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教育学教授为参与90年代的教育改革向民众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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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2016-08-24发表于每日新闻（DN）的文章
瑞典教育学家Jonas Linderoth教授写道：瑞典90年代的新教育学理念并没有带来更好的学校。教育学圈内的学者却对此保持集体沉默。正是教育学家们的新理念导致了教师这个职业的社会地位的直线下降。现在也许是应该我们公开道歉的时候了。这对提高瑞典老师的社会地位非常重要。
今年各个学校的秋季开学被笼罩在教师数量不足的阴云之下。一方面师范毕业的学生都不愿意当老师而去寻找其他的出路，另一方面也没有人愿意上师范。校长们需要打着灯笼去寻找那些愿意进入课堂的老师们。这个情况很让人担忧。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内，瑞典学校将有数千名有执照教师的位置空缺。政府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如同他们对任何其他问题的解决办法一样，就是用经济来调控，他们希望借用更灵活，也就是不平均主义的工资来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并吸引更多的人来当教师。
但是在关于学校问题的各种讨论之中，大家都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最近20年来所推行的教育改革（比如把学校的责任从国家下放到地方，绩效管理，团队工作，小学和初中合并，鼓励民间办学，学生对学校的自由选择权等等）同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什么是一个“好”的教师的定义。有意思的是，90年代的这一系列教育改革都是系统性的以教育学上的新理念为理由推行的，而并不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
当年的社会评论家，教育学专家，政府工作人员，工会，师范教师和政治家都对什么样的学校才是“好”的有出奇一致的看法。而正是这个看法损害了当年的教师队伍。原本应该是永不过时的教学手段，就是一个人给另一个人讲解他所不会的知识（译者注：就是传说中的“讲课”）却在当时被批判为老师“滥用权力”培养学生“盲目服从”。当时大家认为，一个“好”的老师应该抛弃陈旧的教学方式，而去支持学生的自主学习，课程进度应该根据学生自然的求知欲望安排，不同科目之间的界限应该更模糊，学校的教室设计也应该更有利于学生自学而不是老师讲课。
那些没能立刻拥抱接受这种新教育学理念的老师们都被认为知识观有问题，提倡盲目服从而且心理变态以故意压低学生的成绩为乐（译者注：瑞典学生的成绩是等级不是分数，是老师综合考试成绩，平时作业和课堂表现打出来的）。当我自己在90年代上师范的时候，那些顽固不化的老师们常常被比喻为Alf Sjöberg的电影Hets里面虚构的施虐狂老师Caligula。我们坚决不能成为那样的老师。我们要成为新一代的，进步的，改变瑞典学校的老师。
1993年教育学教授Alison King在一个如今已经成为经典的论文里写到：未来的老师要从“讲台上的圣人变成身边的向导”。King教授认为教师的这种身份转变会培养出独立的，有批判性思维能力的，能发挥自己的创造力解决问题的学生。大概在同一时期，数学教授Seymour Papert也认为老师过多的指导学生会阻碍学生自己探索世界的兴趣。所以他认为老师应该“用最少的教学达到最多的学习效果”。
在瑞典，这些理念早在1992年就已经被正式采纳了。当年的教育改革委员会在制定新的教学大纲的时候就在“为了教育的学校”这份报告里提出了学生的任务是“探索和发现”，而老师的任务是“激励，支持和监督”。这份报告里完全没提到学生需要聆听和理解，也没提到老师需要讲解和指导。教师这个职业的历史身份和地位就这么被一块一块的瓦解了。
我自己当年也在无知中参与了这场削弱教师的运动。当我作为一个博士生参加斯德哥尔摩的一次学术会议的时候，我在主题为“知识的体验”的环节在Kulturhuset的小舞台上讲了诸如“我听歌学到的英语都比我在学校学到的多”之类的小故事。我展示了快乐的玩耍的孩子的图片，同时播放了Pink Floyds的Another brick in thewall这首歌。这首歌里面有一句最著名的歌词就是“We don’t need no education”。如今我一想到自己当年的表演就会因为耻辱而不寒而栗。事实是，如果我不是在高中时候有幸遇到了非常好的老师的话，我可能连大学都上不上。如果当年没有善于指导，讲解和演示的老师教我，我压根就不可能后来有机会站上讲台上散布我的反教育言论。
如今我们已经可以看到90年代教育学“启蒙”的结果了。在PISA和TIMSS这类测试中，瑞典学生的成绩直线下降，下降的速度之快世界罕见。教育学家Jan-Eric Gustafsson, Sverker Sörlin和Jonas Vlachos在他们的报告“瑞典学校的政策思路”中表示：“我们有原因相信，提倡学生自学的教学模式会和老师主动负担教学责任的模式相比，教出来的学生成绩会更低。”澳大利亚的John Hattie教授发表了近几年最受关注的教育学论文。他认为，那些把“老师”变成“导师”，也就是说要求老师尽量减少对学生自主获取知识的行为的干涉的教育模式几乎可以说是成功的教育模式的反义词。
瑞典90年的教育改革并没有打造出更好的学校，这点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也许正是因为这个，所以我们的教育学家们对此集体讳莫如深。现在是时候我们开始反思我们在近20年来所推行的教育学思想了。我们为90年代对于“好”的老师的定义的道歉将能很大的提高老师在瑞典的社会地位，帮助抚平师范教育和教师这个职业身上的伤口，并为当年坚守自己的信念拒绝新思想的老师们平反。我们的道歉可以让老师们重新自豪的审视自己的历史身份。
对于我自己当年在Kulturhuset的舞台上的表演，我现在感到深深的懊悔，我要对瑞典的老师们说声对不起。我希望我的以身作则可以让更多的同事们鼓起勇气为他们所创造出来的教育界风气负起责任。我觉得写了“为了教育的学校”这份报告的作者可以牵个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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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附送给大家一个瑞典教育学上的经典案例：
学生：老师老师，12加12是多少？
老师：哦，我亲爱的小朋友，你希望它是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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