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子弟 | 什么是幸福？——也谈监护人制度

“外交官说事儿”公众号最近刊出了外交子弟孟小五的系列回忆，其中一篇（点击阅读：《监护人制度》）提到我父亲徐晃出国工作时，我家兄弟姐妹的监护人是新闻司司长龚澎阿姨，的确如此。但他没提到的接替龚澎阿姨的是当年新闻司的年轻人马毓真！我们亲切地叫他小马叔叔，一直到现在！

◇ 姐妹看望马毓真夫妇

这话还得从头说起。五六十年代，我家住在无量大人胡同6号，这个七进四合院原本是梅兰芳大师的前故居，解放后成为外交部宿舍。我家邻居有乔冠华和龚澎阿姨家、开国中将大使袁仲贤家、和平解放长沙的功臣周竹安大使家，以及黄华、章文晋等外交部干部的家庭。

父亲和龚澎阿姨既是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老战友，又是新闻司正副司长搭档，还是外交部两处宿舍大院的邻居。我三姐小时候长得特别漂亮可爱，被龚澎阿姨认作干女儿。因此，父母出国工作，龚澎阿姨就义不容辞承担起监护人的职责了！

◇ 在外交部西郊幼儿园的徐小五（左）和徐晓红

我家的情况属于孟文分类的第一、第二类的混搭：既有同事监护人，也有亲戚照看。我母亲朱晓林从四川老家请来我们的舅妈照看家务，龚澎阿姨则负责我们的各科学业和健康成长。龚澎阿姨经常向我大姐了解情况，问寒问暖并提出建议，真是关怀备至！

至于外交部总务司福利科拨款的事情，因为我那会儿太小，一点也不了解。但我知道，我们作为新中国最早的留守儿童，感到了组织上的关心，党的温暖。我们不愁衣食住行，但都勤俭节约，能吃苦耐劳。

我们五个兄弟姐妹都在创建于抗战时期延安的北京育才学校住校，周六中午回家，周日晚上返校。当年坐过一种人力三轮八座儿童车，也常坐6路无轨电车，还学雷锋做好事，去该车总站帮忙擦过车。有的周日，我和晓红姐选择徒步，省下9分钱的车费，可以买份《北京晚报》，还能买点前门大街的名吃，比如江米碗。

作为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穿越东城区、崇文区再到宣武区，返回天坛附近的育才学校，需要一个多小时！累了，我们就坐在路边歇一会儿。难怪晓红姐在参军后的野营拉练中，一天走100里都不叫苦不叫累呢！在育才学校，我们也都自觉遵守纪律，专心致志，努力学习，做到了“德智体全面发展”！

后来，龚澎阿姨工作实在太忙了，就派新闻司年轻干部马毓真叔叔来当我们的监护人了。记得他当年朝气蓬勃，充满活力，很会逗我们这些小孩开心快乐！他甚至把自己的自行车长期放在我家，让我们几个从小就都学会了骑自行车！

◇ 齐怀远叔叔在东德使馆工作时，回国休假给我们拍的照片。

有一年的冬天，和我父亲同在一个使馆工作的齐怀远叔叔（后任副外长）回国休假时来看望我们。他特意给我们姐妹拍了几张合影，背景选的是6号院上院龚澎阿姨她家住的小洋楼，照片印出两套，一套送给我们，一套带给我们的父母！感谢齐叔叔的高超摄影技术，60年代初期的我们笑容满面啊！

多少年过去了，令我们特别感动的是，乔部长和龚澎阿姨的儿子、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乔宗淮大哥和小马叔叔（后任中国驻英大使和驻港特派员）出访海外时，都特地来看望在国际组织工作的我们，并畅谈今昔，问长问短。宗淮大哥还和我们一起欣赏了一场芭蕾舞演出。他们对我们从幼年时期的关心一直延续着。

前些年，我们的母亲仙逝，小马叔叔、宗淮和松都兄妹俩都来参加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告别仪式。松都更是始终陪着安慰我们，直到我们姐妹流着泪取回母亲的骨灰！这份浓厚的情意，不是姐妹胜似姐妹；而他们对革命老前辈的崇敬和爱戴更是感人肺腑！

