是处境不同的女同胞们要建立起能互相交流的关系网。2017年2月，“全国劳动女性中心”年度大会召开时，有一晚，举办了个分会，都是单身女性聚在一起，大家一起谈论各自面对的困境。

雨宫：这个单身女性分会不错。大家都说了些什么呢？

栗田：有人对催婚倍感压力，但也有人说生活中要是没有男性，连个“换电灯泡的人都没有，太不方便了”。要调和这两类人真是颇费脑筋。

《40岁开始》剧照

雨宫：同为单身女性，却有着如此截然相反的观念，这才会导致互相之间无法交流各自的不安。

要是单身女性将烦恼向已婚女性诉说，可能又会被人催着早早找个合适的人结婚，或者被人调侃“单身的人真有闲情逸致”了。若是向成功的单身女精英诉说烦恼，也许又会听到“既然这么担心晚年，那买一套一个人能好好住下的公寓不就得了”“别那么娇气”之类的忠告了。

我们这些搞社会运动的还知道如何让女性之间互帮互助，但若是普通单身女性的话，比如非正式就业的，工作经常调动，就很难同他人建立联系，再加上周围的朋友要是结了婚，彼此之间的联系也会变得不再紧密，最后真的就孤立无援了。

栗田：而且就在刚才提到的分会中，有人就反映自己已经有半年没和家人以外的人说话了。并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们没有机会和他人进行深入交流，所以给她们创造和他人对话的场所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比如在那里她们会觉得“啊，原来这里还可以谈论只接受女性的合租屋的话题啊”，于是就愿意毫无顾忌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结构不必像什么组织一样严密，最好里面的人与人之间保持一种较为松散的关系，在这样的环境中，渐渐地就能使自己的想法对政治变革产生一定的影响。“全国劳动女性中心”已经制作并发售了名为《培养对话环境的练习册》之类的资料，目的就是要营造鼓励人们对话的环境。

《西瓜》剧照

雨宫：我觉得这样宽松的对话环境在今后一定会构建出一张单身女性自给、自足、自利的安全网，并与她们终身相伴。若是今后自己或是朋友得了癌症，买了保险的也许会得到赔偿，而周边琐事，也不愁没人托付了。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单身女性要靠自己的力量找到生存下去的手段。

今天真是太感谢您了。

《单身女性》

作者：[日]雨宫处凛

译者：汪诗琪

ISBN：9787532791743

定价：48 元

出版时间：2023年6月

上海译文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考察的对象是日本冰河期就业世代中的女性群体。作者根据“非正式员工”“中年女人的相亲”“生活的艰辛”“护理年老的父母”四个主题取材，采访了与自己同一年龄层、有类似境遇的多位女性：有人明知公司的“努力就让你转正”是谎话，只能靠自我麻木来坚持工作的人；有人生了病也享受不到公司的福利，只能眼睁睁失业；有人找到了男朋友，却因为无法接受自己要先为他送终的现实而打退堂鼓；有人追求亲密关系却几经挫折最后放弃，决定与猫为伴度过终身；有人离开原生家庭，领着低保过着有些孤独却又不乏开心的日子；也有人拒绝消费主义裹胁，并在参与工会帮助他人维权的活动中找到了归属感……她们在泥沙俱下的时代洪流中或沉或浮，承受并对抗着日本社会中对女性的种种有形无形的歧视，也为记录当代东亚社会女性生存现状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证言。

作者简介：

雨宫处凛，1975年出生于日本北海道。作家、活动家。曾做过视觉系朋克乐队女歌手和自由职业者，2000年以自传性散文集《人间地狱与天堂》（太田出版/筑摩文库）登上文坛，后以霸凌、自残等亲身体验过的“生存的艰辛”为题材发表著作，2006年起，她开始关注贫富差距、贫困问题，从事该方面的采访、写作和运动，发表了《女性与贫困》（鸭川出版）、《一亿总贫困时代》（集英社international）、《“女性”这一魔咒》（集英社creative）等多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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