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訊 | 郭萬青點校本《國語正義》出版

《國語正義》

[清]董增齡 著 ，郭萬青 點校

出版社：巴蜀書社

出版時間：2022年8月

ISBN：978-7-5531-1559-7

《國語正義》整理前言

董增齡是清代乃至整個《國語》研究史上一位很重要的人物，主要生活在嘉慶、道光時期，具體生卒年代不詳。王引之（1766-1834）、徐養原（1758-1825）、施國祁（1750-1824）等皆以“歸安董增齡”稱之，著有《規杜繹義》八卷《論語雅言》二十卷、《國語正義》二十一卷、《金匱集解》二十二卷、《江海明珠》二卷。今檢丁輝、陳心蓉《嘉興歷代進士研究》，其中有“金衍宗六女適歸安董增齡子董開榮”一條（合肥：黃山書社2012年版，第237頁）。知董增齡有子名開榮，字勤甫，著有《育蠶要旨》（清同治十年刊本）。如果進一步深入發掘，或可得董開榮之詳細資料。董增齡與徐養原爲中表兄弟，又與施國祁交往較密。徐、施都對《國語正義》的撰寫有過建議和商榷。根據《國語正義》稿本中董氏校改的簽條可知，在嘉慶二十五年（1820）的時候，《國語正義》還在修訂之中。

一、《國語正義》流傳及刊印

董增齡《國語正義》形態分爲寫本、刊本、點校本三種形態。而寫本又可以分爲征求意見本、清稿本兩種。

（一）《國語正義》寫本

董增齡《國語正義》最初以稿本行世，其早期寫本分別呈送施國祁、徐養原，後來又曾以全本謄清稿呈送王引之，征求意見。從施國祁《國語新疏說（與董壽羣）》可知，董增齡給施國祁閱覽的稿本僅有《周語上》《周語中》兩卷。董增齡在吸收徐養原和施國祁意見的基礎上，手稿謄清後又請正於王引之。王引之爲之校批，並撰序一篇書於稿本《國語正義自序》之後。王引之將謄清稿還給董增齡後，董增齡又在王引之的建議基礎上，對謄清稿進行了刪補改易，多處貼有簽條。所刪文字，往往在該字上點墨點，添補者則在刪掉文字的字裡行間。簽條一般粘貼於所補《國語》相關文句本頁或後頁，也有的離補充位置數頁，後者相對較少。此一稿本疊經流傳，至於周慶雲之手，最後入藏上海圖書館。檢今上海圖書館藏稿本，有“烏程周氏夢坡室藏書”印。半頁八行，行三十字，注疏小字雙行。無邊框行格。比對之下發現，式訓堂刊本與手稿本頗多不同之處，凡是簽條補充者，刊本皆未錄入，即便正文部分，刊本也多與稿本有不同之處。比對發現，稿本注文多從公序本，而刊本注文多有改從明道本者。就引文的精準度上而言，稿本明顯比刊本高。

總體而言，稿本和刊本具有各自的獨立性，二者雖然是董增齡同部著作的不同形態，但是二者之間似乎並不是底本和刊本的關係。因此，最大的可能就是，章壽康式訓堂刊本所據底本是根據手稿本過錄的傳錄本，因為稿本小字補充的很多內容實際上都出現在刊本中，說明刊本所據底本應該是該手稿本的過錄本，只是在過錄中對於一些刪抹內容未能提起注意，對於一些添補文字採取遺漏的形式，對於簽條，則一概不錄，這纔造成了稿本和刊本之間的差別。章壽康《式訓堂自己卯續藏書目》中收有“國語正義六本抄”，上海圖書館藏周慶雲原藏稿本爲八冊，與章壽康藏《國語正義》抄本不盡同。而此六冊之抄本當即式訓堂刊本《國語正義》的底本。至於二者之間的詳細關係，還需在檢尋章壽康《國語正義》抄本下落的基礎上進一步研討。

（二）《國語正義》刊本與刊本之影印

董增齡《國語正義》由式訓堂刊刻於光緒庚辰（1880）冬。刊本牌記三行，行七字，云：“光緒庚辰冬會稽章氏式訓堂開雕福山王懿榮署耑。”依次爲董增齡《國語正義序》、王引之《國語正義敘》、《國語敘》、《國語正義》全文。所錄王引之序文無標題，序文末注明“寫本失載，茲於《南潯鎮志》錄出”，可見，式訓堂所用董增齡《國語正義》底本並無王引之敘可知。式訓堂刊本進一步擴大了董增齡《國語正義》的影響，海內外多家藏書機構收藏有式訓堂刊本《國語正義》。但刊本的流布也使得董增齡的稿本學術價值一直隱沒，未能爲世所知。