孟文提到早期外交部“这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制度，大人感到满意，孩子觉得温暖。不仅过年过节分发食品，而且举办新春联欢会。特别是60年代以后，每年的春节联欢会不再单独由外交部举办了，而是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务院系统的联欢会。”这也勾起我的很多温馨的回忆。

记得有一年过“六一儿童节”，出国人员子女获邀观看由中国儿童剧团演出的话剧《小雁齐飞》。到了六国饭店剧场，发给我们每个小朋友一个纸口袋，里面是红薯干和水果糖，我们觉得好吃极了！演出前，陈毅伯伯用我们熟悉的四川乡音在台上发表了语重心长的讲话，让我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据我雅雅大姐和晓红姐回忆，“三年困难时期”的一次春节慰问活动，是在外交部老部（外交部街）礼堂看电影，是给每个小朋友发一包蒸红薯，大姐很快就吃完了，晓红姐舍不得吃，拿回学校放在课桌里，第二天就不见了，她也没吱声。

再后来，我们家每年春节都能收到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春节联欢会”的请柬。小朋友们参加套圈、捡豆子、猜谜等各种文娱活动，获奖礼品琳琅满目。我们还可以到处窜，在大会堂看歌舞，在三楼小礼堂看京剧，在宴会厅看周总理等领导人和民众一起翩翩起舞。有一年我还和兄姐失散了，急得直哭，被人送到一个专门的办公室。叔叔阿姨们特别照顾我，给我玩具和好吃的，并在散场时广播找人。

其实，我们最爱看小朋友们自编自演的节目，积极参加在外交部老部（外交部街）大食堂舞台举行的出国人员家属暑期文艺汇演！记得有一年我们演的是《解放南方》，晓红姐和我等几个小朋友戴着斗笠，身穿对襟衫和剪了半截的裤子，唱起了抗美援越歌曲。那时，家属小孩可以随便出入外交部大院，只要跟门口站岗的解放军叔叔打个招呼就行。我们也经常拿着小饭锅去大食堂打菜买主食，还去那里的澡堂洗澡。

而我们最最开心的是，暑假期间全院小朋友打枣分枣！平时就上房爬树的小伙伴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噼里啪啦，甜枣掉了一地，捡起来集中在一起，每家拿一个脸盆来，再统一分配，大家吃得肚歪歪！

后来，袁大使遗孀徐桂梅阿姨和她家六个子女搬到大甜水井胡同独门四合院住了，还有几家也搬走了，陆陆续续又搬进来部里其他一些干部家庭和供应处的职工家庭。大家依旧和睦相处，相互关心。

我家对面南房住的是供应处的木匠宋师傅一家，他的大女儿小芝很会做饭，我们赞叹之余也切磋做饭手艺，因此我们学会了蒸馒头、蒸包子，真正做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舅妈没有北京户口也没有粮票，和我们五个孩子一起均摊，主食很少。她在院子假山的山洞里做四川熏肠，松针燃烧后烟雾缭绕，至今令我们回味无穷。现在想来，虽然有时父母不在身边，但我们学会了平等待人、相互谦让、克勤克俭，以劳动为美。

◇ 留守儿童

如前所述，我们大院的孩子们除了参加出国人员家属暑期汇演外，还三天两头组织文艺晚会。似乎人人都能歌善舞、吹拉弹唱。我的大姐、哥哥和三姐都会拉手风琴；大姐是合唱指挥，还会敲扬琴和弹钢琴；二姐很会跳各民族舞蹈，甚至考上了西藏军区文工团（后来因体检要求高，没去成）。大姐作为艺术院校高材生，是晚会的当然艺术总监。

我们也学会了相互合作，让人人有机会，无论大小，重在参与。所以，我们一直都很适应集体生活。无论后来是上山下乡当知青、当工人与工农相结合，还是摸爬滚打成为隐秘而伟大的解放军战士，我们不怕逆境，不怕困难，善于团结人，热心公益，始终保持快乐的生活状态，根本不知道还有“社恐症”一说。

当年组织上分发的一包小吃所带来的幸福感、那已经消失了的大院美景、爱护和关心我们的叔叔阿姨们，以及一起健康快乐成长的小伙伴们，一直并将永远是我们珍藏的幸福记忆。

-End-

文字 | 徐小五

图片 | 徐晓红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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