檢視《國語正義》可知，其所據底本，當爲明末至於乾隆時期之文盛堂本、乾隆時期三餘堂本一類刻本，包括後來的書業堂、綠蔭堂本等都屬於這一類。這一類刻本是張一鯤本系統的支系，其最顯著的特徵，即挖掉韋昭《國語解敘》最後一行和張一鯤《刻國語序》後半部分拼接而成，以“南宋鮑彪校本”行世。篇章中亦多有臆改或誤增之字。從這一點上言，董增齡《國語正義》所擇底本不佳。

1980年，日本中文出版社首次影印式訓堂本《國語正義》。1985年，成都巴蜀書社據王利器（1912-1998）藏式訓堂本影印《國語正義》，影印時脫掉一頁，又不錄王引之序文，未能稱爲完備。1996-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輯印《續修四庫全書》，收入式訓堂本《國語正義》，在《續修四庫全書》第422冊。

（三）《國語正義》點校本

除了韋昭《國語解》有上海師大校點本之外，其他《國語》研究專著很少有點校整理本出現。《國語正義》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靠巴蜀書社影印本和《續修四庫全書》本爲學者所瞭解的。《中華大典》的某些分典在纂輯的時候錄入了《國語正義》的某些內容，可以算作《國語正義》部分篇章的標點。2018年6月，由金曉東博士點校整理的《國語正義》，與黃懷信點校的《逸周書》、謝保成點校的《貞觀政要》同列《儒藏》（精華編）第一三七冊，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金點本《國語正義》共598頁。前有《校點說明》，對董增齡、《國語》及其注本、《國語正義》秉持家法、《國語正義》與後世集解之比較、《國語正義》之不足、《國語正義》傳本、校點所參典籍等。

以上是目前《國語正義》傳本的基本概況。大致分爲寫本、刻本和排印本三種，寫本又有稿本與抄本之別，刻本又有原刻本和影印本之別。寫本中，以上海圖書館所藏稿本最具文獻價值與學術價值，影印本則以《續修四庫全書》本較勝。

二、《國語正義》的內容

《國語正義》分爲序文和正文兩部分。

（一）《國語正義序》

董增齡《國語正義序》是《國語》研究史上繼韋昭《國語解敘》、宋庠《國語補音敘錄》之後又一篇系統探討《國語》作者、流傳、散佚、注解的文獻，應該引起重視。

在這篇序文中，董增齡篤信漢人內外傳作者皆爲左丘明之說。董增齡根據班固（32-92）《藝文志》《國語》二十一篇和《新國語》五十四篇的記載，認爲漢代《國語》有兩種，今傳者爲《藝文志》所載二十一篇本。董氏根據載籍引述《國語》內容不見於今本者，認爲今本《國語》或有散佚。董增齡認爲管子生在左丘明之前，故不能預知《國語》之文。此外，董增齡還探討了《越語下》和《國語》全書體例不一的問題，最終認定恐是《范蠡》一篇攙入。董增齡序文還簡略梳理了此前的《國語》注家，並指出“唯韋解尚存”，但同時指出韋解也有散佚條目。董增齡揭出的這一點很重要，清代以來的學者，主要關注《國語》佚注的輯佚，很少有學者認識到韋昭注其實也有散佚的問題存在。董增齡進而指出其他各家注的一些條目散見於各書之中，對輯佚來源進行了揭示。

董增齡序文的最後一部分交待了《國語正義》撰述緣由、條例、內容、成書過程等等。董增齡同時認爲三國時期開始，“儒學爲之一變”，不管是吳國所處的外部格局還是吳國的內部環境，韋昭的生活時代都非安定局面，故以“抱闕守殘”視之。基於如上推斷，董增齡認爲韋昭《國語解》雖然引述經義不少，但所引述和許慎、鄭玄解說不同，又往往依從《國語》本文，因文解義，“殊非實事求是”。

序文最後一段內容，是董增齡對自己撰作《國語正義》的心曲做的交待。從序文知道，該書是董增齡四十歲以後寫的，前後一共用了五年的時間，書成之後，又向王引之等請益。從稿本中簽條題署的日期以及王引之序文撰作的時間可知，董增齡《國語正義》的修訂至少從嘉慶二十四年（1819）、二十五年（1820）一直持續到道光二年（1822）。

董增齡這篇序文極具《國語》學術史價值。有些《國語》研究上的問題還是董增齡首次提出。

（二）《國語正義》正文

正義體對原書序文往往進行疏證。董增齡也不例外。由於千五百年無疏韋注者，故董增齡的《韋昭國語解敘正義》是《國語》研究史上第一篇全面研究《國語解敘》的文獻。其周詳細密程度，可謂空前絕後。今以《國語解敘》頭一段內容爲例。

每疏證《國語解敘》一義，必徵引諸書，以次第說明。僅《國語解敘》一段內容，就引述了《書》《史記》《釋名》《左傳》《公羊傳》《說文解字》《說文繫傳》《國語補音》《春秋經傳集解》《孔子家語》《汲郡古文》《戰國策》《曲禮》《周禮》孔頴達疏、蕫仲舒《對策》、賈逵《春秋序》、鄭康成《六蓺論》、劉歆、班固、荀崧、劉知幾、權德輿、服虔、陸機《文賦》、《尚書》孔傳、王充《論衡》、《離騷》王逸注、王延夀《魯靈光殿賦》、漢儒等等之言。可以印證王引之“援據該洽”之說。對韋昭《國語解敘》的疏證既有語義訓詁，又有學術史梳理，還包括詮釋典籍內容及其得名、史實補充等。

《國語正義》正文中，《國語》原文大字單行，韋昭解小一號字單行附於正文之後，董增齡正義小字雙行。韋注以“解”標識，董增齡正義以“疏”標識，式訓堂刊本全書共1425條，其中疏解正文者29條，疏解有注文者1396條，即便疏解有注文的地方，有的也是在疏解正文而非疏解注文。疏解正文29條中，《吳語》5條，《楚語下》4條，《周語中》《晉語六》《晉語七》《晉語八》《鄭語》《越語上》《越語下》各2條，《魯語上》《魯語下》、《齊語》《晉語一》《晉語四》《楚語上》各1條。“疏”字之下先出疏證範圍，往往以“xx（至）xx”出之，“至xx”下以“○”與疏證內容隔開。疏文內容則雜取各家，爲之辨說。大致包括疏通韋注、校勘文本、訓解正文等。

總之，董增齡《國語正義》由於隨文注釋，故而涉及到《國語》和韋解的方方面面。釋地理，則包括《國語》以及韋解所涉及到的山河、州川、郡縣、國族、采邑等等；釋動物，則包括《國語》及韋解涉及到的禽鳥獸畜蟲等等；釋器具，則包括《國語》及韋解涉及到的兵器、農具、禮器、樂器、雨具、食器、盛器；釋禮制，則涉及到祭祀禮、籍田禮、冠禮、軍禮、相見禮、朝聘禮、賜命禮、燕禮等等。疏證韋解，包括對韋解的語義補充、史實補充、本原說明、駁斥補正等多個方面。

董增齡《國語正義》最爲明顯的特點即材料豐富，廣征博引，其引用文獻格式大體包括：1.書名全出；2.只出篇名；3.只出作者；4.暗引襲用。《國語正義》一書考辨條目“又有襲用他人而不出注者”，其徵引材料則存在“剪裁不當、引文重複、文字錯訛、張冠李戴、標註不完整等問題”。具體言之，刊本《國語正義》在引文方面的問題約分爲三個方面：（1）引文和原文有差別；（2）引文和其他文字有交叉；（3）引文出處標注不準確。

三、《國語正義》的學術價值

（一）是《國語》注釋史上第一部疏證體著作

董增齡《國語正義序》已經提到，韋昭注之後一千五百年間，無有爲其書疏證者。綜觀韋昭之後的整個《國語》研究史而言，董增齡《國語正義》有著獨擅勝場的地位。此前此後的著作，比董增齡條目多的，不如董增齡引述宏闊；比董增齡條目少的，又不如董增齡全面。故而董增齡《國語正義》是韋昭注的首部疏證之作，雖然其對韋昭注並非處處維護，但大體不離疏證要旨，對進一步理解、整理和研究韋昭注提供了視角。

（二）具有《國語》集解的性質

所謂集解，即集衆說於一體，爲讀者提供最全面的學術信息。集解共分兩種，一種即資料齊全，屬於輯纂類；一種則在參考衆多資料的基礎上案以己意。前者屬於資料彙編，後者則兼具資料彙編與研究著作雙重性質。董增齡《國語正義》屬於後者，這部書産生在《國語》佚注輯佚尚未博興的時代，而搜輯佚注、考校異文、徵引故訓，對讀者瞭解《國語》研究之全豹是有貢獻的。由於董增齡之前，清代《國語》研究成果不多，能爲董氏所引述者就更爲少見。而《國語正義》引述佚注多家，十分難得。

（三）《國語》研究史上的重要著作

回溯整個《國語》研究史，《國語》專門著作數量相對較少，且細密程度普遍不高。民國以前《國語》研究史流傳至今的著作而言，考校條目超過1000條的《國語》著作並不多。就中國本土而言，僅有韋昭《國語解》、宋庠《國語補音》、牟庭《國語校注》、董增齡《國語正義》、汪遠孫《國語明道本考異》、吳曾祺《國語韋解補正》、徐元誥《國語集解》等七部著作而已。當然，考校數量不能說明全部問題，但至少可以說明部分問題。僅從這個角度而言，董增齡《國語正義》就顯得尤爲重要。

（四）對後來的《國語》研究具有一定影響

清代《國語》研究主要以考辨體爲主，但是細密度如董增齡者，似整個清代唯董增齡一人。晚清吳曾祺撰作《國語韋解補正》，其中公序本云云者，多據董增齡《國語正義》，而其考辨條目整體較簡約，其數量上比董增齡少三分之一。雖然董增齡的《國語正義》在很長時間內以寫本形式流傳，但其後的《國語》研究者仍然有引述之者。如汪遠孫《國語發正》即引述董增齡《國語正義》之說多處，且多以董氏之言爲解，不再別立新說。式訓堂本《國語正義》面世之後，學界引述之者就更爲多見。甚至有的學者進行其他古籍的匯釋工作，也會徵引董增齡《國語正義》，如王利器《呂氏春秋注疏》就有多處直接徵引《國語正義》。

四、整理說明

考慮到式訓堂刊本的傳播廣泛性，故本次整理，以式訓堂刊本爲底本，以上海圖書館藏稿本爲參校本。整理工程中，力求不改動刊本一字，凡稿本與刊本不同之處，在校勘記中予以說明，力求最大可能呈現稿本內容。凡上文所提及刊本和稿本用字不同而實爲異體字者，一般不再出校。而刊本和稿本中涉及到的清代時期的避諱字，則改爲本字，而屬於《國語》原有的“莊”避作“嚴”則仍予以保留。董氏處於清朝中期《國語》版本系統確定之後的二百年間，故涉及到《國語正義》和各本不同之處，非有訛謬或揭示《國語正義》稿本與刊本版本依從之處者，則不再揭出。凡稿本、刊本不同之處，悉以“稿本”“刊本”出之。屬於《國語正義》本書問題者，則以“董氏”出之。董氏所引諸書，悉皆一一取校，唯董氏當時所用刊本，或與今取校不同，故有些異文問題恐怕還是引書版本不同所致，但仍逐一校出，爲讀者檢尋保留線索。此外，古人引文好爲減省，而引號起訖則頗難措置。爲了體現引文的完整性以及引述的精準性，凡《國語正義》引文中間有省略字句者，以逗號或句號進行標識。同書引文上句、下句之間關聯性較低者，則分別標識引號。凡引述文字，原文自有正文、注文區別者，注文以括弧標識。又稿本簽條中亦有注明簽條措置位置者，亦以括弧出之。

古籍整理，需要多方面學術背景，筆者學殖淺薄，生性疏懶，只能說花了時間、下了功夫，其中謬誤一定不少，祈請四方博雅君子不吝指正，固所願也。

文章来源：公众号“中国训诂学研究会”

作 者 简 介

郭万青，男，山东宁津人，现为唐山师范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先秦文献、训诂学、海外汉学、近代学术研究，主持省部级及其以上项目7项，出版专著8部，在《文献》《语言研究》《敦煌研究》等权威期刊及其海内外其他学术期刊上发表专业论文100多篇，获省市级科研奖励多项，第七批唐山市优秀市管专家、河北省三三三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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